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发奖”——这是今年初一家外国报纸的标题。他们是妒忌、嘲讽，还是不理解？

领奖者成排、成连。

每个发奖会的台上都坐着几个甚至几十个企业家。他们不是因为企业家的身份才有幸做颁奖者，而是因为他们有钱。是钱给人发奖。

没有钱也不要紧，还有产品：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摩托车、自行车、钟表、照相机……等等。五花八门，有什么算什么。

时势造英雄，文坛上应运而生了一批“搞得活”、“兜得转”的人物。办个发奖会，搞个什么征文活动或想出其他什么能赚钱的“点子”，拉着作家去“走穴”。再用作家的名望去掏企业家的口袋。

现代人都学得聪明了，不能忙乎半天只给别人做嫁衣裳，要肥水不流外人田。操办者比获奖者捞更多的实惠。作家上当的大有人在。企业家更不用说了。文坛上的这些“二道贩子”，既非作家，也非正式的文学编辑，更不具备真正经商的才能和品德。看中了文艺界假人精真傻子多，文坛被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得叫苦连天，他们正好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灵机一动就可以办刊物、立项目。有了项目两头吃——一头吃作家，一头吃企业。

出书难。有钱就不难。

各种各样的主要是为了掏企业口袋的既无文学价值又无专业价值，甚至连宣传广告作用也微乎其微的书刊，大量地堂而皇之地出版着。

这是“一日文学”，或者叫“一次性文学”。拿到钱就行，拿到钱就完。这种“文学”眼下正在中国风靡——指它的数量而言。它的内容质量决不会风靡，只会“消亡于一瞬”。除去有关的少数人翻一翻或放在柜子上留做花钱的纪念外，还有几个真正的读者？诞生就是死亡。

文学唯企业家的马首是瞻，变为社会时尚的附庸。不是文学给予企业，而是企业给予文学。那么企业家收获的是什么呢？充其量只是一些啰里啰唆的趋时媚俗的广告——我都不想在它后面加上“文学”两个字。里面实在没有多少文学。我们也难得看到真正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广告。

这跟文学的责任感和表现现实生活是两回事。

商业文化君临一切。一切都是市场商品，写作跟做买卖差不多。重要的是讲求实际，讲求交换，不再优雅，不再矜持，不再自爱自重。只剩下一种感受——对金钱的感受。文学失去了强有力的道德，正在变成一种枯燥乏味的低劣便宜的购货券。

“金钱万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文学精神的崩溃，再也无法保持与社会生活那种独立的有价值的联系。它的商品属性正在扼杀文学不能缺少的创造的想象和灵光。文学不再需要用灵魂感悟灵魂，只需跟金钱对话就可以了，不必再与宇宙跟生命之谜直接对话。当代文学经受了中外各种文化的轮番轰炸，真的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繁荣的衰落，热闹的冷寂。“发表着，苟活着。”一句话——

文学就等于非文学！

非文学的文学对企业的轮番轰炸，难道不是企业的灾难吗？企业家面对一拨又一拨“文丐”的纠缠，作何感想呢？

于是，工业题材成了一些严肃作家的禁区。他们不愿意加入那文丐式的行列。可以被指责为迂腐、虚伪的清高，一种动物般的“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愚蠢，但保留了自己不写作的自由。

作家不仅需要有写作的自由，还要有不写作的自由。掌握和获得这种自由也不是很容易的。金钱、情面、编辑逼债，都有可能夺走作家不写作的自由。有了这种不写作的自由才有心灵的自由和真正创作的自由。

一味地随着大溜流下去，自己的文学地基也将逐渐流失。

说到底，还是当代文学的分量太轻。附庸惯了，平稳惯了，平衡惯了，牢靠惯了。一旦失重，立刻便失去自尊自信自立，在商品文化的旋风里撒黄土，凑热闹；跟着时髦的东西一起轻浮，一起躁动；顾影自怜地悲哀地前进。难怪有人发出壮语：“只有先挣下一大笔钱才能玩儿文学！”钱能通文，也能养文。

轻的东西总要拴在一个重的东西上，才有安全感。最重的就是地球，就是生活。

许多被“敲竹杠”的企业也很可怜。中国有几个真正财大气粗的企业，能像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那样每年向社会捐款几千万乃至一亿美元？

中国的企业家和作家需共同努力，为了严肃的事业，而不是轻浮地交换。

1989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