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跟文学有缘，其实不如说我跟文学界的一些老作家、编辑和朋友有缘。

在我的创作经历中，有一些人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陈荒煤就是其中的一位。我将陆续写出他们对我的帮助和影响。借庆祝荒煤文艺生涯六十年，便先写出这篇《权威的随和》作为开篇。

一九七五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过以后，又召开了全国钢铁座谈会和机械行业学大庆大会。我当时以天津重机厂锻压车间主任的身份参加了后一个会议，为一批老干部在危难之中还奋力抓生产的精神所感动。他们的生活和当时的文艺创作模式相比是那样新鲜，那样壮阔感人。会后我便写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在一九七六年复刊后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发表。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周明告诉我，叶圣陶、张光年、陈荒煤等老同志，看了我的小说很高兴，甚至很感动。

对一个工厂的业余作者来说，这个消息的分量是很重的。我不管他们是否被“解放”了，他们是文学界的权威——这一点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否定不了。我的小说获得了他们的认可，就是获得了文学的认可。

没有多久，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高涨，《机电局长的一天》成了大毒草，要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周明告诉我，在给老先生们送第二期刊物的时候，有的老先生还问，这一期还有没有“局长”那样的小说？我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了，听了这话感到一股温暖。当时的文化部负责人于会咏，在一次会上说，一些死不悔改的反动权威对《机电局长的一天》表示赞赏，难道还不说明这篇小说有问题吗？

我跟文学的缘分是不打不成交的。

四年后我的又一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天津引起激烈争议，《天津日报》发表了十四块版的批评文章。当时我跟文艺界几乎没有联系，批评我的人我不认识，支持我的人中有许多我也不认识。我原来所想象的文学的神圣感彻底消失了，又一次感受到了文坛的险恶。

北京却是另外一种气候，专门为我的小说召开了讨论会。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荒煤，活脱脱一个寿星老儿，异常随和。许多人当面或背后都直呼他“荒煤”——有些人是他的同辈，有些人则比他年轻得多，他都答应得很自然、很干脆。这自自然然的两个字带着尊敬和亲切。一个六十多岁的人能被人这样称呼，有这样的人缘儿，真是福气！

我读他的文章，击水中流，踔厉风发，语锋犀利。但他的人更像他的散文，宽厚，慈和，有大家气派的人情味。

想不到由于荒煤公开说了赞扬我的小说的话，竟激怒了当时天津市委文教书记，这位书记在一次会议上说，北京的冯牧，还有个叫陈煤荒的人支持蒋子龙……引得哄堂大笑，一时作为奇闻传遍文艺界。他又要批评文学，对文学却又表现得惊人的陌生。

为了我的一篇作品，使亲切近人的荒煤，在大庭广众被人呼为“陈煤荒”，是对其一种亵渎，是对作家和文学的亵渎。我为此怀着深深的歉意，觉得牵累了荒煤。

一九七九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第一本小说集，编辑王玉璋请荒煤作序。荒煤一口答应，并认真地看了全部书稿，有些细节和疑问并请王玉璋打长途电话向我核实。这份权威的严肃和认真，不只让我感动一时，还让我永远记住了。以后也有些朋友请我为他们的书写序，从不敢草率应付。除非不答应，既答应就按照规矩干——这是我从荒煤身上学到的。

我以前在学，今后还会继续学的是他身上那份平静自信的随和，几乎是有求必应。

天津的作家们想请他去讲课，他不推辞。天津一批企业家也很想见见大名鼎鼎的荒煤、冯牧，这两个名字在天津格外有人缘儿。我派人来请，一请就到。因为天津作协没有好车，我想请企业出车，有七家企业争着出车。因为谁出车接的谁就有权接待，就可以把两位老作家拉到他的企业去参观、去炫耀一番。那是一次全市性的企业家的重要聚会，当时的经济气候也很好，我真想威风一下，让七辆豪华轿车全部进京，作协的面包车开道，组成一个车队去接荒煤和冯牧。却又担心他们不高兴，倘再给他们惹出点麻烦也不值得。最后规规矩矩地只派了一辆车。

这次我进京参加“陈荒煤文艺生涯六十年研讨会”，有十几位得到消息的企业家托我向荒煤祝贺，并希望当荒煤庆贺文艺生涯六十五年、七十年、八十年的时候，也通知他们一声，由他们负担费用。

他们是真诚的。

一个作家能获得社会广泛的真诚是难得的，是值得欣慰的。

经历几个时代，度过六十年文艺生涯，实在值得大庆特庆。既有才华又有福气，可喜可贺！

我祝愿荒煤老幸福长寿。

也祝愿中国文坛多有几个像荒煤老这样的福将，使中国文艺界多一份随和，多一些祥瑞之气。

198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