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日程今天下午是参观巴甫洛夫研究所。这研究所的工作主要是研究脑子的作用，有名的“制约反射说”便是巴甫洛夫所倡导的。他逝世后，他的业绩为承继他的学徒们所承继着。我是学过医的人，对于巴甫洛夫的研究很感兴趣，很乐意去参加这一项的参观。但在八点钟的时候接到阿翰林的电话，十一时在东方学院有学术报告，要我去参加。我是东方人，关于东方的学术报告，我自然非去参加不可了。于是我便放弃了前者。

早饭后与齐先生乘车再游基洛夫群岛，这样开朗，清和，而又闲适的地方，实在是得未曾有。或许在时季上有关系吧，阳光和蔼，空气清醇，使我相信了在地上确是有天国。

十一时到达东方学院。会场在三楼的一间长条房间里，当中一张长案，四面围坐着听讲的人，约略有四十人光景。司徒鲁卫先生主席，他在致开会辞中特别提到我，把我详细地介绍了一遍。报告者一共是三位，首先是一位老学者报告关于伊兰古文书的研究。其次便是阿翰林，他把他所翻译的《月赋》、《海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滕王阁序》，逐次的朗诵了一遍。腔调异常的铿锵，读着《好色赋》的时候，听的人都发了笑。在这时主席宣告中休，但在休息之前允许了我临时发言，表示我的谢意。

主席在刚才的开会辞中，对本人特别表示欢迎，我非常感激。我这一次受到邀请，来参加苏联科学院的第二二〇周年庆祝大会，我是怀抱着玄奘赴印度时的那样的心情来的。可惜在路上耽搁太久，失掉了许多宝贵的参观和学习的机会，实在是一件憾事。

但我今天来参观东方学院，拜听了各位先生的报告，我得到了很多的教益。苏联学者在研究学问上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缜密审慎的方法，我将要带回中国去，使中国的学术界也能够兴盛起来。

科学要为人民服务，科学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人民要被科学武装，人民才会发挥伟大的力量。这科学与人民的结合，只有在苏联是确实地做到了。这种实践的精神，我也一定要带回中国去。使我们中国人民和中国学术界，对于今后的世界文化能够作出新的贡献。

我离开中国的时候，中国的人民和中国的学术界托我带来了一个希望，便是希望中苏两国的学术界能够得到密切的联系，中苏两国的人民能够更加增进亲密的兄弟般的友爱。

胡济邦小姐也在听讲，她向我进言，报告完毕后，应该去参观阿翰林的书斋。我同意了。她便也征得了阿翰林的同意。在我发言之后，阿翰林先走了，说回头开汽车来迎接我们。中休之后接着是史登博士（dr.stein）的《管子与希腊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我非得静听不可。在听讲中阿先生曾经来催过一次，但我不便中途退席。这样竟使史登博士特别加速了他的报告的语调，我心里很感觉着不安。报告将近一个钟头完毕，毫无疑问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可惜我不通俄语，只能靠齐先生和胡小姐告诉我一些大意。齐先生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只说关于《管子》一书的年代没有明确的判定或许是白璧的微瑕。《管子》书并不是管仲做的，也并不是春秋时代的书。关于这个问题，有罗根泽所著《管子探源》，有参考的必要。这书虽然也并不就是结论，但他确实提出了好些新的问题。

等史登博士报告完毕，我们走下楼时，阿先生已经走了。听门上的人说，他回头再来。我们便在楼下的一室参观苏联科学院自成立以来的关于植物学方面的出版品的陈列。两百多年前的珍贵的出版品很不少。在还没有参观完毕的时候，阿先生又乘着汽车来了，我向他深深地道了歉。

阿翰林的书斋里面所藏的中国书很多，壁上有黄庭坚所写的诗，是拓本。阿先生说，他欢喜黄庭坚的字。又说，“入其室即知其人矣”，确是这样。蒙以中国茶款待，一面饮茶，一面谈到中国和日本的茶道。日本的茶道，我认为是从潮州福建等地输出的。因而便谈到韩愈。阿先生说，“中国人所供的财神在南边的恐怕就是韩愈”。这见解很新鲜。我没有详细问明根据，或许是因为韩愈有《送穷文》的原故吧？临行，阿先生把他所翻译的《诗品》和《聊斋》一样送了我一本，还用汽车一直把我送到了旅馆。

中饭后与齐先生两人往参观列宁博物馆。馆内所陈列的系列宁城保卫战的战绩。双方的各种武器，各种详细的数字，立体的平面的各种模型图和各种地图，把整个战况活现在参观者的眼前，设计的缜密灵巧实在值得惊叹。

在围城的初期，一九四一年的冬季的开始时，一切供应线都切断了，只有靠空运救济。但这供应量不够分配给全城的居民，在这时期饿死的人很多，有全家饿绝了的。馆内在一个玻璃匣中便陈列了一例。那是一位姑娘的日记，她用铅笔记下日期和时刻，哪一天她的亲爱的祖母饿死了，哪一天是她的妈妈，哪一天又是她的弟妹，直到没有日记的一天，当然就是她自己死了。就这样，七口人家一共死绝。

就在这样艰难的时候，东北方的拉多加湖水结冰了，冰上便开出一条运输路来。然而在这冰路上却依然发生了障碍。冰已经结得够厚了，司机们照着自己的经验以为可以毫无问题了，然而汽车驶去往往陷进冰里。在这儿便表现了苏联科学家们的威力。

科学家们被召集了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在约斐教授的研究室里也终于得到解决。

汽车在冰上开过的时候，它所引起的振动对于冰的破裂有重大的关系。这种振动以每小时约二十英里的速度进行，假使汽车的速度快于每小时约二十英里，那便没有问题。假使是缓于每小时约二十英里，那便是在振动上加上了汽车的重量，结果便起破裂。

问题一阐明了，困难也就得到解决。冰上行车的规程便有了新的订正，每小时的速度不能小于二十英里，前后两车之间至少要相隔若干的距离。不得由对面驶来的车旁边驶去。

这是苏联科学战胜了困难，战胜了法西斯的一个宝贵的实例。

在回莫斯科之前，齐先生要去向他父亲告别，我便要求去拜见他的父亲。在这儿我看见了苏联的家庭，父子之间非常动人的情爱。

家是在一处僻静街道的楼上，当我们的汽车驶到门口的时候，齐先生先上楼去通知。有七八个男孩子走来围着汽车张望，我便把汽车门打开，欢迎他们到车上来；他们非常的高兴，一下便把汽车坐满了。司机只是笑。苏联的孩子们非常天真，他们对于外来的人并不感觉生疏，不用说更没有丝毫侮蔑的情态，他们真好像是生在乐园里的天使一样。我爱他们。像这样在自由的天地中所陶养出来的第二代，应该可以说是真正的人类的开始吧。

齐先生下楼来了，他看见一车的小孩子，他开朗地笑了。“苏联的孩子们真是天不怕，地不怕，胆大得没有王法。”他这样说着。我们上楼去了，车子就让给孩子们占领着。

齐先生的父亲是很魁梧的一个人，他以满腔的诚意接待着我们，非常的兴奋。他忙着这样，又忙着那样，一面吩咐着他的一位新续弦的夫人，一面又自己动手，想用尽一切的方法来使我们熨贴，使我们满足。他本是普通医师，战时担任军医，现在也还是。围城时他自然没有离开。住宅壁上有好些弹痕，他一一指示给我们看了。室中的餐桌上已经陈出了餐事。我们在旅馆吃过中饭才不久，实在没有方法再吃，但经不过齐老先生的恳切劝宥，结果还是干了三杯伏特加，又喝了一杯咖啡。夫人也很殷勤地款待着，她亲手做了一个大蛋糕，截了一大半来包好，要我们带到火车上吃。

“因为你在中国，我没有征求你的同意便续了弦，你不反对吗？”齐先生把他父亲对他说的话翻译给我听。

“这是父亲的事，我无权过问。”他又说，“我是这样回答了。”

父子之间这样的毫无隔阂，实在是美丽的事。像在我们中国，上了年纪的父亲便每每武装着自己就像硬壳胡桃一样，续了弦，谁还会向你儿子道歉呢？要反对吧，扭着耳根向后母叩头就是。

到莫斯科的火车有八点和十点的两趟，八点的是特别快车。我们为了要去赶这趟快车，便只得匆匆告别。齐先生和齐老拥抱了。我也和齐老拥抱了，他不断的说“谢谢，谢谢”。我们下了楼，孩子们从车里下来了，其中的一位搂着要和我拥抱。我们拥抱了，差不多每一个孩子都拥抱了。齐老先生夫妇站在楼前的月台上送别，邻室的人都出到月台上向我们挥手。小朋友们等到我们的汽车开动起来之后，还追送了一程，喊着“乌拉！”

八时前一刻赶到了车站，是特别快车“红色的箭”。起初被分配在第一列车，四人同一车室，其余二人系新闻记者。继经齐先生向车长交涉，上车后在鲁班站上换到最后一列车，二人一室。室内宽敞，有寝台，有盥洗间，甚感舒适。

沿途所见均是战场，森林和村庄多整个被焚毁。铁桥被炸断，尚未修复，系用临时架设的木桥代替。本是双轨的路线，现也只是单轨，因为有一半被德寇拆去做工事去了。因此行车缓，平时十个钟头可以到达莫斯科的，现在需要一倍以上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