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要有思想性和艺术性，这是老生常谈了，却又不能不谈。讲到艺术，联想到创作，颇多感慨。感慨之一，艺山探宝路途艰难；感慨之二，自己才力单薄，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感慨之余，我又想开了。这些“联想”，缺乏逻辑性，很难连成一气，也许前后矛盾，有时不免离题甚远，纯属是自己想入非非，但愿都能与“艺术”二字沾点边。

什么是“艺术性”？对叙事文学作品来说，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就是“出人”——写出特殊的人物个性。人物的个性越是鲜明、突出，典型意义就越大。

作家靠什么把读者带到自己的故事中去？靠人物。有着鲜明性格的人物一出场就应该浑身是“戏”，他走到哪里，在哪里就引出一串故事。他像一个导游一样，吸引着读者在作品的山光水色中流连忘返。一部好的小说通常都有这样的特点：每一个情节都准确地遵循着人物性格的发展，不断引起人物关系的曲折变化。作者只要把在特定环境和时间里的一群人物介绍出来，介绍了这些人物的性格、意志、愿望以及他们每个人自己的“既定方针”（用句戏剧术语，大概叫“贯串动作”），往后这些人自己就会“打起来”。作者只是注意一下各个不同的意志和性格的相互冲突如何铺排，也就是注意情节的发展。由于人物的性格、意志、愿望促使他们相互冲突，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必然会随着规定的情景而变化，人物的性格也会因之而不断改变。人活起来了，作品本身也就“活”了。

有些作品所以使人倒胃口，就是因为“跑”了人，剩下的只是说教的因素。一种是哗众取宠地生编硬造一些离奇的、完全脱离人物的情节，这且不说它。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是善良的教训人的态度，作者自己未必真的理解生活，却把读者当成了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认为可以由他牵着鼻子转，他说什么，人家就会相信什么。按照所谓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表面特征，机械地、简单地分配人物的冲突，展开正反双方的较量。好像生活中一切底蕴都是那么显而易见，一切矛盾都是那么泾渭分明，把繁复多变的生活简单化了，让主人公急急忙忙地到处进行自我表演。这种表演是失真的、可笑的，这样编排生活的结果与作者的愿望适得其反。因此常常出现这样尴尬的场面：银幕上（或舞台上）的人物在哭，观众席上的人在笑（我不举小说中的例子，并不是对电影戏剧怀有什么特殊的偏见）。

怎样才能盯紧人物，不让他“跑”呢？抓住人物的个性。

作家的职责就是在人物和现实所发生的冲突中认真探索和表现人物的性格。读者对一篇小说最感兴趣的往往也是人物的性格是否新颖，已经形成的人物性格之间的冲突是否别致。

生活中有许多人不但同现实的困难作斗争，也在不断地同自己身上的弱点进行斗争。我渴望能写出这样一个人物——他并不一定非要以一个正面人物的形象出现在小说里，可是当他走出了小说，读者合上了小说之后却实实在在感到他是个好人。

人们不应该按作者的意志行动，而应该按具体的历史环境和人物性格所形成的必然性去支配人物的行动。时代、社会、环境等等，反映到人的心理中去，就产生人物的动作。

小说中的一切都应该是艺术，包括景物的描写也要体现出一种“情绪”。这“情绪”可以视为小说的主旋律。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有一种特殊的“情绪”，作家捕捉不到这种“情绪”，或叫“上不来情绪”，就唤不起创作冲动，很难进行有效的创作。坐在房子里苦思冥想硬憋出来的作品，被人一眼就看穿——缺乏强烈的感染人的主旋律。

老太太们品评一个姑娘有一句套话：“一白遮百丑。”作品中处处激荡着一股“情绪”，就会卷起读者感情的风暴，他们宁愿原谅作者在细枝末节上所犯的错误。也就是名家们所说的：“作品越优秀，缺点就越突出，这些缺点就越难克服。”尽管存在这些缺点，读者还是愿意看。

因此，在小说一开始构思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篇作品的“中心情绪”。创作才能中主要的东西，就是想象，没有想象就很难产生艺术，人的思想如果没有想象也是得不出任何结果的。但是这种想象必须以现实生活为根据，来源于对世界多方面的认识。作家的探索、志趣、精神面貌、思想视野要非常开阔，才能在丰富人类精神文化上有新的发现，这发现便是典型的艺术形象，它能燃烧人们的思想，使生活发出光芒。自己不能燃烧的物体，怎么能够烧着别的东西，照亮世界呢？

可见积蓄感情，唤起一种近似燃烧的创造情绪是多么重要。但情绪是各式各样的，它不是不依赖作家的人格可以独立存在的东西，它与作家的一切内心面貌有机地、不可分离地联系着。以“庸人冥想的形式”也可以制造一种情绪，矫揉造作，臃肿懒散；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办法，能够创造一种真空的环境，在这个真空中产生一种情绪，编造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故事和人物。还由于人的情感不同，如高尚的、美好的、为公的、健康的和卑下的、粗俗的、自私的、畸形的等等，所产生的情绪也不一样。作家的创作情绪是和本人的思想、气质、性格、生活经验、探求、志趣、美学观点等等密不可分的。我所说的这种情绪是指正常的、能够通向读者大众的，不是一种空洞的“自我爆发”。文学必须通向人民，如果作家只写自己的东西，他的作品引不起人们的共鸣，作品的美学价值也就所剩无几了。作家不应是孤独的，他的稿纸前面站着千百万人民，他的后面有整个的社会作背景，他必须珍惜和郑重对待自己的“情绪”。“必须先有伟大的情感，才能描写伟大的情感！”

这种复杂的、对作家来说十分宝贵的“情绪”，能加强作品震撼人心的效果，对灵性产生陶冶的作用，是对读者思想和思考的一种催化剂。找不到自己正常的创作情绪就像一个找不准调儿的音乐家，或者先把调子找准，或者停止创作。如果没有情绪，就是没有旋律，他就是急死、气死，也无法进入创作。文学作品中语言的生命力取决于是否具备真正的人民性，这不完全是个艺术技巧问题。许多青年读者把小说中的某些语言当作生活的格言抄在小本子上，在讲话、写材料时引用，压在玻璃板底下，当作座右铭。人们从这些语言中得到的不仅是艺术享受，还有深刻的思想力量。

不记得是哪位哲学家说过这样的话：“句子是人民生命的跳跃，墨水被时代的激情灼干。”

真与美的语言就是这样对读者的想象和灵魂发生着强烈而深刻的作用。然而要挖掘出这种真与美的语言却可能要耗尽作家的全部心力。那些现成的、寄生的、生锈的、枯燥的“大路货”语言总是不召而来，死死地在你的笔尖纠缠。严谨的作家必须下气力摆脱这些芜杂的东西，顽强地、坚持不懈地在语言上下功夫。

所谓“真”，就是人物的语言应该是从生活中经常听到的，从大家每天都在说的许多话里精选出来的。精选的标准是鲜明性、形象性和像格言一般的准确。绝不是生编的、硬造的、虚假的。也不是堆砌、卖弄、故意破坏文法、用胡言乱语冒充幽默和机智。

所谓“美”，更是不言而喻了。语言要像金属一样响亮，像鲜花一样散发着清香，沁人心脾。

我认为文学语言还应该讲究一个“奇”。语言应该同作家本人、同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一样，要有自己的个性。世界上所有的音乐家都使用那七个音符，可是写出的曲子却不一样，各有风格。人类语言比起七个音符来选择的余地要宽广复杂得多了，人们对有风格的作家的要求是捂住作品的署名，一看语言便知出自谁的笔底。能做到这一点的作家有多少呢？如果以此作为作家够格的标准，那么，作家协会的会员人数恐怕就要减少许多了。然而，既然要当作家，就应该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谓“奇”，就是“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笔墨渊古而毫颠神妙”。对作品中每一个人物性格和艺术形象，都要用特殊的语言手段加以体现，千锤百炼，刻意求新，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

作家要不断为自己寻找适合新内容的新形式。要想完整地表现丰富的思想和内容，必须要有丰富的形式，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语言技巧。人配衣服马配鞍，作品的魅力要靠语言。

198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