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问什么，任台下的群众随便叫喊和呼口号，他就是不答腔，不理不睬。这可着实激怒了大会主持人黄烈全，他认为佟川的这种沉默，就是对造反派的最大蔑视，当着百万群众让他下不来台，藐视他现在的地位和权威。一开头就碰上这样一个大死钉子，还怎么提问下边的“牛鬼蛇神”？在这众目睽睽之下也不便使用武力，他只好在音调、音量、语气和用词上，尽量表现出自己的权势和力量：

“佟川，你为什么不吭声？是聋了，哑巴了，装死，耍赖？平时你的威风呢？你不说话是不是就等于低头认罪、无言可答地默认了全部罪行呢？瞧你这个熊样子，骨头就像一根奶油冰棍儿，看着很硬，一烤就化。你平时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个脑子里一大二空的当权派。我知道你，这会儿你心里除去发抖，一个词儿也找不到了，大概连自己姓甚名谁也忘得一干二净了。”

台下台上发出一阵哄笑声。

这的确刺激了佟川，他闷声闷气地说：“你把话筒递给我，我就讲话。”

黄烈全一怔，他显然是低估了佟川。这个图画般的巨人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为什么总觉得现在的当权派都是草包，一打就倒，不打也倒呢？可能是受了大字报的影响。虽然他自己也编造大字报，对大字报上的揭发并不全都相信。但不知不觉还是用大字报的尺寸量人度事。眼下有一句最时髦的格言：“谎言重复一千次就变成真理”——真是一点不假，不仅相信别人的谎言，有时连自己说出的谎言也深信不疑，要不还叫造反派吗？他只是个京剧团里的末流演员，在任何舞台上都没有占据过中心位置。今天在这个“政治舞台”上他虽然处于主宰的地位，但精神上和智力上仍然不能跟他的俘虏——佟川相匹敌。他猜不透佟川会耍什么花招，把话筒拿过去不大保险，谁知佟川会对群众说出一些什么话。他和李*万的老底儿都在佟川手里抓着，万一他当众抖搂出来，大放厥词，如何收场呢？这才叫麻秆打狼——两头害怕。不给他话筒也不好，表明自己心虚胆怯。而且台下的群众一股劲叫喊：“听不见，叫他大点声！”

李*万早就对黄烈全自作主张地改变大会议程憋着一肚子气，他看出黄烈全是想借着出“牛鬼蛇神”的洋相让自己大出风头。如今见大会被卡壳了，气氛被破坏了，他用威严的、十分不耐烦的口吻命令黄烈全：“把话筒给他，他敢放毒，我们立刻就消毒！”

天色完全暗下来了，台下黑糊糊一片，挺有气派的主席台兼批判台，也只能看出一个模糊的轮廓。在黄烈全为佟川挪话筒的时候，广场上的电灯突然间全亮了，人造的“小太阳”把广场照得比白天还亮。十六个三千瓦的探照灯，从不同角度照射着主席台及其附属的批判台，显得格外突出、庄严。

佟川冷不防从背后抽出自己的双手，一托胸前的木牌，挺直了腰身，硕大的头颅也抬起来了。他体形巍峨，目深眉耸，站在台子上格外显眼。黄烈全大声斥责他：“低下头，向人民请罪！”

“你们这是侵犯人权，破坏党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你们为什么不敢平心静气讲道理？我是地委第一书记，是省委管的干部，党没有撤我的职，你们没有权力这样对待我！”佟川突然变得强硬了，话音带着浓重的山东腔，严厉而又干脆。

“佟川，你睁开眼看看，这是什么场合？别再摆你的官架子了！你现在是造反派管的黑帮，是个臭不可闻的走资派、民主派！”黄烈全并不怵头辩论，何况对手还是个阶下囚。

“我是民主革命派，不错。我还参加了民主革命，这是我的光荣。你参加了啥革命？你什么革命也没参加，有什么资格教训共产党？”

“我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打倒走资派佟川！”黄烈全突然喊起了口号，一喊口号就最有理，也最有力量。

站在佟川身后的两个壮汉，立刻对他实行造反派专政，各人拧住他一只胳膊狠命往上抬，另一只手掐住他的脖子拼命往下压。佟川像一头被砍掉脑袋的大鸟，张开两个翅膀做最后一下挣扎。这不叫武斗，可是比挨打还难受。造反派管它叫“坐飞机”。想动一下身子都办不到，不老实也得老实。黄烈全得意地把话筒挪到第二个“牛鬼蛇神”面前，有佟川的榜样摆在那儿，他更加有恃无恐了：“石恒泰，你说吧！”

“我叫石恒泰，原是地委书记兼福北市市长。我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抗以***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自己走向了反面，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变为历史的罪人，我完全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

石恒泰沉着冷静，用词准确流利。他几乎是用一种公事公办的、不卑不亢的语调给自己戴了一顶很大的帽子，这顶帽子大得足以把全中国的所有干部都罩进去。他自己在这空空洞洞的大帽子里反而不觉得很难受。因此他不像是给自己上纲上线，倒像是在批判另一个人。

身后的两个看守立刻放松了拧着他胳膊的手，这是对他刚才这番自我批判的奖赏。他的衣着不像佟川那么随便，一身质地考究的蓝色中山装，颇有学者风度。只是身材不高，一低头弯腰，就使人看不见他了。

“牛鬼蛇神”们的大亮相，越到后边越有意思。用造反派的话说：有的像茅房的砖头——又臭又硬，死不招供。有的则软得像摊泥，怎么捏都行，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错全往自己头上扣。有的像疯狗，逮住谁咬谁，当场反戈一击——揭发站在旁边的佟川和石恒泰，痛心疾首地表示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也有的如同上了刑场，脸色蜡黄，双腿瘫软，没有造反派架着就站不住，痛哭流涕，精神错乱，说话驴唇不对马嘴……

轮到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作“自我介绍”时，五月广场变成了露天剧场，群众时而凝神敛气，时而哄场大笑。

文化局长丁介眉，完全成了个木头人。任你软也好，硬也好，激将法也罢，辱骂和恐吓也罢，他似乎一概没听见，死活不说一句话。看守揪住头发提起他的脑袋，见他耷拉着眼皮，牙关紧闭，神情木然。给他架起了“飞机式”，他也不挣扎、不较劲，仿佛他身上的每一个零件，都可以由别人随意摆布。一男一女两个中学红卫兵，抡着皮腰带跳上台子，冲着丁介眉一人一句，伶牙俐齿地像说对口词：

“你不要装死躺下！”

“你这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你写了一首歪诗叫《井冈山颂》，编进我们的课本，毒害青少年……”

“老师让我们背，背不下来还罚站。你是罪魁祸首！”

说着说着，便抡起皮带，打一下问一声：

“你还写不写诗了？”

“叫你写《井冈山颂》！”

“这不叫武斗。”

“这叫触及你的灵魂，叫你记住红卫兵不是好惹的！”

……

台下的百万民众似乎也怔了，木了，傻了。只有个别人在叫喊着为两个中学生加油：“对，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两个红卫兵像旋风一样，在台上“横扫”了一阵，很快又跳下台消失在人群中。

下出戏的主角是大名鼎鼎的京剧演员武班侯。平常要想看到他，得花上一块五毛钱，还得排队，而且他脸上涂了油彩，看不见他的真模样儿。现在一分钱不花，却可以看个够，而且是看他出洋相。群众高喊：“把他脑袋扳起来！”看守刚要揪头发，他主动抬起头，大声说：

“我叫武班侯，专演帝王将相、剑侠贼盗、神魔鬼怪。我放毒最多，我的罪比他们都大，我不能跟他们一样也站着，请求革命群众让我跪下。”

“好，叫他跪下。”台下又有人起哄。

黄烈全下了命令：“这个态度还不错，跪下吧！”

武班侯乐不得扑通一声跪倒了。表面看下跪比站着更难受，其实武班侯跪倒以后比站着轻松舒服多了。身后那两个看守，不可能为了拧他的胳膊而一块下跪，只好松开他，他的两只胳膊就自由了。更便宜的是胸前那个大牌子可以触地，这就减轻了负荷，脖子上的钢丝也不再往肉里深勒了。

武班侯得意地偷着用眼角扫了一下花露婵，下一个该轮上她了。坤角儿显鼻子显眼，以前又得罪过黄烈全，今天够她受的。

花露婵什么舞台都登过，惟独没有登过今天这样的台子，没有以这种身份、这副扮相在她的观众面前出现过。但她心里并不十分紧张，她早就想好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了。反正就是那几句现成的套话，随他们便！她甚至觉得腰和脖子也不是十分疼痛难忍，用不着像武班侯那样为了一时的轻松当众下跪，不把自己当人看。她能忍受，因为她知道台下有一个人比她更难受。自从她刚一站到这个台子上，就看见了他那交织着愤怒、惊惧、疼爱等复杂感情的目光。他臂上没有红袖章，在这片红海洋里格外刺眼，却站在头一排，大概是随时准备保护她。傻子，这种时候谁能保护得了一个“黑帮”？可是花露婵的心里还是感到温暖。毕竟还有一个最亲近的人，最爱自己的人站在身边，分担自己的灾难和痛苦。她看得出他很难受。为了不让他更难受，或者办出什么傻事，她必须挺住，咬碎牙也要搪过这一关。

突然，邵南孙冷不丁大吼一声：“方月萱低头，花露婵低头！”

然后他跳上台子，先狠狠地按了一下站在旁边的方月萱的头，又来按花露婵的头，嘴里还喊着：“向被你们毒害过的观众低头请罪……”

他一定是疯了！当他按她的脖子时，花露婵几乎要昏倒。可是等他跳下台子之后，她忽然感到身上轻松了许多。原来他借着批判和按头的机会，把勒在她脖子上的细钢丝挪到棉衣领子后面去了，花露婵拼命忍住涌到眼眶里的泪水……

每当想起他们最早的相识，花露婵就觉得对不起他。因为她从来没有注意过他，甚至连他是什么时候来到自己身边、是怎样调到福北市京剧团的，她都一概没留神。作为剧团的主演，对勤杂人员多一个还是少一个是不大关心的。作为一个未出嫁的姑娘，虽然爱做奇奇怪怪的梦，但即使做上一千零一个梦，她也不会想到将来有一天会和这样一个人要好。

那是剧团经过改组，进行雄心勃勃的第一次远征时，花露婵的父亲兼她的总管没有跟着她，头一次对她放了手……

福北工农造反总司令部的成立大会，竟然一气开了九个小时。深冬的深夜，寒风凛冽，冷彻骨髓。有时天空还会飘洒下一种半雪半雨似的玩意儿，时断时续。福北不知多少年才下一场雪，人们把雪花看做是一种很了不起的东西，它的出现预示着人间要发生大事故。在开会过程中，陆续有一部分人离开了会场，但多数群众一直坚持了下来。他们站累了可以坐一会儿，觉得冷了再站起来活动一下。大家这种如同中魔一般的热情和意志，光用中国人的服从性和群众对造反派司令及各种“牛鬼蛇神”的好奇心来解释，是解释不通的。人民真心在关心国家大事，以为确实是在参加一场使国不变质、党不变修、人不变色的壮举，以为这样可以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沉重打击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七亿颗头颅跟着一个人的大脑旋转，举国上下服从一个号令，一句“最高指示”立刻能燃烧起亿万群众疯狂的热情。一夜之间，七亿人仿佛都变成了小孩子，心智像小孩子，情绪像小孩子，如同吃了迷魂药，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创造并能指挥这一奇迹的人，无疑是个幸运的天才。在历史的天平上，他一个人的分量比全民族的分量更沉重，中国失去了平衡。踏板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巨大秋千，突然悠荡得离开了地球的支架，一股莫名其妙的强大势力，想把整个民族的命运从正常的历史轨道上推开。然而，秋千上的人并未理解自己危险而又可笑的处境，还以为自己在更新宇宙的面貌。

更令人惊异的是台上那些“牛鬼蛇神”，他们的精神和肉体的抗暴力、耐折磨性、经受摧残的强度和韧性，大大超过了常人，甚至超过了文明人类的想象。他们没有人死在台上，没有人瘫在台上。身后的看守早就熬不住，坐到后面抽烟、喝水、啃面包去了。台下的群众也可以变换姿势，可以喝水吃东西。而他们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动，体内的一切新陈代谢似乎已全部停止，只保持着低头弯腰的一种姿势，像一尊尊没有生命的雕塑。这种非凡的忍耐力，在会场上引起了一种奇特的效果，使面对他们的百万群众，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敬畏之感，开始对马拉松式的大会感到不满和厌烦。使那些批判他们的人也感到心虚，对他们更加仇视，希望早点摆脱这帮累赘，回家喝碗热汤，吃顿饱饭，美美睡上一觉。究竟是什么东西支持着这些被批斗的人不倒下来？是悔恨、愤怒？还是恐惧、绝望？

开了九个小时的百万人大会，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全省都创了记录。什么都是创记录的。***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有二百五十万人享受了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耀和幸福！如果把八次接见大会的总人数加在一起，至少有一千一百多万，肯定是世界第一，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创造了一项新记录。一个小小的福北地区怎么能与此相比！但是，在形式上，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李*万继承和发展了开会的“优良传统”，没有任何限制，随心所欲，金木水火土，天地君亲师，马恩列斯毛，一切为我所用！

发明了开会这种形式，真是人类的聪明才智对文明社会的巨大贡献。利用开会行使统治、专政，在会议桌上谈判、斗智、用权、分权，甚至把开会当成战斗，面对面地枪炮轰鸣。东西南北中、党政工青妇、工农商学兵，各有各的会，五花八门的会。田间斗争会，路边批判会，思甜的会，忆苦的会，公家的会，私人家庭会。有活人整活人的会，也有活人整死人的会，如工业大学的红卫兵就到他们教授的坟头上去开批判会。还有利用死人整活人的会……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随时随地举行各种各样的会议。世界上为什么不隆重地纪念第一个发明开会的人？发明新的开会形式也是创造，每天的世界新闻里都少不了开会的项目……

黄烈全使出了剩下的全部力气，用喜欢突出自己的腔调，庄严地高喊：

“我现在宣布，福北工农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胜利结束！让我们共同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他那嘶哑劈裂的喉咙，在夜空里颠动了几下，很快又被歌声淹没了。人群像潮水一样地退去，空荡荡的五月广场，真像刚被炮火洗劫过的战场，丢满砖头、瓦块、书本、报纸、坐坏的安全帽、木棒，群众撤离时挤掉的鞋和手套，肮脏破败，狼藉不堪。

邵南孙一个人还留在批判台前，他想知道造反司令们今天怎样发落这些“牛鬼蛇神”，是把他们集中关押起来，还是放回家去？他不放心花露婵父女，他们可能需要他的帮助。作为一个男人，眼看自己热恋着的姑娘正处于危难之中，怎能袖手旁观！他配不上花露婵，也许这正是天意想成全他，给他一个为花露婵效力，表示自己忠诚的机会。至于他今天这番举动将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他的心里就没有底了，眼下也顾不得想得更多。

暴露他对花露婵的感情，以前只是担心会有损她的声名。现在则正相反，花露婵是“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上的突出人物，是福北地区三名（名作家、名导演、名演员）三高（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被批判的“黑帮”。其父花啸天的头衔是“封建把头”、“黑班主”、“人贩子”。可想而知，这样一对父女只会使那些胆小怕事的人躲之惟恐不及。几个月来，人们除去在批判会上对他们进行讨伐以外，私下里几乎没有人敢跟他们说话，严格地划清界限。倘若有谁不慎受到株连，同样也会身败名裂，这可不是儿戏！用造反派的话说：“花家父女臭不可闻，顶风臭十里。”

邵南孙莫非想找倒霉吗？世上没有愿意自找倒霉的人。但，他老是做出一些出乎别人意料，也出乎他自己意料的事情来。最初他对“文化大革命”是很拥护的，丁介眉的独断专行，武班侯的戏霸作风，剧团里种种乌七八糟的旧习气，都应该批判，应该扫除。处在他的地位，对这一套体验最深，反感最大。甚至对花啸天他也怀着极大的厌恶。这位典型的旧艺人，曾把他看成是不务正业的二流子，认为他毫无所长、一无可取，还不如旧社会专门伺候一个老板的跟包。花啸天紧紧把住了女儿，不许邵南孙靠近她一步，更不让他们有说上一句话的机会。光是这些，邵南孙并不是不可以忍受。倒是花啸天对待自己女儿的态度，常常激怒邵南孙和团里许多人。花露婵已是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京剧团里的主演、副团长，早晨或中午午睡时稍微晚起一会儿，戏台上用的马鞭就会抽在她的背上。上课、练功迟到一步，她那位老爷子抬手就打，张口就骂，不管旁边有多少人。完全像旧社会的老板对待拿钱买来的使唤丫头一样，不是亲眼见到的谁也不会相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国营剧团里，还会有这样的怪事。更奇怪的是花露婵视父亲的打骂如家常便饭，不反抗，不还嘴，不耳热，不脸红。如果有两天没有受到父亲的打骂，花露婵反而会感到紧张，感到不正常。邵南孙真想借助“文化大革命”，把花露婵从她父亲的封建家长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谁知“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今天，变成了“大革文化命”！花啸天被搞臭了，他的女儿比他更臭。她的艺术天才、全身的功夫连同她的前途一块被葬送了。她每月二百七十元的工资被取消，只发给三十元生活费。她的命运一下子由巅峰跌入深渊，受考验的不光是她自己，还有邵南孙。他感到矛盾、惶惑、愤怒，是继续崇拜和爱恋花露婵，还是维护自己的造反派立场？

对，他还是个造反派。造反之初，京剧团成立了好几个造反队，邵南孙在团里所处的那种低下的地位，正应该使他成为真正的造反派或造反派所依靠的骨干力量。可他对哪一派都看不上，不是嫌这个队伍不纯，就是嫌那个头头不好，要不说人家大方向不对头。渐渐地，全团的人除去“黑帮分子”都参加了各种不同名称的造反队，惟独甩下了邵南孙。他混不下去了，自立一个山头，取石油系统一个钻井队的编号，成立了“32111革命造反队”。他是司令，又是战士，公开声明不扩大组织，这个造反队自始至终就是他这一员大将。且自认为只有他这个组织最纯洁，大方向最正确，最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他惟一的“革命行动”就是到处看大字报，收集全国各地的造反信息，批评这个，指责那个，好像惟他最革命，最无私，大方向最正确。惹得京剧团里的其他各派十分讨厌他，却又拿他没有办法，他毕竟也是个造反组织，本人又是个勤杂工，是京剧团里地地道道的“劳动群众”，拿他有什么办法？后来其他各派合并为“炮声隆造反队”，黄烈全也曾郑重其事地请“32111”联合进来。邵南孙却不干，仍旧独守自己的山头。他觉得黄烈全算个什么东西，他造反动机不纯，对花家父女公报私仇！瞧着他在台上那个耀武扬威的样子，就不顺眼。今天的社会真是个没有心肝的老浑蛋，它不惜牺牲许多老实善良的人做塔基，而它却只承认坐在塔尖上的人物。

邵南孙从口袋里掏出“32111革命造反队”的红袖章，戴在胳膊上，今天夜里它也许能起到一点护身符的作用。他已经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了……

主席台上的大小司令们快走光了，总司令李*万第一个钻进了一辆由他老婆驾驶的灰色小轿车，身后招来许多嫉妒或羡慕的眼光。他的造反派战友们猜不透，蔡奇珍为什么不舒舒服服地在家里当她的司令太太，非要给丈夫当司机，没黑没白地跟着他乱跑。

李*万临上汽车前指示各单位的造反派头头，由他们各自处理脚下的那些“牛鬼蛇神”。这时候就看出来，当权派也有当权派的好处，佟川、石恒泰他们别看刚挨完斗，手里仍然有权，地、市委机关里也有一派人在保他们。一宣布可以回家了，就有人上台把他们扶下来，仍旧坐着小汽车走了。身后引起一阵没有汽车可坐的造反派的咒骂声。最苦的是那些普通的“牛鬼蛇神”，没人管他们，他们想走迈不动腿，四肢僵硬，不听使唤。有的想坐在地上先歇一会儿，却再也站不起来了。

最缺德的还得数京剧团。黄烈全对他的犯人们说：“现在你们可以回家了，不许摘掉脖子上的牌子。明天上午八点钟以前到团里集合，脖子上要挂着牌子，必须走一步喊一声——‘我是牛鬼蛇神’！”

他说完就往台下走，京剧团其他的造反要员，已经爬上了团里拉道具的大卡车，驾驶楼里司机旁边的位置是给黄烈全留的。但武班侯喊住了他：“黄司令，您就让我一个人回家？没有造反派监督着我，这有点不合适吧？能不能像抓我的时候一样，把我押上汽车。你们一路批判，高喊口号，充分利用一切能够搞大批判的机会，岂不更好？”

方月萱也向黄烈全露出可怜的、乞求的目光。他们一是怕走不到家，二是怕半路上碰到造反派的散兵游勇挨顿死揍，甚至还会闹出其他事情来。

黄烈全笑了，“武班侯，你想得倒美。要我们拿汽车把你送回去也行，到你家门口得开个现场批判会，把附近的居民都喊出来，在街道上把你批倒批臭。怎么样？”

邵南孙乘机走上台去，把花露婵和她的父亲扶下来。花啸天的脾气又倔又怪，而且认死理儿，很难改变对邵南孙早就形成的看法。他认为这个小丑一定是乘人之危，别有所图。几个小时前还跳上台来强按她女儿低头，现在又来做好人。他推开邵南孙的手，想自己走下台阶。不料双腿麻木，不听使唤，险些跌倒。多亏邵南孙手疾眼快，一手搀着他，一手扶着花露婵的胳膊，三个人慢慢走下批判台，转到后台的阴影里。邵南孙从怀里掏出一个水壶递给花啸天：“这是酒，赶紧喝几口活络一下筋脉。”

这回花啸天可不客气了，仰起脖子咕咚咕咚，不是几口，而是下去少半壶。仍旧不说话，不看邵南孙，只把水壶还给他。邵南孙又把酒递给花露婵。花啸天威严地说：“婵儿，不许喝酒！”

“爹，我的嗓子还有什么用？为了挨批作检查，用不着保护嗓子！”这也许是花露婵第一次违抗父亲的命令，见老爷子没有再说什么，她就仰起脸连泪带酒一块吞了下去。

“你们先慢慢往前走着，活动一下腿脚，让身子暖和过来，我去取自行车。”邵南孙说完拐进一个小胡同，花露婵搀着父亲顺着卫东大街往前移动。酒精渐渐在身上散开，走了一段路之后，身上果然热乎起来。邵南孙骑着自行车赶上他们：“花先生，您还骑得了车吗？”

花露婵抢先说：“那怎么行？他现在走道还不利索呢，怎能蹬车？”

“那怎么办？你骑车能驮人吗？”

“能。”

“那好，”邵南孙接过父女俩的木牌子，将车把交给花露婵，扶花啸天坐到后架上，“快走，路上要小心。”

“你怎么办？”花露婵声音呜咽。

“我还用你操心吗？一溜小跑，一刻钟到家。”邵南孙语调轻松。

“你把那两块牌子帮我挂到车把上。”

“不行，你们带着它危险。万一碰上造反队，凭这两块牌子他们就会找你们的麻烦。”

“明天上班还叫我们带着呢！”

“我会给你们送去的。”

“你……带着它就不危险吗？”

“快走吧！”邵南孙扶着自行车后架，跟在车后边跑了一阵，等花露婵骑稳了，他才松手。一直看着花家父女的身影被沉沉的黑暗完全吞没了，他才反身去拿那两块木牌子。

木牌子被几个手持棍棒的汉子踩在脚下，他们的眼睛像鬼火一样对着他闪烁。京剧团的卡车停在路中央，街两旁一幢幢阴影像神秘的黑烟。邵南孙镇定了一下情绪，自知是躲不过了，干脆迎了上去。

车门开了，黄烈全探出身子，“孙子，花家二鬼哪去了？”

“回家了。不是你们允许的吗？”

“为什么把牌子扔在这儿？”

“我正是来取这两块牌子的。”邵南孙弯腰从他们脚下抽出木牌，转身要走，黄烈全发出一声断喝：

“等等！是你把花露婵送走的？”

“既然你们不愿押送，我32111革命造反队就是责无旁贷了。”

“什么‘32111’？狗屁！除去你这个光杆宝贝，还有谁？哈哈哈……”从四周的黑暗中发出一阵狂笑。

“邵南孙，你算什么造反派，你是跳梁小丑，打着造反的旗号，保黑帮。你今天在台上演的那出戏，以为我们没看出来；你是地地道道的铁杆保皇派，是拜倒在花露婵石榴裙下的色鬼，是牛鬼蛇神的乏走狗！把他的红袖章摘下来！”

“慢着，不用摘，我们应该彻底砸烂这个反革命的‘32111’！”唱小生的杨忠恕抡起棍子，对准邵南孙戴红袖章的左胳膊打去……

“你们想干什么？”邵南孙没有躲闪，他知道反抗也没有用。此时此地，智慧和勇气也许比健壮的胳膊和一根粗硬的木棍更重要，“你们若是自以为有理，明天在团里或在大街上公开辩论，我奉陪到底。如果你们想趁夜深人静搞武斗，就说明你们心里有鬼、发虚，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跟只有一个人的‘32111’对阵。”

“少跟他唆，不用等到明天，现在就要取缔‘32111’！”几个武生拥上来揪住他。

“放开我，我不会跑的，我要看着你们行凶。”愤怒使他身上散发出一种死亡般的冷气。

打手们早就不耐烦了，棍棒、钢丝鞭像暴雨般地倾泻到他的左半个身子上。他倒在了地上，但没有喊叫。反正今天想卖也得卖，不想卖也得卖，莫如咬紧牙，在肉体上输给他们，在意志和品格上赢他们。很快，“32111革命造反队”的红袖章变成了一条条布丝儿，从他的胳膊上脱落下来。杨忠恕又补上一记重棍，邵南孙的左臂发出“噗”的一声。他冷冷地说：“别打了，左胳膊断了。”

“打他的狗腿！”

当人类剥光了文明的外衣，变成了赤裸裸的动物，就会把摧残或分食一个同类的肉体视为一种快乐、一种享受，甚至打人也会上瘾。他们哈哈笑着，一边打一边取乐儿：

“这小子够硬的，愣打不出一个响屁来！”

“怎么样，叫个疼，喊声爷爷，就放了你这个三孙子。”

“到明天花露婵看见你这个鸟样子，就会更爱你了，啊，哈哈……”这种精神上的嘲弄，刺激了邵南孙的理智，使他清醒，不至于因疼痛而昏厥过去，甚至抵消了一部分肉体上的痛苦。但他终于不得不用尽最大的力气再次喊出一声：“别打左腿了，它也断了！”

“好，给他翻个身，打他的右边。把他的四只爪子全敲断！”杨忠恕也是京剧团里的造反头目，好像打红眼了。

“停！”黄烈全又从驾驶楼里站起来，“那就便宜他了，留着他的右手好写检查。邵南孙，你听着，从现在起，造反派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你的罪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笔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乏走狗’！明天，不，现在已是下半夜了，今天上午八点钟，挂着牌子到‘炮声隆’造反总部报到，剪掉你的头发！”

剪头发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刑法，类似古代的黥刑。区别是一个在脸上刺字，一个是把头发剪成各种花样，或“月牙形”，或“梅花形”，或“半阴半阳”，或“前秃后烂”，是“牛鬼蛇神”的一种标志。但不能全剃光，至少要留下一撮，在批斗的时候好让造反派揪起来方便。杨忠恕用木棍挑掉了邵南孙的棉帽子，露出了一个早已剃得光秃秃的头颅，无发可剪，也无发可揪。

“嘿，这小子早有准备。”受到嘲弄的打手们把火气全部发泄到邵南孙的脑袋上，一顿脚踢棒打，毫无遮拦的头颅登时变成了一个血淋淋的烂桃。造反派们跳上汽车，呼啸而去。

尽管伤势惨重，生命却不肯就此抛弃邵南孙。它借助寒冷的北风，刺骨的冰雨，慢慢地又回到他的身上。那恍恍惚惚的理智提醒他，只要能爬到人民医院，他就能得救，那里有他的同学和朋友。他用没有受伤的右手摸索到那顶棉帽子，不能冻坏了伤口。可就在当他艰难地把帽子戴上脑袋的时候，他的知觉，又被痛楚和晕眩折磨得化作一股轻烟，逃离了他的肉体……

有时死个人是很容易的，俗话说：“人死如灯灭。”而另有一种生命却很难被轻易地整死。邵南孙的生存能力也许属于后一种类型。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终于能够往前挪动了。似乎还看见前边有两个人影，很像武班侯和方月萱，相互搀扶着，一瘸一拐。他喊了一声：“武班侯……”然而连他也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笼罩他的是寂寥无边的黑暗，在他的前面仿佛有一个盲目的凶残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