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有句名言，称赞我们这个民族历来都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应被视为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鲁迅先生称颂的道德精神，其实贯穿于我们民族的历史，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在那些被视作草根平民的农夫商贾身上，往往也一脉相承地秉持着我们民族的这种道德精神。近读河南青年作家南飞雁的长篇小说《大瓷商》，再次感受到这种文化精神的巨大力量。
辽阔中原历来被视作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是民族文化的发祥地。老子、庄子、孔子等一代思想大家都产生在这方神圣的沃土。这方土地的百姓，自然也最早最深最具普及性地受到我们民族文化的滋润，这就是人们常常把河南称为是“厚重河南”的原因。《大瓷商》这部浩浩60万言大作，的确称得上是一部礼赞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厚重之作。作品以钧瓷这个民族文化的名片切入，以晚清和民国初年为叙事的时代背景，以中原古镇神垕镇为故事发生地，以宫廷斗争、政权变化、外交事件以及两个钧瓷世家的恩恩怨怨为矛盾线索，一波三折地叙述了一串撼人心魄的故事。渗透全书的道德精神和民族文化，引发读者在深深反思历史的同时，对我们今天如何继承民族的精神精华，摒弃我们历史的愚昧和糟粕，具有极深刻的现实意义。
古话说，“人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钧瓷历朝历代被看得如此金贵，自然因为举世珍藏及宋代以来皇家的极度追捧，其实更为重要的是钧瓷承载的民族文化的精神价值。作者以钧瓷为故事依托，用文学的形式对钧瓷进行文化道德意义上的深度开掘，其意义自然超出了一部文学作品。之外。
通读全书，贯穿干作品的一个思想“内核”，即精神主线，是两个钧瓷世家董振魁和卢维章世代秉持的为商的“留余”精神。所谓“留余”，内容出自两个钧瓷世家所敬仰的河南富商康百万的《四留铭》。康家为商300年长盛不衰，关键在于把“留余”的文化道德精神把握得炉火纯青。康家数百年间在门楣悬挂一块匾，上书留耕道人的《四留铭》：“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这块简洁明了的《四留铭》，不仅是河南商人为商的道德传统，其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也体现了中原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用古话说叫“中庸”，用今天的话说叫“度”，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道德理念，成为人们为人处世、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遵循，也是中华文明在化解矛盾、创造和谐的实践中形成的精神传统。后来，“留余”精神，成为董、卢两家的为商道德，由此演绎的一系列起伏跌宕的情节故事，也是《大瓷商》的最精彩篇章。
体现“留余”的道德精神，作者用了几个最为引人的情节。最能体现留余理念的，是两家瓷商以胜求和的表现。一开始，董卢两家在围绕禹王九鼎烧制方法而展开的争斗中，卢维章见董家有一部本属卢家却早年失传的《禹王九鼎图谱》，便舍命去董家盗书，结果中了董振魁的圈套。卢维义冒死去救自己的弟弟，结果两人都身陷董家大院。董振魁杀死卢家兄弟易如反掌，可他却放了卢家兄弟。按董振魁的话说，杀了他们，不符合“留余”精神，凡事不可做满，满了不合天道，杀了卢氏兄弟，便是把事情做满了。一家一户不可能把生意做绝了。这样一种“留余”精神，实际上秉持的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种思想理念。
如果说董振魁释放卢氏兄弟把“留余”这种道德理念演绎得精彩感人的话，那么在此后的商场斗法中，比董家将这个理念表演得更出神入化的，是卢家的三次以胜求和。第一次，是光绪三年中原大旱，百姓饿死无数。董振魁趁机做霸盘生意，用50万两银子购买粮食，以一石粮40两银子为准借给各窑，算是董家老窑在各窑场入股，诱使各窑工人在饥饿难耐时向董家借贷粮食，等灾年过了各窑重新点火，董家与神垕镇各窑按股分红。这样一来镇上至少一半窑均可能将属董家所有。让董振魁意想不到的是，卢维章用借来的60万两银子，一两不剩买成粮食，以无偿的形式给各窑工人。这一招使董家几乎破产，当卢家胜局在握，几乎可以为死去的卢维义一雪仇恨的时候，卢维章却作出了“以胜求和”的惊人举动。当初，董振魁的“留余”不过是从私念出发，而卢维章的“留余”则高了一个层次：济天下苍生。他对董家说的话也感人心魄：“卢某只愿与董大东家对天盟誓，从此董卢两家子孙永不做霸盘生意。”第二次的以胜求和，是卢家第二代卢豫海与俄国人在大连的圣彼得洋行的经理朱诗槐的斗法。为了教育这个专门整治中国商人的朱诗槐，卢豫海凭着聪明才智做伏特加酒的霸盘生意，致朱诗槐几近于死地。可卢豫海关键时刻如其父一样以胜求和，将自己手上的5000斤伏特加酒白送给朱诗槐，且还愿意借给他银子。卢家的“留余”精神不仅感动了朱诗槐，也感动了当时整个社会。第三次以胜求和，是董家在八国联军盘踞天津时。董家以出窑价倾销钧瓷冲击行市，而卢豫海趁机将董家的钧瓷全部买回，再次置董家于绝境。此后，卢家又一次展现胸怀大度，为化解两家世仇，卢豫海不惜给董家下跪，并将买董家的钧瓷原价卖回董家，他告诉董家“我只想让你们记住，豫商的古训是什么？是留余啊！”三次以胜求和，是《大瓷商》最精彩的章节，也是贯穿作品的一条思想主线。董卢两家这种以胜求和的“留余”精神，既是我国早期的一种商业道德，也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宽容、包容、以善待人的思想内涵。作者用文学作品的形式讴歌这种留余精神，实际上是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最好弘扬，这样这部书不仅具有文学意义，更具有哲学伦理学的意义。
文学是表现人的，《大瓷商》对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表现了南飞雁这位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作家不凡的艺术功力。作品中的人物，不论是老一代的董振魁、卢维章、卢维义，还是年轻一代的卢豫海、董志良，一个个都个性鲜明，人物形象触手可及。从董卢两家结为世仇，到最后两家多次展现“留余”精神，握手言和，主要人物在其中的性格演变过程，作品都展示得惟妙惟肖。体现在董振魁、卢维章身上的性格特色更多的是机智精细和老谋深算，更多地表现为商场斗法及对竞争对手的精密算计，但有时也难免受一己私利的束缚，因此把商业的竞争有时演绎得也十分残酷。比较起来，以卢豫海为代表的新一代表现出更加智慧和豁达的个人品格。卢豫海这个人物也可以说是全书个性最为鲜明的人物，他具有一种老一代所缺乏的进取精神，南下北上，把钧瓷生意先后做到了天津、江西、山东，后又做到了日本、俄国，他有一种敢打敢拼的闯劲，同时又不乏父辈的机敏和智慧。几次在商场斗法中以胜求和，更多地体现了卢豫海的气度和包容精神，这种包容，其实是建立在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董卢两家的最终握手言和，并不仅仅出于双方的商业利益，更多表现了他们对振兴民族工商业的热情和一腔爱国情怀。这种爱国热情，在1944年日本入侵神垕镇时，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当时侵华日军在神垕镇欲抢夺董卢两家再次联手打造的禹王九鼎，对这样一件象征着民族精神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国宝，董卢两家自然看得高于生命。面对侵华日军的强盗行径，年迈的卢豫海、董克良尽弃前嫌，将两家联手铸造的禹王九鼎搬运到卢家祠堂，然后在祠堂里放满了炸药。当日本人来抢夺时，他们点燃了炸药，伴随着禹王九鼎双双慷慨就义。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行为，使两个人物形象同时得以升华。誓死不辱没国家、誓死不辱没祖宗，董卢两家以极其悲壮的一幕，为他们在生意场上的世代竞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使他们身上所体现的道德精神得以升华。
用故事说话，靠情节感人，历来是我国小说叙事的优秀传统，在《大瓷商》里，作者充分运用了传统小说的叙事艺术，把古典章回小说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传统方法运用到了极致。作者从晚清写到民国初年，一直写到日军入侵中国，故事环环相扣，如同一气呵成。这种叙事风格，让读者如同观看一部一波三折起伏跌宕的电视连续剧。特别是作者在叙事语言上的流畅老到，让读者如同品味一道文学大餐。作者融于全书的“豫商精神”，在作者精彩感人的叙事中，让读者通过人物形象和精彩故事，得到更真切更具体的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书又是研究豫商文化现象的重要辅助读物。
（原载于2007年8月7日《中国图书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