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省小说创作讲习班上的发言

小说要刻画人的灵魂，毋庸置疑。怎么小说创作本身也出来个“灵魂”的问题？你是危言耸听，还是故弄玄虚？人有信仰危机，莫非小说创作也存在着“灵魂危机”？

说危机是有点言重了，但灵魂时有出壳的现象。没有灵魂的小说也不是没有，或者灵魂在空中游荡，甚至飘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小说的灵魂无所依附的情况我看也发生了。

我就常常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今天这，明天那，下一步往哪迈？现在似乎是有必要提醒自己一句——应该找到创作的“主心骨”，也就是自己小说的灵魂。

文无定法，衡量小说没有一个绝对的尺度。这大概就是因为世界不断地变化，人在变，小说也在变。当代人、当代社会无疑是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怎样表现这丰富多彩的世界？怎样表现当代人变化莫测的灵魂？怎样反映当代生活中的悲喜剧？生活向文学提出了要求——要找到适于表现新的内容的新形式，这是一。其二，随着社会的开放，中国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增多，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文学潮流不可能对我们的文学创作一点影响也没有。外国的文学作品、电影、戏剧、美术对我们的作家和读者的思想不可能一点冲击都没有。从闭着眼到睁开眼，各种各样的东西见得太多，有时就难免会发生惶惑。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到“不惑”是不容易的，找到自己的有希望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就更难得。闹不好创作的灵魂就会升天，东撞一头，西撞一头，我们只好扬手高叫：魂兮归来！招回自己的文学的灵魂。

“一个社会只能得到它的历史内容允许它得到的那种文学。”当今社会对文学的要求是什么呢？

随着经济的活跃，市场的繁荣，竞争的出现，人们对物质需求的胃口扩大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电视机、录音机等现代工业产品的普及，视觉文艺，听觉文艺，还有通俗文艺甚至是庸俗文艺，向文学提出了挑战。一部几万字、几十万字的中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只需要两个小时就看完了。看完了电影或电视的观众，就没有多少人再想去看小说了。有时人们一边抱怨电视节目不精彩，一边还坐牢屁股往下看，同时又是忠实的电视观众。晚上，坐在电视机屏幕前的观众恐怕会远远胜过坐在灯下读书的人数。这一切难道不会冲击人们的精神生活？连人们的美学趣味和伦理道德观念也在渐渐地发生变化。小说家不能离开现实去捕捉当代人的灵魂。

一九七六年以后，我们生活的节奏逐步和世界的节奏协调起来，许多在过去是令作家们不可想象的事情现实中已经发生了。生活本身比作家的想象力还要丰富。我们没见过，没想过，不敢信，不敢写的事情生活中已经司空见惯了。而且还正在发生着一些使作家瞠目结舌的事情。生活在催赶着文学，在嘲笑作家的呆板和墨守陈规。现在，作家没有任何理由抱怨生活单调、可写的东西太少，群众对生活的创造力远远胜于作家的笔墨。再加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节奏的加快，也给文学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有人嘲笑说：你们作家喜欢说太阳从东方升起，哪是东？哪是西？里根给航天飞机上的驾驶员们打电话，说：“你们在上边感觉怎么样？”有人挖苦他完全是说外行话。地球围绕太阳转，是宇宙空间的一颗普通星球，航天飞机也像一颗小卫星，里根站在地球的一个角落上，何谓上，何谓下？这当然是讲笑话。美国总统出这样的笑话不算什么。作家要是对生活说外行话，就会受到生活的嘲弄，那就可悲了。

有三个姑娘逛公园，中午出园的时候，其中一个姑娘建议，出门口时谁敢吻一下见到的第一个男人，其余的两个人请她吃午饭。有个姑娘果然这样做了，然后她们大大方方，咯咯笑着走进了饭店。那个被吻了一口的傻小子惊慌失措，不知是发生了强烈地震，还是世界文明到了末日。也许有人觉得这不过是青年人的恶作剧，一笑罢了。我却不觉可笑，只觉费解，那三个姑娘出于一种什么心理要这样做？她们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心理？有人也许会说，你又在编小说吧？真有这种事还是假的？我只能说信就是真的，不信就是假的。前边那个故事是听来的，我可以讲一件亲眼看见的事情。夏天，晚饭后大家都在楼外乘凉，聊大天，楼前就是一条大马路。从南面走来一位漂亮的年轻姑娘，正好走到我们楼前，从北面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小伙子见了姑娘二话没说，跳下车上前打了那姑娘两个耳光，然后骑上车就走。姑娘没有哭叫，没有呼救，甚至没有感到惊慌，紧跑两步，一纵身坐在小伙子的自行车后衣架上，两人扬长而去。我的邻居们都看呆了，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旁边有几个小青年，用敬羡的眼光送这一对男女远去，还情不自禁地挑起大拇指：“真够板的！”（天津话，类似真棒，真好）作家是喜欢观察人、研究人、了解人的，当时我却如坠五里雾中：那一对男女是什么关系？怎样解释他们的行为？邻居的青年人为什么为他们挑大拇指？他们敬佩的是那小伙子，还是那姑娘？还是敬佩他们的举动？碰到这些奇奇怪怪的事，作家不能只是付之一笑或摇摇脑袋就算了，作家要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研究，对这些光怪陆离的现象作出解释。我深深感到当代人五花八门的灵魂常使我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然而又不能逃避，也不能把眼睛蒙起来装做什么也看不见。唯一的出路似乎就是正视现实，直面人生，用自己的眼睛去分辨生活中的真伪，找到解释生活的钥匙。

这些年，中国文学前进的速度是很快的，可否做这样的回顾：“天真状态”已经结束，虔诚地、真挚地歌颂中心，歌颂任务，图解某一个口号，已不再受到欢迎。“控诉状态”也已过去，揭露伤痕，翻开伤疤再往上面撒盐末，控诉前一段历史，等等，这类作品也见稀少。“愤怒阶段”似乎也成强弩之末了，揭露黑暗，提出问题，作家为社会两肋插刀，甚至有时表现得怒不可遏。没有问题不称其为小说，光提问题也不叫小说。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倘不是对历史、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发现了一点什么问题，就不会给后人留下《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名著，而这些名著又绝非是只提问题的小说。眼下小说的花色流派很多，我注意两种倾向：一种是严肃深沉，一种是机智诙谐。前一种追求有人物，有故事，有思想，对生活揭示较深，高度、力度、深度全有。后一种不是没有问题，也不是没有思想，而是作家把自己从生活中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思想巧妙地掩藏起来，冷嘲热讽，兜圈子，卖关子，云山雾罩，幽默诙谐。我所以只提出这两种倾向，是由于我喜欢用这两条腿走路。各人情况不一样，有人也可能是用三条腿，或者五条腿走路。

不只是我们，欧美一些现代作家，也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放在语言上，格外注重人物的意识活动，不再十分注意人物和故事，从表现人物强烈鲜明的外部行动到着重刻画人物的内心思想，从追求情节的真实退避到表现情感的真实、性格的真实，从反映社会现实更多地转移到反映心理现实。甚至有人主张放弃“看得见的生活”，专门去描写“看不见的生活”。“看得见的生活”——当然是指社会生活、现实生活，写世界，写自然，写人生，写命运等等。“看不见的生活”——是专写心理，写意念，把小说的内容全部压缩在自己的意识范围之内。为什么把口号提得那么绝对，把框框画得那么死，写外部的只写外部，写意念的光写意念，不要旧套套，却又用一个新套子把自己套死。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想给小说下个定义，为文学规定一些条条框框，都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我们现代人不要再去办这种傻事。

还有一种争论，文学还要不要具备认识意义？有人否认文学的认识意义，否定文学能够帮助人们认识生活、解释生活，主张小说只是“宣泄自己心里被压抑的欲望”。当然，也有人保卫文学对人类的认识意义，认为小说应该成为“当代生活的完整的历史”。古今中外不论哪一部名著，都对所表现的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做了深刻的、生动的、完整的描写。如果小说创作只是用来宣泄作者自己的欲望，那就用不着去理解和表现社会真实，也不可能给人们提供理解生活和认识生活的经验与感受。

社会的现代性极其复杂，当代文学的发展其花色品种也不可能是单一的。由此可见，问一句小说的灵魂在哪里，还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提醒作家，把牢自己的灵魂，晃晃文学的头颅，看魂魄还在不在自己身上。

我以为文学的灵魂出壳与否，最容易在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1．人物

小说还要不要写人物？有人说小说不必写人物，更不必写典型，写意识的流动就可以嘛。这种主张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小说不可能逃避人的心灵、人的思想、人的意念。不写人的意识的流动，只写人的外部动作，岂不成了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小说里成功的人物形象都有一个深刻而又生动的灵魂，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就是人物的灵魂吗？所以写意念、写各种各样意识的流动，并不排除写人物。意念——也是人的意念。离开了对人的研究，不表现人，小说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小说要反映出人和世界的复杂性，要具有打动人的哲理性和思想深度，都取决于作家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即使是写鬼怪或者描写各种动物的小说，也是人类借助它们的眼睛看世界，甚至人类干脆把自己的思想加到它们身上，表达在描写正常的人世间生活时所不便表达或不能表达的思想感情。作家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把握住了人，就是把握住了世界。人是社会动物，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嘛！

由于社会的复杂，人的灵魂也变得更复杂了。随着社会的开放，人们的性格不是都变成外向的、开放型的。相反，更多的人却变得内向了，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秘密的自我”。作家的本事就在于设法打开这个“秘密的自我”，表现人物内在的必然性。每一个人物的性格的发展和形成，都有他（或她）必定要走的那条属于他自己的特殊道路，要写清这条性格道路。一个人物的性格是他命运的宣言——忘记这是哪位哲人的话了，因此，作家找到自己认识人的角度，是至关重要的。

作家根据自己的才情、性格、修养、阅历、经验等等因素，扬长避短，选准了自己认识人生的角度，也就是找到了认识社会的角度。作家如果把这个角度选得很巧、很准，就有可能找到了自己终生的主题。作家有自己终生的追求，也应该有自己终生的主题，如巴尔扎克要表现他的“人间喜剧”，雨果讴歌他的“人道主义”，等等。可悲的是一个作家写了一辈子，别人不知道他写了些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在创作上要追求什么。什么都写并不错，什么都写而且把什么都写得好，就是大手笔。可怕的是什么都写了，到后来却等于什么都没写。

要找到自己终生的主题，谈何容易！从前把文人叫做天上的文曲星下凡。文曲星什么样子谁也没见过，现在天上的卫星倒很多，有大有小，各式各样，挤在空中，甚至争抢轨道。有人预言，过多少年之后，再发射地球卫星就会找不到轨道，轨道被全部占满，卫星有可能在空间发生碰撞。浩渺无垠的宇宙空间，竟会变得拥挤不堪，真令人难以想象！好在文学的“宇宙空间”还广漠博大得很，有的是地方，谁愿意来都可以来，而且没有大门，没有围墙，当然也不存在前门和后门之说了。只需要找准自己的轨道，才能在文学的“宇宙空间”找到自己的位置。不要抢座位，抢也没用。不要看到位子上已经有人了还去硬挤。有了自己认识人、认识社会的角度，我想就是找到了自己的轨道，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大概也不会太难了。

文学应该全面地表现人的生活，文学上每一次新的发展都是一次对人的新的认识。当作家对人的本质、人的内容、人的社会含义有了新的认识，其作品就具有一定新意和深度。如果承认文学的发展取决于对人的认识的加深和提高，那么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否定小说必须表现人物，岂不是显得可笑了。写意念不能取代写人。人们喜欢谈论卡夫卡的《变形记》，一个职员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大甲虫，还不是表现社会能够把人扭曲变形，表达了作者对人、对人类文明的一种看法。所谓欧美各种现代派文学，除去变化多端、花里胡哨的形式和技巧之外，还有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表达了作家对社会的变态、对人类文明的前途、对人的变异的担心和忧虑。这也是一种对人的研究嘛，对人的看法嘛。无非是有人表现手法是传统的，有人是怪诞的，有人擅长写社会公众生活，有人愿意写个人生活。我不主张把一个人的社会公众生活和个人生活截然分开。一个人（尤其是当代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像鲁宾逊一样，或者像戈尔丁在《蝇之王》里写的那群孩子一样，完全脱离了人世间的文明。这两部书写人脱离了人类社会，被困在荒岛上，他们仍然有自己的社会天地，自己的“公众生活”。何况是描写作为正常的“社会动物”的人的生活，更应该把一个人的个人生活与社会公众生活结合起来，这样才更便于揭示人生的奥秘，写出各种人物的命运。也可以把社会生活做背景，以个人生活为命运的线索。

据说现在有这么一个窍门，怎样才能把人物写得生动、写得活呢？就是人性加兽性，七分人性加上三分兽性，人物就变得非常真实，而且十分复杂。发明这套办法不是没有理论根据的，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说：“人在最完美的时候是动物中的佼佼者，但是当他与法律和正义隔绝以后，他是动物中最坏的东西。”我总以为文学对人的研究，对生活的研究，是任何公式所不能取代的。作家对复杂的生活有自己的感受，这种感受如果非要用小说才能表达，那它绝不可能用一句口号就可以概括。如果用一句口号，或一条定律就能概括，何必再写成一部小说呢？！所以说，作家不能没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坚定的灵魂，有时灵魂离体了，那不要紧，把它找回来就是了。可怕的是把自己的灵魂依附在外人的一个什么口号上，丢了自己的所长，捡起别人不要的东西，这很容易导致在创作上走旧路、跌下坡。

我倒主张在写作的时候不要太“委屈”自己，“委屈”人物，也就是说别小家子气势。随着竞争的加剧，生活变得紧张了，大家共同缺少的是时间，读者没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听你说废话。生活会按着它的节奏改造文学，文学不能淘汰生活，生活却可以筛选文学。附庸风雅，装腔作势，故弄玄虚，卖弄花哨，都不叫“撒得开”。搞创作似乎太傻了不行，白痴怎么能写作呢？但太聪明了好像也不行，处处算计，八面玲珑，精明有余，诚实不足。写作有时要下点真功夫、笨功夫，这就是敢于撒得开，不违心，有勇气表现人物性格的全部真实。不要按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或弗洛伊德的理论去刻画人物，不论多么好的哲学主张都不能代替你自己对生活的研究。我说不要太委屈自己有两层意思：第一，不要把自己的脑子像草地一样提供给别人跑马，这是培根的话。没有自己的主心骨，缺乏独特的创见。第二，不要捆住自己的手脚，也捆住人物的手脚，甚至用自己变态的心理把人物也写得不男不女，不伦不类，不死不活。在我国不朽的古典名著里，出现一个人物就如同立起一座山，再也推不倒。在中国文学的圣殿里，简直如竖起了十万大山。再看看我们当代文学作品里塑造的那些人物，有的缩头缩脑不成人样；有的男性雌化，多情却又远不如贾宝玉；有的女性雄化，却又硬不过辣子王熙凤，硬不过孙二娘。写知识分子就是书呆子，有知识反而发呆，这是什么知识？这叫作家的写作公式。孔明不呆，吴用也不呆。写一个人物要干事业，就得写他的孤军奋战，妻离子散，不要家庭。这是套子，从哪方面说都不真实。古往今来，有大才或有大德的人，必然会有一批人死心塌地服气他，忠心为他效力。不能拢住一批人，还叫有什么才和德？又能搞成什么事业？

话扯远了，还回到小说要不要塑造人物这个话题上来。不必强求一律，非得规定一个统一的模式不可，各干各的，各打各的优势，你可以专写意念，他可以只写情绪，老三单写自然风光或神狐魔怪，我还抱住人物不放。为什么大家非要挤到一个胡同里去不可呢？追求各有不同，乐趣各有不同，表现形式也会千差万别。

当我没有找到新的人物，没有认识人物赤裸裸的灵魂的时候，那是很难动笔的。一旦人物的灵魂来报到，而且几个不同的灵魂自己打起架来，那真是其乐无穷。有时虽哭犹乐。当然，人物的灵魂是靠作家自己的灵魂吸引来的。如果作者本人神不守舍，魂游天外，有哪一个人物的灵魂会愿意集合到他的大旗（或叫大笔）下呢？小说就是整个活生生的人，作家的笔理应不断开拓人的心灵世界，写出一个个灵魂的历史。

按人的本来面目描绘他们，把人物处理简单了就缺乏深刻的社会意义。文学对世界、对社会、对历史的全部认识意义都体现在人物上。人物反映着生活的情绪、社会的历史。

但，作家也在他的全部社会关系总和中形成自己的生活态度，人物的创造也要以深广的生活经验为基础，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当代完整的活的历史。

优秀的文学作品里总是能放射出一种奇异的力量，这力量如同深刻的思想，可以把读者吞没。而这股奇异的力量多是来自小说中的人物。

2．故事

小说还要不要故事？也就是还要不要情节？只写意念完全可以不要故事——这种理论不能使我动心。

但是，有一种主张使我受到了震动：所有编的，都是假的。故事编得再好，也是假的，故事就像藩篱一样把浩瀚无边的生活画出了一个框框，把活的社会给框死了。被故事编进去的东西都是变了形的，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作家不应该站在材料之上，应该在材料之中，所有加工都是虚伪的，不要加工才是艺术，素材就是艺术。”

这样一来，小说创作仿佛变得玄妙莫测，飘忽难定了。但不无道理，任何故事都要有一定的局限性，必然会妨碍广阔生活的自然流动，因而它的真实性也受到了限制。那么，一点情节不要，完全不编故事，怎样构思小说呢？怎样把浩繁博大的生活原样不变地搬进小说呢？

只写意念流动并不困难，许多意识流小说故事性不强，但并不是一点故事也没有，不追求情节，却还是有情节。一点情节不要怎么办呢？特别是写一部中篇或长篇小说。我想试验一下，不要故事的目的是想让小说的容量更大，把生活整个都包进去。试验结果是没有故事反而什么也包不进去了！地球有地球的界限，太阳系有太阳系的界限，如果什么界限也没有，天地万物混沌一片，那就什么都有，什么也都没有了。我还没有发现没有一点情节的长篇小说。这就是说，小说不要故事还仅仅是个设想，到目前还没有找到不要故事也能包容一切的出路。贝娄的《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是用了很多意识流手法写成的，小说写了三天里发生的故事，实际上是揉进三十年间发生的事情。编故事的手法变了，意识流还没有完全取代情节，却给情节增加了更多灵活性和寓意。

不管多么精巧的工艺品，让人赞叹的只是匠人的手艺，作品本身是假的，因为缺少生命。而优秀的小说是有生命的，切忌把小说雕琢得像一件工艺品。凡是活的有生命的东西，身上总有美的也有丑的，有长处也有短处，有它生存的优势也有它的局限性。而完美无缺，精致绝伦的东西，一定是死物，是别人按自己的意志把它改造成这个样，它没有自己的意志和生命。如果说思想给小说以灵魂，那么小说的生命、小说的血肉还得来自情节（最好说是细节）。《雨王汉得逊》里有个细节，他希望父亲能给他留下一句怎样做人的格言，偏偏没有，他父亲只给他留下了很多钱，连书签都是用一百美元一张的钞票代替。

要情节却又不被情节的藩篱把生活框死，有故事却不让故事成为人物活动的障碍，必要时宁打烂故事，也不让人为的故事阻止生活的发展。作家对世界的理解，对人物的理解，往往是借助一个精彩的细节来完成的。当作家脑子里只有一堆意念，没有好的细节，很难对生活进行艺术的升华，无法进行文学创造，没处抓没处挠，像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盲无头绪，盲无目标。一旦抓住画龙点睛的情节，世界亮了，人物也放光了。人物光有意念活动，没有外部行动，不会动作，就如同患了瘫痪病，是个病态的不健全的人。能够让人爱读、耐读，是小说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条件。那些血肉丰满的小说，才有强壮的生命。有性格的冲突、灵魂的搏击，才有强烈的感染力。对人类命运、对世界具有认识意义的作品，不会是干巴巴的。

创作——应该把文学手段所容许的每一点潜力都挖掘出来。用松散的形式记录松散的生活，不是艺术。用情节则可以拨开常见的事物，把表面的生活现象变为具有内在含义的东西。哪里有活人，哪里就有活动。生活流也好，意念流也好，都不会流走情节，都不会把花花世界变成一片灰色的思想烟雾，变得没有人物、没有故事、没有任何悲喜剧……

但任何虚伪的故事都令人厌恶，脱离人物的故事，没有思想的情节，如同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不管出现什么“流”，我们都不能丢掉现实主义的武器，更不能否定民族的文化传统。逃离这个世界办不到，把头埋起来的“鸵鸟政策”也行不通，而是要面对这个花花世界，研究这个花花世界，找回自己的灵魂，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3．语言

时间占得不少了，关于现代小说的语言还有一点想法，只讲几句就行。

现代小说在语言上的发展和变化是很大的，似乎正表现出一种倾向：用扑朔迷离的语言代替人物的塑造，用语言的变化取代情节的起伏和矛盾冲突。语言越来越多地变成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了。有些作品中最出色最成功的人物就是作者自己。作者突出的语言风格，有了自己生动活泼的生命。吸引读者的是他的语言，人们不再十分关心他的故事和人物。这样的小说其格调有点类似相声，作者并不想把读者带进自己的故事，读者始终是冷静的、旁观的，欣赏的是作者的思想、才情和机智。

生活这样复杂，瞬息万变，人们的感情剧烈起伏，思想难以捉摸。语言要适应这种形势，必须精确，容量很大，才能够捕捉住不断变化的现实和一闪而过的思想。甚至语言有时显得没头没尾，天马行空，信手拈来。按照正统的、规范化的语言格式去遣词造句，往往不能表现当前许多不大“正统”的现实。语言必然要革新、要发展。要找到新的词汇来表现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新的生活。但语言的生命力不光借助作者的思想和才气，更重要的是来自生活，来自作家对生活的深切感受。作家永远用新鲜的心情去理解生活，语言就有新鲜的生命力。

作家的语言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标志。深刻的风格，语言中充满哲理性，时有警句格言出现，那他自己做人就得明白。雄伟的风格，语言具有感性的魔力，有立体感，有冲击力，能燃烧人的感情，字里行间涌出一种强壮的力量，甚至三言两语就可以活画出一个人物来。那作者自己就得有雄伟的人格。幽默的风格，机智诙谐，妙趣横生，或冷嘲，或热讽，决不呆板。嘲讽正在变成一种文学现象，严肃正经、诚挚坦率似乎显得像个傻瓜，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高度幽默感，那作者必定是才气纵横，冷峻多智的。缠绵的风格，他自己也许就是多情种子……

人们越来越重视语言的力量，说话就是行动。我同样看重语言，却不想用语言包打天下，取代人物和情节。而且喜欢中国人说话最好有中国味儿，有中国特殊的韵律和美感、机智和幽默。人物、故事、语言，小说的灵魂容易从这三个方面丢失，要找回自己的灵魂也需从这三个方面努力。

今天仓促上阵，自己出题，难住了自己，有点刹不住车，实际是收不了场。请大家批评。

1983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