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人世间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声大哭。父母和助产士都很高兴，说这小子还是大嗓门儿哪！他们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哭，并非讨别人欢心，而是因为出生于九一八事变后两个月，日寇的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灾难，也给我带来一个苦难的童年。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七七事变卢沟桥隆隆的炮声，从此沦为小难民，跟随父母辗转逃难，14岁已跑遍了半个中国，流离失所，频频辍学，吃过草根树皮，住过山洞窑坑，见过饿殍当道，哀鸿遍野……国破家亡和“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使我刻骨铭心。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原来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我18岁“投笔从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原因。20世纪之初，“八国联军”还侵占过中国的皇都、我亲爱的故乡北京；50年后我们跨过鸭绿江，把“十六国联军”打败在国门之外，真是扬眉吐气啊！

虽然我胸佩四枚军功章作为“功臣代表”凯旋回国，但“最可爱的人”是对志愿军的总体爱称，我个人却一点也不可爱，最大的缺点和优点加在一起就是三个字：说真话。可惜我遇到的领导们没有几位爱听真话的，尤其是你不顺从“长官意志”的时候，说真话必定倒霉。再者，我“家庭出身不好”，斗胆借用***同志一句话，“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首先是得不到提拔，数十年间，鄙人历任宣传队员、文工团员、文化教员、助理员、技术员，“一员到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反右补课”后被我十分热爱的部队“复员处理”（清洗）还乡，想进（培养过我父亲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也因上述“政治原因”被拒之门外，只能自学农机专业，“脱胎换骨”，努力改造为一名农机技术员，远离党政财文，边防要塞，与铁牛做伴，跟黄土坷垃打交道，“修理地球”凡20年。我自幼热爱文艺，19岁开始发表小说，最痛心的是被迫搁笔20年。粉碎“***”令我欣喜若狂，恢复了写作的权利，真有第二次解放的感觉呀！“人到四十五，好比出山虎。”当年流行一句话：把失去的时间再夺回来！许多半生坎坷的文友都变成了“拼命三郎”，个个文思如泉涌，说真话的好作品纷纷出笼，是“拨乱反正”之一翼，使80年代具有“中国文艺复兴”之色彩。北京大学盛情邀请做文学演讲，当我走进这魂牵梦萦的最高学府时，真想大哭一场啊，忽然忆起鄙人出生时已经哭过了，就没再哭。主持人向大学生们做介绍，颇多溢美之词，不敢承受呀，只好来个自我表白：“赵大年，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八，最高军衔少尉，最高职务团小组长，历次政治运动都挨整，从没整过别人，不是不想整，是没缓过手来。如今垂垂老矣，连整人之心也没有了。”几句真话，博得这千人会场掌声雷动，至少可以证明新时期的年轻人对“假大空”话怀有逆反心理吧。

我已年届“古稀”，尚未退休，由笔耕进化到打电脑，劈啪之声不绝于耳。不敢说“曾经沧海”，倒也是自幼革命，当“反革命”；立功受奖，抄家批斗；胸佩红花，五花大绑；插队劳改，出国旅游；糠菜充饥，“惧肥厌甘”；爱说真话，冒名顶替。唉，酸甜苦辣千般味，喜怒哀乐是人生。无论如何，我还是坚信，随着国家兴旺，社会进步，人民的自由幸福必定日益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