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的儿子，但最终却选择的是从文之路并成为一代文豪；他是一个数十年躲在书斋的书生，二十多年前却跳进俗务奔走在台湾、香港和内地；他没有专门学过戏曲，却领衔编排了青春版《牡丹亭》并在中国高校掀起了昆曲热；他从小上的是基督教学校，然半百之后，却笃信佛教、慈悲为怀。

见到白先生已是深秋，然而岭南的秋天有如先生，温柔而淡定。70岁的他，发胖了，坐在一大捧香槟玫瑰后面，嘴角，噙着笑，眼里，通达透明。同你说起话来，虽细语柔声，但是隐隐地透着坚韧。不说话的时候，淡淡贵气，浅浅忧郁。

“昆曲就是美”

白先勇是个小说家，被誉为“继张爱玲之后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这么一个文学功底深厚的人，谈到昆曲，能用的形容词竟然只是一个“美”字。在白先勇眼里，昆曲是世界上最美的艺术形式，“昆曲把每个人心中潜伏的那首诗都唤醒了”。

“青春美、舞台美、人物美、戏文美……很少有像我们这部戏这么诗意的美，昆曲就是美。”

对年轻观众来说，青春版《牡丹亭》的男女主角，在外貌上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沈丰英饰演十六岁的杜丽娘，秀丽娴雅，有一种怯生生的幽静大方；俞玖林饰二十出头的柳梦梅，俊秀英挺，有一种清纯天真的憨痴气质。“我坚持，要男女主角一出场，就是‘俊男美女’亮相，必须即刻颠倒众生，否则年轻的观众就坐不住了。”

“我去香港做昆曲讲座，需要年轻演员，就到苏州昆曲院挑演员。俞玖林扮相俊美，书生气浓，而且一副巾生好嗓子吊起来非常好听。另外一个沈丰英更美，眼角生情啊。他们这辈演员都很年轻，功底不是很特别深厚，是两块璞玉。谁来琢玉呢？我想让‘巾生魁首’汪世瑜和苏昆“旦角祭酒”张继青来带他们两个。”

汪世瑜那时已退休，淡居杭州。张继青也已66岁，且关节炎令其不能下蹲。两人原都没打算再收弟子。白先勇亲自出马，汪、张二人才应允下来，说，鞠个躬就行。白先勇却定要俞、沈一膝跪下拜师，行三拜九叩大礼。“很多人说这是封建，我却认为这很重要，磕了头就有了皈依的感觉。”汪世瑜和张继青拿出箱底真传，驻守苏州整一年，手把手教授。直到徒弟们的一个身段摆定，一个水袖甩出，都不差分毫。

白先勇制作青春版《牡丹亭》，一方面尽量保持昆曲抽象写意，以简驭繁的美学传统，另一方面，适当利用现代剧场的种种概念，来衬托这项古典剧种，使其既适应现代观众的视觉要求，亦遵从昆曲的古典精神。于是，青春版的《牡丹亭》集合了台湾一流的创意设计家，一同投入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

美术总监兼服装设计王童是台湾知名导演，也是出色的服装设计师（曾以《策马入林》获金马奖最佳服装设计奖），青春版200多套衣服全出自他的手笔。他在所有色彩中都加入了柔柔的灰，刷淡了传统戏服的浓艳，干净又清新。苏州昆剧院的演员一个个穿了就不肯脱。每次演出，当杜丽娘以一套套水红、粉蓝、乳黄出场的时候，观众席上总是赞叹不已。白先勇说：“青春版集合了许多文化人的智慧，是求美的结晶。”

“我还是会回到自己的小说中去”

白先勇一直为拯救昆曲而努力，他自称为昆曲打了20年义工。我问：“以后希望大家记住你是以‘小说家’的身份，还是‘昆曲义工’？”

“小说家！”白先生肯定地说，“我是实在等不及了才出来做这些事情的。昆曲代表中国的高雅文化精英文化、一种传统古典美学。这些东西如果消失了就是很大的缺憾。你看，现在元杂剧不能演了，宋词不能唱了，如果这些现在都有，中国的表演艺术那还了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首批“人类口述非物质遗产”，一共19项，昆曲名列第一，超过了日本能戏、印度梵剧。日本人知道他们的能戏被评上后举国欢腾啊，可是我们中国呢？没有人重视。”

“我一场场去大学巡演，就是因为中国现在的大学生和教授是知识精英，他们的接受是要紧的（白先生用手指“笃笃笃笃”敲着桌面）。北师大设备不好，我一定要坚持去，他们将来出来是做老师的，他们的影响多大啊。”

白先生说，他现在只是在尽个人绵薄的力量在进行这个事业，他觉得很累很累，虽然有很多人在支持，比如一些港澳台、内地一些企业家不仅捐款，还到处拉人买票看戏，看戏看得如痴如醉。但是，作为一项需要投入的不仅是激情和金钱的工作，“我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我希望有人尽快来接我的班，而且要好好地接下去。”说完，他沉默了，嘴角是一丝淡淡的笑。

白先生的真诚出乎我的意料，此前很多报道将他打造成一个力挽昆剧狂澜，复兴中国百年昆曲的大将，但是今天，我才觉得他是一个有自己想法和作为的人，上善若水的豁达让人觉得他分外纯粹。

应当讲，无论从作品的创造还是他个人的性情来说，白先勇是值得回去的。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白先勇的作品为人们耳熟能详：《台北人》、《玉卿嫂》、《永远的尹雪艳》，及长篇小说《孽子》和系列小说《纽约客》等等。他的小说读来像一杯醇酒，笔底下流淌着曹雪芹的风韵。他写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各样“台北人”，无论大将军还是交际花，里面的乡愁、彷徨、无奈和悲凉，从繁华到衰败，从个人悲剧到社会悲剧，都让你有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悟。著名学者夏志清教授对他推崇备至，“白先勇是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在中国文坛上，成就可和白先勇相比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也不过五、六人。”昆曲和小说，哪一块缺了他似乎都是可惜。但是，如果我们了解白先勇的过往，知道他的家世和阅历，那么对于他这样一个深于用情、常怀“赤子之心”的人来说，文学也许才是他的最佳的归宿。

“我越来越相信佛教了”

白先勇告诉我，他最爱的书是《红楼梦》，“它就是一个佛教寓言。”

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白先生在追忆自己的身世时常说，他生长于一个“乱世浮生”。白先勇的生活经历很复杂，他出生于广西桂林，辗转于重庆、上海、香港，后来随父到了台湾，最后又前往美国教书至今。

白先勇说起了姐姐。“她是一个非常善良又很敏感的人，我与她的关系很亲近，一直到最后。”白先勇说，十个兄弟姐妹，父母没有特别的偏心，每次分桔子大小都是一样，但是在家里，孩子的成绩会影响父母对他们的宠爱。姐姐的成绩不是很好，经常留级，虽然她的英文和画画都很不错。后来父母把她送到美国读书，姐姐承受不了压力得了精神分裂，一家人忽然觉得欠了她很多，特别是母亲。

“我姐姐是个悲剧，她很善良，从来不会伤害任何人，她也很好看，我一直想倘若她不得病，以后一定是个贤妻良母。我与她的情感很深，她的遭遇让我非常难过，她的经历也开始让我学会如何去同情与悲悯一些不幸的人。如果我还有慈悲心肠的话，一定是她引发的我，按佛家的说法，她是在渡我。我姐姐是我们家的最大遗憾。”

白先勇告诉我，不久他将带着青春版《牡丹亭》去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演出。白先勇对这所名校有一份特殊的感情，1966年，他的挚友王国祥在此攻读博士学位。白先勇追求的是文学艺术，而王国祥是一个科学家，两人有着不同的方向，但贵在相互理解与扶持。每临假期，王国祥就会到白先勇位于圣巴巴拉巴萨隆那道940号的宅院中与老友厮守。

当王国祥的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旧病复发后，白先勇为他访遍了美国大大小小的医院，甚至街头简陋的小诊所也不放过，还到中国大陆，背回两麻袋气味刺鼻的草药。

“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我花了我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心血，来打这场仗，但最后我们还是败了，一败涂地。”“我执着国祥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霎时间，天人两分，死生契阔，在人间，我向王国祥告了永别。”（白先勇散文《树犹如此》）

白先生与我交谈到最后，可能是疲惫所致，也可能是勾起了情感的波澜，白先生的语调明显沉寂了许多，一度让采访陷入了沉默。《牡丹亭》里的杜丽娘可以为爱情从生到死，由死再生。可生生死死的是神话终究代替不了人生的悲欢离合，或许也不能完美地弥合白先生深藏的遗憾。作为完美主义者，白先勇理应深谙《牡丹亭》里暗伏着的哀愁。如花美眷，终究抵不过似水流年。婉约至极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最终化归白先生的一句话而已，“现在我越来越相信佛教，大悲之心，普渡众生。

（2006年秋　广东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