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也许有一个终生的苦恼，就是需要不断地为自己想“辙儿”（辙儿：京津一带方言，近似道路、办法、招数）。这个“辙儿”，大概就是指今后在创作上应该走哪条道儿？下一步踏向哪里？怎样提高、怎样突破？

俗话说：条条大道通北京。作家们也各有各的“辙儿”。于是，我就想探讨能不能在“人”上找“辙儿”。这并不是一个新题目，文学就是人学——这个天才的命题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但是，人是具体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在发展，生活在前进，“人”的内容不断丰富、不断有新的变化和发展。

人是活的，文学也应该活起来，对“人”的认识和理解要随着现实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加深。文学要全面表现人的思想感情，文学的内容就是“人在各种历史条件下的全部生活”。作家对“人”的认识前进一步，文字上也就有一次新的进展。实际上，正是“人”的社会历史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才有可能促进文学的发展。假如社会生活像死水一潭，人类停滞了，文学也得死。

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人的观念不断改变，才使文学艺术的殿堂里树起了一个又一个丰富多彩的典型形象。没有“人”的发展，就没有文学的历史。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要想在文学创作上常有新“辙儿”，就须认真地琢磨人。

提一个近似抬杠的问题：谁都知道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每个人都在社会上活着，对自己周围的生活比作家更熟悉，为什么还都愿意看再现这些生活的小说？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因人因地而不同。比如，现实的生活同文学中表现出来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文学中的生活更集中、更概括、更典型；每个人在地球上都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位置，受自己生活圈子的局限，愿意跟着作家站得更高、看得更广一些。还有现实的世界同真实的世界是不完全一样的，人们希望通过文学作品了解真实的世界，而文学正应该反映最高的真实。读者愿意从中丰富自己的想象，开阔自己的眼界，补充自己的理想，甚至精神上一切得不到的东西都想到文学艺术中去获得，包括找安慰、找刺激、找享受、找娱乐、找同情、找共鸣、找解脱等等。

但是，最重要的是人们想在文学中看最真实的人、最真实的人的生活。

西方有一句话：最不了解丈夫的是他的妻子。这句话的本意以及它是否正确且不去管它，但从中却使人想到生活中人们的灵魂很难完全赤裸裸地相见，一个人是很不容易能完全了解另一个人的心灵的。敢于对自己、对别人都绝对诚实的人是少数，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心心相印”。可是人的天性没有不喜欢诚实的，至少喜欢别人诚实，大部分人也是喜欢了解别人或者被别人理解。而小说中的人物是真实的，是袒露灵魂的，甚至是灵魂跟灵魂相碰，灵魂跟灵魂搏斗。

文学中的人吸引了生活中的人。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保持这种吸引力，难道不应该集中全部注意力去观察人、了解人、研究人吗？

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历史，都是一个社会，写好一个人物就一切都有了（这个“一切”单指那一篇小说中的一切，不指小说之外的一切）。这样的形象必然会有丰厚的社会内涵。

这个“内涵”应该是指社会、历史、生活的“核”。写人物就要挖出这个“核”。

《封神演义》里的哪吒把血肉之躯还给父母之后，魂灵在天空里游荡，太乙真人伸手一招：魂兮归来！哪吒的魂灵便又附体了。

作家不可能有太乙真人的本领，但必须要有本事给自己的人物以灵魂。否则那人物便是行尸走肉，为读者所厌恶。

“精神胜利法”就是阿q的灵魂，也是当时整个社会和民族的“核儿”。

人物的灵魂是不能离开作家的思想、风格、修养、技巧而独立存在的，对人的命运、生活的命运了解得深切，把握得准确，阅历得深，观察得深，体验得深，才能表现得深。人物的灵魂揭示的深浅，决定着小说是深刻的还是肤浅的。人物典型意义的大小，往往也取决于对其灵魂的刻画。

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可能不是十分复杂的，当代人尤其复杂。把人物处理简单了，就会使作品缺乏深刻的社会意义。怎么办？找出灵魂，用灵魂照亮人物，照亮生活，概括社会。人物的不朽灵魂如同一种深刻的思想，能够吞没读者。

想想那些时间越久、光彩越艳的文学形象吧：贾宝玉、林黛玉、诸葛亮、曹操、孙悟空……他们的灵魂与时代永存，其生命力远远超越本时代，甚至借后来一代代人以还魂。人们看到一个多愁善感的姑娘，就说她是林黛玉，把足智多谋的人称做诸葛亮，把鲁莽暴躁的人叫做张飞，等等。出色的文学形象照出了活人的灵魂，一代一代活人的想象和补充，又使这些文学形象更丰满，使他们的灵魂不死。

有自己独特灵魂的人物形象，是不朽的。

太乙真人只给了哪吒灵魂，哪吒并不能复活，他的灵魂没有依托。太乙真人又采来七瓣莲花，点化成哪吒的血肉之躯，让他的灵魂复原，一个活生生的哪吒才第二次降生了。

人——只有灵魂还不够，必须有血肉，才能生动活泼。

文学作品应该成为当代完整的活的历史。而文学对世界、对历史、对社会的全部认识意义又都体现在人物上。世界是博大繁杂的，历史是惊心动魄的，社会是色彩缤纷的，为文学人物提供了生气勃勃的血肉。也只有血肉丰满、生气勃勃的文学形象，才能成为“活的历史”，才能担当起认识世界的任务。

人物不应该呆板，他们反映着生活的情绪，整个时代都可以被作家拿来做为题材，都可以做人物活动的天地，创作要敢于撒得开，何必要那么小家子气，小打小闹！

生活的一切内容，不论是严峻、忧郁、凶险、倾轧，还是善良、多情、丰富、欢乐，都可以借人物加以充分表现。作家把人物置于生活的中心，何愁没有血肉！

大人物可以拖着时代走，小人物却只能被时代拖着走。

文学形象似乎也分为大典型与小典型。但人物身份的大小和文学形象典型意义的大小并不是一回事，写大人物不一定就能成为大典型，写小人物不一定典型意义就小。阿q就应该说是小人物“大典型”。

作家恐怕还是希望自己的人物能够成为大一点的典型，即使明知自己达不到，也还是努力争取（当然，这是指那些想写人物，承认典型有意义的作家而言。如果认为小说根本用不着写人物，否认典型人物、典型意义之类的理论，那就是另一回事）。这就不能不考虑人物的环境，也就是活动的舞台。

生活越来越现代化，社会也越变越走向开放，只写人的社交和私生活显然是不够的。文学中如何处理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关系？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哪一方面是真实的，最值得表现？什么是真正的现实？

将两者分开是不行的，只表现一个方面总有其局限性。有的时候这一方面是真实的，有的时候那一方面又代表着最高的真实。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怎样得劲就怎样写；怎样对表现人物有利，就怎样调度生活。社会生活做背景，个人生活为线索。作家一只眼睛盯住社会这个大舞台，一只眼睛盯住人，理解社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掌握人物。

特别是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如果忘记了整个社会，从生产到生产，从技术到技术，事件淹没了人物，就会枯燥无味。

不表现真实的生活，又怎能刻画出生动的活人！如果一个作家已经和生活格格不入了，感受不到时代的动荡、时代的运动，怎么可能表现出时代人们身上所特有的东西？要想写出有价值的文学形象也是决不可能的。

作家应该对生活中正在消亡和必将产生的东西有比较准确的了解，努力让自己的人物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才能经得住时代的筛选。不必拒绝去认识和理解自己的时代，不必逃避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不必害怕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对文学提出的挑战。

让人物站在这样广阔而深厚的背景之下，其典型意义是不是会大一些呢？

文学史上有许多这样有趣的声明：

托尔斯泰说，聂赫留道夫和列文身上都有他自己的影子。

福楼拜说得更干脆：“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郭沫若也说，蔡文姬就是他自己。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个作家要找到人物，就要先找到他自己，从社会生活中提炼自己的印象，用自己的形式表现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作家应该把自己投入到作品之中，和自己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不要置身其外或置身其上。有人主张作家应该受素材的控制，而不是控制素材；受人物的指挥，而不是指挥人物；人物是自由的，作家并不自由。把找到的那些情节统统打碎它、烧掉它、藏起来，事先安排好的都是假的。这些确实是深得创作之奥妙。

写作时千万不要委屈了自己，要把自己整个的心灵，把全部人格，把从生活中得来的所有经验都摊开来。不这样怎能摸出自己的路呢？

忘记是哪位老先生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要有雄伟的人格。

但愿我这番话不要造成一种误解，以为我只主张表现自我，写个人。固然，离开作家就无从谈作品，因为作品里有作家的灵魂和血肉，但作家是整个世界的回声，他仅仅听到自己心灵的歌声是不够的。

小说不能没有细节的描写，好的细节就能给人物以血肉。

在许多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中，有时一个细节就可以立起一个人物。《东周列国志》里，程婴和公孙杵臼定计救“赵氏孤儿”时，就提出一个问题：是“死”难，还是“救养孤儿”难？当然是死比救养孤儿更容易些。作品的力量、人物的力量就在这儿，古往今来，凡是理智健全的人，还有认为“死”是容易的吗？还有比送掉性命更困难的吗？然而在当时那种特定的环境下，扶养赵氏孤儿确实比死更艰难。于是公孙舍命，程婴舍子，救下了孤儿。神哭鬼泣，肝胆俱裂，人物的雄、悲、壮、厚几个方面全写出来了，而且写活了。

在经典作品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一部《三国演义》到说书人手里，可以讲上几个月；到唱戏的人手里，可以改编成连台多本的大戏，一演几十天；一个细节就可以编成一出戏，改写成一段精彩的唱词。甚至被群众编成顺口溜、俏皮话，如：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等等之类。

人们所以记得那些人物，是因为记住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连串的故事，想起他们，首先想起了与他们有关的那些故事。这就是细节的作用，它是立体的、生动的，是活的血肉，给人以强烈的感染，便于记忆，便于流传。

正因为细节如此宝贵，才不能滥用，不能堆砌，一个细节能解决问题，千万不要用两个。臃肿不是肌肉，肌肉过多，失去常人的体态，也会蠢而不美。

选择细节有好几条标准，但最首要的一条是能够有力地表现人物性格。其次才是有助于推动故事向前发展，有助于激化矛盾，有助于揭示主题，有助于体现社会背景、时代气息等等。

用细节刻画人物就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交代、叙述、冗长而空洞的心理描写；累赘过多，就会把活人写死，使读者厌烦。只有细节才能让人物充分地行动起来，给人物以各种各样的机会让他们表现自己。

人物一出场就带出一串故事，在故事中塑造人物。为什么现在有些作品改编成戏剧、电影的时候那么困难？不能在群众中广泛流传，更不能造成像“三顾茅庐”、“逼上梁山”那样家喻户晓的轰动？缺乏精彩有力的细节，不能说不是一个原因。

活人为什么“活”？为什么是复杂的、“多侧面”的？就因为生活是立体的，世界是立体的。因此文学作品里表现人物的方法也可以是立体的、多种多样的。可以平铺直叙，“且听我从头慢慢道来”，也可以时空交错，千头万绪同时展开；可以花样翻新，也可以返璞归真。

总之，要有勇气表现人物性格的全部真实。甚至不惜把人物推向绝境。如“草船借箭”、“黛玉葬花”。有的使人物又绝处逢生，顿觉光彩照人；有的不能绝处逢生，却使作品的格调提高一大块。《红楼梦》中黛玉之死衬之以宝玉喜婚，就是绝笔。

哪里有鲜明的人物性格冲突，哪里才有真实而强烈的故事性，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小说中最好能以人物本身的“悬念”代替事件的“悬念”。靠人物抓住读者，而不是靠情节“唬住”读者。这里借用“唬住”一词绝非贬意，能用情节唬住读者也是一种了不起的本事。就刻画人物来讲，不应该让情节淹没人物，故事只有以人物为核心才有生命力。脱离了人物的故事，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中总像是一块病。

千万不要误认为故事和人物是矛盾的。故事情节——是小说诸要素中的主要要素，好的故事是表现人物不可少的。人们都喜欢听故事，从小到老，生活中没有故事是不行的。

对一个作家来说，编故事的能力、对生活进行概括和典型化的能力同塑造人物的能力是同等重要的。人物支撑着故事，故事托起了人物。

把人物写透，只有写出比生活中的人更真实的人物，才能给读者以思想上的启迪和艺术上的享受。

198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