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教育的发端自然离不开浙江这方有着浓郁地方特征的水土，而浙江教育的起源，与孕育于这片土地的各时期的文化密不可分。从考古资料，我们可以很容易梳理出越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线索。距今约5万年左右，浙江的“建德人”揭开了浙江文明史的序幕；距今约9000年至11000年的早期新石器时代，稻作文明的源头在紧邻义乌的浦江上山出现。之后，越文化发展的核心区域和周边地区连续出现了一系列文明：距今约7000年至8000年，越文化核心区域的萧山出现了跨湖桥文化；距今约6000年至7000年，宁绍平原和杭州湾一带出现了河姆渡文化；距今约5500年至6000年，杭嘉湖平原出现了马家浜文化；距今约5200年至5800年，青浦出现了崧泽文化；距今约4000年至5000年，杭州湾和太湖附近出现了良渚文化。显然，上山文化是这一地区新石器时期文明的母体。

从历史年代和分布区域上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文化的传承和相互交融形成了越文化的源头，后来，又与浙江中西部及浙南瓯江流域的文化系统相互影响，形成了可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相媲美的史前文明。

在距今近3000年的那个时代，作为中国阶级社会教育的起始，自然非中原文化莫属。据古代文献记载：“礼官养老，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说文解字》中有解释，“木囚”、“交声”。“交”和“教”谐音，即含有教化的意思。久而久之，意思延伸之后，使得“校”逐渐成了专门化的教育形态。西周时期的“序”，也是一种古代的教育组织形式。其教育内容主要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知识。西周时期的“官学”，已经开始区分“国学”与“乡学”之分。前者属于贵族子弟学校，后者属于地方行政设定。闾设立了“塾”，党设立了“庠”，术设立了“序”，乡设立了“校”。

西周的乡学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乡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乡校”并不能算真正的教育组织。它是地方上的一些普通贵族和归隐退居乡里的绅士乡官，闲暇时候聚集在一起讨论学问的场所。这种场所长期存在，甚至到了春秋时期还存在着。这种“乡校”在农闲时也对一般的平民子弟进行一些有关道德礼仪和农事等多方面的教育。另一种是“闾塾”。在《礼记·学记》中有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郑玄注：“古云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坐于门，门侧之堂谓之塾。”孔颖达疏：“周礼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闾，共同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民在家之时，朝夕出入，恒就教于塾。”这种“闾塾”实际上也并不属于教育机构，更确切地说是属于对奴隶劳动进行监督管制的场所。

到了春秋末年，统一的奴隶制国家西周日趋衰落，礼崩乐坏，群雄逐鹿，国家众多。国与国之间常有纷争战事发生，使得众诸侯无暇再去顾及学校的存在和发展。原本属于西周的官吏们纷纷出走到其他诸侯国寻求出路，各诸侯国甚至各卿大夫也需要“士”来为他们服务。一时间，“士”的需要大量增加，于是出现了“士”阶层，“士”的培养也就成为迫切的需求。这时的旧官学基本瓦解崩裂，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自此，新的培养人才的教育形式应运而生，这就是私学。

春秋时期著名的私学教育家，在孔子之前，据传有周室的老子，楚国的老莱子、伯昏无人，郑国的列御寇、邓析、壶丘子林。与孔子同一个时代开办私学的有在鲁国讲学的少正卯、柳下惠等人。可见，私学并非孔子首创，但他绝对是把私学推向新境界的最杰出的代表。孔子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从事教育、整理文化典籍上，称得上是最负盛名的私学大师，也因此确立了他作为中国“圣人”的地位。

私学这种新型的教育形式，基本上脱离了国家政府体制，成为独立的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政教合一”的传统教育思想，完成了学校教育独立化的历史进程，标志着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学校教育模式。

到了汉代，公元前124年汉武帝设置了博士弟子员，标志了汉代太学的建立。博士就是太学教师，博士弟子就是太学生。汉成帝时期，博士弟子人数效仿了孔夫子三千弟子之制，也定员为三千弟子数量。到了东汉时期，太学生人数最大可达到三万余人。汉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最早兴办了地方官学。当时，蜀郡文化教育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文翁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亲自挑选了十余位聪敏有才者，派遣到京城学习文化律法。学成回来后，蜀地形成了劝学重教的风俗。文翁这一兴办儒学之举，开了地方兴学风气之先，汉武帝给予了极高评价，并下令各郡效仿，从而大大推动了地方官员在治内兴办学校之风，自此，郡县官学，代代传承，学优入仕，奉为科律。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浙江文化的主体，越文化的形成与这方土地密不可分。越地境内水网密布，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属于典型的泽国水乡。越地的文化便是在这样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中产生的，自然形成了与中原文化完全不同，蕴含了浓郁的地方特色。越文化是围绕着越族部落而产生和发展的。越族是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关于越族的起源，现在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越”同“钺”，“钺”是古代一种农业生产工具，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很多石钺和玉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越”字包含了“优越”、“超越”之意，良渚文化中的玉钺就是权贵的象征，因而浙江古代族人发明的这种“钺”器，有比其他民族优越之感，所以称为“越族”。

越族的起源也有两种代表性的说法。一种认为“越为禹后”，即越族源自于中原地区的夏民族，是大禹后裔。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写到：“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会稽正是如今绍兴一带地区。另有说法是越族“与楚同源”。战国时史官所编的《世本》，则直言：“越为芈（[mǐ]）姓，与楚同祖。”《国语·吴语》中韦昭注曰：勾践，祝融之后，允常之子，芈姓也。以上种种起源说法虽尚未定论，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越族文化是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

显然，越文化与楚文化、吴文化一样，是发轫较早、影响较大的区域文化，人们对它的关注、学者对它的研究也由来已久，绝非仅仅开始于近代。先秦《国语》一书以《越语》殿后。汉人所编《越绝书》、《吴越春秋》可算最早的区域史，可看作古人对越文化的最初研究。近代学者对越文化的特别关注，可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从考古发掘起步的，进而深入到对越地史前文化的研究。著名历史学家卫聚贤在太湖流域和浙江杭州、平湖一带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据此，甚至提出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发达于西北”的论点，并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化发源的论争。

虽然文化发源的论争仍在继续，但越文化产生了以农耕文明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劳动教育却是不争的事实。由于越地的气候比较利于水稻的生长，因而稻作农业是越文化的一大特色。越地也因此成为稻作农业的发源地，越文化对中原乃至东亚文化的交流与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越地的稻作文明在传承、发展、创造的同时，当地的劳动人民在原始的教育过程中，也不断丰富和提高了农耕知识、工具制造等技艺。之后，以手工制作为特征的手工业生产的出现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制陶、治玉、冶炼等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让作坊成为既是生产场地，同时又是教育场所，实现了各种基本知识和手工业技术的传授。

以越语和越歌为标志的语言文字和音乐舞蹈教育也是原始越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是交流思想、传递信息、传承文明的重要工具，是民族间区别的重要特征。文字是语言物化的符号，大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越族的语言文字是所谓的胶着语和鸟虫书。这种建立在鸟崇拜基础上的语言文字一方面表明越文化的高度发展，同时也成为古越国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从出土的越文化时期的青铜器铭文、越国兵器铭文，特别是越王青铜剑面所刻的鸟形铭文都能得到佐证。以越歌为代表的越人音乐舞蹈也是越族人在长期的生活、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越人把鬼神崇拜、祭祀等习俗和劳动生活场景融入歌舞之中，形成特有的歌舞教化方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能即兴吟唱，出口成歌。《采葛歌》、《木客吟》、《越王夫人歌》都是此等情境的真实写照。这些音乐舞蹈是古越人实施教化的形式和内容，也是我们今天认识、解读越文化的重要媒介。

自越国的开国国君无余至公元前222年为秦所灭，越国大约存在了近1800年。秦汉和六朝时期是越文化与风俗的转型时期。秦始皇和汉武帝建立高度统一的帝国之后，为了加强东南地区的统治，均实行了强制性的移民政策，迫使大量中原人口南迁，越地的主体民族也逐渐变为汉族。富于浓郁地方特色的越文化也因此与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相融合。当蜀郡太守文翁兴办儒学，推动全国各地官员兴办官学时，浙江所受的影响还并不大，直至东汉以后，浙江的地方教育才进入发展时期，地方官员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儒学人才。班固在《东都赋》中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虽有过誉之嫌，但由此可见当时浙江大地学校发展之状态。

学校的兴盛也推动了著书之风，如上虞人王充著有《论衡》、《讥俗》、《政务》、《养性》等；山阴人赵晔著有《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等；会稽人吴君高著有《越纽录》，等等。另外，儒学在越地盛行的又一个特征是忠孝节义之风的兴起，这也是越文化向汉文化转型时期，儒道不断深入越族人心的过程。上虞人曹娥是浙江境内以孝名列正史列传的第一位女子。义乌人颜乌也以孝而著称。

六朝时期，越地吸收全国各地精英，融合各方生产技术，使浙江大地的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在中原地区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兴盛的私学，此时，也在浙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民间向学之风开始盛行，私学力量大大推动了教育的繁荣。随着家族力量的扩张和对家族教育的重视，家学也在私学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成为又一种以家庭或家族为主体而展开的教育形式。

当时，各大世族大家为了各自的家族利益，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武装，扩大兼并的同时，在政治上也开始积累势力，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到了六朝，江东世族大家纷争而起，还有从北方迁徙而来的士族。各家族为了保有长期甚至是永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殊利益，特别重视对家族后代的培养和教育。当时正处于战乱纷争时期，官学衰废，家学便成了当时重要的教育组织。浙江域内的官学原本就近乎空白，这让家学兴盛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世家大族为了树立和维系自己家族的门风，扩大社会影响，提升政治地位，他们大都研讨儒经，遵循礼法，倡导忠孝，并注重对族中子孙的教育。不仅传授儒学、经学，而且十分讲究治学态度和方法，尤其重视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伦理道德的教育。世家大族对家族教育的重视，推动了浙江域内儒学的发展，形成了诸多儒学世家，如余姚虞氏、山阴贺氏、盐官顾氏、钱塘范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