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巡回法庭的制度成本，既包括法庭的运行成本，也包括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按照《依法治国决定说明》中所指出的，设立巡回法庭“有利于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有利于最高人民法院本部集中精力制定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审理对统一法律适用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案件”。但这需要多大的成本呢？

如前所述，申诉信访人的成本未必有明显下降。而且，还激发了更多新的申诉信访案件涌入巡回法庭。如果从疏散人口、降低城市压力，特别是维护北京稳定的角度来说，在北京以外设立巡回法庭，的确已经分流了相当一部分申诉信访人离京。当然，巡回区内的不少申诉信访人明知被拒绝，仍选择进京上访，这影响了分流效果。

另一方面，由于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民商事案件量呈现下降趋势，将这部分案件分流到巡回法庭实现重心下移的意义不大，而且也未必能方便当事人诉讼。举例来说，最高人民法院在2013年和2014年先后审理了腾讯与360相互起诉的二审案件。这样的案件就是典型的跨行政区域重大案件。腾讯总部在深圳，是第一巡回法庭所在地；360总部在北京，是最高人民法院本部所在地。对最高人民法院来说，不论在北京，还是深圳，都是就地解决纠纷。

而且，逻辑上的矛盾之处还在于，既然是跨行政区域，至少对一方当事人来说就不是就地解决纠纷。甚至，将来对双方当事人来说，都不是就地解决纠纷。因此，方便当事人诉讼也就成了问题。仍以腾讯和360相互起诉为例，是在北京还是在深圳，更多是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发生了转移。甚至，还有可能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例如，由于知名律师主要集中在北京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案件到了巡回法庭，即使不在北京，当事人仍可能会请这些律师，这使得诉讼成本显著增加。

巡回法庭的人力成本也会增加。目前的主要人员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从本部派往各地，这会增加交通成本、食宿成本和一些难以计算的成本（如情感的隔离）。巡回法庭法官的外派模式，有些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成立初期，大法官轮流到各地办案的做法。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可能有如下局限：（1）外派法官是本部的骨干力量，会减弱本部法官的整体质量。（2）外派法官大多是中青年人，只身过去，但在北京还有家庭需要照顾，难以将精力全部投入工作。（3）法官两年一换，这使得法官队伍难以持续稳定扎根。（4）外派法官的收入可能比本地法官低，这会形成心理落差。

为缓解从本部调人带来的问题，巡回法庭现在还从巡回区内的法院借调人员到巡回法庭工作。但一般也实行定期借调，期满后回原单位的做法。当然，也有直接调来的情形。从长期来看，巡回法庭必须走法官本地化的道路。法官本地化是指法官不是委派轮岗，而是面向全国招考调干，并在本地长期工作生活。人财物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管理，但需要当地党委政府的更多支持。

因此，设立巡回法庭，不仅不是弱化最高人民法院与地方当局的联系，而且是需要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成立座谈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表示：“广东高院和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中院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认真落实好相关工作，为第一巡回法庭建设和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1】也正如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所言，“将来还要建立与地方联动机制，一旦有需要地方司法机关提供支持、维持秩序的，有关部门须及时提供支持和帮助”【2】。

而巡回法庭的运行成本，特别是巡回审判的成本会更高。如果在巡回区内开庭，当事人的成本可能会降低：“第一巡回法庭虽设在深圳，但它的审判地点不止是在深圳，审判人员可以到三个省区的各个地方去审案，减少当事人往返深圳的各项成本，体现出便民利民。3月6日我们就去了东莞，在东莞巡回开庭，以后还可能去海南、广西，在高院、中院或基层法院。”【3】但是，法官的成本却增加了，包括交通费、住宿费等，这与基层法院较低的巡回审判成本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实际情况是诉讼成本发生转移，即从当事人那里转移到法院和法官。

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的做法，也是巡回审判高成本的典型例证。提讯被告人、直接听取被告人的辩解、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是死刑复核的重要内容。但是，死刑被告人大多分散关押在案发地看守所，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要想提讯被告人必须奔赴全国各地，耗时耗力。据统计，每一起核准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两名至三名法官（平均往返5天）到当地关押场所提讯被告人，高级人民法院两名法官（平均往返4天）和中级人民法院一名法官（平均往返3天）参加，每个案件的平均费用在4万元左右。【4】虽然在2008年开始推行远程提讯，但这并不严谨可靠。【5】巡回法庭设立以后，为了处理信访问题，也开始推行远程视频谈话。同样，远程视频虽然降低了成本，但也可能降低法院可信度。更何况，能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信访的案件，不大可能经由远程视频就可以轻易解决。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国际商事法庭也设立在巡回法庭所在地，而且是在同一个办公区域。国际商事法庭与巡回法庭是什么关系，对两个机构的组织管理、人员编制、后勤保障等做怎么样的安排，目前还没有明确公开的说明，只有相对模糊的提法。例如，“根据院党组决定部署，第一巡回法庭依托驻地优势，积极配合民四庭等有关部门研究筹建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新情况的存在，也增加了巡回法庭的制度成本。

【1】罗书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在深圳正式成立》，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1月29日，第1版。

【2】《巡回法庭：司法改革的“排头兵”——专访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1期。

【3】刘长：《未来法院的样子，我们在探索——对话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庭长刘贵祥》，载《南方周末》2015年3月19日。

【4】苏泽林主编：《司法行政管理改革的路径与成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102页。

【5】2008年4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利用音视频系统，对羁押于福建省泉州市看守所的被告人进行了远程提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