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阿贞到升了初中二年级，虚岁都十三岁了，还一点也没有发育：胸口煞平，肋骨根根可数；屁股削尖，上下一样粗细。高度倒早已超过了她娘，足有一米六十二、三。大暑天，依然上身赤膊，下身一条花短裤，前房间走到后房间，后房间开了门走到弄堂里，一点也无所谓。那个曾与她打过一架的胖小子，名叫阿福的，后来偏偏搬到了阿贞家的楼上，因为记着那次脸上开花之仇，常要笑话她，还教唆着自己的弟弟唱：

“冬瓜皮，西瓜皮，小姑娘赤膊老面皮！”

惹恼了阿贞，她便一把撸下脚上的木拖板扔过去，后面紧跟着仍然瘦骨伶仃的曾义，摆开战斗一场的架式，把那些挑衅者吓退。

公元1958年的夏天，上海大热。气象报告连续十几天的38摄氏度，柏油马路都被烊得像牛皮糖，踏上去软冬冬的。好不容易太阳西沉，那马路上的热气却一阵阵泛出来，自来水泼上去会直冒白气。市中心一排排挤得紧紧的低矮住房，此刻成了一格一格的蒸笼，永安弄里的人家，几乎统统被逼到了弄堂里和马路上。街沿上东一张竹榻，西一铺躺椅，兼之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板凳竹凳方凳长条凳，载着一个个摇着蒲扇的男女老少，组成了一个绝对平等地挣扎于同等高温之中的上海滩共和世界。许多人家的晚饭桌，摆到大街上，正规些的，上面搁了炒鸡毛菜、霉干菜炖肉、红烧带鱼、冬瓜汤之类的，一家人围坐着聚餐；马虎点也自由点的，则是人手一海碗开水淘冷饭，上面铺上一堆咸菜毛豆炒辣椒臭豆腐干，走到哪里坐到哪里吃到哪里。天黑下来，水泥地凉下来，一领草席铺下来，就这么睡了。一觉到天亮，重又各就各位地去建设那举世闻名的大上海。

夏夜的天地属于孩子。尽管阿贞娘管阿贞管得很紧，总是拖住她要她呆在家里做手工贴补家用，但实在太热，当娘的也放一码，由她去外面乘一歇风凉。不过有任务：要她管好两个弟弟，一个是读小学高年级的阿义，一个是三岁多点的阿德。那阿义如今已成永安弄内的孩子头，喜好打架，几次把比他壮实的中学生打得头破血流，害得灵芝赔了好几次医药费。阿德是曾君伊入狱后半年生下来的，小时候就患软骨病，腿有点罗圈，智力似乎也不及阿贞阿义，两只眼睛老是木瞪瞪地。灵芝自己心中有数，怀他的时候正是心力交瘁几近精神崩溃的时期，胎儿哪能不受影响？对这个孩子，她特别地爱怜。

阿贞常常赤着膊抱着小弟弟，拖了木拖板到弄堂里去玩。那年永安弄房子大修，搭了脚手架，阿贞就拾根稻草绳，两头拴在粗毛竹上，做成一副秋千，叫阿德坐上去，两手抓牢绳子，推着荡来荡去。有一次不知是阿德没抓牢还是她用力过猛了，阿德一个仰天摔到了那花岗岩铺就的台硌路上。阿贞扑上去抱起弟弟，只见弟弟两眼张得老大，嘴里却吐着白沫，手脚一下一下地抽动。她顿时吓呆了。正巧阿福娘出门倒垃圾，见了这场面，扔了畚箕就赶过来，一把将阿德抱过，伸出一根粗粗壮壮的手指，狠命地朝他人中掐了下去。阿德“哇”地一叫，抽筋立即止住，眼珠子也开始转动起来。阿福娘这才松了口气，一边用那只大蒲扇般的肉手使劲揉阿德的后脑勺，一边骂起阿贞来：

“疯！我叫你疯！这么大一个小姑娘，赤了膊带着弟弟满弄堂乱跑，也不怕难为情！”

阿贞本来倒有点感激她，听这么一骂却不服贴了：

“你们阿福比我大，也赤膊！”

“啊哟我的妈呀！”阿福娘大笑，“还有道理呢！”

她扳过阿贞，不管她愿意不愿意，硬是看了还摸了摸阿贞的胸脯，然后摇着头：“怪不得，连个影子也没有！再下去要变雌婆雄了！亏你娘还是当护士出身的呢！连这个都不关心！”

阿福娘倒了垃圾就去找灵芝，并且指点这护校毕业生一个民间土方。不多久，阿贞便得到了特殊照顾：灵芝特为她熬了满满一砂锅的牛鞭膏，让她每天早晚吃一调羹。因为放了不少糖，这韧吊吊的冻膏味道不错，阿贞常常在自己吃时分给两个弟弟一人一口，所以一砂锅东西没几天就吃完，而平板板的胸脯却依然毫无起色。

曾君伊这年冬天死于监狱。灵芝接到病危通知赶到医院，伏在他那喃喃动着的嘴唇旁，只听得他在重复着一句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灵芝一听自己马上就先人事不省昏了过去，待到醒过来再看，曾君伊却已咽了气了，没留下一纸或一句遗言。人的一生也真是难以预料，堂堂一个医科大学优等生，最后落到这般下场。因为是服刑期间病死，很不光彩，又怕影响孩子情绪乃至前途，所以灵芝没敢发丧，连黑纱也不佩戴，跟谁也不说，悄悄捧了骨灰盒找了个坟地埋掉拉倒。几年之后，看阿贞已长大成人了，才下了决心，择了个机会，很小心地告诉她。不料那阿贞眼皮也不抬一抬地说：“我早知道了。看到过那骨灰寄存证。这几年学校里填登记表，我一直就填报他已死亡，要不然不就是欺骗组织了？”

阿贞的不动声色，完全像她爹。

灵芝摘了“君伊诊所”牌子后，居委会曾要介绍她去医院工作，但她有三个小儿女，哪里能顶八小时的班？后来还是经楼上阿福娘介绍，接了可以在家里干的手工活。那年头流行在脖子上挂钢笔套，灵芝就用彩色线勾了卖给批发行，去掉纱线的成本，每个也可有三四分钱的赚头。她手脚快，一天可勾三十来个，在物价低廉的当时倒也可以应付一家四口人的伙食房租了。阿贞专门帮娘勾那根吊在脖子上的线带，也算是帮着妈分挑了一部分的担子。钢笔套不流行后，母女俩改糊火柴盒，那原来弥漫着酒精味的房间内于是便一日到夜充满了面粉浆糊的臭气和酸气。后来又为纸品厂粘过信封，为铁路托运处串过标签，为绣品厂勾过杯垫，为教具制作公司画过幻灯片，最后终于由居委会出面，与一家美术出版社的附属印刷厂签订了一个长期合同：为厂方加工制作小学生“劳作”课上所用的美工纸品示范教具，报酬较之糊火柴盒之类是要丰厚而稳定多了。

阿贞于是重温小学低年级“劳作”课之梦。只不过那时候老师只发给她一张印了有趣的图案的马粪纸，如今她和她娘去一次印刷厂就背回几百上千张来，堆在桌上高高地一大叠。那时候她饶有兴趣地又涂又剪又粘又贴，如今她们母女俩则为了加快速度，采用流水作业法：公鸡的脑袋由娘画，公鸡的身子由她涂；今天一天干的都是剪工，明天一天清一色粘工，毫无趣味可言，不为别的，只为糊口罢了。

阿贞读到初中三年级时，迷上了文学。随便什么书，捞到就看，一目十行，速度极快。她有个本事：可以一面听课，一面偷偷地看小说，老师若有板书，她也不耽误记到笔记上，所以在中学里成绩虽然平平，倒也并不招麻烦。只有一次，她在历史课上看《浮沉》，被老师发现了，当场收缴了书还被命令下课后去办公室。那女老师很年轻，批评了阿贞几句后，随手翻翻《浮沉》，说：“书倒是本好书，我也很喜欢的。就是不应该在上课时看。”

“我明天就要还给同学的。”阿贞辩白道。

“回去不能看吗？又不厚，一个晚上就够了！”

“我回家……要……”阿贞有点结巴了。

阿贞拿了老师开恩还给她的书，一路走一路看，差点撞上汽车，回到家还剩几十页没啃完。灵芝已经有点发急了，因为她那一道工序已近完成，而阿贞负责的后一道还没开始。阿贞书包一放，先把方领衫一剥，成了光膀子，然后就坐到妈的右侧，准备动手干。她往桌上一看，发现由她承包的活儿，原来是把每页画面上的四只鸭子的脚板涂成黄色，禁不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灵芝问。

“没什么。”阿贞答，“这批货一共多少张呀？”

“一千。”

“哎唷，这么多！”

“是呀，好不容易才争来的呢！做完了可以有三十几元进帐。”灵芝顿一顿，抬眼瞥了瞥阿贞的胸脯，发现那两排肋骨上似乎有了两个铜板大小的硬块了，接着说：“拿到钱，给你买两件汗背心，今年夏天，不许再赤膊了。”

“我不要！热煞人的……”

阿贞的声音忽然有点哽咽。灵芝不禁诧异了。定睛一看，这很少淌眼泪的女儿竟然在哭，泪水挂到下巴上。灵芝慌了，连忙问：“怎么了？谁欺侮你了？”

“谁敢！”

“那干嘛哭……”

“一千张……”阿贞抽泣着，“四只鸭……八千只鸭脚板……这么多……我明天要把书还给人家的……”

灵芝有点哭笑不得。拉过毛巾扔给女儿。叫她揩了面孔到一边看书去，阿贞却又犟着不肯走开。灵芝的眼泪禁不住也流了下来。她想起了当年小阿贞在“劳作”课上得了“优”后，曾君伊曾说过“总不见得靠这个吃饭”。曾几何时，当年的话居然成了现实！

陈仁以优秀成绩考入了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读历史。那不是他的第一志愿。他的第一志愿是新闻系。结果政审关通不过，降格以第二志愿历史系录取。他恨死了自己的生父陈廷樑和继父李平奇。生父遗弃了他，但他的履历表上却不得不填他，结果是让他背了“反动资本家”的家庭出身黑锅。继父李平奇刚刚“嫁”过来几个月，就像煞有介事地管头管脚，脱不了的中学教员好为人师的脾气。那“历史系”，就是他指指点点地撺掇着填进第二志愿栏的。

“学历史最超脱。”他说，很超脱地扶扶鼻梁上的千度近视眼镜，“离现实远点，保险。”

那陈仁，现在该改称他为“李人”了。改名随母姓，是他刚从山东路迁往西郊时，乘转学之机就擅自决定了的。小伙子断绝了与以前所有熟识者的交往，连那几个很让他喜欢的姑娘在内。进了住读学校后他一头钻进书本，令新学校里的老师学生们一致认为他天生就是个用功的好学生、书呆子。母亲李立立，经人介绍认识了李平奇。也是前世有缘份，一相就中。年过四十的中学历史教员从没结过婚，还居然没谈过恋爱，为人出名的老实厚道正派。伤过心的李立立正巧是以此为唯一标准选择老伴。而李平奇也出怪，几十年从不关注异性，遇上火辣辣高高大大的半老徐娘却着了迷，半年里写了一、二十首“蝶恋花”之类的七律七绝艳词寄过来。李立立虽然半懂不懂，却体味得到他是真心，很受感动，于是登记结了婚。事先，当娘的还费了好一番心计，打算让难得回家、总阴沉着脸的儿子接受这个现实，不料这高中生一听，既无恼火反对之意，也无欣喜愉悦之情，只是说了一句：

“姓李的？很好。正好同姓。”

李立立品味半天，方才恍然大悟：这小子，是拿同一个“李”姓作挡箭牌，用来遮掩家庭变故的丑事呢！

李家好景不长，1957年儿子便沦为“右派”。那说起来还事出有因：他进了大学后便又有点忘乎所以，当年的大少爷派头时有流露，说话狂傲刻薄，待人尖刻不随和，一副以才子自居的面孔。学习成绩是拔尖的，但劳动观念极差，进校近一年在宿舍里没扫过一次地，抹过一次窗台，他说那该是校工们做的事。当时大学里吃饭实行餐桌制，一桌八人，四菜一汤，外地来的、贫下中农出身的觉得这种生活像在过年，唯独这个李人，每顿必有闲话，不是说这个菜咸了，就是那个汤淡了。饭盛得少，菜却吃得刁，一盘咸菜炒肉丝上来，只见他两根筷子使得像挖泥的一把锹一样，平伸着从碗底掏将上来，专拣肉丝。早上爱睡懒觉，天黑了却是夜神仙，跟同班一个也是资本家出身的女同学打得火热，天天晚上到校外去看电影听戏文，混到12点钟后只好托了那女同学的屁股一起翻栏杆爬围墙进校门。几次让保卫科提了去，写了检查却不改悔。这样的表现，平素里就惹政治辅导员厌，讨同学嫌，运动来了，老实点也便罢了，偏还要仗着小聪明出风头，夸大其词将辅导员、学生党支部书记的缺点“鸣放”。好，第一批宣布定性戴帽的学生右派中就有了他。而且同学们批判他，他又死不认错，最后被列为“极右”，停止学业，送往安徽农场劳动改造。

身为中学历史教员的李平奇差一点也被戴上右派帽子，那是因为他对封建社会的历代官制发生兴趣，要编一本“官制辞典”，卡片已做了好几百张了。学校里有人说，历史教师不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不研究推动历史前进的农民运动，去研究帝王将相，不是右是什么？还有人说，他老婆带来的拖油瓶儿子，是个“极右”，去安徽劳动改造，他还眼泪汪汪地对人说，作孽呀，小家伙刚刚满十八周岁呀，太小了呀，这不是现行言论吗？学校负责人当即将他定为右派。好在报到区里没有批准，学校里后来将他革去教职，调到教务组去刻写钢板。

李平奇对此很委屈，回家时一脸要寻死的样子。岂料那成婚两年的娘子倒很豁达，拉着他进后间卧室，开箱子，翻出一个他以前从未见过的红木雕花梳妆盒子来。盒盖一打开，里面第一层全是金银首饰，第二层一叠存折，第三层竟排满了金灿灿的金条。她对李平奇说：“凭这些，够我们吃到老死了！等过了这阵风头，你去辞职，我再把阿仁叫回来，一家三口和和美美过日子！”

五

阿贞并没有如阿福娘所警告的那样变成“雌婆雄”。1960年刚升入高中时来了月经，胸部两粒硬块也变软变大成了两只小馒头。只是手长脚长脖子长，屁股总是狭窄窄地，走路爱跨大步，一头的短发，从背后看总有点像男孩子。体格检查时医生诊断说是严重营养不良。

灵芝一个人拖着三个读书的孩子日见艰难，早已开始变卖家产。家产卖起来比置办起来快得多，不久就只好跑已改名为“实物抵押小额贷款所”的典当铺了。

跑当铺最初是灵芝，不久就换了阿贞。阿贞比她娘精明。她知道同样一件东西，到人民路那里去典得的钱要多些。去的次数多了，里面的估价员，一个矮矮小小的老头儿，也认得这个瘦瘦高高的小姑娘了。老头儿是个老当铺，眼光兼有势利和远大两重性，认准了这女孩子早晚会摆脱跑当铺的困境，估价也总是特别放宽些。不过尽管如此，阿贞也还是总要表示出不满意，讨价还价一番。

“五元五角。”估价老头摸着一条发硬的羊毛毯，说。

“不。羊毛的。十元。”阿贞两只黑眼睛盯住老头儿，那样子倒像是来进行生意接洽似的。

“天晓得，这里又不是寄卖店。寄卖也卖不到十元。你看你看，还有一个洞！换别人，我顶多开四元！”

“九元，一元也不能少了。”

“派什么用场？什么时候来赎？”

“付学费。顶多一个月，我们就来赎。”

“你们还要付学费？”估价老头一边拔笔写付款单，一边问，“照你家这么个情况，学费是可以减免的……”

阿贞不吭声。对于难以回答的问题，她总是不动声色，好似根本就没听到对方的话似的。她家无一人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本应享受全免，但家庭成份实在不好，属于“杀关管”家属，班主任据理力争后，才为她争得了学费减免四分之三的名额。大弟二弟也一样。三个人的学费加起来虽然还不足一人之数，但对一个只顾得上糊口的家来说，每年这个时候，总还是个难关。

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李人还在安徽一个县内的农场劳动改造。饥馑如瘟疫般在整个省境内迅速蔓延，树皮草根也被剥光挖尽。劳改农场反倒成了福地，虽然也实行“瓜菜代”，但每人每天总有若干米面配给，所以全场几百名职工包括那几十名右派倒没饿死一个。大墙封不住熬粥蒸菜包子的香味，邻近几个村庄的饥民们逐渐逼近过来，先是偷，后是抢，某一天终于聚集了一二百人，操了原本用来耕作的锄锹镐耙之类，团团围住了农场的粮库。农场负责人急红了眼，当即鸣锣组织职工自卫反击。肯上阵的人不够多，于是下令所有的右派参加这场与贫下中农为敌的战斗。右派是不敢不服从的。到黄昏时，农场几百人作反包围，那一触即发的局势眼看要酿成血案。不料对峙不过十几分钟，尚未开打，里面一圈饥民就接二连三地自动倒拖了“武器”慢吞吞地撤兵，这倒让外围的人看了老大不忍。双方本来都是沉默着的，谁想到那个组织自卫反击的负责人突然振臂一呼：“抓住带头的，送公安局！”应者居然也有，捋着袖子想扑过去。狗急了也要跳墙，有几个比较壮实的农民停住脚步，捏紧了锄把锹把。也是活该，这李人站在人群中，不知怎么的一个冲动，用他那共鸣十足的男中音喊道：“何必呢！都是饿急了，放他们走得了！”两面的人都愣了愣，那李人乘机又多说了一句废话：“民以食为天嘛！”外围的农场职工“刷”地让出一条通道来，恰似夹道欢送般送走了这上百个饥民。

这件事后来到底怎么个评价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说还有个作家专为此而写了部小说，把李人写成了英雄。其实李人当时也只是一时里热血冲动，加上已经听说农场将要为一批右派摘帽，名单上有他，于忘乎所以之中又忘了管束住了自己这张嘴。事后他懊悔不迭，可是悔之晚矣。不久，以李人“思想顽固，影射攻击社会主义社会”为由，场部作出了李人不能摘帽返沪、需继续改造的决定。

原已打点好了行李，打算一回上海就去办理复学手续的李人，半夜里溜出宿舍，一纵身跳进了一个水塘里。

阿贞读的是女中。学校里排戏，阿贞常被拉去反串男角。她那臀部不像一般女生的圆，身材挺而直，手长脚大，一换上男装很像男人。唯一能显示阿贞是女生的是两根又粗又黑的辫子，不过演戏时盘到头顶去，也是遮得掉的。班里演沪剧《红军的女儿》，阿贞扮里面的匪军官，一顶大盖帽扣在脑袋上，军装一穿，脸上的眉毛加加浓，嘴上唇线画画大，俨然是个英俊潇洒的年轻军人，不像反角，倒像是个足可令女生神荡心摇的风流武生。那《红军的女儿》里有一段匪军官的唱腔，无奈阿贞唱什么都五音不全，怎么教也教不会，只好改为念白。到演出那一天，阿贞登台一亮相，马鞭一甩，肩胛一抖，用煞是像男人的声音念道：“他妈的老子就是不信……”台词还没说完，礼堂里上千个初高中的女孩子们就“哗——”地大笑起来，那个鼓掌呀、顿脚呀、仰天哈腰揉肚子呀，把个会场都差点搅了。政治效果自然不大好，校长笑着勀了班主任一顿，不过学生会却评阿贞得了优秀演出奖。

那一年阿贞家的经济更加拮据。她十六，曾义十三，小阿德八岁，都是死要吃饭的年纪。家里熬一锅粥，总是吃得锅底朝天，连那粘在锅底的锅巴，阿义和阿德还要抢来刮，刮得吱吱响，惹得灵芝背过身去眼泪汪汪。因为阿德也上学了，灵芝进了里弄里的医疗卫生站，工资虽少，毕竟是固定的了。只是晚间还得做手工活，以贴补家用。

糟糕的是，小阿德突然发作了癫痫病。好端端地坐着或是走着，会蓦地跌将下去，瞪着两眼吐着白沫手脚抽筋，细细的脖子还扭过来扭过去，像拧麻花一样。灵芝知道这孩子先天不足，起因在于怀他时自己突遭变故打击，所以总觉得自己对不住他，每次见他发作，就心疼得像有人在撕扯着她的心一般，泪如泉涌。她是学医的，明白阿德的病难治，但总不死心，手头稍有活络钱，就忙着带了他去求医，不但去买那当时很昂贵的新药“扑癫酮”、“苯巴比妥”之类，还照传统的秘方，去屠宰场买来母羊胎中的羔胎，炖烂了硬逼着小阿德吃下去。家里的支出，自然也因为阿德的病而增大了不少。

阿贞眼见小兄弟得了这毛病，嘴上不说，心里却存了疙瘩。她记得阿德小时候被她放在稻草绳做的“秋千”上跌过一跤。当时那抽筋的症状，跟现在发癫痫病一模一样。她觉得阿德不幸的起因在她。十六七岁的高中生走在路上时，对贴于电线杆上的“祖传秘方，一次根治”之类招贴特别注意，终于有一天在“专治哮喘”、“专治狐臭阳痿”的大小纸条内发现了一张“癫痫专科”的招贴。她按上面的地址写了信到河南，言辞恳切地叙述了弟弟的病状和求医诚心，居然还得了一封回信，内附一纸偏方。

真叫有病乱求医，阿贞如获至宝。她秉性沉静，肚里藏得住秘密，回家也不说，只想弄到了药让母亲和弟弟们都喜出望外。第二天一早她出门，不去学校，直奔西郊公园，进了公园大门直往狮虎山去。在石头围墙外面转了半天，看看护城河那么宽，两只东北虎那么大，下不了爬进去的决心。临近中午了，忽见一个老头子饲养员隔了栅栏在往里扔肉块，茅塞顿开，赶紧绕到山后，找到了饲养员进出的后门，守着。老头儿一出来，她就拎了那只大大的旅行袋迎了上去。

“老伯伯，”她亲亲热热地喊，“向你讨点东西，给我弟弟治病的，行吗？”

“什么？”老头儿疑惑地打量着这姑娘。

“老虎的粪便。”阿贞说。

老头儿起先不乐意，但耐不住阿贞牛皮糖一样地跟住他苦苦哀求，最后回狮虎山进去装了一大袋软榻榻黄糊糊的粪便出来，还附带说明了一句：是今天新拉的，很新鲜的。

阿贞回得家来，参照偏方所述之法，开始炮制专治癫痫之药。她找了一块瓦片置于炉上，将粪便焙烤出干粉来。一时间里，那永安弄整条弄堂臭气熏天，住在楼上的阿福娘忙着关门关窗，骂骂咧咧：“又是哪家宁波老头，烧他妈的臭冬瓜，熏死人了！”

阿贞闷声不响地躲在门后水龙头旁的煤球炉子边上，虽然熏得眼泪直流，胸口直泛，还是轻手轻脚地坚持着，把焙干的成品倒到干净纸上，把黄糊糊的原料一笃一笃地刮到瓦片上，居然也没让阿福娘发现这奇臭恶臭之发源地。

晚上灵芝回家，那臭味虽然已基本散尽，还是让她干呕了好几次。看着整整齐齐叠着的几十包药粉，她的心里暖暖的。这个偏方她倒也听说过，反正焙干了的药粉黑得发亮，外观酷似“矽炭银”，闻闻也无异味，倒也不妨让阿德试试。阿德吃了病不见好也不见坏，只是发作时症状似乎是轻了些。阿贞一口咬定是她的药起了作用，然后再去西郊公园，然后永安弄又有了一次莫名恶臭。如此这般一二年，直到阿德终于知道了药粉的原料是什么，死也不肯再吃，阿贞主持的这一疗程才告结束。

李人跳进去的水塘本不深。入水之后，冷水一激，鼻子里一呛，实在难过，两脚一蹬，头部便露出了水面，看到天空中洁白的圆月和星星，切实地感到了能呼吸能活着的痛快和舒服，于是便挣扎着爬上岸来。在那一刹那间，鬼使神差地，他那有点迷乱失控的脑际，居然闪过了阿贞向他伸出小手抓住了他的那一幕。多少年后每当他回想起来也觉得真不可思议。他上了岸，冻得发抖，一副狼狈相，又不敢回宿舍。左顾右盼，忽然发现不远处原来是场部的养猪棚，里面还闪着昏暗的灯光。没什么可选择的，他着了一身浸透了水的衣裤，叽哩咯啦地走了过去。

守着猪棚的是个来自合肥的女右派。她都快三十岁了，当了右派后丈夫跟她离了婚。李人闯进去时活像个鬼，但她倒并不太害怕，而且也并不太惊讶，因为她听说了李人要摘帽返家的波折。她马上烧起了大灶，为李人熬了姜汤。她让他脱光了睡进自己的被窝，然后把湿衣裤支起来烘了一个晚上。天亮时李人像没事儿似地溜回了宿舍，谁也不知道他曾要想走上自绝于人民的死路。

李人自此后常往猪棚跑，两人的关系渐渐发展，从难友，到姐弟，后来便成了情人。

女人很主动，也很懂。“我不会一直拖住你的！”她抚着李人年轻光溜的背脊，再热烈的时候也不失冷静，“我们现在是相互需要！早晚要各走各的路……”她从来不像李人以前交过的女朋友那样，逼着他回答“喜欢不喜欢我？”“爱不爱我？”仅此，就令李人十分感激。

不出她所料，“各走各的路”的日子终于来到。1962年他们两人都脱帽遣返。李人回上海，有望继续求学；她回合肥，据说是到一个郊区医院。临别时两个相对呆坐了一个晚上，都说要保持联系，都说要日后再见，都明白这辈子的缘份也就是这些了。天蒙蒙亮时，李人不得不离开猪棚了。他一头扑倒在地上，朝那女的叩了个头：“大姐，恩人……”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跨进延安路西头暗洞洞底层老家时，他娘李立立好半天也不敢相认。猪棚老大姐的小锅饭把李人养得膀大腰圆，大田里的挑拉割耙又令他锻炼出了一身黑红发亮的肌肉。他一脸的胳腮胡子，黑、粗、密；眉骨高耸，两眼乌黑，深、亮，冷气逼人。脸上的皮色又红又黑，紧绑绑地，毛孔却粗，一个个张着，像那文旦皮。头上乱蓬蓬一堆黑发，横七竖八，赛似猪鬃。胡乱裹着一件黑棉袄，腰间系着一根粗麻绳。臂上搭着油光可鉴的棉大衣，老远就可以闻得到只有猪棚里才有的酸臊气。如今的李人，哪里还像正明印刷厂的大少爷？

李人回上海奔波了一阵，获准进入师范学院，插入历史系二年级跟班学习。他本来目标是返回原校，但在原校的学籍已被开除，不能给复课。而那几年开始师范招生已日见困难，报考历史的尤少，他这才被收下了。

李人进了师范，坐在课堂时好似一堆鲜嫩的天津雅梨中放进了一只老南瓜，那些一路顺风一级级考上来的学生子们都把他当成了一个怪物。半年之中，李人几乎没跟同班的同学说过话。他不住读，理由是父母都有疾病，要他一照顾，其实是深感自己与其他人之格格不入，不愿再过集体生活。从此一辆自行车来回，独来独往。

李人在安徽劳动改造的那几年里，李平奇的日子倒过得很好。李立立积蓄丰厚，把小家庭里的生活安排得富富足足的。李人到安徽后不久，就写给他娘一封信，言辞严厉地关照李立立无论如何不要寄吃的寄穿的把手伸到他那面去，否则他就会因为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罪名而一辈子摘不了帽。李立立明白这个事理。李立立还很有点畏惧这个儿子。她牵肠挂肚地记挂着他，却不得不照办，全副柔肠情怀便统统转移到了李平奇的身上。李平奇去上班时，一身的中山装，勾头缩脑地一副穷酸相，回得家来，先喝碗西洋参汁，再就着鸡腿鸭肫等下酒菜，抿一盅热热的加饭酒，晚上睡的是鸭绒被。李立立把他侍候得舒舒坦坦的。他到了教务组不久，就发现原来自己不是个教书的料，倒是刻出的蜡纸一等漂亮，排出的课表也可以四平八稳，教导主任很器重他。又过几个月，学校里管图书的老头病死了，他被命令同时兼管图书室。接受任务时，他点头哈腰作老实状，啤酒瓶底般的眼镜掉到鼻子下部也不扶一扶，回到家中，关上门，一把就搂过李立立日见其粗的胖腰，报告喜讯：

“老子如鱼得水了也！用不了三五年，李平奇就可以博览群书，广积资料，完成大作《历代官制辞典》！”

“嗤！”李立立说，“我还以为啥美事呢！”

“怎么不是美事？老实说，我如今宁愿管资料也不希望让我再上讲台！”

他在图书室博览群书，摘录条目卡片，因为眼力不济，所以很想拉李人一起编那“辞典”。不料这历史系的大学生听了后冷冷地问他：

“编出来干什么？”

“咳，国内还没有过，空白点哪……”

“空白点管你什么事？”

“这，这什么话？为人一世，总要有个志向……”

“什么志向？还想反党反社会主义呀？”

“好好，我不跟你说了！”

“本来就不该跟我说。太平点过日子吧！”

“孺子不可教，不可教也……”

六

灵芝在阿贞考大学那年发现自己已左右不了女儿。要填报志愿了，灵芝坚持在第一志愿填医科大学，阿贞说什么也不肯。

“考医科的人木老老，我考不进的。”

“老师说你这一年来成绩提高很快呢！拼一拼，或许能成功的！”

“为什么要去干‘或许能成功’的事？不会去干一定能成功的事吗？”

“那你想考啥？”

“师范。”

“唉，做啥呢！”当娘的明白女儿的心思，读师范有助学金，“不就是一口饭吗？这么多年也过来了！我们里弄里也快加工资了……”

“反正我不读医。”

“这是你父亲的意思呢！你那年做双周，他还在你面前放了一只听诊器，胶木的……”

“不提他！”阿贞突然一反常态，杏眼圆睁，嚼着牙根说，“就是因为他，我肯定进不了重点大学！老师关照过我了，凭我这个家庭出身，考得再好，也要打折扣的！”

她拿起笔，刷刷地在第一张重点大学和第二张非重点包括专科的志愿表上统统填了师范。不久，她被录入李人所在的那所学校，读中文系。

进校时她还是不足八十市斤，黄黄的尖脸上还有两块蛔虫斑。灵芝咬咬牙买了一段新花布，自己缝了一件连衣裙给十七岁的大姑娘穿了去当大学生。岂料那裙子上了身瘪塌塌地活像挂在衣架上，阿贞穿了一天便脱下来不肯再穿。灵芝也丧气地觉得的确很难勉强，只好由她去。

学校里的大锅饭很快医治了阿贞的营养不良，没过半年她就重了二十斤。身上多了二十斤肉的阿贞，变得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凹，浑身上下都透出大姑娘的青春气息来。到第二个学期，同班一个姓马的同学，给她寄来了一封情书，满满四五张信纸上，全是火辣辣的词。她却无动于衷，粗粗看一遍就在课间休息时于走廊上拦住了他，把信还给人家。还说：“错别字真多，大概有十来句病句。”

回家说给灵芝听，灵芝笑着埋怨女儿：“还给他不就得了，何必弄得人家难堪呢？”

“不这样，他不死心。讨厌。”

“人家也不是恶意……”

“哼，”阿贞嚼着牙巴骨，“谁知道。我一个也不相信。”

灵芝没敢再开口。

某个阴雨天，李家底层大门，被一位女郎叩开了。开门的是李人，他正巧在家。延安路上的梧桐愈长愈粗大，李家的光线也愈来愈暗淡。女郎在亮处，李人在暗处，他一眼就认出了是当年大学时曾与他热恋过一阵的女同学。她依然美目流盼，风姿不减，他却有恍如隔世之感。一阵颤栗，李人竞说不出一句话来。

“请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姓李的，李人同志？”

这问话足以说明对方根本没认出他来。李人刹那间觉得自己如同落进了冰窟，那感觉恰似几年前跳进了水塘一般。他的眼中闪电般掠过漆黑的夜空，清冷的月色星光，猪棚，大姐。他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用自己也辨不出的声音回答道：

没这个人。你走错门了。

女郎失望地抬头望望门框上的号码，转身走开了。李立立闻声赶将出来，不无遗憾地目送那女郎的倩影缓缓离去，倒也没插一句嘴。儿子的事，她早已无权干涉了。

李人临近毕业时，学校学生会搞了一场演讲比赛。题目是指定的，叫“未来”，优胜者可由学生会出资代缴下一学期的书杂费。阿贝报了名。经几轮预赛复赛，她进入了决赛。写那文章时她很轻松，登上讲台时也并不慌张。她跑过多少年的当铺、寄卖店、印刷厂、编结社，领受过多少同情的、怜悯的、鄙视的、奚落的眼光，自然不会害怕如今这高高的讲台明亮的灯光和哗哗的掌声。决赛时，她穿上了已经非常合身的连衣裙，镇定自若地朗于大礼堂的台中央，微微仰着头，高高挺着胸，把那自己写就的讲稿从容自若地朗诵了出来：

“未来，是那么遥远，又那么迫近。我触摸不到它，却在亲手创造着它。我看到了它，却难以描述它。它伴随着我走，我又在追赶着它。它让我跟过去和现在告别，却又是过去和现在的延续和结果——呵，未来，你让我兴奋，却又让我迷茫……”

阿贞在这么朗诵着的时候，李人正巧从图书馆还了撰写毕业论文时所借的书后出来。他经过那热热闹闹灯火辉煌的大礼堂时，听到了阿贞那一段很有点佛门因果轮回说教味道的言辞，一下子感到一颗心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连眼眶也呼地热了。他平时从不参加这一类活动。他觉得自己不在这个圈子内。前一阶段他曾在墙报栏上见到过比赛题目，当时曾在心里想：“未来？哼，你能预料得到吗？当年我这正明印刷厂的大少爷，岂能料到当个右派去跳安徽的臭水塘？阿贞在抓阄时抓了我，结果没多久两家就生生死死地闹了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如今这大小姐又在何方？哼，未来……”可是此刻，那听似忧郁的声音，却拖住了他，而且把他拖向了礼堂。“这是什么样的女生？”他推开了礼堂的大门。可是，礼堂内的演讲声听来却清脆、甜美，而站于台中的那个女生，高高的，壮壮的，一身大花点子的连衣裙，罩在耀眼的金色的灯光内，俨然是个幸运女神！李人一秒钟也不愿再呆下去，转身就出了门。

是年夏末，他被分配至离家不远的一所初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