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两朝统治者对学校教育都十分重视，强调学校教育对于选拔人才的重要作用，甚至曾一度规定学校毕业可以直接授官。因此，在教育体制上基本承袭了前朝，并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前朝制度，使其教育体制更趋完备。总体来说，明清时期的学校体系基本一致，分成官学和私学两大部分。官学又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私学主要是以从事启蒙教育为主的学塾。除此之外，书院和社学也是明清时期学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部分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期其办学性质会有所不同，经常是官私并举的状态居多，反映了当时统治者既想通过官办方式来实现对学校教育的控制，又无力全面控制，不得不借用民间力量办学的无奈。

一、县学

就明清时期经济条件并不算发达的义乌而言，作为地方官学的县学虽比前朝各代有所扩展和进步，地方官员也多半竭尽所能，但由于经济实力所限，县学的发展始终举步维艰，勉强支撑，所幸县学的文脉始终不曾中断。

据《义乌县志》记载，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王朝初定天下，就在中央政府正式下诏开科举的同一年，义乌知县张永诚也依诏令继续开设县学，因原先的庙学之门庑和明伦堂等因年久失修而倾颓，不得不重新翻建。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教谕张复祖将学宫旧廨庙向西十步处的乐育堂改建为明伦堂，作为给学生会讲的场所。到了建文二年（1400年），知县吴祐修又在明伦堂前的左右两侧建设斋舍，有忠孝、尊贤二堂，只有学门仍是旧之所存。到正统六、七年（1441—1442年），知县刘同重修了县学的戟门、明伦堂、学门、斋厨等，使县学规制重新恢复至先前的水平。弘治十六年（1503年）和正德元年（1505年），知县吕盛与知县洪通相继重新修砌。正德十三年（1518年），清军御史吴华将县学迁至县治西北绣湖滨宋元满心寺故址（今义乌四中）。嘉靖十年（1531年），知县马致远奉诏修建敬一亭；嘉靖十四年（1535年），署事通判汪昉重修庙学斋庑；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知县汪道昆重新修葺县学；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知县曹棻又移儒学门，署事推官王桢重建明伦堂；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署事同知张书绅重修庙学庙门及两斋。万历七年（1579年），知县范俊重修先师庙、明伦堂、敬一亭、尊经阁等；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文庙梁柱倾颓，知县周士英命人修葺如旧。之后，又被流寇毁坏了大半。

清顺治七年（1650年），署事推官徐振儒建庙门七间；顺治九年（1652年），知县宋云梯又重建明伦堂；顺治十六年（1659年），知县郝麟生、教谕徐宏彰重建先师庙。康熙七年（1668年），知县孙家栋、教谕谭观成重建西庑；康熙十年（1671年），庙门因虫蛀腐朽将倾，知县于涟、教谕谭观成捐款重建，并新建了更衣所、宰牲房；康熙十一年（1672年），知县于涟复建崇圣、名宦、乡贤三祠；康熙十九年（1680年），先师庙倒塌，知县辛国隆与教谕闵圻申、训导王业澄重修先师庙；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知县辛国隆、教谕吴观垣、训导董奕相捐款修葺了先师庙及崇圣公祠、明伦堂，吴观恒与董奕相还捐制了先师神龛；康熙三十年（1691年），知县王廷曾、教谕邱克承捐款修葺了庙学。乾隆十六年（1751年），贡生杨德修带头捐百金修复明伦堂；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知县赵宏信、教谕王力鳌、训导许煜及同乡毛巨翮、陈麟祥共同捐款重修了文庙；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知县谢惇、傅国相、署县曹署卿重建明伦堂、谒圣门、学门、棂星门围垣；乾隆六十年（1795年），乡人陈鹏祥、杨兆青、陈德广各捐出百金，增修大成殿、戟门、两庑椽瓦阶石。嘉庆六年（1801年），知县诸自谷捐百金，同教谕程瑜、训导李锡龄重修围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各府州县接到谕令开设学堂，旧有的书院、义学、社学一律改为中西兼习的学堂，县学随之消亡。

二、书院

书院是明清时期地方官学以外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与唐宋时期的书院以名师宿儒讲经授徒，开展学术研究不同，经元代的“书院官学化”影响，明清时期书院的设置目的发生了一些变化，除有些书院依然保持了学者独立治学的精神，属研究型学术场所，学者在则书院兴、学者去则书院废，特别是进入清代，大部分都是地方官绅为举业而设，属教学型的学堂，有些甚至与社学或义学的功能相似，这些书院多半沦为了八股取士的预备场所。尽管如此，就数量而言，明代仍是义乌书院发展最盛的时期，清代开始走向衰退。

蜀山书舍，初建时间不详。明代洪武年间（1368—1398年）由楼宗远重建，位于县南四十五里。据金涓于洪武四年（1371年）《题蜀山樵唱后序》记载，杨君仲齐“徘徊于蜀山之间，择林谷之幽，竹石之美，僦法兴精舍小楼，为修读之计，感激奋励，刻苦自持，不与事接”。

釜山书院，为明代洪武十年（1377年）宋濂所建。据嘉庆县志记载，五代后周太祖广顺年间（951—953年），宋濂始祖宋荣自吴兴迁往义乌县西的釜山下。后世屡次迁至根溪口宋村、金华潜溪，至宋濂一世迁浦江青罗山下。明洪武十年（1377年），宋濂“以翰林学士承旨归于岩下，建书院以诲宗族，额曰‘釜山书院’”。

杜门书院，为明代洪武二十二至二十三年（1389—1390年）间傅藻所建。他在为官多年，告老还乡后，在县城北50里处的夜珠园建起了一座书院，取名“杜门书院”，意为“杜门谢客，专心读书”。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傅藻因病去世，与其妻吴氏合葬于杜门的台门山。

齐山精舍，为明代成化末年由王汶所建。成化十四年（1478年）王汶登进士第，授中书舍人，当官三年后便谢病而归，在齐山下筑精舍，准备以毕生精力潜心诵读累世经书，一时间到齐山精舍游学的人日众，世人皆称其为“齐山先生”。弘治元年（1488年），王汶与翰林简讨陈献章同被征召，虽力辞不赴，第二年才赴任，但未抵京师便病亡，书舍也因此荒废。

钟山书院，为明代虞守随所建，位于县东三十里华溪鲍寺，确切创建年份不详。明正德九年（1514年）虞守随登进士，即授四川道御史。因父亲去世，他回乡守孝，在父亲墓旁建房，辟为钟山书院。他的弟子闻讯，纷纷从各处汇聚于他身边。虞守随对弟子们不分亲疏远近，一律谆谆教诲，因而声名远播。

纯吾书院，为明代嘉庆三十七年（1558年）虞怀忠所建。虞怀忠中进士前，曾因乡试中举，无意仕途，创建纯吾书院于华溪郑山头，讲经授徒。

葛仙书院和石楼书院虽无从考证创办年份和何人所建，但在万历及崇祯《义乌县志》的“八乡图”中均标有这两所书院，可见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的。葛仙书院位于县南五十里倍磊葛仙与倍磊塘之间，葛仙屏以北。石楼书院位于县东二十五里缙云乡六都石楼山南偏西。

绣湖书院，曾屡次重建，始建于何年已无从考证。据称最初是明代建于绣湖西岸俞公堤上的“绣湖学社”，后改为“绣湖书院”。明崇祯《义乌县志》记载，“绣湖书院共楼堂、厢房十二间，俱废”。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修建绣湖书院，扬州彦捐二都花园后田五亩零。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知县黄元炜捐建绣湖书院，位于治西绣湖滨俞公堤原址上。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左书斋十楹圯于水，余多坍塌。嘉庆六年（1801年），改山长几席为文昌宫。七年（1802年），知县诸自谷捐七十金，筑左右书斋屏墙。

紫阳书院，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由朱氏裔孙兴建。书院位于十九都清溪，名曰紫阳。书院后立寝庙三间，供朱文公像，前筑门楼三间，东西两庑十间，共有各式房间十六间，前有供祭祀塘，曲水环绕，后亦有水，映带回护。

伯寅书院，创办年份无考，位于县西黄山村。

三、社学

社学是明清时期以地方官府出资办学为主的一种重要学堂形式。社学虽始于元代，但在义乌，社学真正的兴盛在明清。明太祖朱元璋在恢复国子监及府州县学之后，发觉“乡村之民，未睹教化”，于是，沿袭元制，倡兴社学，于明洪武八年（1375年）下诏恢复设立社学，延请秀士担任教师，教授民间子弟。当时义乌设有社学30所。明正统元年（1436年），令各处县官严督社学，不许废弛，俊秀者许补生员。

明天顺六年（1462年），敕谕：古者乡闾里巷莫不有学，即今社学是也。凡提督去处，即今有司每乡每里俱设社学，择立师范，明设教条，以教人之子弟，年一考校，择取勤效，仍免为师之人差役。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官府规定必须立社学、访明师，民间幼童凡是年龄在15岁以下者，都必须送入学校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

崇祯十一年（1638年），当时的义乌知县熊人霖正式确立义乌的九大社学，总称为“龙门大社”，分别为绣湖、青岩、石楼、讲岩、稠岩、五云、钓岩、云黄、仙屏。

四、学塾和义学

各类学塾是明清时期义乌基础教育的主要形式，也是民间办学的主要形式，遍及城乡。据记载，明朝龚寿“笃信义，开义塾，训后学，以实践勉人，学者称为华川先生”。龚钊“建祠堂，葺宗谱，立书院，著家规”，此书院实为供同族子弟上学的族塾。崇祯年间，华溪里人虞奕艺“隐居武岩，课子授徒，学者从之”。

顺治初年（1644—1646年），南宋名儒何基的后裔自金华后溪迁徙于义乌爱溪（今廿三里何宅），于何氏家庙西边空余地上，创建了西园书屋。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知县沈曾纯建义学于朝阳门内；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5年），知县韩慧基重修义学。据清雍正四年（1726年）《韩慧基重修义学记》记载，“在朝阳门内之金山岭，地最高旷，一披览间，山川秀色尽归襟袖，信读书穷理处也。为屋凡三进，东西廊各十，捐俸延师授徒，其中一时称盛。历今二十余年，屋皆倾圮，惟台后进仅存，惜未克因旧而即新之。姑借他所，敦请师傅以教贫士。然沈侯创始之功，不可忘也”。“府庠生陈云荃于大陈村创建书院，名曰漱芳，捐田二十余亩。嗣后邑庠生陈恪等亦辅捐田亩，共额粮一两八钱零，粮户即编名‘陈义学’，以示无改易也”。“岁收其入为延师之费，余以给膏火，俾贫苦者入而习业，每朔望宣讲圣谕，即童蒙咸令聚而敬听之。”其名为漱芳书院，实为义学。

据《环山堂记》载，清隐士刘元震居郭外五里青岩山之石门，“岁癸卯（1843年），择地之偏，成室数楹。中构一堂，聚族之兄弟子侄讲学论文于其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陈君元聘塾师建陈氏私塾，位稠西分水塘，教子学习。稠北柳村有东山家塾，门匾及校舍遗址至今尚存”。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吴郁文在平畴龙门寺创办延陵书院。延陵书院名为书院，实际上为私塾性质，初有蒙童十名，由吴郁文亲自授课。宣统元年（1909年）迁往平畴村坚常祠堂。民国2年（1913年），改办为私立萃英高等小学。

这些只是明清时期有关学塾和义学的一些记载，实际在民间还有更多的各类学塾和义学，是义乌民间初级教育的生力军。

五、新式学堂

清末西学东渐，一方面戊戌变法提倡新学，另一方面清廷也废科举、兴学堂，义乌有识之士力尽其能，创办官、私新式学堂，主要是初等和高等小学堂，部分学塾也先后改为小学堂，但由于义乌学堂数量不多，经费和师资不足，不能满足学生上学的要求，因此私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与学堂并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石溪（西乡石塔）人吴源出资创办了义乌第一所具有西方新学性质的学校——民义学堂，并自任教师，成为义乌新学开端的标志。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三月，陈虹如（即玉梁）倡议，改绣湖书院为“义乌官立绣湖高等小学堂”。民国二年（1913年），该校又改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至这一年清廷下令废科举兴学堂，义乌人创办的学堂已有5所。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有5所学堂立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县官立初等小学堂创办，设于稠城北隅，租金氏宗祠为校舍；民国三年（1914年），该校改称为“义乌县立模范初等小学校”。据宣统元年（1909年）11月的《浙江教育官报》第十一期《光绪三十四年全省学务统计总表》公布，至当年，义乌有官立高等学堂1所，二等学堂19所，初等小学堂5所，在校学生1020人。

宣统元年（1909年），县教育会成立。之后的三年间，虽然清政府已奄奄一息，但仍有多达21所学堂立案。

据《民国18年浙江省学校通讯》记载，至清末，义乌各等级学堂共有64所，其中高等小学堂1所，两等小学堂20所，初等小学堂43所。随着城乡小学教育网点的形成和和冬学的兴起，直到民国30年（1941年）义乌县政府教育科倡议废止所有私塾，改办国民学校以后，学塾的教育形式才完全被学校所代替。

六、成人识字学塾

在新式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清政府也开始注重成人教育，特别是对农民的教育。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廷谕令各州县城镇人口满1万以上者应设简易识字学塾1所。是年，义乌简易识字学塾创办。宣统元年（1909年），学部公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定出推行识字学塾的步骤。据此，县内又增设简易识字学塾4所，组织年长失学者入学，规定每日上课3小时，分日夜班教学，有一年毕业与二年毕业两种学制。当时，义乌有一种叫《四言杂字》的读本，有谷米豆麦、柴炭蜡烛等内容供民众识字教育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