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亥年早春的一个上午，我精神亢奋，创作正处在那种所谓“已经进去了”的状态，突然有客来访。

来者是位相识多年的朋友，同时也是编辑兼作家，不必客套，进门第一句招呼就是：“正玩儿命哪？”

我赶紧诉苦：“半年多没写东西了，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紧迫感……”

“可你还得把手头的长篇先放下。”他说，“人家点名叫你哪！——想不到黄河以北最富的村子，也许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注意，我不是说最富的个人，而是最富的农村），竟出在河北的老东乡，历史上的盐碱窝里！”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没有包产到户，已经是千万元富翁了！也不叫大队，而是农工商联合公司。公司经理是个当代怪杰，他叫我带信给你，原话是：‘五年前我们看了《乔厂长上任记》，当时的副大队长看了四遍。我佩服蒋子龙。但是，乔厂长不如我胆大，乔厂长不如我！’”

我不觉堆出一脸苦笑，心里涌起万千滋味。自从乔光朴这个冤家来到世界上，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乔厂长五岁，我四年未得清静，心想，今后也许不会再有这样的风波了。怎么又冒出一个胆子更大的“乔厂长”，而且又是点名叫号地和我挂上钩！

朋友简洁地讲了几件那位经理的故事，我心一震。这个送上门的人物一下子把我从已动笔的小说中拉了出来。在千百万群众创造生活的劳动中，有些看似偶然爆发的事件，却代表了一种历史的必然，社会的必然，往往比作家费心机加工提炼出来的情节更可信、更集中、更概括。许多生活中的平常人或不平常的平常人，往往比作家呕心沥血塑造出来的人物更真实、更感人、更典型！

我问：“你为什么不写他？”

朋友摇摇头：“更深一层的东西他不讲。他说：‘跟你们说没有用。要想知道内里边五花三层的斗争，叫蒋子龙来！’”

这简直是一种挑战，一种召唤。是生活对文学的挑战，对作家的召唤！我毅然放下写了一半的长篇小说，跑下去了。

这部中篇小说就是这样产生的。但不想在此发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纯系虚构，请勿自动对号，云云。”我想，读者诸君心里都明白，裁判文学的最高法官是时间和群众，与其对反映生活的文学发怒，不如去改造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