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盛期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和学术研究场所,发端于唐代,兴盛于宋代,对我国古代教育、人才培养和学术思想的形成与传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民国教育史学家陈青之先生所著《中国教育史》,在叙述书院起源时谈到:“书院的建设,萌芽于唐朝后期,推行于五代,至宋朝而大盛。当五代时,战乱相寻,学校差不多完全停废,地方一二有道德的知识分子、贤士大夫,乃选择名胜地方,盖起房屋,招集青年学子,相与讲习于其中,取名书院,此书院制之所由起。”书院又称精舍、书舍,最初是藏书和修书之地,唐末五代后,成为名师宿儒讲经授徒的重要场所。
由于唐代完备的科举制度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都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教育体制,于是,催生了最早的官办书院,可追溯至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创立的丽正俢书院,简称丽正书院,十三年(725年)改称集贤殿书院。
唐末五代之后,书院逐步发展成为了名师宿儒学术探讨、传经授业、聚徒讲学、创立学派之所。五代末期,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基本形成,主要培养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宋初结束了唐末五代之动乱,士民求学风盛,书院遂应时而起。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学校考》有云:“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赐,教养之规,往往有过于州县学,盖皆仿四书院云。”这里说的四书院指的就是著名的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嵩阳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
进入宋代,书院出现了第一个大繁荣时期,特别是南宋初期,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学者使书院成为了学派活动的重要基地和讲学场所。当时,书院多为民办的学馆,由富室、学者自行筹款,于远离城镇的幽僻之处建学舍,或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朱熹的《衡州石鼓书院记》也有云:“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读书之所。”许多书院的办学经费都是选择购置田地的方式,也有私人捐赠。如岳麓书院除了“膏火田”、“岁修田”外,另有许多的“息金”、“岁钱”收入。
当时的书院多为自主办学,没有固定的修学年限,入学生童也没有定额,一般只招收上过经馆或科举落第而成绩较好的学生。其授业主持人多是地方名师宿儒因故辞官回乡的官吏,称“山长”、“堂长”、“洞主”等,另外还有副山长、助教、讲书等。书院以研习儒家经学为主,学习“四书”、“五经”,亦旁及史书诗文,提倡经世致用,注重践履,具有务实精神。书院的主要教学方式是“宣讲”,但是同时也注重学生的自行领悟,鼓励独立性思考。另外,书院还通过“讲会”等学术活动方式,形成了一种自由讲课、互相探讨的良好学习风气。
在全国书院盛行的大环境影响下,义乌的书院教育也蓬勃发展,在南宋出现了第一个繁荣期,诸多出自义乌的名流、官吏纷纷建立了书院,比较著名的有龙华书院、龟山书院、东岩书舍、滴珠书院、讲岩、石门书院等。进入元代后,官办书院并没有在义乌得到发展,而私学书院却因种种原因进入停滞期,宋时林立的书院多数停办,新建的书院也不多,仅有五云书院、华川书舍、景德书院等。
龙华书院,是义乌史料记载中出现最早的书院,传为南宋鲍公琰所建。鲍公琰辞官回归故里后,仍老而好学,在铜溪的东西两侧分别兴建了尚书宅、龙华书院,著书讲学,悠然自得,终老于故乡的山水之间,卒谥“文襄”。宋末,因元兵入侵,龙华书院、尚书宅同毁于战火。
龟山书院,位于湖门龟山,旁有叶蓁墓。据传,该书院为叶蓁所建,晚年在此讲学著述,终老时葬于书院旁。叶蓁,字实之,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进士,官至太常寺主簿,因直言被贬,后与朝廷政论不合,辞官回归故里。
东岩书舍是义乌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书院之一,由徐侨于南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所建。徐侨为人刚直,在任提举江南东路常平茶盐事时,命令州县官开常平仓赈济流散淮民,并上书极言时政,请诏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忧家之虑忧国,庶几致安于已危,迓治于将乱。”为此触怒丞相史弥远,遭罢免。徐侨遂返故里,于县南四十里清德里孝冯祠东设立东岩书舍,潜心研究理学,著书授徒,知名的门徒有朱应龙、康植、王世杰、龚应之、叶由庚、朱中等。
滴珠书院,又名滴水岩书院、东岩书院、东崖书院,位于义乌蒋宅村滴水岩下,由曾任南宋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7年)吏部尚书的虞复所建。嘉熙元年(1237年),丞相史嵩之欲独揽行政大权,虞复因上表《爱养根本之说》,反对史嵩之的独断专行,结果被降职。淳祐三年(1243年),虞复归隐家乡东岩,过起著书立说,授徒讲学的学者生活。
讲岩是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由石一鳌所建。石一鳌曾师从于徐侨的门徒王世杰,所以他也算是朱子理学的第三代传人。咸淳年间,石一鳌于县西北三十里苏溪辟建书院,名曰“讲岩”,负笈执弟子礼者达数百人,他的外甥黄溍也曾在其门下游学。咸淳十年(1274年),他的得意弟子王龙泽举进士第一名。
石门书院是南宋景炎年间(1276—1277年)刘应龟所建,位于县南青岩刘村。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兵分三路直奔临安,京都沦陷,他目击时艰,回到故里在石门山建起书院,隐迹山林长达15年之久,潜心研习义理之学,人称“山南先生”。元初大文豪黄溍与刘应龟是表叔侄关系,自小师从刘应龟,孜孜以求,他在《山南先生集后记》中说,“溍受学于先生最久。”
到元代,书院制度在表面上更为兴盛,并逐步出现官办化倾向,出现了官办与私办并存的现象,使书院遍布各路、州、府。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世祖首次下令广设书院,民间有捐助钱粮建学的,也立为书院。后多次颁布法令保护书院和庙学,并将书院等同视为官学,书院的山长也定为学官,这是书院官学化的开始。元代将书院和理学推广到北方地区,大大缩小了南北文化的差距。但同时,这个时期的书院受官方控制甚严,缺少了宋时书院百家争鸣的局面和经世致用的学风。这一时期,义乌的书院发展缓慢,宋时林立的书院多数泯灭,新建的书院也不多,仅有五云书院、华川书舍、景德书院等。
五云书院建于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据传,楼如浚于义乌县城西二十五里的五云山下创建了五云书院。元末文学家宋濂曾游学其间。
华川书舍是元至正年间(1341—1367年)王袆的治学之所,位于绣湖北面,临湖水而建。其同门师兄宋濂应邀作《华川书舍记》,其中有“子充之居,直湖之阴,犹系之以旧名,志乎古也”云云。
景德书院,据传为元代南川子所建,创建年份不详,位于义乌县南王蒲潭村。宋濂也曾游学于此。
总之,宋元时期义乌的书院教育作为蒙学和县学之外的另一种教育形式,对人才的培养和学术思想的研讨、传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文化甚至经济的发展,是义乌文化和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