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间有两件大事——香港回归祖国；七七卢沟桥事变，全国人民奋起抗战60周年纪念——这使我常常回想起自己的母亲。

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卢沟桥隆隆的炮声。那时我还不满6岁，是北京师大附小一年级的学生，正值暑假，只见大人们往窗子上粘牛皮纸条，防备炮弹震碎的玻璃伤人，还挂起了棉门帘儿，说是可以挡住弹片飞进屋里。除此之外，市民们就再没有别的什么防御措施了。不久，我在胡同口看见了过伤兵，市民们争着给伤兵送茶水，送鸡蛋，还上前搀扶，拉起人力车把伤兵送往医院。妈妈说，这是宋哲元将军率领的二十九路军，在英勇抵抗日本鬼子。

夜晚，爸爸到小床边亲吻我和弟弟，把我弄醒了，爸爸说，“乖，听妈妈的话！”说罢提起一只小皮箱，妈妈就匆匆地把他送出了四合院。后来我才知道，爸爸跟着他任教的大学连夜撤退到南方去了。

月底，日本兵进了城，妈妈不让我和弟弟出四合院。秋后复课，校门口挂上了膏药旗，强迫我们给它鞠躬。不久又来了日本教员，规定我们一律学日语，不准说自己是中国人。我母亲是北平第38小学的校长，那边的情形也一样。她愤然辞职，也叫我退学，含着眼泪说，“不当亡国奴！就在家，妈教你。”

我的生母李静轩，是北平第38小学校长。

我母亲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曾任南开中学美术教员。父母都是教书匠，他们的共同心愿，就是拿我当实验品，进行智力早期开发。妈妈给我制定了读书计划：5岁上小学，10岁上中学，16岁上大学，20岁去美国留学，24岁获取博士学位。这个计划她对我讲过多次，还说，只要我做到了，弟弟也就能做到。这种望子成龙的亲情，既深且重。可惜，当我刚刚读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被迫退学了，妈妈怎能不伤心落泪？

二舅一家人从河北省农村逃到城里来，跟我们住在一起。二舅说，日本鬼子在农村烧杀掠夺，轮奸妇女，无恶不作，农村已经成了人间地狱。妈妈说，日寇在城里虽然有所收敛，不公开杀人，但是进行经济、文化侵略，奴化教育，同样是暗无天日啊。每天夜晚，他们都偷偷地收听武汉电台的广播，妈妈还经常叫我起床，学唱广播里的《义勇军进行曲》，又把歌词抄下来，教我读写：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年冬天，妈妈带着我和弟弟，逃到天津英租界，然后搭乘招商局的轮船，经青岛、上海、厦门、汕头，来到香港。一路上，有两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妈妈的心情很好，常领着我在甲板上，或在客舱里，给乘客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再就是每到一地，妈妈都带我上岸看看，给我讲当地的物产、地名、历史故事，“咱们地大物博，万众一心，中国不会亡！”如今回想起来，这真是一门爱国主义的地理课呀，使我没齿难忘。

来到香港，举目无亲。妈妈这年29岁，带着两个幼儿，生活极其艰难。她白天外出打工，晚上回到棚户区（贫民窟）低矮潮湿的破屋，洗衣做饭，坚持给我补习功课，待我和弟弟睡下之后，她还要写几封信，寄给内地亲友，四处寻我我的父亲……

在香港的困苦日子里，妈妈也曾挤出一些时间，带我出去看看，给我讲过林则徐烧鸦片的故事，还说，“这儿为什么叫维多利亚港湾？因为香港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中国人反而住棚户区！”

父亲终于赶来香港，把我们接到江南，又赶上敌机对广州的大轰炸，震惊中外的长沙大火，桂林大轰炸，贵阳大轰炸……我们辗转逃难，流离失所，我和弟弟频频辍学。为坚持那个梦想中的教育计划，就是跑警报时坐在荒郊野外，或者躲在桂林七星岩的大山洞里，妈妈还在给我补习功课。

稍为安定一点，她就逼我插班、跳班去上学。我还真争气，“按计划”在10岁半的时候考上了中学，换来母亲两行辛酸和欣喜的热泪。此后的情况就更艰难了，我们参加了百万难民的湘桂大撤退，徒步走向云贵川“大后方”……抗战八年，我14岁时已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吃过草根树皮，住过山洞窑坑。直到日寇投降，我才第三次重读初中一年级。日寇的侵略战争，虽然无情地粉碎了母亲对我的“教育计划”，但她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仍然担任中学教师、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在她身患重病的时刻，还要仔细查看我的学习成绩单，唉，只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重访香港，这是母亲给我讲过的维多利亚港湾。

父母在九泉之下，已经无法知道，我20岁的时候，并没有去美国留学，而是在朝鲜战场上跟美国兵打仗。岁月飘忽，斗转星移，几十年后，当我访问美国的时候，当我重访香港，再去看看依然存在的棚户区的时候，母亲含辛茹苦的面容，就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她“不当亡国奴！”的话语，也响在我的耳边。作为那一代的知识妇女，她爱祖国，爱教育，饱经战乱，历尽艰辛，年仅42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妈妈！今年（1997）7月，庆祝香港回归的时候，今年7月，纪念全民抗战60周年的时候，您一定也能看到天空升起的彩虹和万朵烟花。

女儿文燕长得非常像奶奶！2000年夏摄于巴哈马首都拿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