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南开中学的校规很严，学生一律住校，只有星期天准出校门。后来我才明白，这是教育家张伯苓的“校园主义”——在高围墙内维持一片安心读书的净土。解放前的重庆街头，袍哥、妓女、奸商、特务、美国大兵，比比皆是，“近墨者黑”，老校长把我们管严点儿，也是用心良苦啊。其实，每逢假日，我们这些离家远的学生，除了到嘉陵江游泳，便是钻进三联书店“立读”，靠着书架一看就是几个钟头，不知道饿。郭沫若在《赞立读者》里说，有钱藏书的不读书，真读书的又没钱买。他同情穷学生，也称赞开架售书的老板从来不把我们撵走。1949年底，我们学校有两百多个高中生卷进参军热潮，“投笔从戎”，先到湘西剿匪，我在大地主家“缴获”了几本沈从文的小说，军文工团的小布尔乔亚们私下里争相传阅，爱不释手。不久，我们跨江作战来到了朝鲜战场。

人生都有几个转折点。我们没上大学就参军了，应该说青春无悔。然而，十七八岁，求知欲特强，是上帝规定的读书年龄呀。此时我是正排级，每月有10万元（旧币，相当10元）津贴费，除了买牙刷牙粉，全都汇给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邮购部，立个户头，他们按时把新书目录寄来，要买哪些，在书名前面画个钩儿，退回去就行了。部队有军邮系统，我们的信件、包裹一律免费，而且，不论部队转移到什么地方，即使是无名高地的战壕，这些新书也能及时送到我手中。

正是读书的年龄——“我的抗美援朝大学”。

虽然朝鲜战争十分激烈，部队生活也很艰苦，但读书的时间还是有的。我们经常夜行军，白天隐蔽在山上，树林里，看书不必点灯。两次战斗之间的休整，尤其是驻在坑道里待命出击，三五天，十天半月，只要你不跟文化程度较低的战士们一块儿下棋打扑克，坐在小油灯下一天就能看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书这玩意儿有一百条好处，只有一条缺点：太沉！几十本书加身，真是不堪负担之重。俗话说，千里不捎针。君可知，“兵不兵，八十斤”？在朝鲜，美军掌握制空权，每天出动几百架次的飞机，严重干扰我军后勤运输线。因此，每次行军，我们几乎“把一切都背在身上”：一枝枪，200发子弹，4枚手榴弹，一把可弯头的小铁锹，一条米袋子，一壶水，一只挎包，一个被包，两双鞋。要是再背一些书，就得扔掉别的东西，您看哪样能“轻装”？说来惭愧，我把棉被偷偷扔了，被包里主要是书，死沉死沉的。北朝鲜最冷时达到零下30摄氏度，这样的冬天我“挺”过了三个，正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当然啦，读书好，也不能把自己冻死呀。我们有一整套睡雪窝窝的“吞吞吐吐法”：在山坡挖个雪坑，挖出来的雪，在北沿拍成矮墙挡风，雪是零度，比外边暖和得多；砍些松树枝叶在雪坑垫底儿，上面铺雨布、毯子；睡时不脱棉衣、大头鞋，棉帽的耳子拉下来护脸，棉袄往上“吞”脖子，解开腰带，棉裤腿往下“吐”，保护脚脖子，然后盖上棉大衣，身子一缩当“团长”。还有，值班哨兵每隔一小时吹次哨，把大家轰起来跑跳10分钟，以活动血脉。如果谁贪睡，可就永远起不来了。

即使这样，书还是越攒越多。并非我一人买书，许多学生兵都这样做，商量好了，不买重样的，彼此交换着看，所以不能看过就扔。可是真背不动啦，别的东西也不敢再“轻装”，便有人建议成立一个小型随军图书馆，鼓励文化较低、没买书的战友也来借阅，条件是行军时大家匀着背书。这个互助读书的好办法，我们一直坚持到志愿军凯旋回国。

在朝鲜战斗生活4年，我获得4枚银质军功章，还读书两百多本，大部分是中外小说、散文、名人传记、诗词，也有历史、地理和哲学书，没有荒废学业，可能比在校学生读的课外书还多。虽然这些书读得杂，缺少科学的读书计划，却是大大开阔知识领域，培养了广泛的兴趣，对我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好处很大，真是终身受益啊。我珍视这4年战地读书的学历，爱称为“我的抗美援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