读葛洛斯曼的《生命》毕，写一小队红军潜伏炭坑与德寇作战，备极艰苦危难，终得脱险的故事。要这样才可以算得是真正的“地下军”。

齐先生本约十时至十一时顷来寓商讨报告的翻译。十一时将近，胡济邦来，催去访问亚布雷丁先生。亚先生是作家协会的秘书，济邦已经用电话同他约定了，说我十一时将往拜访。这使我有点为难。万一齐先生来了怎么办呢？据说，作家协会很近，亚先生在那边等，我也就只好先去访问了。恰巧，在横过高尔基大街的时候，在街头和齐先生对碰着了。约好在一点钟的时候再来。

亚先生年近六十，见面时表示着热烈的欢迎。往年我们曾经通过信，我送过他一条四川出产的竹丝帘（无宁改称为绫），他说，他的夫人（哲学教授）甚为珍重。办公室很窄，壁上有巴比塞、萧伯纳等作家的像。亚先生也要我的相片，我请他向塔斯社要，几天前塔斯社曾有记者到我寓里照过相的。

作家协会有《文学报》，是周刊，他要我发表谈话，作为对于苏联人民与作家的致意。电话中约好了阿德林先生作翻译。明日午前十时再在作家协会会面。

与齐先生商讨译稿，直至三时半始完毕。齐先生字斟句酌地十分认真，有些地方我劝他马虎一点，然而他绝不马虎，这工作态度使我钦佩。中国话和中国文太不严密精确，翻译成外国文字是一件相当吃力的事。齐先生在百忙中帮我这样大的忙，我的感激是无言可以表达的。他在中国的时间并不久，而他的中国话的发音和了解都非常正确，进步之速足以惊人。这除他有聪明的禀赋之外，工作态度的不苟且，应该是使他成功的重大原因。

齐先生把译稿弄完之后，回去吃饭去了，我也下楼进食堂用膳。等了一个钟头，餐事不见送来，后来才知道丁君先进食堂时，送出的是两人份，我的一份已经没有了。又只好回到房里。

四时四十分顷齐先生又来，同往历史研究所。那是在一座大厦的二楼上，在一间会议室中由伏伊丁斯基博士主席。伏博士先把研究所的业绩简单地陈述了一遍，关于东方的历史主要的是研究近代史。太平天国的运动，辛亥革命，太平洋问题等，是各位研究员的中心问题。接着便是我的报告。我主要的说到抗战以来的历史研究，通史的酝酿，古代社会的争辩，历代农民革命运动的关心，封建制长期停滞的探源，说得很简单，但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我读我的原稿，齐先生读他的译稿。听讲者将近四十人，似乎都还感觉兴趣。文化协会的东方部长栗文松先生和苏太太也在听讲，讲完之后，栗先生告诉我，希望把这同一报告，在文化协会再作一次，日期和时间决定后通知，我自然乐意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