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在谈到他的小说写作时曾经指出，他是“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而文学批评界却又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对其创作予以肯定的，这便有了一个饶有意味的阐释错位。其实，就刘醒龙的创作实践来看，这样两种阐释都不十分妥切。相对于北方中原文化理性主义精神，南方的楚地文化有着异常浓郁的浪漫情调，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一直都是楚地文学的重要传统，作为楚人后裔并在楚地传统中成长的刘醒龙的文学写作自然会受到这种浪漫精神的影响，其早期小说《大别山之谜》系列便有较为明显的浪漫性。刘醒龙在这里所构筑的是一个由雄奇瑰丽的自然风貌、原始素朴的民风民性和形形色色的神话传说所组成的艺术世界，但以此点，尙不足以说明这一作品是“浪漫主义”的。因为浪漫主义最为本质的特征即主观性和想象性及自由精神在这里并无表现，毋宁说，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一定的“浪漫之风”，一定的“浪漫性”，而且这种浪漫性在其后来的大量写作之中产生了两方面的变异：其一便是“浪漫之风”只是在对荆山楚水的景观描绘时才会出现，这些描绘无疑抒发了刘醒龙对于乡土的依恋、挚爱与深情；其二，更加值得注意的，便是这种“浪漫性”作为一种艺术思维方式削弱了刘醒龙写实小说的现实主义品格。大量鲜活生动的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使得刘醒龙的小说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域色彩，其关心本土现实的写实姿态也使其创作体现了一定的“现时性”，本土现实的社会矛盾和民众生存在其作品中都能得到非常及时的反映，但是，由于现实主义写作应有的理性批判精神受到了与此相对的“浪漫性”的艺术思维方式的制约或抵消，或者说，二者未能取得较好的融合，使得刘醒龙的写实小说显出了一定的“表面性”。一方面，刘醒龙在表现现实矛盾或者社会不义时缺少应有的理性审思，而更多的是客观冷漠的表面化展示甚至宽容；另一方面，其写实作品中的不少人物性格不仅缺少一定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更加缺少合于现实的逻辑发展，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寄予其浪漫理想的“新人”、“模范”、“干部”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面。刘醒龙的这类写实小说只是表现了作家一定的写实姿态，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荆楚文化的浪漫之风几经变异之后对于刘醒龙的写实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刘醒龙写作的“本土性”更重要的，还表现于其坚执的本土主义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认同。可能刘醒龙对于其本土主义立场并无理论上的充分自觉，但其创作风貌以及他对寻求民族“优根性”的极力主张已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刘醒龙寻求“优根性”的文化主张和80年代末开始兴起、于今犹烈的“国学回潮热”、“三十年河东论”、“中华性”、“东方文化复兴论”及“未来中国世纪论”在文化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刘醒龙的本土主义的文化认同由于其过分的执拗和偏狭，容易走向一种本土主义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本土主义即使像刘醒龙这样明了本土文化的部分性衰落（如《人之魂》中近乎骗术的招魂），有时还明了本土文化的优秀遗产对于现代性具有一种纠偏和修正的作用（如《大别山之谜》中对于自然的敬畏与守护），但是，由于作者只是在“客观展示”本土文化的当今命运具体如何，却未对其为何如此做出“现代性”检验，“现代性”在本土内部的冲决和受挫亦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现代性”在刘醒龙这里基本上是被悬搁的。其实，诚如阿尔温·托夫勒所言，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本身便是现代性语境下才会出现的问题，更何况当下中国本土与西方的冲突同时也暗含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因为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本土正是处于急剧的现代性转换中的本土，而这里的“西方”又是现代性充分发达的西方，因此，无论在中国的本土内部还是在中国本土与西方之间都存在着传统与现代的剧烈冲突。在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之中，不管一个人的文化立场如何，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都是无可回避而又显而易见的问题，由于现代性的人文话语与社会现实之间易生龃龉，因此，我把形而上学本土主义的现代性悬搁看作是对一种道义责任的逃避，也因如此，这样一种本土主义便与主导话语具备了客观上的亲和性和共谋关系，在由本土主义的民间话语、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主导话语形成的文化立场中，不管本土主义者的初衷如何，都是其无可逃避的文化宿命，同时，这样的“亲和”与“共谋”也使本土主义的纯粹性更加可疑。所以，刘醒龙的本土写作违其初衷地被视为官方话语便很自然了，更何况在其具体写作中，寄托其浪漫理想的人物形象更多的是“模范”、“先进”、“支书”、“干部”等一些在我看来更应体现“政治文化理想”的人物，这在客观上便遮蔽了刘醒龙从本土民间出发的良苦用心，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