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学成为中国古代最正统、最有影响力的核心价值观之后的两千多来，学者、思想家、官僚和教育家在很多时候可以集多种身份于一人。这与儒学重视教育，倡导“入世为官”的传统思想密切相关，也与起源于隋朝的科举制度密不可分。考取功名、做官为政是读书求学的动力和目的；当读书达到一定境界时，自然成为了学者和思想家；当取士失意或辞官回乡，一个读书人最好的选择便是招徒讲学，研究学问。纵观义乌有史料记载以来的学人和教育家，这一特点同样非常明显。当然也有例外，作为教育家，更多的是从其对当地教育所做出的贡献来判定的，因此，只要对义乌教育发展有所贡献的就是义乌的教育家，他可以不是学人或思想家，很多开设学塾或从事乡村教育的乡贤尤其如此。

义乌有史料记载的教育家的鼻祖应属南齐（479—502年）时期的娄幼瑜。宋濂的《华川文派录》将他与“初唐四杰”之一的著名诗人骆宾王相提并论。楼幼瑜，字季玉，东阳人，好儒学，他在乌伤聚集了学徒来教经授学，他的著作有《礼捃遗三十卷》与《文集六十六卷》、《隋书经籍志注》传世。他应是史料记载中义乌最早的教育家、经学家和文学家。

骆宾王（约627—约684年）是义乌人民最引以为傲的义乌学人，唐初最著名的诗人，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并称“初唐四杰”。唐高宗仪凤四年（679年），骆宾王升任中央政府的侍御史官职。曾经被人诬陷入狱，被赦免后出任地方官临海县丞，所以后人也称他骆临海。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他作为秘书，起草了著名的《讨武氏檄》。骆宾王虽具有传奇且为乡人引为自豪的一生，但他一生都在全国各地奔波，对义乌家乡的贡献，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并没有任何记载，所以不再赘述。

至唐代，中国科举制度已步入正规，浙江和义乌的学人登入进士的都已有据可查。据《浙江通志》记载，浙江录取进士人数为九十三名，其中义乌有二人，分别为楼颖和贾谅。楼颖，乾符三年（876 年）丙申科进士，他是义乌史料可考的最早的一个义乌进士。贾谅，以诗赋登入进士科，因得到官员的推荐，官任御史大夫，具体年代已无法查考。

宋代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大幅改革，一是扩大了取士的名额，用来补充官员任职之缺。在唐代每年取士仅有一二十人，最多是六七十人。而在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的改革实施后，一次便取士一百二十七人，之后录取人数年年增长，每次人数均有数百人之多。二是提高及第后的待遇，来吸引众多应试的士子。唐代士子及第后只获得做官的资格，如果要成为正式官员，还要经过吏部相关程序后才可以任用。而在宋代科举制中，士子一旦考取了功名便可以直接被授予官职，可做知州、通判等等。三是考试制度比前朝要严格了很多。宋代严禁达官贵人以“公荐”的方式来举荐人才，实施殿试制、弥封制（把试卷上填写姓名、籍贯的地方折角或用纸糊住，以防止舞弊）和锁院制，从而规范了考试、限制了考官的权力，确保取士的权利充分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中。

在这样的制度促进下，义乌在两宋时期取士人数出现了大幅度增长，可考的共有103人之多，其中就有一大批名士和对义乌教育做出重要贡献的教育家。当然，这一时期也不乏虽未取士但对义乌教育做出实际贡献的学人。

宗泽（1060—1128年），是北宋末、南宋初抗金名臣。他自幼耳闻目睹宋王朝腐败无能，萌发了救国抱负，不到20岁时便毅然辞家游学，历时十余年，孜孜不倦地追求治国之道。元祐六年（1091年）他应进士试，以对策力陈时弊，考官因不喜欢他的直言，把他降为视同进士的身份录取了。自此，宗泽从政20多年，始终勤政爱民，名声远扬，赢得了各地群众对他的信赖和爱戴，但始终得不到朝廷的赏识。在抗金卫国的征战中，宗泽始终高举抗金大旗，依靠广大军民，功勋卓著，还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联合被奴各民族共同抗金，国内各民族及其政权间和平相处的主张，成为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傅寅（1148—1215年），著名舆地学者，因讲学于杏溪，故称为“杏溪先生”。名儒吕祖俭十分赞赏傅寅的求学精神，特意请他到金华的丽泽书院讲学。由于傅寅的教学特点是讲究触类旁通，潜移默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朱熹也曾慕名来到他家，与他一起研究讨论学问。

鲍公琰（1156—1228年），南宋学者兼教育家。他自小深受勤耕好读、簪缨世家的熏陶，立志报国。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得中进士，因政绩卓著，曾升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太子师等官职。回归故里后，仍然老而好学，在铜溪的东西两侧分别兴建了尚书宅、龙华书院，著书讲学，卒谥“文襄”。他所创建的龙华书院是义乌史料记载中出现最早的书院。

徐侨（1160—1237年），南宋政治家、理学家。他幼年即颖悟勤读，师从婺学大师吕祖谦门人叶邽，28岁入国子监太学生。嘉定十一年（1218年）冬，徐侨因奏章坦陈官场陋习遭权臣弹劾，辞官回到义乌，在赤岸东岩筑室数间，创设东岩书舍，潜研理学，传经论道，弟子众多。朱元龙、康植、王世杰、叶由庚、朱中、龚应之都是他的门人，他因此以博学、刚直、显达而著称于世。

虞复（1188—1259年），南宋名臣、教育家。虞复年轻时师从东阳人倪千里求学，得永嘉《春秋》之传。嘉定十六年（1223年），由太学生登进士第。任官多年后奉祠归退，在东岩居住十五年之久，期间开设滴珠书院，又名东岩书院、东崖书院。虞复“学问精深，词章炳蔚”，一生著作颇丰。

叶由庚（1202—1279年），著名理学家兼教育家。曾师从徐侨创办的东岩书舍，学习朱熹的理学。叶由庚出师后，回家乡后宅龟山书院收徒讲学。在婺学创始人吕祖谦逝世后，丽泽书院山长多次请叶由庚担任丽泽书院山长，虽多次推辞，但依然留在龟山书院讲学，名声显赫。他的讲学强调以自学方式做学问，提倡靠自己探索义理，老师的只起到引领作用。

石一鳌（1230—1311年），南宋时义乌著名教育家。南宋咸淳年间（公元1265—1274年）于县西北三十里苏溪开设书院，名曰“讲岩”。负笈执弟子礼者数百人。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弟子王龙泽举进士第一。

刘应龟（1244—1307年），宋末元初的义乌教育家。宋咸淳元年（1265年），刘应龟入太学作为内舍生。南宋为元所灭后，他回到故里，在石门山建起石门书院，隐迹山林长达15年之久，潜心研习义理之学，人称“山南先生”。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朝廷派官员到义乌强行起用他为本邑的教谕，后改调月泉书院山长。大德十年（1306年），朝廷派他去杭州府任府学学正，不久，他拂袖回乡，以遂隐居的初衷。他所教之学以经世济用为根本，讲学时旁征博引，有理有据，治学态度十分严谨。

王炎泽（1253—1332年），著名宋末元初教育家。元初时，王炎泽曾任两县教谕，后任石峡书院山长，讲道授徒，前后有学生近百人，其中最有成就者是黄溍。他为学生讲课时，务求讲明大义。他的文风简洁而理明，诗风浑厚而不时有奇语，当时学界尊其为南棱先生。他的两个儿子良玉和良珉都子承父业，从事教育工作。良玉任常山教谕，良珉任义乌训导。

进入元代，由于统治者对科举选士制度的认识出现变化，科举制度数度存废。在整个元代，科举考试共举行过16次。科举规模无论就取录人数或进士的地位前途都与宋代难以相比。义乌有记载可考的进士仅黄溍一人，但义乌的教育并没有因为科举制度的存废变化而出现明显停滞。

黄溍（1277—1357年），自小师从刘应龟，孜孜以求十五年。元延祐二年（1315年）登进士第后，曾任各类官职三十余年，参与修《宋史》、《辽史》、《金史》。黄溍一生博览群书，研析经史多先儒所未发；在朝中不附于权贵，清风高节；对待学生则尽心施教，从不以师道自尊。他的学生金涓、王袆、宋濂、傅藻等皆著称于世。

金涓（1306—1382年），是元末明初知名的学者和诗人。他学文于黄溍，学经于许谦，纵横诗文，贯通经史，但终生不仕，拒绝征辟。明洪武时，宋濂、王袆力邀他参与修《元史》，仍拒不出。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他隐居蜀墅塘边青村，聚众授徒，传道授业。

王袆（1322—1374年），与宋濂一起被朱元璋并称为“浙东二儒”。他幼年时曾受祖父王炎泽教诲，父亲王良玉居家教授时，弟子盈门，不下百人，王袆也身居其中。他后来师承元代名家柳贯和黄溍，得到两位大家的悉心教导和钟爱。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令编修《元史》，宋濂、王袆为总裁。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下诏王袆持节出使云南，次年，王袆为国家一统大业血洒云南，终年52岁。王袆在朝廷中，以直道行事，与人交游，也处处显示义乌人的耿直之气。

宋濂（1310—1381年），是与王袆齐名的元末明初著名义乌籍学人，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尊称其为太史公，又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与王袆不但是同乡、同时代，还是同门师兄弟，都曾受教于柳贯和黄溍门下，又一起主持编修《元史》。洪武十年（1377年），宋濂以年老辞官还乡，以翰林学士奉旨归于岩下，建立“釜山书院”，为宗族弟子教诲。宋濂还首开私家藏书风气之先，兵祸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

傅藻（1321—1392年），元末与宋濂、王袆等一起跟随黄溍学习，均以文章出名。明朝建立后，义乌县令向朝廷推荐了4位才子，傅藻就是其中之一。洪武5年，傅藻向朱元璋陈述了治国的观点，深受朱元璋称赞，此后就在翰林院编写元史。辞官还乡后，傅藻就建书院静心研习学问，为避免被人打扰，他干脆把书院题名为“杜门”，即闭门不出之意。

进入明代，统治者吸收前朝统治经验和教训，把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更推进了一步，在思想、文化、教育领域中，各项政策均以强化中央集权为目的，学校和科举制度发展得更加缜密。文教政策、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以及书院的管理举措、科举考试始设八股取士、私学和蒙学教材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发展。王守仁的心学教育思想更成为推动明代教育实践的最重要力量。在此大背景下，义乌教育也进入了又一个繁荣期，科举取士人数达26人，其中不乏刚正不阿、清政廉明的官吏和抗倭寇、平内乱，名闻遐迩的儒将，楼镇、吴百朋、金世俊等，并涌现出王汶、虞守随和虞守愚堂兄弟等一批对义乌教育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学人。

王汶（1433—1489年），是王袆的曾孙。他自幼读书极辛苦，安贫执礼。成化十四年（1478年），王汶登进士第，授中书舍人。王汶做了三年官，便谢病而归故里，开设书院于齐山下，名为“齐山精舍”。他潜心诵读，随他学习者甚多，人称“齐山先生”。王汶刚正不阿，不以道者耻与同列。弘治元年（1488年），王汶与翰林简讨陈献章同被征召，开始力辞不赴，次年才赴任，但未抵到京师便病亡，书院也因此废止。

虞守随（生卒年不详）和虞守愚（1483—1569年）是堂兄弟，分别是正德九年（1514年）和嘉靖二年（1523年）的进士。虞守随做官不久，因丁父忧，在父亲墓而旁结庐研修，他的弟子们从各处投奔而来，他对学生从不分亲疏，尽心教导，其研修教学处即成为了钟山书院。虞守愚的经历与其堂兄有些相似。他少年时就发奋攻读，父亲因积劳成疾不幸去世后，虞守愚哀痛至极，即在父墓旁建草房，立志守墓十年。他母亲十分痛惜，请家族亲友上山，强行拆毁草房，逼迫他回家。中进士后，他在政务之余，与县学诸生谈经义，以劝学教化为己任。嘉靖十七年（1538年），因弟病故，虞守愚闻讯且念及慈母年迈，便弃官乞归，侍母终养。回家仅半个月，他母亲就寿终天年，于是又守墓三年，其间他在东岩筑书舍，研学教徒。

除了虞守愚和虞守随，虞氏家族人才辈出。虞守愚的孙子虞德烨，字光卿，号绍东；事母兄以孝友闻名，是隆庆五年（1571年）的进士，历官工科左给事中、云南参政、侍筵讲议等职；著有《自得园诗集》、《节师日训录》等。虞守愚的三世孙虞国镇，字伯岳，号澜石，是崇祯元年（1628年）的进士，授香山知县；他遏制辖区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的侵占行为，修改《海道禁约》，严厉打击了居澳葡人胡作非为的嚣张气焰。任满回朝时，又向朝廷奏述治理香山经过，提出加强海防建设和治理居澳葡人的建议，得到崇祯皇帝的赞赏，被任命为翰林院检讨。其兄虞国铉曾任龙门知县，后升泉州通判，曾大力训练本兵壮丁，平定倭寇之患，政绩卓著。

楼镇（生卒年不详），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以优异成绩中三甲进士，官至四川按察司副使，生性刚正不阿，蔑视权贵，为政清廉，政绩卓著。楼镇虽深得嘉靖帝赏识，委以重任，但在他决心大治巴蜀之时，竟遭佞臣嫉妒，屡受陷害，加之劳瘁过度而致病。楼镇自料回天无力，壮志难酬，遂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含愤吞金自尽，年仅50岁。

吴百朋（1519—1578年），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与戚继光生活于同一时代，为抗倭寇、平内乱、固边防立下了不朽功勋，系一代名闻遐迩的儒将。万历皇帝为嘉许吴百朋，赐御联一幅，“德尚中行副朕心之简托，才堪大用信济世之英贤。”万历六年（1578年），吴百朋因积劳成疾，殁于任上，时年60岁。明末清初，在长达15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义乌的吴氏宗族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继吴百朋之后，相继涌现出一批可圈可点的人物，如倪仁吉（吴之艺妻）、吴大缵、吴存中、吴之器、吴之文等。

金世俊（1573—1658年），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殿试三甲末守部进士，留京待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再次通过顺天府考试，终于出仕为官，被授中书舍人之职。金世俊为官清正、廉洁奉公，崇祯皇帝于御屏上书天下三清官时称他为首。告老还乡后，他粗衣粝食，家居二十余年，未曾新造一幢房屋，平时与书墨相伴，治学不倦，撰写了《四书宗贯录》、《宁我录》、《索心草》等著作。

清代作为女真贵族努尔哈赤建立起来的政权，为了有效地统治广大汉族和各民族地区，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的同时，也极力联合和笼络汉族士大夫阶级和一般知识分子，在教育思想上体现了压制和笼络兼施的精神。在教育制度上，则基本延续了明代旧制，但其管理措施更加完善、细密，以达到其巩固统治的目的。客观上，这样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对义乌的私学、地方官学和书院发展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在清代，共有15人获得进士，并有6人获得武进士。

朱一新（1847—1894年），人称“朱义乌”。他为官正义刚直，爱国忧民，直陈己见，指斥时弊。他著述颇丰，对经学尤有研究，是清末著名学者、汉宋调和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光绪二年（1876年）中恩榜进士。在京供职时，他利用业余时间搜集资料，实地调查，广征博引，历时十五年编成《京师坊巷志》。光绪十六年（1890年），应两广总督张之洞函聘，任当时岭南学术研究中心、肇庆端溪书院主讲。不久，张之洞又邀他出任自己在广州创办的广雅书院上长，课诸生以经史、理、文等“有用之学”。他主张“学必期有用，功必归诸实践”、“由训诂进求理义，由理义探源性道”、“言治术务求可行，言时务必明大势”。其实行求本的学术思想作风在当时影响很大。当时，以朱一清为代表的一批学人进一步强化了义乌的实学主张和实践。

鸦片战争以后，宁波、温州相继开埠，浙江首当其冲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基地，同时，西方资产阶级新教育思想也对传统的中国教育体系产生了重大冲击，科举制度废止，一批有识之士秉承浙江实学教育的传统，倡导经世致用的为学宗旨，并把救亡图存与向西方学习密切结合起来，创建了一批新式学堂。有一大批接受过晚清传统教育的学子转而接受了新学教育，这一批学人为义乌教育从旧式传统教育向新式教育的蜕变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楼虎臣、陈榥、吴源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楼虎臣（1865—1942年），清末民初期间曾先后任县劝学所所长七年，热心兴学，常下乡视察劝导，对推进义乌的乡村新式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初，义乌县商会成立，他被公推为第一任会长，因处事公正连任四届共12年。楼虎臣平易近人，乐于为邻里排忧解难。一生好学，能诗善文，积稿盈箧，藏书甚丰。

陈榥（1872—1931年），16岁补廩膳生，19岁入杭州求是书院，研读数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以高材生身份被选拔为首批官费留学生，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之后，他曾留日编撰数学、物理学、心理学等大专学校教材，在日本印刷后运销国内，风行一时。留日期间，他加入光复会、同盟会，参与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的革命活动。后来，他在民国政府中当过官，也做过北京大学数理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全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等职务。民国十一年（1922年），他返回故里，将居室命名为“研至理堂”，潜心研究物理哲学。

吴源（1876—1933年），是开启义乌新式教育的标志性人物。他年轻时应县试得第一名。光绪廿六年（1900年）他出资创办民义学堂并自任教师，这是义乌第一所具有现代西方教育特点的学校。不久，他考入国立京师法政学堂，并以最优等毕业。辛亥革命后，他在民国政府任法政诸职达17年。他还自学日语，能阅读专业书刊，文学与法学根底扎实，对推行法制贡献颇多。

何菁（1882—1975年），曾任嘉兴省立二师校长，定海县教育局长。民国12年（1923年），任义乌教育局局长，期间劝导社会募捐，开辟税源，在义乌建公共体育场，在城乡五区设立通俗图书馆，供民众阅读。又呈请县公署议决筹设县立初中，核准颁发“私立学校立案办法”，规范办学行为。他还创办了《义乌教育月刊》，公布各级政府教育法规，推广和介绍先进教育伦理和教学方法，通报教育情况。他任教育局长期间，义乌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1990年，其子女捐资创设义乌市何菁教育基金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义乌最早的教育基金会。

陈无咎（1884—1948年），被义乌人与元代朱震亨，明代虞抟（虞天民）同称为“义乌三溪”。曾参加辛亥革命，后治哲学，更专心研医，在中医学理论和医学教育方面贡献突出。

历代义乌学人，十年寒窗，熟读四书五经，在“学而优则仕”的诱惑下，多数致力于参加科举考试，走上为官之路。他们孜孜不倦地求学，儒家的诸多仁政思想、忠恕之道、清廉操守对他们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中多有爱民举措，如兴修水利，除暴安良，赈济灾民等。还有很多追求仕途的举子，因种种原因并没有进入仕途，便转而著书立说，或是赋诗作词，让诸多文章流传于世。他们的儒雅斯文，正派作风，已然成了社会各界中立身处世的楷模典范。无论是走入仕途或一介布衣，义乌古代的学人多半都与当地的教育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主持官学，或创办书院，或开设蒙学，或著书立说宣扬教育思想，在整体上对义乌历代的人文和教育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