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学名作改编为电影，已有中外许多电影界的名家发表了不少高论。我对此几乎是一无所知，不敢望其项背。

但是，被改编成电影的不光有古今文学名作，还有当代文学中的一般作品。比如像我写的那些不成样子的小说，故称之为“拙作”吧。于是我找到了自己谈电影改编的角度——作为被改编成电影的文学拙作的原作者，怎样看待改编，对电影编导寄予什么希望呢？

改编名作，不言而喻，一上马就具备一种优势，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吸引力。但是改编“拙作”，也自有它的便当之处。正因为原小说是“拙作”，电影编导可以少些框框，多些自由；少些负担，多些创造。或增，或减，或彻底打烂，或花样翻新，任其自由。

人们在谈论改编时喜欢说吃透原作。何谓吃透？怎样才算吃透？我想妄改一字即“吃进”。如饿虎扑羊，这很有点囫囵吞枣之嫌。我的小说宁愿被别人整个吞掉，也不愿他们吐掉核儿——也许正是小说的灵魂。以科学的眼光看待万物，没有不可以被吸收、被利用、被改造的东西。所谓“废品”，就是目前还不知道用处的东西。世上没有绝对的“废物”。

“饿虎扑羊”——这个比喻不够恰当。可世上哪有绝对确切的比喻呢？当理论不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人们喜欢借助形象。我借喻饿虎闻到羊肉味儿时的那种兴奋，那种冲动，那种不顾一切地扑上前去，决不放过。先吃下去再说，慢慢消化，最后再吐出不能吸收的东西也不晚，如老牛的反刍。当改编者看到了一部文学作品，两颗创造者的心一下子发生了猛烈的吸引，仿佛“神交已久”，心心相印；两个艺术家的灵魂发生了碰撞，而且碰出了火花。他怎么可能不产生老虎见了羊的那种气魄！改编者到了这个地步，就会怎么改怎么有。

此刻，作为“拙作”的原作者，愿意自己的作品是羊羔，请君尽情享用。

所以，改编者理应是大手笔，棋高一着。改编是勇敢者的职业，是聪明人的工作。倘若改编者的自我感觉是在“蛇吞大象”，或是“蚂蚁啃骨头”，怎么设想他能自如地进行再创造？其结果必然是吞不进“大象”，最后也不得不放弃“骨头”。

勇敢不等于胡来，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抓住了作品的灵魂。连接电影和小说的纽带是文学。电影和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钻探人的心灵，帮助人们解释生活。因此，文学是任何艺术形式都不可或缺的。缺少文学性的东西总显得苍白、肤浅，似乎灵魂已经出壳。电影化不应化掉文学性，倒应该强化文学性，加深电影的文学深意。改编是对原作进行艺术的升华，是用电影手段对文学人物的再认识，再提高。

为什么要强调改编者和原作者须得“心有灵犀一点通”呢？创作要善于选择和发挥自己的优势，还要会藏拙。每个作家都有自己认识人的角度和“终生的主题”，改编者必须十分清楚地通晓被改编者的长处和短处，以便在改编时扬长避短。两者心不相通，很可能会造成扬短避长的悲剧。比如，根据拙作《赤橙黄绿青蓝紫》改编成的电视剧，在油库失火一场戏里，救火笛大概响了有三分多钟。拙作中，我在这里要展示的是几个人物心灵的撞击，思想感情上，包括人生态度上的醒悟和突变。至于救火情节本身，我自己也并不满意。看电视时我真觉得无地自容，深深感到对不起电视剧的编导，引他们误入了歧途。

人们在议论电影改编时，还喜欢说一句话，叫“忠实于原作”。忠实是应该的。但忠实于谁？忠实于原作者，还是忠实于改编者自己？

当然，能做到忠实于双方是再好不过了。可是往往有这种情况，有些改编拘泥于原作，对原作“愚忠愚孝”般的忠实，其结果不是图解原作，便是与原作貌合神离，甚至相去甚远。倒是有些高屋建瓴，为我所用，取舍自由的改编，受到了观众的称赞，得到人们的承认，认为更接近原作。这就逼得我们去从相反的方面思考关于“忠实”的问题。

反正我是“拙作”的原作者，干脆就说：改编不同于情人结婚，不应过分强调一方对一方的绝对忠实。如果非要谈忠实，改编者恐怕首先应该忠实于自己。忠实于自己的创作个性、创作风格，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生命、艺术品格，忠实于作为进行创造性艺术劳动的尊严。

改编“拙作”，不存在忠实原作的问题。原作是白纸黑字，是既成事实的。改好，改坏，原作还是原作。你忠不忠实于它，都不能抹杀它的存在。当然，改编获得了成功，原作跟着沾光，“拙作”说不定会变成“名作”。也别忘了人们还会习惯地说：“电影比小说好！”电影成功了，却照出了小说的缺点，大家会对照电影看到小说的种种不足。这当然又是好事，如果原作者修改自己的作品，定会从影片中得到重要的启发。

反之，电影改编失败了，原作不一定就跟着倒霉。人们会习惯地说：“这电影远不如小说！”大家会对照电影看出了小说的优点，失败的电影作了原小说的陪衬。说句玩笑话——原作者，抱着的是不哭的孩子！但是，根据小说改编电影，毕竟不能逃脱一种客观事实的检验：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总要拿原小说和电影相比，谁也不能阻止观众进行这种比较。这就使“忠实于原作”的概念变得十分复杂了，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标准。因此，改编者要有自己的主心骨，也许按我那种“忠实于自己”的办法，说不定倒会“歪打正着”。

最近，又有一位导演想改编我的一部中篇小说，我把他请到家里，将有关这部小说的立意、构思、成败得失，以及我个人的追求、志趣、气质、构成作家创作个性的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因素，我的局限性和潜在能力等等和盘托出。艺术上的“莫逆之交”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自己。然后就不管了，撒手闭眼。泼出去的水，嫁出去的女儿，任打，任骂，任奖，任罚，悉听尊便。这也许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但要比不放心、不放手、人家改动一个字便如摘心挖肺般地“负责任”要好。真正的艺术创作富有强烈的个性，别人越管得严效果就越适得其反，干涉过多只能给自己和给别人帮倒忙。

小说和电影都要托出人物。我同样喜欢电影里“出人”的手段，一个特写，一个近景，就把环境的立体感、情节的纵深感、人物的力度和厚度全托出来了。或由近至远，渐渐模糊一片。或由远而近，人物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或先化出一个头、一个胸部、一只手、一双脚，而观众感觉到的却是整个人，深刻的强烈的活生生的人，人的性格，人的命运，人的力量。改编电影时必然要从小说中选取情节，这种对情节的取舍是为了出人，而不单纯是为了出戏。出人的戏是好戏，丢人的戏可舍掉。改编可不能像层层抽税，最后抽走了“人性”，抽掉了人物，只剩下几条故事线，一个空空如也的躯壳。

本来，电影表现人物是完全可以把人撕开的，深入精到地揭示人身上的文明性和兽性。“人，在最完美的时候是动物中的佼佼者。但是，当他与法律和正义隔绝以后，他是动物中最坏的东西……是最不神圣的，最野蛮的。”——我们当然不能全部接受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观点，可是他的这段话使我想起了《现代启示录》和《猎鹿人》。后者有一个轮盘赌的细节，把战争是一场赌博，人生是一场赌博，命运也是一场赌博，揭示得令人毛骨悚然。在历史的轮盘赌上，人类仿佛成了一场儿戏的牺牲品。大刀阔斧地雕塑人物，深挖广掘，直指人的本质。这种驾驭题材的气度，难道不能给我们以启发吗？

其实，不论改编的成败如何，都是对文学著作的一种尊敬、一种纪念。表达尊敬的方式有多种多样，纪念的办法也各有不同。因而电影改编也尽可以五花八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四面出击，八方开花。文无定法，创作最基本的一条规律——就是没有一定之规，怎么能给电影改编规定一个绝对尺度呢？

这就是我对电影改编的一些粗浅的看法，在此就教于专家里手。

198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