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白天漫长的时间里，纪苏明就在真娘亭的石条凳那里，泡一杯茶，放一盒烟，悠悠地坐着。

有几个老人在打牌。争上游。单调的重复好像也无所谓输赢。

纪苏明总是要去指点林公公，林公公就说：白相白相，不当真的。

有个人走过来，问大家肯不肯把国库券卖给他。纪苏明认识他。

“阿三，”纪苏明说，“你做啥？”

阿三说：“不做啥，白相国库券。”

阿三是市面上的一只鼎，什么吃得开，他就白相什么。纪苏明就没有阿三那样潇洒。

到放了夜学，小学生也到真娘亭来胡闹。他们站在石栏杆的外边，把铅币朝真娘的膝盖上掷。真娘是坐着的，很娴静，很端正，所以膝盖上很平整。从前大家都掷铅币，说掷上去的便生儿子，掷不上去便生女儿。小人们对生儿子还是生女儿自是不感兴趣，他们是来输赢的，掷上去的便是赢家，掷不上去的便是输家。

他们一直要闹到大人下班，把他们赶回家去，到那时候，纪苏明也该回去了。

这个小巷子是有点小名气的，就是因为巷子里有一座真娘塑像的真娘亭。

从前大概确实是有真娘这个人的，而且这个人大概确实是很有点名气的。大家为她塑了像，修了墓，题了诗词，写了历史，说是一个良家出身的歌妓，父母死后被骗堕入青楼，擅长歌舞，名噪一时，但又守身如玉，立志不受污辱，后来因为反抗鸨母压迫投缳自尽。

老百姓是很喜欢真娘的，文人才子便冠以“香魂”。而且这地方，生就的富甲之地，礼仪之邦，素以揖让之容风化天下，所以，这里的贞节牌坊、烈妇墓祠是很多的，塑了像的，也有一些，但都不及真娘的名气。

真娘的像塑成以后，据说原本是没打算放在这条小巷里的，那时大家抬着塑好的真娘像，走到这里，停下来休息，再起身的时候，那塑像便生了根，数十壮汉也抬不动她了，只能将塑像安置于此，后来就又建了真娘亭。于是大家说，可能这里就是真娘的出生之地或者归魂之处呢。

这巷子里的风气，后来就愈发洁净了。

小人们朝真娘的膝盖上掷铅币，并且唱出一串顺口溜：

一双鞋子两个洞，

三个铜板买来的，

四川带来的，

五颜六色的，

七穿八孔的，

究（九）竟是什么，

实（十）在是没有。

纪苏明忍不住笑了，有点现代派的。他小的时候也唱过。那时自然是小和尚念经，有嘴无心，不晓得什么现代派。现在他也不晓得现代派。

纪苏明戴一副眼镜，瘦瘦高高，穿一件牛仔服，也是很协调的。这地方风水好，山清水秀，姑娘漂亮，小伙子也秀气，纪苏明大概能算是这里的标准体型。

纪苏明的母亲是小学教师。现在小学里的教师女的多，所以把小孩子都教得有点女气了。

在粗野豪壮的西北风刮过来的时候，大家就说这地方的男人很娘娘腔，这便有些侮辱人了。而大凡温和的人总是比别人宽容些的，总以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姿态化解了那些聒噪。

纪苏明以前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在图书馆里做事，纪苏明是很对胃口的，他看了很多的书，他的母亲也很开心。可是，后来纪苏明就觉得厌烦了，看书再也看不进去，他便有点作骨头，不想在图书馆里做事了。纪苏明的母亲说，你这个人看书看得狠了，有点书蠹头了，你要做什么？

纪苏明也不晓得自己要做什么。每天早上上班，他走过大饼店，就买两根油条、一块大饼夹在一起吃，吃得很香。这里的人，早上都吃大饼油条，吃10代20代人也不厌。纪苏明吃了二十几年，当然也不会吃厌。

纪苏明遇见大饼店的店主任老陶，愁眉苦脸地总在告诉大家，大饼店经营不下去了。大家并不把他的话往心里去。所以，大饼店关门的那一天，大家就觉得十分气愤。

老陶被人从被窝里叫出来，他不再苦着脸，却笑嘻嘻地对大家拱一拱手，说：“关了关了。”

等大饼油条的人像掐了头的苍蝇，乱转，有人对他说：“老陶积积德，还是做大饼油条吧。”

老陶就认真地说，谢谢啥人，盘下大饼店去做吧。

大家退了一步。

纪苏明没有动，大家便朝他看，很有点鼓励他的样子。

“盘了什么价？”纪苏明问，他后来被自己的口吻弄得有点不知所措。

老陶却没有惊慌，他伸出一根手指，眼睛亮闪闪地看着纪苏明。

纪苏明的母亲拨开几个人走过来说儿子：“你有毛病是不是？”

纪苏明的脸忽然有点发白。

林公公捧着一只发亮的紫砂壶，走过来，他看看纪苏明和他的母亲，说：“不当真的。”

林公公的话，总是有点宿笃气，但纪苏明和他的母亲听了，真没有再说话。

后来纪苏明就辞去了原来的工作，阿三就帮他弄了钱，盘下了大饼店，做小老板。

大饼店便又开张了，日子又继续过下去，大饼油条仍旧是很香的，每天吃不厌的。

大家都叫纪苏明纪老板，也叫他小纪，说他的油条氽得脆。纪苏明听了很是鼓舞。后来他又添了些人手，增加了中午的馄饨面条，下午他又做菜包子，还烙萝卜丝饼。

纪苏明在这一块地盘上好像有点红了，于是后来马长军就来了。

马长军戴一副眼镜，和纪苏明一样，也是瘦瘦高高的，他是在税务部门做事的，他来找纪苏明，总是为了税务上的事。

纪苏明不接受马长军对他加税的决定，他不明白为什么老陶那时候就不加税。

马长军笑眯眯地说：“你不是扩大经营范围和延长营业时间了么？”

纪苏明解释说：“可是你也晓得现在原料上涨了呀……”

马长军点点头，他当然晓得，大家满脑子的煤呀面呀油呀什么呀，就是议价还很难弄到。他说：“你不是和阿三熟的么，你不是走了阿三的野路子么？”

纪苏明很奇怪：“你怎么晓得？”

他问得也奇怪，马长军怎么不晓得呢？马长军和颜悦色地说：“定了啊，就这么定了啊，我们不会欺侮你的，你的利润是不低的，你听听大家都表扬你的。”

纪苏明看看马长军，突然地就走了出去，把马长军一个人甩在屋里。

马长军是不发火的，他是先进。他跟着纪苏明出来，和纪苏明并肩站着，看上去就像一对亲兄弟。

纪苏明说：“我不交，前个月支付了5个人的工资，我自己没有进账，上个月就倒贴了，信不信随你吧。”

马长军仍然是笑眯眯的，他不会发脾气的，他是先进，他是很有耐心的。

“困难是有困难的，大家都有困难的，但税还是要交的，逃税漏税是违法的，小纪你是晓得的。大家都晓得你是正派人。”马长军苦口婆心，仁至义尽。他总是这样，所以他是先进。

马长军理解地宽容地笑笑。

沉默了一会儿，马长军又说：“定了啊。这几天就来交了吧，啊？”

纪苏明摘下自己的眼镜，擦擦镜片上的灰尘，很难过地说：“我真的是亏本了，我不会做老板，你真的不相信？”

马长军递过去一支烟，并且替他点了，笑眯眯地说：“真的亏本你还做么，你又没有精神病。”

他口气和缓，态度很好，他是先进，他不发火。

纪苏明的脸就白了，他说话就有点打嗝顿：“那，我，我就，不做了……”

马长军就一直耐心地劝他，一直劝到很晚，马长军走了。

第二天，纪苏明的大饼店果真就关门了。他申请停业，在报告批下来之前，就是不做大饼也是要交税的。

马长军就天天来找他。马长军总是很有耐心的。

纪苏明好像也很有耐心，他不做大饼油条，他也不交税。

现在纪苏明就没有事情做了，下午他就在真娘亭那里消闲，这地方没有事做的人，都在这里消闲。纪苏明看老人打牌，看小人胡闹，他心里好像很踏实。

小人们唱着歌谣，终于回家去了。太阳也下山了。马长军又来了，他是下班以后特意绕道过来的，他是先进，他的工作精神是很好的。

纪苏明看见马长军走过来，心里想，他又来谈了，他总是没完没了地谈。

真娘亭近旁的台上，有个男人在杀鸡，鸡叫了一声，菜刀亮闪闪的。

二

吴秀这一路总是红灯。她是习以为常的。她不着急，她晓得急是没有用的，就是把心急掉出来，也是迟到。单位里前两年也抓过考勤，迟到的扣钱，后来就不抓了。都想通了，那是芝麻，现在都抓西瓜。办法是很多的，因为病人多，办法就自然会多。

她总是把迟到的时间控制在十五分钟之内。可是前天关了一个大饼店，便一切都乱了。她家里有一对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中学生女儿和小学生儿子和一个承包了一爿厂的企业家丈夫。他们早上要吃了油条和粥才能出门，去过一天的日脚，等到有一天油条突然没有了，他们好像就失去了平衡。

吴秀在另一个比较远的大饼店排了将近一个钟头，买了油条回来，立即遭到全家人的攻击，因为他们要迟到了。

吴秀是贤妻良母，她是很温和的。大家着急的时候，她就说，不着急，慢慢叫。

这个“叫”，是这地方的方言，是一个和“地”、“的”基本同义的助词。

大家就和她寻开心，说外国人有基督教、耶稣教，中国从前有佛教、道教，现在又有了一个“慢慢教”。

想想也是的，现在什么事都连在一起，急是没有用的，于是就信“慢慢教”。

这一天吴秀的“慢慢教”形象却因为油条而破坏了，她进门的时候，听见丈夫和小孩攻击她，她就把油条往地上一扔。

丈夫捡起油条先咬了一口，然后说：“你怎么学得像个泼妇？”

女儿说：“你是我们的晚娘吧？”

吴秀便很惭愧。

她吃了自己的油条，就骑车去上班了。

吴秀一到她的工作环境里，她的心里就平静了，面对那些烦躁的病人，她便觉得自己很轻松。

医生们换白大褂的时候就开始谈话，李医生说了和斩肉师傅吵相骂的事，陈医生说问了一个大闸蟹的价格，吓了一跳，并且被贩子钝了几句，吴秀总是最后说，她说的是关了一爿大饼店。

这地方的人早上都吃大饼油条，关掉一爿大饼店这个话题比较受欢迎。

大家说现在正正经经规规矩矩的生意人越来越少，大饼油条小本经营，嫌赚头不杀瘾，都不肯做了，去做倒爷，去坑害别人赚大的。并且一致地认为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并十分担忧往后的日脚。

陈医生随手翻了一张隔夜的报纸，突然说：“好，这样的人来管他们才好。”

大家问报纸上有什么消息，陈医生就念了起来，是一篇通讯，表扬税务干部马长军，介绍怎样以柔克刚，对付偷税漏税的个体户，还登了马长军的相片，吴秀要来看了一下，是很面善的。“唉。”她叹了口气。

有人在门外探了一下头，随即走了进来。吴秀不认识他，但看着有点面熟，很文雅，戴眼镜，瘦瘦高高的，年纪很轻很秀气，很讨人喜欢，像那个马长军。

医生们就被这个人提醒了，该工作了。

吴秀见这个人站在她的面前，就问他：“你做啥？”

“看病。”他说。

“病历。”

他从一堆病历中抽出一张，交给吴秀。

“人呢？”吴秀回头看看，又问道，“病人呢？”

他往前挪了一挪，在凳子上坐下来，说：“我就是。”

吴秀看了看他，又问：“家属呢？”

“家属没有来。”他说。

吴秀愣了一会，到广济医院来看病，没有家属陪同，是不多的。

吴秀铺好病历，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一会儿，说：“说说你的情况。”

他好像很怕难为情，犹豫了半天，他说他近来和别人谈话总是重复几个单词：煤、油、面、糖、盐。

吴秀想了一会，问他：“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告诉她是开个体大饼店的。吴秀心里一动。后来她问他是不是感到精神紧张、焦虑。他说是的。

吴秀点点头，对他笑笑，说：“不要紧，你没有什么大毛病，吃点药就好了。”

他却摇摇头，口气十分肯定地说：“我是精神分裂症。”

“你不要乱想。”吴秀温和地笑笑，然后说，“你是自费吧？这是药方。”

“好了？”他问。

“好了。”吴秀说。

他好像不情愿地站起来，下一个病人的家属便迅速地抢占了那张凳子，并紧张而迅速地向医生陈述起来。那个痴痴的病人则呆立在一边，面孔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吴秀看了第二个病人，又看了第三个第四个，大半个上午过去，她回头时才发现第一个病人坐在墙边一张长椅上，期待地盯着她看。

吴秀心里又跳动了一下，她走过去说：“你回家吧，先吃药，吃了药就会好的。”

他看看她。他的眼镜片子上有了一层雾气，他的眼睛躲在雾气里，他说：“医生你给我做一做心理分析好吗？”

吴秀坚持说：“你回去吧，我开的药，你吃。”

他不做声了，好像在想什么问题，后来他说：“我不回去，我住院治疗。”

吴秀笑着摇摇头：“你不需要住院。”

“是不是床位紧张？”他问。

“床位比较紧张。”吴秀说了一句实话，一般对病人是不说的，可是对这个人她说了一句实话。接着她又说，“不过，主要是因为你不需要住院。”

他很固执，说：“我需要住院。”

吴秀终于皱了皱眉头：“你，叫你们家里来人。”

他又不说话了。吴秀还有好多病人等着她看，她走回自己的位置，听见他说了一句好像要杀什么的话。

吴秀回头朝他看看，她心里一笑。他没有什么杀气，他很温和，还有点讨人喜欢。

他突然摘下眼镜，让她看见了，他的眼睛，很清澈很坦白的。

“你不会看这种病，是不是？”他说，“你不会是不是？”

说完他就走出去了，没有再回头。

吴秀并不以为然，给精神病患者看病，什么样的都见过。

这天吃过夜饭，吴秀问丈夫和女儿，从明天起是不是不吃油条了，改吃其他点心。

他们都有些惊讶。

“肉包子粘牙，肉馅子很小，是臭的。”女儿说。

“米饭饼酸的。”丈夫说。

他们不同意不吃油条，所以油条还是要吃的。

“谁要吃谁去排队，”吴秀说，“我不吃了。”

他们三个互相看看，丈夫先说：“我也不吃了。”

女儿和儿子挨个儿说：“我也不吃了。”

看上去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沮丧。

“大饼店顶戳气。”女儿说。

“就是。”儿子说。

吴秀想到那个来看病的人，他的眼睛很坦白。她说：“也不好全怪人家的，现在开大饼店蚀本的。”

他们三个看看她：“你怎么晓得？”

吴秀说起那个病人，他们听着便笑了。笑她相信痴子说的话，吴秀想想也是，并且奇怪。她做了十几年精神科的医生，看过好多精神病人，她的水平是比较高的，她是不会被他们的千奇百怪的表象所欺骗的。

吴秀的心里从此好像起了一层阴影，她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她说不出来。

吴秀自然天天要上班的，一切永远都是正常的。她好像在期待那个病人再来，可是却始终没有等到。

每天上班，大家仍然交流各种信息，有一天大家讲到了一桩新近发生的杀人案。

这城市不大，一桩人命案是能轰动一阵的。况且这一次的杀人，不是常见的奸杀、谋财什么的，而是少见的报复杀人。

死的是那位先进马长军，杀人的是一个偷税漏税的个体户。马长军收税，那个人就把他杀了，很残忍。

好多好多的人很愤怒，当然是仇恨那个杀人犯，这里的医生也一样。吴秀想起马长军的那张照片，她无法把那张文静、宽厚的脸和一张被砍得像烂抹布一样的脸联系起来。

惨案是发生在真娘亭那里，这城里远远近近的人都晓得真娘亭。杀人的人从井台边上借来一把菜刀，菜刀上沾着一点鸡血，他拿菜刀对着马长军的脸就这么砍了一下，那菜刀很锋利，人家是磨了来杀鸡的。马长军就无声无息地倒了下去，然后杀人犯又用菜刀在马长军的脸上砍一下，再砍一下，再砍一下。后来他想把菜刀还给杀鸡的人，杀鸡的人却不在井台上，他把菜刀放在井台边，就走了。

真娘就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她眼前的这一幕。

把一个人的脸砍成烂抹布，吴秀不晓得这种人到底有没有。

很快杀人犯就被抓住了。吴秀在本市的电视新闻中看到抓获犯人的镜头，到处透明度，新闻也透明度。

那个杀人犯的脸暴露在屏幕上，吴秀的心抽搐了一下，她认出来他就是那个病人。警方发言人说，杀人犯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吴秀靠在椅子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的心里生出了一种犯罪的感觉，她以为是她的失职，她听见他说过要杀什么一类的话，可她没在意，因为精神病人的话是不好相信的。

吴秀后来就跑到公安局去，说犯人是精神病患者，她有他的病历记录。

他们就问了她一些问题，她淌出汗来，她很紧张，说不清更多的什么。后来他们说，我们要作精神鉴定的，并且记下了她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就让她走了。

她回到家里，她的丈夫也回来了，他和儿子女儿谈着杀人的事。

吴秀有点神魂不宁，她坐下来，浑身软绵绵的。丈夫说：“你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

吴秀摇摇头，说：“那个人是精神分裂症。”

他们都不想听，他们对她的病人已经失去兴趣了，他们继续议论杀人犯。

吴秀又说了一遍：“那人是精神分裂症。”

丈夫这才回头问：“你说谁？”

“杀人的那个人。”吴秀说了这一句，心里轻松了一点。

父子三人互相看看，突然沮丧起来，一个好人白死了。

“谁说是精神病？”女儿问。

“我说的。我给他看的病，我已经到公安局去讲过了。”

“你——”丈夫盯住她，“你怎么……”

吴秀没有说话。

“砍人家脸上几十刀，这种人？”丈夫突然沉重起来，慢吞吞地说，“现在，真是不敢得罪人。”

“可他确实是病人。”吴秀无力地争辩。

“你怎么晓得他不是装的，他可能骗你的。”

这便有点怀疑吴秀的工作能力，不过吴秀没有再说什么。

“他大概是有预谋的，一步一步，计划好的。”女儿说。

“就是，你怎么晓得他不是一个骗子？”儿子问。

吴秀心里有点慌乱，她确实不晓得。

丈夫摇了摇头，叹息着说：“我在厂里是得罪了不少人的，我没有对你们说过，还有恐吓信。”

吴秀说：“罪过□”

不等家里人反应过来，她捂住脸哭了。

三

血流出来的时候，也许是鲜红的，后来凝固了。大家看见的是凝固的血，黑的。

凝固的血应该是紫的，也许那血太浓太浓。

可是谁也没有看见那流动的血。

看见那血流动的人，便是杀人犯。

傅玲玲是什么也没有看见，他们不让她看。

从前都说一死百了，其实也不一定。马长军，他一定没有什么死的准备的，他一定是不想死的。

一想起这些，傅玲玲就流眼泪，她的眼泪永远也流不尽。不像他的血，很快就流尽了。

她就在真娘亭里。在他倒下去的那个地方，地上很干净，他们把地上的痕迹都清除了，连一点一滴也没有留下。她终究没有看见那血是红的还是黑的。

总是有人寸步不离地陪着她，使她觉得人家都在关心她，同情她。打牌的老人常常停下来朝她看看。放了夜学的小学生一群群奔过来，远远地站住了，排成一排，看着真娘像，然后其中的一个尖声喊：“鬼来了。”大家拔腿便往回跑。

傅玲玲心里抖了一抖。

这时候就有人告诉她：“你看，那个老太婆，走过来，就是他的娘。”

傅玲玲有点紧张，她看过去，一个衰老的人低着头，夹着一个包，匆匆地走过来，走近来，傅玲玲看清了她的头发已经花白。

这个苍老的女人走过来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她看见傅玲玲坐在那里，便哆嗦了一下，好像很害怕，回头就走，在路面突起的石子上绊了一下，趔趄着迅速地走远。

傅玲玲只是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第二天她就上班了。

傅玲玲从幼儿师范毕业后就分配在这个幼儿园里做大班学生的老师。那一班小人都很喜爱她，因为她性格温和，从来不骂小人。

傅玲玲来上班，大家都很惊疑。她们已经为她请了一个代课的，可是傅玲玲却来上班了。她们想劝她回去，但看看她的面孔，就没有开口。

小人们平常是必然要叽叽喳喳喊她傅老师早的，可是现在他们挤成一堆，看着她手臂上的黑纱，然后又看她的面孔。他们看她时的目光，使她十分不安，使她有一种错觉，好像她自己就是个罪犯。

大家沉默了半天，后来同事们还是说话了。

“小傅，”他们小心翼翼地试探，“听说是个痴子？”

傅玲玲愣了一会，问：“谁是痴子？”

他们相互看看，就不做声了。

傅玲玲便追问了一遍：“谁是痴子？”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终于说出了那个杀人犯是个痴子，说现在判案子都要做精神鉴定的。

傅玲玲自然是听明白了，却又觉得糊涂。后来就有两个穿制服的人来找傅玲玲，证实了同事的传闻，杀人犯是个精神病患者，所以就免于起诉。

因为免于起诉，这案子就撤了，不成立了，所以办公室里一些封存的遗物就要请傅玲玲去清点、整理。

傅玲玲有点身不由己地跟着他们走。

马长军办公的地方，傅玲玲是去过好多次的。从前她去，她看见小马，就很开心。他们夫妻感情是很好的。

傅玲玲看他们撕开封条，打开办公桌的抽屉，对她做了一个手势，傅玲玲就去接受马长军的遗物。

她在他坐过的椅子上坐下来，愣愣地翻看着他的信件、材料。愣愣的她便有些紧张，有些不安，她不晓得是不是因为那两个穿制服的一直站在她身边的缘故。

“能不能……”她喘口气说，“让我带回去吧。”

他们点点头。傅玲玲就颤颤抖抖地把小马的东西包了，带回家去。

夜里她就独自一人回想着和小马认识、相爱到结婚的过程，只有两年，她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后来她就把小马的遗物拿出来看。

她在小马的信件材料中，看见一张精神病院的病历卡，她的心就抖动得很厉害，她以为这肯定是那个杀人者的病历卡，小马是不是早就晓得那个人有病呢？她想，小马如果是早晓得的，事情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她看那张病历，病人的姓名却不是那个杀人的人，而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她有点迷惑。那天夜里，她一直迷惑，但后来还是睡着了。

后来过了几天，傅玲玲就到有关部门去了一次，她跟他们说，马长军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吧。

被精神病人杀了而要追认烈士，是一件比较难办的事，也有些尴尬，因为这是没有先例的。现在既然家属收回了请求，那就比较顺利，可以召开一个相当规模的追悼会，准备一份评价比较高的悼词。

傅玲玲却没有来参加追悼会，四处找不到她，因为会场是租定的，不好延期误期，就准时开了，反正是单位出面，是组织上对死者的安慰，盖棺论定。

这一天傅玲玲到医院去做了一个小便化验，化验结果证明她怀孕了。

傅玲玲从医院里出来，绕道又到真娘亭那里去了，几个老人在太阳下打牌。她在那里默默地坐了一会，起身的时候，她又看见那个衰老的母亲低着头，趔趄着匆匆地走过去。

傅玲玲目送她走了。她看看手表，离下班时间还早，她离开了真娘亭，便回幼儿园去上班。

虽然是一座民风笃雅的小城，杀人的事也是发生过的，所以事情过去以后，也就过去了。

《天津文学》198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