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十分怨恨我的父亲，长达40余年。有一次梦见我的奶妈——出身贫农的庞妈，白发苍苍地寻来，当着我们农机局党委书记的面说，原来我是她的亲生儿子，应该姓庞，赵家的那个少爷——狗崽子赵大年早就夭折了！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局党委书记也很高兴，当场宣布：既然庞大年同志是贫农的后代，而且已经申请入党长达30年了，为什么还不吸收他入党呢？应该立刻批准！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这个离奇的梦想又拖了3年，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我坚持申请入党33年之后实现了。入党者仍是赵大年，而不必姓庞。

我对父亲的怨恨并未因此而消除。他对我隐瞒的事情太多了。就说我究竟姓什么这件最起码的事情吧，至今也弄不清楚。父亲生前从来没说过我家是满族。

他冒充汉族，姓赵，我18岁参军离家，继续冒充。我28岁复员回到北京时，父母已辞世8年了，大伯才吐露真情：“咱家是正黄旗满族，爱新觉罗，你爷爷叫兆英。辛亥革命的时候满人纷纷改汉姓，兆赵同音，又是百家姓里的头一姓，你爷爷就叫赵英了。”大伯是北师大的教授，有学问，更不会骗我，他的话属于第一版本。后来，同是满族的北京市民委副主任赵书告诉我：“咱们满族姓赵的原属伊尔根觉罗——意译就是平民。宋朝徽钦二帝姓赵，被俘后贬为平民，所以伊尔根觉罗的满人就姓赵了。”赵书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有学问，他的话属于第二版本。大妈还为我父亲做了些解释工作，“你爸爸也不容易。民国初期，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先生和国民党‘驱逐鞑虏’的口号叫得很响，你爸爸如果承认自己是满族，就考不上北京大学。”她这话属于第三版本。看来，要弄清自己真实的姓氏还很难哩。好在姓名在当代只是个符号，那就叫赵大年吧。

青年时期，一连串的“父债子还”。

也还有比符号更实际的难题儿。1958年底，我因“家庭出身不好”外加“反右补课”之问题，被我热爱的部队“复员处理”（实际是清洗）了。然而又无家可归，便寄居在北京小沙果胡同寿康里2号姨母家大门洞的一间6平方米的门房里。是五姨告诉的，我还有位大伯在北京，而且有座四合院，我父亲生前并没跟大伯分家，为什么不去看看？在赵家自己的四合院里占两间房，也是名正言顺的嘛。

按照五姨提供的地址和大伯的名字，我找到了东安门河沿10号，这个带跨院儿的四合院果然是我爷爷留下的房产。令我吃惊的，是我的父母生前从来没说过这些事。大伯大妈已是古稀老人，还有一位更老的老太太，大伯让我叫她“姑爷儿”，是我父亲的姑妈，一辈子没“出阁”的可怜人。另有一位更可怜的女人，也是70岁了，大伯瞪着眼睛让我管她叫“妈”！我懵了，怎能随便叫妈呢？我的姑爷爷已经90多岁了，我叫她的时候还哼哼啊啊的，老糊涂了的样子，现在见我不肯认母，也睁大了眼睛，端坐在老式红木太师椅上，摆出旗人贵族和赵家老祖宗的架势，大声命令我：“叫妈！这是你的嫡母。父债子还！”

原来这位可怜的“妈”是我父亲的原配夫人，是明媒正娶的赵太太。我父亲在北大毕业之后，正值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嘛，反对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离婚不成，便离家出走，到杭州、天津等地教书，后来在天津南开中学与一位美术教员结婚——我的生母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在20年代的中国也算是文化水平较高的新女性了。婚后他们始终不肯回老家，在外地或北京西城租房子住，过现代小家庭生活。至于我这位可怜的嫡母，虽然也是旗人贵族小姐出身，却成了封建礼教“从一而终”的牺牲品，赵家的使唤丫头、老妈子。她“生为赵家人，死为赵家鬼”，在赵家苦苦地守活寡50多年。当我被迫叫了一声“妈”的时候，她惨笑着说：“长得真像你爸爸！我总算熬到这一天，又见到了……”一语未毕，泪如雨下。

大伯对我说，“你回来的正好。咱家老的在70岁以上，小的15岁以下，就缺你这一辈儿的顶梁柱啦。你爸爸一辈子不顾家，这笔孽债就由你来还吧！”他越说越有气，把我爸爸臭骂了一顿，骂得我脖子后面直冒凉气。

大妈也帮腔，敲鼓边儿，说我爸爸当大学教授，又在好几所中学兼课，月薪330块现大洋（银元），却压根儿不顾家。又说她惟一的儿子铁柱——我的堂兄，临解放时不辞而别（后来才知道去了台湾），堂嫂改嫁，撂下一儿一女，女孩还有残疾，10岁不会走路……说着说着，大妈也落泪了，质问老天爷，“赵家的男子汉，怎么都是一拍屁股就走人的主儿呢？！”

我28岁回老家，没想到初次与姓赵的亲人见面，收获就如此丰富。返回寿康里2号时，李家的亲人们却炸了营。寿康里这座四合院，原先是我父母长期租用的。我母亲是河北省无极县大户人家李举人的四小姐，娘家的亲戚来北京时就住在这里。七七卢沟桥事变，父母带着我和弟弟逃难去南方，李家的亲戚们则避难进北京，我的大姨、二姨、二舅、五姨，和他们的孩子全都挤住此院，简直可以称为李家院了。一听说我到赵家的四合院去认了个“妈”，岂能忍受？几位亲姨舅轮番把我训斥一顿，好像我触犯了天条。尤其是五姨最动感情，她跟我的生母是挨肩姐妹，最亲，也是五四时期的新女性，而且东渡扶桑，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很有学问的人，她声泪俱下地说：“那个老文盲怎么配当你的妈？你爸爸是大学教授，你母亲是中学教师，小学校长，大学图书馆的馆员，那个老文盲只能是个弃妇！你大伯也是老糊涂了，父债子还——这是封建主义的流毒，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谁再讲这一套就是老封建！你要是再到东安门去认那个妈，就甭认我这个姨，还有你大姨、二姨、亲娘舅，全甭认啦！”

五姨态度坚决，势不两立。只是忘了大伯的名字和住址都是她提供的。

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大伯那边我只能偷着去看望。直到今天，老一辈的亲人全都过世了，对东安门河沿10号那座赵家的四合院，我也从来没有提出过继承权的问题。就让我堂兄留在北京和台北的子女去过问吧。既然我父亲当年“一拍屁股就走人”，我还掺什么乱呢。

遗憾的是父亲对我隐瞒得太多，以至于我18岁离家参军时未能彻底交待鄙人乃小老婆所生，老家还有位嫡母，甚至还有个堂兄跑到台湾去了——“文革”中查三代，就算我有一百张嘴也坦白交待不清了。这给我和我的老婆孩子带来许多灾难，抄家、批斗、五花大绑、“反革命”和“反革命家属”，一连串的“父债子还”，再加上***提倡的“子承父业”，“忠字舞”，“万寿无疆”，搞得太不像话了，这才使一部分同志认识到咱中国人反封建的任务还很长哩。

我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总共不超过10年。对于未成年的子女，父母是否可以有点个人的“隐私权”呢？想到这儿，我对他似乎也该有所谅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