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冬季节的一个周末，我和老伴儿沿着八一湖边漫步，忽然，一阵雄壮昂扬的歌声，从少年英雄纪念碑方向传来。我循着歌声信步走去。不远处，少年英雄纪念碑十几米高的雕像前，一幅景象把我们吸引了——
就在雕像前的数十级台阶上，依次站立着一排排白发如雪的老人，他们的平均年龄大概都在60岁上下，雄壮的歌声正是从他们这儿传出。十几级数10米长的阶梯，已经站不下歌唱者的队列，顺着两侧草坪正向高地伸延，歌者的人群一直延伸到纪念碑后的高高的山坡上。粗粗概算，这支唱歌的队伍足有千人之多。听歌声，有五六十年代的《红梅赞》、《歌唱祖国》、《英雄赞歌》，有《我们走在大路上》，有《七律·长征》，还有《冰山上的来客》等那些传唱久远的抒情歌曲。站立倾听，当老人们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红莓花儿开》几支前苏联歌曲以整齐优美的旋律演唱完毕时，我的心灵被深深震撼了，他们的歌声是那样充满韵味，那样富有激情，我想这些老人哪是在唱歌啊，他们分明是在用歌声回首青春岁月，是用歌声回望他们经历的那个时代啊！我猜想，这必定是一支有组织的队伍，成员也肯定是文艺团体的退休老同志们。不然何以有如此优美雄壮且显得训练有素的歌声呢？
我走进歌者的人群，细作询问才知道，这些白发老人，他们相互之间并不相识，他们来自周围各个不同的小区大院，全部是自发前来的，且全是普普通通的市民。据说，这样一种自娱自乐的形式，已经坚持了数年。队列第一排的前角处，有一位86岁的老太太，她是被人推着轮持来的，是队伍中年龄最高的老人，但每当旋律响起，她那伴着旋律打着节拍的双手，她张张合合嚅动的双唇，让人能感到老人一颗回到青春时代的心。推轮持的小姑娘是老人的乡下亲戚，她告诉我：每天来唱歌，已经成为老人晚年生活的必修课。逢上雨天雪天不能前来时，老人就显得郁闷，就显得不乐。而只要听到八一湖边的歌声，老人就显得兴奋，就看上去特别快乐。
2009年的冬天是许多年来北京最寒冷的冬天，据说即使在气温最低的零下十五六摄氏度的那几天，这些穿着各色羽绒服的老人们依然聚集在这里歌唱。在冬日的阳光下，一群白发老人，一曲又一曲荡人情怀的歌曲，组成了北京城一道最亮丽的风景。他们的歌声，在北京的上空，在大都市现代化的摩天大楼间回响，诱发着人们时飘然逝去的昨天作冷静而客观的思考和回忆。
面时这一批冬日寒风中引吭高歌的老人，我在思考：他们本已经到了颐养天年的岁月，本该在家里享受含饴弄孙的晚年之乐了。但他们却一天不落地来这里。他们是纯粹为了娱乐吗？我想是，可又不完全是。因为从他们精选的那些年代歌曲里，从他们庄重而认真的表情里，我分明感受到他们一种更高的精神追求。那些歌曲，几乎是清一色的“红歌”，充满蓬勃向上的阳刚之气，抒发对英雄、对祖国、对生活的赞美，表达对理想的向往和追求。他们是在唱歌吗？不，他们是在用歌声对历史回望，他们在用歌声表明他们这代人对充满激情的那个年代的珍惜。他们在呼唤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便是对理想的憧憬和向往。
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没有了精神，我们的民族便没了生机，便没有希望。作为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的青年时代在激情中度过，他们伴着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走来，他们也的确遭受过因为党的政策的某些失误带来的磨难，饱尝过许多年的贫穷。然而，当我们客观地辩证地来看待那段历史时，我们不能不说那代人从来没有因为贫穷和生活中的某些委屈，就放开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就动摇对党，对祖国，对生活的坚定信念，那种对精神信仰的坚定追求，成为一代人鲜明的时代符号。也正是那代人对理想的孜孜以求，我们整个民族后来才能够在时历史的反思中清醒，才能把错误和失误变为今天快速发展的财富。才有了今天傲然世界的不俗实力，我们国家才有了举世刮目相看的巨大进步。
然而，我们也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天，当世界正以羡慕和惊奇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巨大变化时，当汽车的增加以惊人的数字跃居总量世界第一时，当我们许多人随时可以品尝过去只有达官贵族才能享受的美宴大餐时，许多人突然感到我们缺少点什么，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我们缺什么呢？我们缺少了信仰的力量，缺少了高尚理想带来的精神的无穷张力。相比昨天，我们的确富足了，我们可以说衣食无忧了，而许多人在享有丰富的物质生活的今天，却陷入了精神上的贫困和苍白。金钱的泛滥使精神沉睡，官场的庸俗使理想失色，市场的失信使社会畸形。所以，当一些人有了权，便去滥用谋私，便去寻找额外的贪欲，便去追求花天酒地的享受，官场上便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不惜抛弃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裸官”，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以包二奶为荣的丑类。所以，当一些人有了钱，便只会摆阔斗富，过起纸醉金迷的生活，便会挥金如土地去满足自己的奢侈和淫靡，便会忘记今日中国还有一部分生活在贫困上的同胞。
对此，有理论界的朋友大声疾呼：要防止中国人的精神系统“死机”，信仰和理想不能丢失！这并非杞人忧天，对缺少信仰的忧虑，不仅来自上层建筑领域的理论家、知识分子，更来自北京街头的市井平民，来自手握方向盘却忧国忧民的出租车司机。八一湖畔的老人们不是在用歌声表明中国老百姓拒绝精神麻木的决心吗？他们在用歌声唤回丢失的精神，也在用歌声拷问着21世纪的中国的世道人心。这就是眼下中国的民意。
当然，在社会大众对精神信仰的呼唤中，也还有另外一种不和谐的声音，那就是还有一些人公开地蔑视精神、蔑视思想。公开地鼓吹享乐主义，公开地表明娱乐至上。并且大张旗鼓地宣传要以远离思想、抛弃精神为荣。有人公开宣扬：我们应该很浅薄地生活，生活嘛，就是满足生物本能和生理快感，什么精神思想那是当官的事，老百姓不必关心。所以，追求享受追求金钱，成为一些人的时尚。所以，时他人冷漠，对集体冷漠不再被鄙视。所以，把情人小蜜带到酒桌宴会，成了一种新潮。所以，当一位草根出身的所谓艺术家，一朝成了名，便忘记了草根百姓，以声言买飞机的形式来向社会摆阔。
匪夷所思的种种现象，让人们一次又一次备感精神缺失的危机。
就在2009年的岁末，一部名为《三枪》的电影，成为远离思想的艺术标本。当遭到民众的痛批之后，一位被少数人奉为“大师”的著名导演公开宣称：我拍的电影就是只给人笑声，我是不要什么精神和思想的，何必那么累。表面看，此话好像替百姓言声，其实骨子里是在欺骗社会。为了检验这位大师的自我标榜，我特意进影院看了《三枪》，不仅没有什么笑声，相反的是无数的批评和责骂。它不过是用几个“无厘头”的瞎编乱造的故事去挠观众的胳肢窝，去骗取老百姓的血汗钱。像这种作品，不仅蔑视了精神和信仰，也蔑视了观众最基本的审美判断。让人忧虑的是，这些所谓艺术家，正趾高气扬地以“家”的名义滥用人民给他的荣誉，炮制一些于社会无补的低档作品和精神垃圾。当一批又一批的观众大呼上当时，那些号称拒绝思想和信仰的艺术家们正在窃笑着躲在豪华别墅里数票子呢！这是我们不能不思考的现实。
庆幸的是，在饱尝了远离精神抛弃思想的苦恼之后，很多人正在觉醒，社会正在为追寻我们曾视为珍宝的丢失的精神而努力。这本书，以这些年的热点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为实例，试图为追寻精神的队伍摇旗呐喊，试图为激活我们的理想信仰献一份绵薄之力。如果这些篇章能够给精神信仰的追寻者以启发或启示，我将感到莫大的欣慰。我愿与更多的朋友一起，去呼唤和守卫我们精神的明朗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