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我整天一个人在街上走，我忽然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到北京来。启东站在远处，用担心的眼神看我，我没有地理概念，我不知道平城离北京到底有多远。我去了故宫、北海和颐和园，我看到有许多跟我和启东年龄相仿的人成双结对在街上走，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站在故宫的红墙下照了一张相片。

我想把这张照片寄给平城的吴启东。

相片要等一周以后才能取，准确地说，是照相的人用我自己填好的地址帮我寄过来。

我留了吴启东的地址，不知那相片是否真能寄到他手里。我们分手得太匆忙，什么话也没来得及说。我当时只是一心想去北京，我不敢跟母亲要钱，所以才跟吴启东借了点钱。他可能以为我要到北京去玩一趟，其实他一点都不了解我。

白姨帮我找了份工作。她介绍我到一家刚成立的有线台去当编辑，因为户口不在北京，我只能暂时先算帮忙的。白姨的意思是让我先干着，正式调动的事以后再说。

面试那天，是一个部门主管来考我，他们都管他叫头儿。头儿和白阿姨不直接认识，是托了朋友的朋友的关系。头儿问了我几个问题，我都很轻松地回答出来，让他感到还算满意，于是他就面无表情地说了句，那就留下来试试吧。他跟我谈话的时候似乎一直在走神，也不知道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我推门出去的时候，玻璃门正好打到了要推门进来的人脸上。那玻璃门上绷了绿绸子，所以里外看不见。进来的是个女的，身材高大，整个人看上去有些臃肿，其实她并不胖，只是骨头架子大了些。她脸上抹了些脂粉，但没抹匀，黑一块白一块的。很深的深棕色眼影，把她的眼睛勾画得很大很深奥，眼睫毛上涂着防水睫毛膏，一根是一根的，闪着金属的光泽。

“她是来找谁的？”她问话的腔调霸道而又自傲。

“是来找我的。”里头的那个人说。

玻璃门在我身后“吱扭吱扭”打了几下晃，后面的话就听不清了。

从电视台出来，外面太阳很好，我忽然迫切地想给什么人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就要到电视台上班了。

我想到吴启东（虽然已和他分开了，但我发现自己一遇到什么重要的事，还是第一个就想到他）。我站在车来车往的大街上给他打电话，我一遍遍地拔他宿舍的电话号码，可电话一直没人接。——喂，我是阿静。

——我在北京。

——我很好。

——很想你……

我对着电话自言自语，心里一片盲音。

挂上电话，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这时候，走过来一个问路人，冲我神秘一笑，说：“你知不知道红酒屋？”

我看着他的脸，我说：“什么红酒屋。”

我想起几天前那个晚上，白姨家来的那个年轻人，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我跟他聊起我梦境里的一个地方——红酒屋，我说，那是一个没有烦恼的地方，所有人都相亲相爱，没有冷漠、怀疑，只有爱。

问路人冲我第二次神秘一笑，说：“姑娘，你将爱上一个白衣男人，他离你很近，你很快就会见到他。”

第二节

回到家，我看见客厅里放着一些东西，就去问保姆素儿谁来了。

素儿说，是晓白从北戴河回来了。

素儿正在泡茶，我就顺手从她托盘里拿了一杯，边走边喝，这时候，我被一道突然张开的门扫了一下，茶杯“砰”地一声被打翻，先在我胸口徘徊了一阵子，然后骨碌碌地滚到地下去了。

“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洗完澡从里面出来——”

我没有在意他说什么，我一眼就看到了他身上的白衣，“你就是晓白？”我想到街上那个算命人说的话，心里慌得要命。

晓白和吴启东完全不同，吴启东是罕剧团学员班的学员，一天到晚舞枪弄棒，练出一身结实的肌肉。晓白虽然刚从北戴河回来，脸却一点没被晒黑，特别是刚洗完澡，脸像像石膏像一样白。“你怎么样，不要紧吧？”晓白问。

我说：“没事儿，我回房换件衣服就可以了。”

关好房门，那件白衣总在眼前晃。我开始一件一件地脱衣服，我看到自己的胸口被烫伤了，红红的一片。我赤裸着站在窗口，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听到晓白在门口走来走去的脚步声，我又想起今天街上那人对我说过的话，他说我将爱上一个白衣男人，而晓白今天恰好穿了一件白衬衫。

我和启东分手，是因为将来不愿意嫁一个一辈子唱戏的男人。母亲唱了一辈子的戏，抱怨都抱怨死了，我不能再嫁这么一个人。罕剧团里的学员毕业了只能留在团里唱戏，还能干什么？我来北京就是为了忘掉吴启东，我不想像母亲那样一辈子窝在平城，默默无闻。

母亲是个知足本分的人，她每天到排练场去练功，风雨无阻。

排练场是一座空旷的旧房子，很久没人排戏了，里面堆放了一些杂物，房梁上悬着丝丝络络的灰色蝴蛛网，那些蜘蛛网的分量很轻，人在下面动的时候一招一式全都被它记录下来。它像水草那样随着水面的波动轻轻摇摆。阿静小时候看母亲练功，眼睛总是盯着天花板，那些形状各异的蜘蛛网总能唤起她无边的想像。母亲的身姿轻如水草，她的每一次旋转都是重复的，单调的，落在时间的河里，无声无息。在这间光线幽暗的排练场里，很多人都是这样悄无声息地由年轻变老，很多人都在重复着相同的轨迹。

阿静是个聪明人，像她这样的人尖子怎么能够甘于平凡？她从小聪明过人，十六岁就上大学……不过，阿静也曾经有过糊涂的日子，那是因为初恋的来临。

第三节

吴启东是外地考来的学员，家不在平城。星期六，他有时要到我家来搭伙。那时我还在上大学，也是周末才回家，常在家里碰到吴启东，很快我们就背着家里的人一起出去玩了。

我们最常去的地方要数旧车站了。那是一个很早以前就废弃了的火车站，里面长满荒草，天空布满横七竖八的电线，地面上的铁轨和叉道也是横七竖八的。据说沿着这些铁轨中的其中一条一直往前走，就能到达北京，可是岔路口很多，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哪一条。晒着秋天的太阳，阿静和启东手拉手在铁道上走，那一格一格的枕木，静静地向后移着，有一群鸟儿从身边的草丛里惊飞起来，在空中盘旋一圈，然后向远方飞去。

“听说这有条铁道能通到北京，就是不知道是哪一条。”

岔路口就在眼前了，阿静和启东的手原本是松松地拉在一起的，却在不知不觉间走上了两条岔道，他们拉在一起的手便越绷越紧，最后平直地横伸在半空中，仅剩下最后的一点联系。太阳已经偏西了，晒在将要枯了蒿草上，蒿草像被点燃了一般，向空中喷射着橙黄烟雾。又有一群被惊动的鸟儿噗啦啦、噗啦啦地扇动着翅膀从草丛中飞出，向着远方飞去。

我和启东沿着人字形的两条铁道越走越远，他的手终于够不着我的手了，开始还能彼此看得见对方的影子，可转眼之间就无影无踪了。

下一次吴启东再见到我的时候，就半开玩笑似的问：

“阿静，那天你是不是一个人到北京去了？”

我像跟谁赌气似地说：“总有一天我会去的，一个人到北京去。”

（阿静没想到两年以后，这句话竟然变成了现实，她当时不过是在说气话。）

“当心别让你妈听见。”启东压低嗓门对我说。罕剧团的学员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再说母亲唱了一辈子戏，绝对不允许女儿再找个唱戏的。

大多数人回忆起自己的初恋来，感觉有点像偷东西，那种东躲西藏、心神不定带来的刺激甚至超过了恋爱事件本身。

恋爱那阵子，阿静的耳朵变得特别地灵，好像可以伸缩的天线一样，将远远近近的事情全都接收进耳朵里。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明天一早她就要返回学校去了，这就意味着他们又将是整整一个星期见不着面。她现在的心情就像放在油锅上熬着，吃什么都不对味，觉是根本不想睡的，睁着眼睛听着院子里的各种动静，有猫跳墙的声音，不知谁家的水管子漏水了，长时间地发出滴哒滴哒钟表般走动的声音。

阿静梦游般地从家里出来，她听到另一个房间里父亲的酣声很均匀。她关门的时候发觉自己的手在发抖，不知是冷还是别的原因。

院子里泻了一地的月光，四周竟像白昼一样亮。阿静跟着启东一前一后行走在罕剧团静静的小院里，小院里本来就静，这会儿更加没了人声，那些房屋好像瞌睡一样静静地阖着门，关着窗，他们两个人一前一后，一男一女，像在月光下跳一种古老仪式的影子舞。

排练场的大门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动，那是一扇沉重的木头门。

他们不敢开灯，并排坐在黑影里喘着粗气。阿静说这么晚了你叫我到这儿来到底有什么事。启东说其实也没什么事。阿静说没事我就回去啦。

她说是要回去，身子却不动。他们看到月光从很小的窗口照射进来，然后无声无息地落到地下。排练场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窗子，排练场变成一格一格的。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景象，排练场的夜晚原来是这样的。

“启东，我今天才发现排练场这地方很像监狱，你愿意在这儿呆一辈子吗？”

“很多人还不是在这呆了一辈子，比如说你爸和你妈。”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可不想像他们那样窝窝囊囊地过一辈子。”

“不这样又能怎样呢？”

“我想上北京去。我想总有一个地方能实现我的梦想。”

“你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呢？”

阿静想了一下说：“反正跟现在不一样，得是轰轰烈烈的，热热闹闹的，总不能太平淡了。”

启东说：“我的梦想就是唱戏。”

第四节

我的工作是做《游山玩水》节目的编辑。我理想中的角色是想当个节目主持人，可以经常在电视上露脸，还可以穿漂亮衣服，可现在《游山玩水》节目主持人是一对上了岁数的老年夫妇。那对手上长着褐色老年斑的家伙霸占着演播厅的所有位置，年轻人只能干户外的活，比如说去拍一个介绍新开发的旅游点的节目，这类活儿组里一般就会交给我或者胡蔼丽去干。

胡蔼丽对我一直怀有些许敌意，表面上虽然看不出什么，背地里却暗暗较着劲，谁都想压谁一头。我们头儿似乎看出什么来，给我们俩分的活不偏不倚，一人一半，叫两个女人谁都无话可说。

我对电视台那份工作还是挺喜欢的，为此我很感激白姨，但是白姨那种矫情的、不自然的生活方式也让我感到很难受。她讲究得过了头，爱美也爱得过了头，她不吃鸡蛋黄，禁糖，低盐，整天疑神疑鬼，见了油炸食品会像见了毒药一样发出一声尖叫，好像全家的人都憋着劲要害她似的。她喜怒无常，搅得我的情绪也忽高忽低。

晓白没事喜欢跟着我，有时课也不去上了，跟我一起到远郊区去拍外景，组里的人就会对我开玩笑说，哎，阿静，你表弟又来了。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都管他叫“表弟”。

有一回节目组到一个叫做鸡呜山的地方去玩，那是一个尚未开发的旅游景点，四周荒凉，山峰刀削斧劈般地直立着，山壁上净是枯黄的裸石。起风了，我这才意识到冬天就快来了。

我们穿行在一个狭窄而黢黑的山洞里，里面什么也看不见，就好像在一个巨人的内脏中行走，无法看到来时的路，前面的路也是希望渺茫的。这时候我的手碰到了另外一只手，那手冰冷而且削瘦，却把我攥得紧紧的。我们这样手牵着手走了一段路，那只手竟然渐渐地热起来。

那天回到家，吃晚饭的时候，晓白一直躲着我的眼睛，好像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他母亲问他为什么脸色这样白，他支支吾吾地说是刚才有点晕车，于是就勉勉强强划了半碗米饭，话也不说一句，碗一推就回自己房间去了。

客厅里电视机开着，在转播一场足球赛，电视机前却空无一人，没有一个观众，晚饭后大家都各忙各的去了。素儿在厨房涮碗，水龙头里的水哗啦哗啦地响着，她似乎还在轻轻哼着一支什么流行歌曲，不过她唱歌总是跑调，从一支歌窜到另一支歌。在她看来所有的歌都是差不多的，只管张嘴唱就是了。

我穿过客厅来到晓白门前。电视机里的解说员兀自热闹着，他声嘶力竭说得几乎吐了血，场上的球员倒显得有些不紧不慢。他说“进了……不过又打在门柱上了”，过了一会儿又说“好球……可惜又被反弹了回来……”总之，他一个人这么来来回回地瞎激动，电视机屏幕前没有一个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