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橙黄绿青蓝紫》获奖了，它为什么能获奖，我说不清楚。它是怎样诞生的，我心里却非常明白。

它的初稿只有三万字，中不中，短不短。自我感觉尚可，里面有些新东西，也有余意未尽甚至是明显的漏洞。被一个刊物强行拿走，不几天又原稿退回，结论是：“有一股盲目反政治的倾向”——空洞而又可怕的帽子。

《当代》的编辑来了。我占着那张唯一的小写字台，他坐到缝纫机前，粗略地把三万字翻了一遍，肯定地说：“这里边有新东西，我带回去商量一下。”

几天后，编辑带着《当代》编辑部的意见（其中有普通编辑和刊物负责人的具体意见），同我研究修改方案。谈什么研究，他们的意见谈了一半，我已经兴奋起来，我心里的那盏灯被拨亮了。送走编辑之后我就干了起来，连黑带白，干了七天，等于重新写了一遍，小说由三万字变成了六万六千字，就是现在的这个样子。

小说是作家写的，可是作家碰上一个什么样的编辑，很有可能会决定他的作品的成败。作家在动笔之前是心里有“根”的，作品完成之后心里又往往没有“根”了，很想听听别人的意见。独具慧眼的编辑，既不捧杀，也不棒杀，而是帮助作家找到作品里真正的“根”。

一九七六年，我写过一篇小说叫《机电局长的一天》，光是开头，编辑就逼我返工五次。有一天晚上停电，我摸黑骑了四十五分钟的自行车，到旅馆看他。他老兄蹲在厕所里还举着我的稿子在琢磨。看完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新写的开头，仍不满意地说：“你还有潜力，你的劲还没全使出来。”你从他嘴里永远听不到满意的话，总是莫测高深，不把你挤得水干油尽不罢休。回来的路上，我和一辆三轮车相撞，推着自行车回家。路上又想了一个新的开头，激动得不得了，回到家点起蜡烛重新写了前面的几百字。第二天我刚起床，编辑就来敲门。他看完新的开头，一拍大腿：“好了，我可以去买火车票了！”

我多亏碰上了一个又一个好编辑，他们“逼”我、扶我。我才走到了今天。作家是锤头，编辑是锤把儿；作家是水泥柱，编辑是钢筋，光使劲不露面。编辑把自己的心血藏在别人的成绩里。因此，任何把作家和编辑分开的奖励，都会使作家的内心深处感到惭愧和不安。

1983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