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3月，我和女兵小范构筑爱巢已经45年了。人老了是不是就喜欢怀旧呢？这大概是很自然的事儿。譬如，在这世纪之交，欣逢兔年，我一看见兔儿爷的形象就想笑——此中有我夫妻间的小秘密：热恋的时候，我俩在田间散步，看见两只小白兔，我夸它：“红眼睛，三瓣嘴儿，长耳朵，短尾巴，真可爱！”没想到这也能惹起小范的嫉妒心，“我比你的兔子更可爱！”“对呀，当然是范兔子更可爱啦！”我把她抱在怀里，而且从此之后就偷着叫她“兔子”。所谓偷着叫，就是背着外人，后来背着女儿，再往后还背着外孙女，一直叫到了今天。君不知，这兔儿爷的法力有多大？当我们夫妻间发生争吵的时候，叫一声兔子，就能风平浪静。当她撞车骨折，疼痛难熬的时刻，叫一声兔子，就能止痛。当我被打成“反革命”的时候，叫一声兔子，她就能勇敢地挑起养家和教育孩子的两副重担。45年不是很短的概念，风风雨雨，相亲相爱，相依为命，相濡以沫，我和老伴儿正在向着金婚迈进。在这把年纪回忆一下自己的婚礼，也许是有趣的——那是一次令善良正派的好人感到惶惑，令许多出生入死的战友深感内疚，令今天的青年人感到诧异的奇妙婚礼。

先说，我申请结婚，费过一些周折。那时我是某师政治部宣传科的少尉助理员，就是所谓“臭参谋、烂干事”的那号宣传干事。不过鄙人也有优点，喏，身高一米八，肩宽腰细腿长，上身像个倒三角，浑身硬肌肉，一绷劲腹肌呈八块，像个乌龟壳，师里篮球代表队的后卫，足球队的前锋；曾经是军文工团出名的歌剧演员，合唱队领唱，爱好文学，19岁就发表短篇小说，于是又当了创作员，在朝鲜战地创作的小歌剧《一家人》、歌曲《坑道之歌》，荣获志愿军汇演甲等奖；而且1954年凯旋归国时还是功臣代表，胸佩4枚银质军功章，到学校和陆军医院去作报告，开联欢会，要是唱歌，头一嗓儿就获满堂彩，真不知迷住了多少女孩子？虽然无法统计，倒是经常收到她们主动寄来的信和照片，尤其是那些女军医和女护士。我也曾夸口：“屁股后边少说也追着一个女兵排”。当然不是追逐我一人，而是这些“骄傲的公主”在挑选她们的“白马王子”。譬如，每个星期天到县城赛球的时候，总有一群女兵自愿充当拉拉队。下饭馆喝酒时稍不注意，就会有某些姑娘悄悄地替我辈付了钱。

那是1956年的大气候，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甚佳，中央提出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我辈小布尔乔亚也沾光，共青团还号召我们这些青年军官在周末都穿上花衬衫，遑论人家善于怀春的女郎乎！在这种情形下，我自己选中了陆军医院美丽的女护士范季华。

恋爱一年，我向组织科递交“申请结婚”的书面报告（虽有婚姻法，但军官还得经过领导审查批准之后，拿着介绍信方可去地方政府登记结婚）。政治部派一位科长找我谈话，说我“年轻有为，前途光明”，而女方的社会关系复杂，主要是她父亲毕业于香港大学，解放前当过长江航道局的总工程师，后来又参加了九三学社，属于“民主人士”，他的社会关系自然也是他女儿和未来女婿的社会关系，而我又不可能“说清楚”，对将来“入党、提级”都会产生不利影响。科长代表组织规劝鄙人“慎重考虑”。我的回答特别简单：“早就考虑好了”。

赵大年，26岁当新郎。

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而我的态度就是属于那种所谓的“不听话”。

科长是怎样向政治部主任汇报的？我不知道。也许他说得相当委婉，或者对我的前途已失去信心，总之，领导上批准了我的“结婚报告”。

此时正值1957年。谁都知道那一年国内发生了什么事。而我的“终身大事”就像“放屁打鼓”一样赶在了点儿上。

我和范季华沉浸在爱河中。高高兴兴地到地方政府领取了结婚证书。陆军医院在湖南耒阳县城的蔡子湖畔拨给一间民房，借给一床一桌两条板凳。我骑自行车从营房驮来一条军被。再就是花1元2角5分钱买了个玫瑰色的花瓶，由范季华去山坡上采摘她最喜爱的白色栀子花。

护士小范的外号“范大兵”，因为她不会打背包，一次军事演习时，她刚跑出宿舍，背包就散了，衣物撒满地，挨了批评，“你哪儿像个兵啊！”由此出了名。她的另一个外号是“饭桶”，因为这位总工程师的小姐15岁就参了军，什么事也不会干，正在青春发育期，饭量却不让他人。这些事我都觉得可爱。何况她还是陆军医院里最漂亮的姑娘哩——至少在我心目中是最漂亮的。

“范大兵”乃汉口人氏，栀子花也生于南方。新房里插上三五朵，已是浓香袭人。她和我都笑着喊：“够了！够了！”

准备结婚为什么不多买点儿好玩意儿呢？是没钱吗？不。当时我一个月的薪金加上给师部军官讲理论课的课时费将近百元，而一碗鱼肉米粉只要8分钱。只因时尚不讲排场，以铺张浪费为耻，而我辈小知识分子更是自命清高，“范大兵”做新娘连一件新衣裳都没买。我连一只皮箱也没有，用的是百货公司的纸箱子，却按月寄钱，供着两位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复员的战友上大学。

用今天的眼光看，我们当时的思想，如果不是纯洁得和白色的栀子花一样，那也许就有点儿像白痴傻瓜蛋了吧？

一切准备就绪，婚礼订在周末的晚饭后，不摆酒宴。我的父母早已过世（这也是“饭桶”爱我的因素之一，婚后不用孝敬公婆），弟弟远在新疆部队，不存在通知亲属的麻烦。“范大兵”有个后娘，后娘就会造就出个“后爸爸”来，所以她也不通知亲属。只是邀了双方的战友，而且，花生瓜子、糖果香烟，皆由战友们自己带来，也就免去了“随份子”送礼的俗套。

就在举行婚礼的这天——星期六，早晨刚一上班，宣传科李科长通知我参加政治部全体干部的批判大会。我心里“咯噔”一下，真不巧，今天是鄙人大喜的日子呀，新郎官怎么好意思发言批判别人呢？

万没想到，受批判的竟然是我！

一开始“火力”就很猛烈。我毫无思想准备，脑袋涨得像个笆斗。听了若干捕风捉影的“天方夜谭”和莫须有的“罪状”之后，我认定了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突然袭击。只是百思不得一解，这些出生入死的战友，为什么要这样做？要达到什么目的？最使我伤心的，是这些朝夕相处的亲密同志和我的上级，怎么可以信口雌黄，脸对着脸儿地瞪眼说瞎话呢？就算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你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或“胜利果实”呢？陷害同志，就不怕日后问心有愧吗？

我的脑袋完全乱了，胡思乱想，乱到极点也就变成一片空白。会上究竟“揭发批判”了些什么，反而听不见了。中午休会，我顾不上吃饭，赶紧给妻子打电话：我挨批判，推迟婚期。

可怜的新娘，只有22岁，她哪经过这种阵仗儿哩！吓得直哭，问我：今后还能不能再见面？

下午继续大会批判，“火力”依然猛烈。鄙人照样什么也听不进去……散会时，宣传科的李科长说了一句，“赵大年今天不结婚了，大家别去啦。”

这话惹得政治部主任发了脾气，用他特有的南腔北调大声说：“赵大年，乱弹琴！为啥子不去结婚呀？你的结婚报告是我批准了的嘛！订了好日子，新郎官开小差，新娘子会伤心的。听话！按时去结婚。大家也要去参加婚礼的嘛。”

范季华，22岁做新娘。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又没顾上吃饭，赶紧给妻子打电话：按原定时间举行婚礼，赶快通知你那边的战友们。

“范大兵”被我彻底闹懵了，满腔哀怨也只能忍气吞声。一经登记，她就是我法定的妻子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鄙人此时也无法向她多做解释。

古城耒阳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蔡子湖是东汉蔡伦造纸的沤麻池，现有十亩水面，长满莲叶荷花，环湖垂柳，风景宜人。陆军医院借给我们的“洞房”就在湖边，婚礼在堂屋和天井里举行，可容得下百把人。

我提前10分钟赶到。“范大兵”的眼皮微红，是下午哭的。我俩互相看了一小会儿，彼此穿的都是洗得过分干净的绿军衣，露出好看的浅蓝色和白布丝。来不及做解释，女方的客人们就到了，没人询问推迟婚期又按时结婚的原因，我也只能跟客人点头、握手。紧接着师政治部的战友们在李科长的率领下也骑车8里，从营房赶到新房。看见他们，我就更不说话了。

没有座位，百多位客人全都站在堂屋和天井里，只有两张方桌上堆满了大家带来的花生糖果。我和妻子也站在大家当中，不知道这婚礼该如何进行。幸亏宣传科的几位战友在路上临时商量了几句，便有人挺身而出当了司仪，在他强作欢笑的呼叫声中，新郎新娘相互三鞠躬，又给来宾三鞠躬。然后是主婚人讲话。

女方的主婚人是陆军医院的院长，他说医院多了一名球员女婿，今后再跟师里赛球，就要考验我的立场偏向哪一方了？他的讲话虽然博得一片掌声，却并不重要。男方的主婚人就是我们宣传科的李科长，他是代表师政治部领导讲话的，双方的宾客包括我和新娘在内，都要听听他讲些什么？听他“定调子”。

李科长说了一些祝贺的话。重要的是，他口口声声称呼“大年同志”——当年非常强调“划清敌我界限”，既然是“同志”，我的“问题”也就属于可爱的“人民内部矛盾”了。当他说到“这是一对儿革命的好夫妻”时，堂屋和天井里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新娘哭了。我还看见，白天猛烈向鄙人“开火”的战友们大都红了眼圈儿，那些最富同情心的女医生和女护士，则纷纷落泪。

朋友们知道我是文工团员出身，要我唱歌。俗话说：饱吹饿唱。我到此时只吃过一顿早点，肚子空空，足以扩大胸腔共鸣箱，正好唱歌。何况“范大兵”倾心于我的原因之一就是迷恋这动听的男中音哩。我一连唱了好几支革命歌曲。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他不怕风吹雨打，

也不怕天寒地冻……

这奇妙的婚礼，气氛毕竟过于严肃了，以至闹洞房之类的节目统统取消，客人们匆匆散去。扫地，插门。妻子这才发问。

“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我什么错误也没有。”

“那为什么要开大会批判呢？”

“鬼才知道。”

“那，他们批你什么呢？”

“鸡毛蒜皮。”

“政治部开大会，只为鸡毛蒜皮？”

“我从小就是个‘记吃不记打’的好孩子。6岁离开北京，冰糖葫芦、栗子面的小窝头、豌豆黄、驴打滚儿，那么多好吃的，什么滋味儿，至今记得一清二楚；可是，今儿个白天，他们揭发批判我的那些恶言恶语，我已经把它忘到爪哇国去了！”我也难以控制感情，提高了声调，“为什么要记住那些卑鄙肮脏的语言呢？如果一定要记，谁往别人身上泼脏水，就让他自己记着吧！人嘛，总有一天会良心发现，或者等着半夜鬼叫门！”

“我理解啦……”妻子见我发了火，不再多问。

这就是我可爱的新婚之夜。第二天——星期日，鄙人凌晨5点起床，骑车8里路，赶回师政治部去继续接受全天大会批判。

1957年，鄙人未被戴上“右派”帽子，继续留队当助理员。然而我这铁打的汉子病倒了，肺病，住进陆军医院，“范大兵”常常折一枝洁白的栀子花，插在我床头柜上的花瓶里——这玫瑰色花瓶是我花1元2角5分钱买的惟一的结婚纪念品。按说，肺病是结核杆菌传染的结果，可是她却劝导说，“人怕伤心，伤心就会伤身，发病。你应该发扬‘记吃不记打’的优良传统。”

1958年“反右补课”，鄙人仍然未被“补充”进去。但也并不轻饶，给我来了个“光荣”复员，实际上是“清洗离队”。妻子“范大兵”受我牵连，也复员“处理”了。

最痛心的，是此后20年我丧失了发表作品的权利。

在那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的运动中，“清理阶级队伍”时，在劫难逃，鄙人终于被打成了“漏网右派”。

此时我仍然热爱文学，是北京农机研究所的科技秘书，被称为“笔杆子”的那路货色。说好听点儿就是搞文字工作的，所以粗知汉字之深奥，鄙人写报告，拟文件，时不时地也得搞点儿文字游戏。然而小巫见大巫——对那些创造“漏网右派”、“脱帽右派”、“手里拿着帽子的右派”、“重新戴帽的右派”、“死不悔改的右派”等等“文革语言”的发明家们，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鄙人受“群众专政”、监督劳动的时候，只要风声一紧，譬如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或者外国要人访华，召开重要会议，“专政小组”都要勒令我辈固守“牛棚”，不准乱说乱动。每逢此种日子，我那可爱的“范大兵”都会买几包香烟，前来探视。她再不是“饭桶”小姐了，独力支撑着被抄过的家，抚养着两个刚上小学的女儿，根本不再问我“犯了什么错误”，而是说，“彭老总、贺老总都挨批斗，大年，你什么也别怕！”

“我当然没什么可怕的。”

“我倒是怕你经不住考验，不负责任地揭发别人。”

“放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呀！”

任何事物都可一分为二。这些政治运动对我至少也还有一条好处，就是大大加深了我们患难夫妻牢不可破的感情。谁说我选错了妻子？师政治部那位规劝鄙人“慎重考虑”的科长，你懂什么！

好在我这“漏网右派”是造反派定的，不久，造反派失宠，我也就“解放”了，无须平反，无案可翻，但须下乡劳动，改造思想，以焕发革命的青春。

遗憾的是，我这思想改造过来改造过去，还是想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在我结婚的日子召开批判大会？既然批了个底儿朝上，为什么又让我“漏网”了呢？

岁月飘忽，斗转星移。总算熬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一些老战友也有了见面的机会。我不愿重提往事，何必让人家难堪呢。倒是他们，也许属于良心发现吧，不说出来就问心有愧，才分别地、零星地说了几句，说法也不完全一样。

赵大年和范季华银婚纪念（1997年）。

“打右派是有指标的。要凑够数儿……先打一网看看。”

“你还不知道‘火力侦察’吗？发动群众猛揭一通，看看你够不够格。”

“政治部主任也是好心。他听了一天会，认定你没问题，才叫你去结婚。否则，你刚结婚就戴上右派帽子去劳改，那不把人家新娘子也坑了嘛！”

“我们还不了解你呀，自幼参军，多次立功……可我有啥办法呢，不批？不瞪眼说瞎话？那，‘同情右派的就是右派’呀！”

他们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从字面上讲，往事，就是故事。我只当做故事来听。说说何妨，听听何妨？

据说，老年人的经验是财富。“贫贱夫妻百事哀”是我们家的财富。时代进步了，我的女儿，一个在国外读书，一个当导游，都不顾家，也不懂得极“左”是何物？很可能丢失这份财富。我年过古稀尚未退休，还靠老伴儿支撑着半边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