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军旅业余作家，在中国文学界受到特别的关注，或许他的小说有点偏于写实而常被当作非虚构作品，但他描述的生活故事却的的确确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那些故事如同情感的催泪弹，读者年龄不分年长还是年幼，性别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会禁不住为他的讲述潸然泪下。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以全体起立这样一种简洁的方式，表达了对他和他的作品《用胸膛行走西藏》的褒奖。这位军旅业余作家，他的名字叫党益民。

说起党益民，先说这样一组数字：他1963年出生，1982年入伍，曾40多次走进西藏，从军近30年，2次荣立二等功，11次荣立三等功。近些年来，他创作的小说《喧嚣荒原》、《一路格桑花》、《石羊里的西夏》、《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多是写西藏题材的作品，几乎每部作品都曾在文学界引发过强烈的反响。在鲁迅文学奖的颁奖会上，他曾有过一段感人的话，他说：“通往西藏的路，我走了20多年，通往领奖台这短短几十米的星光大道，我也走了20多年。鲁迅文学奖，是每一位作家的梦想，今天我如愿了。鲁迅是一种精神，西藏也是一种精神。鲁迅让人的灵魂觉醒，西藏让人的灵魂净化。感谢西藏给了我灵魂一个栖息的地方，感谢我长眠在西藏和现在仍然战斗在施工一线的战友们，是他们给了我写作源泉、勇气和力量，这本《用胸膛行走西藏》是我和我的战友们一起写的，我用我手中的笔，他们用青春、热血和生命，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他的这段即席讲话，是发自肺腑的心灵道白，是一个业余作家对生活的那片痴情。

为什么要写西藏？为什么对西藏倾注了如此深厚的情感？按照党益民自己的话说，在西藏他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他发现了一个军人应该坚守的思想高地，他也找到了一个业余作家获取创作素材的一座富矿。大概两年前，他的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出版时，我和他有过一次倾心的交谈。他说，格桑花并非一种特定的花，西藏人民把他们见到的所有颜色鲜艳的花都叫做“格桑花”，它是象征着爱与吉祥的圣洁之花，我之所以给小说起名《一路格桑花》，是因为格桑花是平民之花，他守护的是西藏这方圣洁的雪域，而战斗在这方雪域高原的人民子弟兵，是在用热血和生命守护着这片圣洁之地的和平与安宁，某种意义上，他们同格桑花一样，是爱与吉祥的象征。写他们，就是在写格桑花的芬芳，就是在追寻一种精神。

和他的许多作品一样，《一路格桑花》采撷的全是西藏生活的真实故事，每个人物、每个情节几乎都能找到生活的原型。从1983年开始，他因执行任务每年都要去一两次西藏，最多一年去过5次。作为交通部队的一名军人，他和战友们在用生命维护着生命之路的畅通。当今天大都市的人们生活在热闹繁华之中的时候，生活在生命禁区的他和他的战友们却不敢有任何奢望，如果说有，那唯一的愿望就是完成好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平安地回到亲人身边。党益民一当兵就在唐古拉山下修路，其经历的生死劫难，成为他人生的难忘记忆，激励着他用手中之笔书写军人人生的壮丽。他新兵刚下连，就目睹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17岁的新兵，从运兵车上跳下来，脚刚落在高原的冻土地上就晕倒了，从此就再也没有醒来；一个年轻的排长在“老虎口”施工，身为新闻干事的党益民拍完这位一线优秀带兵人打风钻的镜头，刚离开不到几十米，突然遭遇大塌方，那个排长没来得及喊一声就倒在了血泊中；一个同党益民同年入伍的战友，早上还和他说话，中午他就和他的爱车一起掉进了汹涌的帕龙藏布江……这些来自生活的底层故事，刺激着不曾想当作家的党益民一种写作的冲动，也积蓄了他记下他经历的生活故事的强烈愿望。

记得在阅读他的《一路格桑花》时，有一个情节始终在吸引着我，就是书中的一个干部牺牲后被埋了两座坟冢，这像一个悬念，贯穿全书，直到结局才揭开谜底。党益民后来告诉我，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书中人物的名字叫王力，真名叫王力波，生活中的王力波曾死过3次，有两座坟墓。一次是煤气中毒，3天才被救过来；一次运送物资，困在雪山5天5夜，吃草根和雪水，几乎晕死过去，被救出后在医院躺了半个多月。第三次也是执行运输任务，出发时党益民还到车前为这个战友送行，几个小时后便连人带车掉进了滚滚的江中，同时牺牲的还有其他两个战友。十几天后战友们在下游找到王力波半具尸体，就掩埋了。可第二年春天，又在几十公里的下游找到半具尸体残骸，有人从尸体上的毛衣碎片上认出这才是王力波，确认后又掩埋了一次，这样就有了两座坟茔。因为这个问题，他家乡的爱人怎么也不相信王力波已经死了，苦苦地等他回来，这一等就是10年。这样一个故事，党益民几乎以原生态的模样搬进了书中，成为作品最感人的部分。就在今年初，同名电视剧《一路格桑花》拍摄完毕，故事几乎按书中原样又搬上了荧屏，成为剧中催人泪下的情节。

就在《一路格桑花》书稿交出没几天，受武警部队总部机关委派，他再次沿新疆叶城翻越十几个冰大坂进西藏执行任务，到西藏后又沿川藏线到成都，一路40多天，多次遇险，回到北京一病就是一个多月。而他沿途的采访，促成了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的写作。书出版后他的爱人才从抽屉里发现，那次出发前他悄悄买了5份人身意外险，好在万一遭遇不测时，让妻儿以此维持生计。看着这些保险单，爱人哭了，问他为什么非要去西藏不可，他回答很简单：“我爱那片土地，爱那里的战友。”他在心灵里悟出了几句诗：“我爱的花儿在高原，它的美丽很少有人看见；我爱的人在高原，他的笑容没有被污染。”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当年被国内的评论界誉为“一部感动中国的图书”。多年以来，不论外边的世界多么诱人，也不论生活有多少曲折，他的决心不变，信念不变，那就是写好西藏，宣传好西藏精神。他把自己的生命真正与西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屈指一算，他写西藏题材的作品已经有千余万字，在写西藏题材和高扬主旋律方面是成果最突出的作家之一。

当然，作为一名军旅业余作家，党益民写西藏，写西域高原，绝非仅仅在于那些西部的故事以原生态的纯朴容易拨动读者的情感之弦，更重要的是，他想通过自己孜孜不倦的创作，寻找我们历来视为传世之宝的精神家园，在于他想从格桑花的芬芳中去寻找我们民族的思想道德之花。在当今这样一个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他想用文学之笔，将都市的喧嚣与高原的宁静加以对比，将都市文明与雪域文化加以碰撞，在个人家庭的冷暖与国家利益要求的矛盾中作出抉择，从而给今天的读者以哲学和人生的启迪与思考，并在这种对比选择中张扬当代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他的这种追求，从他的其他作品中同样可以得到验证。在他的报告文学新著《守望天山》中主人公陈俊贵一家人坚持30年，为牺牲的168个战友守墓的事迹，读者读到的不仅仅是战友情感，更多的是我们的人民对支撑我们民族发展进步的思想精神的珍视。从他《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这部刚出版的长篇小说中，读者读到的也不仅仅是父子母女两代人的传奇，从那些平淡叙事中，更读到了我们当代人的精神皈依：那就是不管我们经济怎么发展，物质多么丰富，我们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高尚道德的坚守和追求，是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的，这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伟大支柱。

如果仅仅从文学角度要求，党益民的创作因偏于写实或许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但他的创作却给今天的军旅作家及整个文学创作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在充满浮躁和种种诱惑的背景下，一个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还是应该有更高层面的思想和精神追求的。一味地猫在大都市、醉心于享受现代文明的喧嚣，缺少吃苦耐劳精神的作家，不肯到生活的一线去，是很难有什么大作为的。党益民虽然是个业余作家，但他的创作足以成为今天引人思考的现象，研究他的创作，对我们今天的军旅文学如何直面“现在进行时”的当下生活，相信会有诸多启发。

（原载于2010年4月3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