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街”？

就像“道”一样通俗易懂又和人类密不可分：街衢、街市。人一学会走路就要上街、认道。

但是，奥妙无穷的中国字不同的组合，有不同的含义。“街”和“道”连在一起，就不单是“旁边有房屋的比较宽阔的道路”了，还代表一级政府。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后，建立了市、区、街三级政权。

目前天津市有一百二十六个街道办事处。

有数字就要排列，谁是这个排列中的第一名呢？

马场街。

李长兴副市长为其题匾：“区街经济之冠”。

这个昔日以跑马场命名的街域，如今风水正茂，在墙子河以南，宾水道以北，友谊路以西，紫金山路、八里台立交桥以东，面积四点一四平方公里，居民一万六千户，人口六万四千。

繁华的佟楼商业区、本市政治规格最高的一号宾馆和星级最高的宾馆、干部俱乐部、工业展览馆、历史和自然博物馆、话剧院、梆子剧院、泥人张和杨柳青画社等等，都坐落在马场街界内。它还是大部分市级领导的居住地。这里高干多、高知多、高工多、外国客人多。

但，马场街成为“天津第一街”，却不是靠这些。

马场街通向哪里

一位过去的老同事当了河西区副区长，盛意邀我去看看区街经济。多年来我一直跟相当多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和一部分乡镇企业保持着联系，对区街企业却所知甚少。说穿了是没有想把街办企业列为自己深入生活、跟踪观察的对象。

一想起街道办工厂，不知为什么，脑子里就浮动着这样的影像：雷锋式的老大爷、老大娘，积极热情，说话理直气壮，爱管闲事，调解纠纷。随便找间房子就是厂房，找工厂要台人家不用的旧机器就算是设备，糊纸盒、穿鞋带、拉小车。如果附近有一家不错的工厂，就靠山吃山，做一些小的加工，拾遗补缺。主要目的是自救或给困难户发救济，安置待业青年，给退休人员找个补差的地方。

对青年学生来说，街道是可怕的，考不上大学、中专和好的企业，走投无路了才会被打人街道。“打入”这两个字往往跟“另册”连在一起。记得以前年轻人找工作有这样的顺口溜：“一工二干三财贸，死活不能上街道。”

尽管想象是作家的职业，我却想象不出“第一街”是个什么样子。

朋友要派车来接我。我认为大可不必，区区一个马场街，我骑自行车不消一小时也能转一圈儿。

她笑了，那笑让我感到自己说错了什么。

常务副区长、主管经济的夏宝龙把话接过来：“您别说骑自行车，就是坐小车，用一天的时间飞车看花，也只能看到马场街的一部分企业。”

“马场街有多大？”

“马场街不大，跟整个天津市相比，它不过是弹丸之地。但它参与运作和竞争的是大经济、大市场、大循环。在泰国、阿曼等海外地区合资的项目看不了，在外地的企业用几天的时间也看不完。比如：他们在深圳买了地皮，正准备建饭店；在山东淄博有汽车修理厂；在静海县有电器厂；在三河县有景泰蓝厂；在承德、兴隆有果茶厂，还在投资安装一座钢铁厂；在北京有出租汽车公司，等等。在市内，马场街的天马工商总公司下面有十个公司：天马汽车配件公司、龙津饮料有限公司、华丰经济技术公司、迈特金属制品公司、华瑰陶瓷购销公司、华瑰电料电器公司等等，每个公司下面又有许多企业。同时还有钱庄、汽车修理总厂等。您用一天的时间能看多少呢？”

好个天马公司！真是天马行空。夏宝龙如数家珍，他说话感情充沛，富于表现力。河西区有二十一个街道办事处，马场街只是其中之一，想不到他身为副区长竟掌握得如此细致。

“马场街有如此众多的企业，效益如何？”

“今年产值过亿，创利一千多万，而且是刚起步不久，天马尚未行空。有一些长项目和大项目正在筹划或准备上马，再过几年会达到什么境界，目前还很难估计。今年初，国务院召开全国部分省市集体经济座谈会，特别邀请了马场街主任宋玉璞参加，听取了他们发展区街经济的经验。”

夏宝龙年轻而富于魅力的脸上现出一种方向感，一种事业上的自信。

一个街办企业一年能创造利润一千多万，委实令人想不到、想不透。我深知这个数字的分量！那些大型国有企业能达到这个效益的又有几个？相反，我十分熟悉的一个拥有七八千人的大厂，去年却亏损了一千多万。更不要说那些令人头晕的关门大吉、放长假、给职工发最低生活费，等等。

在当今变化莫测的市场上，每个人都处在风险之中。有多少亏损企业的厂长、经理们，苦于求生无计，回天乏力？又有多少人做梦都想办公司、发大财，却找不出门道或找错了门道？马场街是怎么干的？

1987年的转折

我找到了马场街办事处主任宋玉璞。

他就是马场街创造经济奇迹的灵魂？

身上没有机关气，却有一种实业家的气质。身材健硕，西装得体，脸已发福，红润有光泽，发型自然而得体，从头到脚风度严整却不僵硬，透着一股潇洒、沉稳和睿智。

关于他的故事我知道得不少了——

五十年代高中毕业后先工作了两年，以后又考入一机部电机制造学院，毕业后当过厂长，搞过宣传，当过生产办公室主任、文体公司的经理。一九八三年调任河西区生产服务管理局副局长，不久便进入他生命的低潮。局长多、中心多、矛盾多，关系复杂，工作难干。他提议、审批并一手组织了几十名工人劳务出口，对国家有好处，对出国的工人有好处，一切准备就绪，只剩下出国考察一下施工现场就签合同了，却让他靠边站了。让一个完全不了解情况的同志出国签了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协议。一件大好事变成了区里的一个灾难，工人不满，家属告状，区里吃亏，无人能收拾残局，领导又找到他。他忍辱负重，单枪匹马去告状打官司，对方请了专职律师，他却自己当自己的律师。最后硬是把官司打赢了，让每个出国的工人得到了应得的报酬，也为区里赢回了二十万美元。皆大欢喜，他心里却留下了一道伤口。

一九八七年，夏宝龙开始主持全区的经济工作，获得了区委书记刘**的支持，为宋玉璞主持了公道：“不管怎么说，是老宋收拾了烂摊子，并讨回了本应属于我们的二十万美元和公道！”

区政府解散了内耗重重的生产管理局。

这一年也是宋玉璞的转折，他被调到马场街出任办事处副主任，负责全街的经济工作。这项任命至关紧要，没有对宋玉璞的任命也许就不会有马场街以后的腾飞。最后下决心、一锤定音的是刘**——这是个在河西区的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人物，他敢说敢做，注重实际，敢负责任，当过副区长、区长，十几年的时间使河西区声名大振。提拔了一批包括夏宝龙在内的青年俊才，形成了河西区的人才优势。领导者的主要责任就是会选人用人，这要承担风险，有时还要力排众议，刘**不缺少这种气魄。宋玉璞上任了。

当时的街主任禹松生，以前当过团参谋长，还保留着军人的严肃认真、热情爽快：“老宋，你搞了多半辈子经济，到街里来就算是专家了。对经济工作你有决策权也有指挥权，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你的意见就是最终意见。”

这几句话让宋玉璞心热，也让他不能不认真给自己拿个主意。河西区正蓄势待发，争取成为天津市经济效益最高的区，大环境逼人。马场街又是区委书记和主管经济的副区长的点儿！刘**可不是只管把他调过来就不管了，这位区委书记同时还是市委常委，思想敏锐，经常有新想法，抓工作太狠！被他看中是好事，也是苦差。至于夏副区长精明过人，熟悉情况，眼里揉不得沙子，在他手下当个庸才，日子是不会好过的。上面下面都高看自己一眼，怎么说都灵，自己窝憋了四年，难得碰上这样一种机缘。可有三种选择：一、不干，挨板子吃白眼，受制遭骂，滋味不好受；二、小干，跟在别人后边，受气挨甩，老也跟不上，那样干不是自己的性格，也会很难受；三、大干，当然会困难重重。禹、宋和其他街党委领导成员，决定选择第三方案，反正怎么样都难，莫如就大干一番。动则变，变则化。既然命运、生活都给自己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机会，就决不可放弃这种机会。

人身上的天性是强有力的。

四年来他敬慎不败，隐忍自励。一种对人生对事业的不满足感使他保持活力和警醒，一旦有了条件，下了决心，用两个月时间熟悉了街里的情况，他和禹松生便拿出了马场街的章法——

转变观念，街道经济不应再满足于小打小闹，小富即安，安置型、救济型。应树立独立意识、开发意识、风险意识。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项目，发展外向型企业，建立相应的经营规模，甚至向企业集团发展。

思想是人最大的优点。每一个成功者都是首先跟自己战斗，真正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无能，尤其是无思想或思想陈腐。

最大限度地利用外部的一切优势，自己承担最大的责任，制定出最优越的本街政策，创造优良的环境和气候。有了优良的环境和气候就会吸引优秀人才，有了人才，大事可成。

马场街一九八七年创利一百五十九万元，第二年利润就翻了一番，达到三百五十万元。从一九八九年全国开始治理整顿，经济下滑，马场街则继续增长，到一九九一年完成利润八百多万元，又翻了一番。

“天马”的步子就这样迈开了——

我想听宋玉璞讲讲这些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他却要陪我先下去看看。门口停着一辆“蓝鸟”车。“蓝鸟”和“天马”正相称，我就来一次飞“鸟”看“马”吧。

第一站是“天马汽车配件公司”。

“开张天岸马”

总经理杨国维，看上去相当年轻，神态举止却练达自信。他的办公室不大，但装备非常现代化，简便、实用，可以和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客户取得联系，可以通过计算机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资料。真正是自己企业的信息中心和指挥中心。杨国维也算是马场街的一位传奇人物。

他一九六九年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先当农民——其实比农民更农民，以后开拖拉机，当机修队长。回城后当临时工，上电大，拿到大学文凭时已是马场街的一名汽车司机了。

不久，他当了机动车配件门市部的经理，干得不错，使门市部的效益大增。

街里有个生产管理处正愁没人管，杨国维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他思路开阔，敢说敢管。在“评议中层干部”的活动中，他这个不是干部的“中层”自然难以过关。他也知道机关不是自己的久留之地，便下去承包了一个现代化办公用品商店，头一年就赢利十八万元。杨国维的自信胜过了他的生活。

他有一颗激动不安的灵魂。无法抗拒商品竞争的诱惑力，是个锋芒铮铮的冒险英雄。总有新的想法，而且做买卖从未折过手，他到哪里哪里就有效益。以后又接管了一个天马汽车配件门市部，年底又创利二十四万元。

他眼光看到的却总是一些新的领域，从不对扩展自己的事业感到厌倦。他向宋玉璞提议，要兼并另外几家门市部，成立公司。此举正合宋玉璞心意，按道理也应该由他拍板下令，这样一来又怕杨国维领导不了由主任下令组成的公司。宋玉璞改了主意，让杨国维自己去跟那些门市部的经理们说，考验一下他的协调能力。

力量和自由造就天才，软弱和束缚培养平庸。

在优胜劣汰的商品竞争世界里，只有胜者才能生存下去。杨国维的魅力和能力已无法否认，各门市部的经理们一谈就通了。如同水到渠成，马场街出现了第一个公司——天马汽车配件公司，下属八个企业。

对成功最好的奖励就是新的成功。

杨国维去香港谈合资项目，捎带着考察了香港社会和他感兴趣的市场。在香港租房比在深圳买房还要贵十倍，而香港、深圳近在咫尺，只有半小时的汽车路程，香港一些企业家正把工厂迁往深圳。一九九七年之后，香港、深圳的发展将会趋于同步。因此他断定深圳的房地产价格将会越来越高，极有前途。他立刻在深圳买了一块地，一年后将这块地一转卖就会赚几倍的钱，如果盖成大楼或办企业，还会赚到几十倍、几百倍的钱。

吃得过饱的冠军必败。而杨国维在事业上、精神上永远有一种饥饿感，思路常处于燃烧状态，一天一个新套套。

他对北京的出租汽车市场进行了半年的跟踪调查，决定在北京成立大地出租汽车公司，投放一百辆夏利和桑塔纳轿车。宋玉璞看了他的可行性报告，十分赞赏，亲自主持了有二十多名专家参加的论证会。其中大部分是金融界人士，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因为杨国维需要三百六十万元贷款。

但是，握有贷款权的专家们，你一嘴，他一嘴，都是提问题、打问号、发警告，没有一个人肯伸手帮一把。谁都怕担风险，神经裹在橡皮膏里，失去了应有的敏锐和热度。

宋玉璞是个沉得住气的人，脸上依然挂着微笑，目光却变得冷峻逼人。权力是一种不能共同分享的东西，因为它包含着责任。还是依靠自己吧。他说：“我请诸位来是研究贷款，而不是审批项目。项目出了问题我负责。你们要说不贷款，就请散会！”

他和杨国维立刻到建设银行贷到了所需的款。从一九九二年开始，北京大街上出现了一大批黄色夏利出租车，价格适中，服务优良。由于黄色是国际流行色，格外醒目，显得到处都是“大地”公司的车，非常突出。每年可为马场街净盈利三百九十万元。

现在许多单位和个人羡慕这个好主意，甚至纷纷效法。在刚一开始许多人却认为这个主意是想入非非——也许办企业就要敢于想入非非。杨国维正是这样的梦想家和创造者。

精兵强将云集马场

“蓝鸟”车载着我们出了马场街地界——马场街的企业并不受马场街地界的局限。与香港合资的现代电域有限公司，占地不多，院落整洁，房舍精致。当你走进电脑刺绣车间，就会强烈地感到现代高科技使工业进入了魔术时代，令人眼花缭乱、瞠目结舌，产品的生产过程如同变魔术一样神速离奇。一个不足三十平方米的小车间，每年创利就在五十万元以上。

负责人是王焕文，原是一家国营大企业的电子工程师。在原单位政策不落实，才能不得施展，便来到马场街。

不出所料，马场街成了气候，成了河西区的特区，有了无穷魅力，各种各样的人才一请就来，不请也来。引进来的另外两员大将，宋学武、周宝奎，后来一个成为天马总公司的总经理，一个主持全街的经济开发工作，成为宋玉璞抓经济的左膀右臂。马场街还将一批善于经营的人才，如孙士赞、肖金广等推上各部门经理的位子。于是各路好汉陆陆续续来到马场街。

“才不才人也，时不时遇也。”

阎建军，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后代，在工商局有个很好的位置，在广州白云公司干了几年对外贸易，不仅有才干，还有美好的前程。见多识广，经过比较还是决定在马场街安家落户，筹建起华丰经济技术公司。

郭大生，原是一个国营企业主持全面工作的副厂长、机械工程师。雄心勃勃地要把企业搞上去，亲自去西德引进生产线，力气没少费，就是成效不大。想干点事太难了，抓正事难，抓实事难，抓生产难。他的心越来越冷，跟宋玉璞谈了一次话，毅然辞职来到马场街，跟阎建军一起创建太空棉厂。他看到了事业的希望，在这里只能干正事、干实事、一心一意抓生产，没有闲事。空间大，环境干净，关系单纯。诸如贷款、审批新项目等麻烦事，在原企业也许要费时几个月、几年，甚至会石沉大海，在这里给区长、主任打个电话或写个报告，几分钟，最多几个小时就解决了。第一个月，郭大生从家里拿出一千五百元给一起创业的六员大将发工资。他们不分昼夜在现场苦干了三个多月，但苦中有乐，对自己的项目、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第一年就创利二百五十万元。此后逐年增加，引得许多人眼红，于是爆发了一场太空棉大战，全国竞相上马了九十家生产太空棉的工厂。

马场街又先一步把自己的产品推销到阿曼等不发达地区，用太空棉做的帐篷轻便、防晒、防潮、耐热。他们又研制出防晒绸，取得了镀膜涂料的专利。当别人一窝蜂拥上的时候，他们又有了新的优势，真正是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变”。

当我们来到远离马场街的华丰特种材料厂太空棉生产车间时，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一句古老的歌词：“几家欢乐几家愁”——

郭大生租用的是一家国营工厂的仓库，在偌大的一片厂区也只有这两座大库房里火爆、兴旺，车水马龙，生机勃发。这家国营厂的其他几栋主要的厂房，却冷清死寂，锈渍斑斑，职工已放长假两年多。还有一部分附属建筑被大卸八块，一块租给别人开了个低档旅馆代存大车，一块租给私人卖豆腐，还有一块租给一个温州来的个体户做沙发……好像干什么都能赚钱，就是这家体面的国营企业赔钱，甚至不得不关门。他们为什么不学习体育用品四厂？亏损得维持不下去了，召开职工大会，百分之百地赞成被马场街兼并。归了马场街之后，增加了一些新产品，立刻盈利，职工在经济上也有了安全感。

一九九〇年，禹松生被选为马场街党委书记，宋玉璞接替他当上了街办事处主任。他们深刻感到要大规模成龙配套地发展经济，没有自己的银行不行。在一次市里召开的会议上，当人们对空洞的发言、冗长的报告表现出不耐烦、昏昏欲睡、听而不闻的时候，宋玉璞却打起精神，支起耳朵，捕捉一点一滴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和政策。一位副市长在作总结时似乎是不经意地带出一句话：“可以考虑让条件成熟的街道办信用社，但不能多，一个区只能有一个。”

此言对宋玉璞如雷贯耳。他立刻记了下来，散会后立即写报告，亲自送到区政府，夏宝龙当场批示——“同意马场街先办信用社”。然后又去找刘**，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找区委书记批示？这正是宋玉璞的精明之处，刘**是市委领导班子成员，他的大笔一挥分量非同一般。如今想办信用社的人抢破了头，刘**比较了各家的条件，最后选中了马场街。于是马场街又捷足先登了。只要马场街有事，找到区里哪个头头，都不会受到冷遇和拖延。正是河西区的气候成全了马场街的全市第一。几个月后，当其他区街知道了这件事时已经晚了。

区政府经委的会计师林路，自动要求到马场街工作。这是水往低处流，还是人往高处走？在区里也曾引起一时的轰动效应——由区到街，不再是变相的下放和贬谪了。为了筹建信用社，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宋玉璞的家里，一干就是多半夜，差不多奋斗了近半年的时间。

单讲林路——这个马场街自己培养的三十八岁的金融家，是个人物。身材不高，且有点耸肩，眼睛喜欢不动声色地盯视，透出逼人的冷静。说话不多，在冷峻中深藏着一股热情，有主见，内秀。让人很容易想到一些矮个子的大人物。

他发表过二十多篇关于经济学方面的论文，涉猎广泛。父母都是老干部，舅舅在海外是文化大亨，几年前资助他出国深造。中国人在国外，甚至包括在塞浦路斯这样的小国，也会经常碰到被其他人种瞧不起的事情，甚至连有些黑人都瞧不起中国人。有些是无言的或彬彬有礼的蔑视。这深深刺痛了林路。他有足够的时间重新认识自己，反省生活。年轻人不喜欢被人管，到了国外当没人管你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还是有人管好。在国内对当官的并无太大的好感，到国外举目无亲，见到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却感到很亲近……

他回来了，没有炫耀，没有夸夸其谈，却沉默了许多。他成熟了。

近两年来他经历了曲曲折折，千难万难，有时为了守住事业，不得不顶住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他采取了不怯阵的强硬态度。同样也是为了工作，他又不得不一次次去求人家，曾在风雨中跟着宋玉璞寻寻觅觅，连鞋带都跑断了。最后他赤着脚，浑身滴水，站在人家门外苦说苦劝。道德总是低于商业的力量，送礼，回扣，原本非法的变得公开化了，他经营着近亿元的资金出出入入，有多少人想结交他，想打通他，他却顽固地信奉银行家那种冰冷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从自己这儿做起，不能再让任何人瞧不起中国人了！

以林路为经理的天马城市信用社，今年融资八千万元，累计贷款六千万元。

马场街的魅力不仅仅是吸引了一大批经营方面的硕才、干将，还吸引了一批高级军政干部来街里负责一部分政治思想工作。如某部队二师的师长、政委、副师长、副政委、师参谋长等几乎是原师党委的主要成员，退居二线后都陆续来到马场街当了各个企业的“政治承包人”……按一般规律，凡是精兵强将，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甚至包括对宋玉璞本人。一个小小马场街兜不住这些争议——幸好这是在河西区，有一个顶得住的区委和书记。

“第一”的压力和代价

我用这种制作快餐的办法简单便捷地介绍了马场街的一些人和事，也许会给读者造成这样的误解：马场街的成功很容易。

追求名副其实的成功从来就没有容易的。

宋玉璞说：“每干成一件事，我都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一场！按老办法搞小街道经济，不出河西区范围，那很容易。干大经济，不可能老局限在本区内，一出河西区，办事就太难了，正当的合理合法的事情，用正当合理的办法就办不成。为了一句话、一个批示或点一个头，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往人家家里跑，最多的往同一个人家里去过八次。逢年过节我很少有福气在自己家里待着，都是去拜别人……”

有好心的朋友劝过他：“稳稳当当地当你的主任算了，哪来这么大的劲儿？把利润搞得那么多，还要一再地加码、翻番，拼这么大命干吗？有朝一日风变了，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是啊，“方正之士只有身处还有可能让他保持方正的环境里才能吐露方正的气象”。

商品社会，金钱真的可以买到一切？乃至人、人的道德和良心？相比较而言，有些人的明打明要比存在于卓越阶层的卑鄙肮脏还要好对付一些。马场街的汽车检测中心建在接近郊区的地方，被附近的人纠缠不休，想额外多要钱。有一次他从检测中心出来被一队长拦住了：“宋主任你好难找啊，我等了你半个月总算把你等上啦。你的汽车检测线建在我的地盘上，车来车往影响我的业务，噪音影响我的生活，得交买路钱！”对方眼里射出一种直率的欲望——就是要钱。你说多少大道理也没用，讲工厂的重要性，讲建这个厂手续健全、合理合法，讲该花的钱你花了，不该花的钱你也花了一些，全没用。他就是劫道，就是躺在你的车轱辘前面不起来，你有什么办法？

宋玉璞还有急事，却不能表现出焦急。幸好他后边有河西区区委和政府撑腰，刘**亲自到公安局为此事协调关系，从上面解决了征地这一最大难题。夏宝龙早就把底交给他了，要理直气壮，给钱不得超过一万元，由他见机行事。他身体往汽车上一靠，两颊紧绷，目光冰冷而黯淡，摆出一副铁饭碗不怕泡蘑菇的气派。

“你打算怎么办？”

“你想怎么办？”

“你给十万！”

宋玉璞只“哼”了一声，突然变得愤怒而危险了。在他的逼视下对方反而现出某些局促不安。

“宋主任，行不行？”

“不行。你别忘了这里也是共产党领导，也是法制社会，是河西区的地盘！闹僵了你的车你的人也将寸步难行！”

“那就八万、五万、四万、三万，怎么样？不能再少了。”

“超过一万没有门儿。”

“那就一万。”

“一万也不行，我只能给五千，多一分也不行。”

“五千就五千吧。”

“五千也不能这样你一说我一说就给你，要订个协议，你保证做到四条，我就给钱。一、我花了钱就要借用你的院子存料；二、不许再让别的人跟我们捣乱；三、灰土掉在地上你不能再要钱；四、我们施工挖出的土填沟，互相都不要钱。你同意不同意？”

“行。”

一起纠缠了好长时间的麻烦就这样解决了。幸好是在河西区。他们的汽车检测线建后车源不足，身为一区书记的刘**亲自找有关部门，为他们联系来车源，才使检测线逐渐兴旺起来。夏宝龙跟日本谈成的合资项目给了马场街，并带着宋玉璞一块出国谈判。中国的企业，社会化程度最高，街道企业尤甚。因此企业家就更难，要是个通才，要有多方面的才能，要扮演多种角色。有几个单位相中宋玉璞正是这样的通才，只要把他调去就能打开局面，创出一域天地。便以优厚的条件，想吸引他去，给房子、给他的女儿安排工作……

这正是他所需要的，女儿中专毕业后找不到接收单位；儿媳由于单位不景气，放长假在家；妻子本来工作得勤勤恳恳，也是因为单位经济效益不好，要裁人，却首先把她给裁下来了。就这样，一家五口有三个人失业。尽管失业有时是难免的，但要拒绝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舍不得离开马场街这一片事业，也舍不得河西区这个环境。在河西区能办成的事，在别处也许就办不成。他来马场街之后走了几步好棋，但领队和教练是区里领导。刘**的思路很明确：第一步选中了他；第二步自己来到马场街蹲点；第三步帮助确立项目，头一年就使利润翻番；第四步坚定不移地信任他、支持他……事业可以说已经起步，而且还有几个大项目已经上马或者尚未上马，几年后马场街还会有惊人的发展——关于这些规划他不肯多说。优越无需宣布，只需要展示。

教养也使他强迫自己不抱怨。约束力是人比其他动物高贵的标志，再说作难的也不只是他一个人。党委书记禹松生，做拆迁户的思想工作时曾被石头砸伤过腿。以后的某一天，由于工作过度紧张劳累，中午没顾上吃饭，又得了脑血栓。幸好抢救及时未留下什么后遗症。未等身体完全恢复就急着上班，冬天骑车轧到冰上又摔断胳膊，不等骨头完全长好，吊着胳膊又上班了……这位被群众评选出来的“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就容易吗？不容易获得的成功，才有大的欢乐。

孔子讲：“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三者皆备，天下之达德。追求者的生活永远是崭新的。“天津第一街”的创造者们正筹划将天马工商总公司、天马房地产开发公司和外经贸公司融为一体，开拓为企业集团。在今年实现利润一千万元的基础上，明年再翻一番达到两千万元，成为“中国第一街”。

有执着的追求，才有丰硕的收获和规划未来的信心。

马场街的人是幸运的。

1992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