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本人出身贫寒，在南征北战中深知读书教育的重要作用，取得政权后，更认识到儒学和儒士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因而非常注重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另一方面，明王朝在思想领域极力推崇程朱理学，并将其奉为官方正统的统治思想，排斥和压制其他学派。其极端的做法便是首创了八股取士，从“四书”和“五经”中命题，以八股制义为定式，并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同时还严订学规，加强对学人的思想控制。明太祖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颁禁例十二条于天下，镌立卧碑，置明伦堂之左”，规定“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不许建言”。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成祖还命翰林学士胡广等编撰《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颁行天下，作为钦定的教本。

清朝立国后，清政府为了有效地统治广大汉族和各民族地区，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的同时，实行尊孔政策，以笼络汉族士大夫阶级和一般知识分子，为其统治服务。同时，还大力提倡读经，推崇程朱理学，提倡封建伦理纲常。清代的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内容亦均以程朱理学为主。清初的几个皇帝，对于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理工作也都十分重视，曾相继组织学者编纂书籍，对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是有贡献的。如康熙时编纂有《明史》、《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乾隆时最重要的是《四库全书》的编纂，该书经十年始成，分经史子集四部，保存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仍在于为了巩固政权，在于所谓“寓禁于徵”，即通过编书，将过去和当时一些具有爱国精神及反对封建统治或批评封建伦常的书籍加以销毁禁止。据后人估计，乾隆时期借修《四库全书》之机先后烧毁的书籍共有3100多种，几乎要超过《四库全书》所收书籍的总和。

浙江历来藏书丰富，在此过程中更是连遭厄运，成为全国的重灾区。据浙江巡抚觉罗琅奏报，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的10年间，浙江一省进行过24次大规模的收缴、查禁、销毁书籍行动，被禁毁的书达538种13862部，实际烧毁的可能更多。在禁毁图书的同时，清统治者还大兴“文字狱”。虽然中国古代各朝代都有“文字狱”，但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以清代最甚。而由于浙江人才辈出，文风深厚，思想活跃，学派纷呈，自然也沦为“文字狱”的重灾区。

严订学规、禁毁书籍和大兴“文字狱”等残酷的封建专制行为迫使学人们规避严酷的现实，锁紧涌动的思想，收敛笔触的锋芒，纷纷投入到专重校勘、考据的学术研究之中，放弃了对文化思想的探索和争鸣，这自然禁锢了学人思想，影响了学风。不仅如此，明清两代在继承前代科举取士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规范和强化，确立了八股取士的试士之法，致使科举考试失去了选拔人才应有的功效而流于僵化的形式。颁行于明洪武年间的八股取士制度规定非由学校出身者不能应科举，因而，学校成了科举的预备场所，学校教育被纳入科举考试的轨道，沦为了八股取士制度的附庸。学生们也将经书束之高阁，抛弃了对文化和思想的探索精神，专心攻读流行于坊间的八股文刻本。

清代虽在立国之初便制定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的文教政策，并在中央和地方广设官学，但在科举取士的制度上，沿袭了明代旧制，仍崇尚八股文体，从“四书”中出题，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由于科举考试时不准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所谓“代圣贤立言”，而选拔中又以“能小楷为天下奇才”，因此，考生们只知埋头于深文僻字、八股范文和小楷之中，“凡诸经先儒之注疏，诸史治乱兴亡之事迹，茫然不知”。这种僵化死板的科举考试方式，不仅使学子们禁锢于空疏的理学和无用的八股范文之中，还诱使他们毕生为功名利禄而奔波。

由于科举考试在人才选拔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官学已完全沦为科举的准备场所，学校授课日益减少，专重考试，生员已很少或根本不在校学习。官学教育的衰落和教育内容的空疏导致了学风的败坏，生员们专事练习写八股文，走投机取巧的捷径，就连为启蒙教育而设的学塾，其教学也被纳入了科举考试的轨道。

尽管如此，明中叶以王守仁为代表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主张还是在当时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因他曾在阳明洞读书、讲学，自称阳明子，别号阳明，封“新建伯”，谥号“文成”，后人因此亦称其王文成公，亦尊称其为阳明先生。他在从政之余，一直热心创建书院，设立社学，并不拘形式，随处讲学，传播自己的学说，历经数十年，终于形成了理学新流派——阳明学派。

王守仁提出了“致良知”的教育目的论，认为良知在每个人身上的天然体现是一样的，只是常人因为被物欲所诱惑、蒙蔽，就无法循着良知去发展，所以学习的目的就是“致良知”，即“学以去其昏蔽”，“明其心”。他还提出了许多教育原则和方法，主要有知行并进，自求自得，循序渐进和因材施教等。他在哲学上提出“知行合一”说，针对程朱理学知而不行的“空疏谬妄”，表现出更加重视行的倾向，提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谓之知”的观点。他强调要引导学生“各得其心”，学习贵在自得，要达到自求自得，必然要采取独立思考的方法，提倡怀疑，不盲目迷信书本和圣贤，并勇于坚持。他的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极为难能可贵的。王守仁还多次提到为学要循序渐进，教学必须注意“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与循序渐进相联系，他还强调因材施教，要根据学生的资质、个性、长处给以不同的教育。

在王守仁的思想中，关于儿童教育的论述也很值得重视。他从良知说出发，认为乐是心中本体，教学必须引起学生的乐学情绪，要用培养、诱导、顺应儿童情绪，鼓舞儿童兴趣的方法进行教学，要诱之歌诗，导之习礼，讽之读书，来“训导其意志，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同时，他对当时的儿童教育状况进行了批判，指出当时训蒙稚者对待儿童“鞭挞绳缚，若待拘囚”以致使儿童“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教师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复，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他的批判深刻地切中了时弊。

至明末清初，浙江大地在教育思想界涌动起两股先进思潮。一股是以黄宗羲、朱之瑜、陈确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潮，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务实、重人、重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还结合了当时的时代要求，提出了别开生面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主张。这一思潮发展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的批判，具有早期启蒙思想性质，并成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向近代教育思想转化的中介和桥梁。这一思潮由学术思想领域而影响至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学艺术。其基本特点是尚实学、重实证、讲求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力倡务实之风。实学思想的出现预示着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即将进入资产阶级启蒙教育的新阶段。

另一股是西学入浙的影响。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耶稣会开始派遣教士前往南美、非洲和亚洲传教，自此，中国与欧洲在历史上开始展开文化与教育交流。虽然当时的明政府实行的海禁政策使早期的耶稣会教士在进入中国境内传教时困难重重，但教士们的热情和执著最终还是为西学东渐铺出了一条道路。其中对浙江教育直接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李之藻对西学的引入和艾儒略对西学的译介。

进入19世纪，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穷途末路，在教育思想上出现了顽固派与改革派的斗争。其中改革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龚自珍。他对封建专制制度腐朽没落的揭露和批判可以说是振聋发聩，惊世骇俗，他认为改革不但势在必行，而且还希望不要等外力强行改革，应自行改革。在教育上，他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在反对空疏无用的理学的同时，还尖锐地批评了脱离实际的训诂考证。对于治学与治世相脱节的学术弊端，他极为不满，强调“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无论是研经还是读史，都需与时事相连。他主张研究有价值的学问，甚至要学西洋奇器，主张学习外国科学知识，以富国强兵。他还大声疾呼“不拘一格降人材”，认为人才是社会兴衰的尺度。他说“世有三等”，即“治世”、“乱世”和“衰世”，而“三等之世，皆观其才”。他深刻地观察到当时的清王朝已到了不可挽回的“衰世”阶段，这个“衰世”集中体现在人才的缺乏和人才的被压制、被扼杀上。他认为人才缺乏的原因是封建的八股取士制度和人才任用制度，因此主张改革任用人才的弊政，改革科举制度，倡导“汉世的讽书射策”，废除资格论，培养造就真才实学之士。

其时，义乌学者朱一新应两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任当时岭南学术研究中心的肇庆端溪书院主讲，不久，又出任广州的广雅书院山长。在他的努力下，作为全国四大学府之一的广雅书院才真正成为“修传统学问，习西方学术，培养洋务人才”的著名学府。他强调读史，认为“史越近者，越切实用”；又提出史学还应包括时务与经济之学，认为“经济之学皆在四部中”。同时，他对西学也十分重视，认为“汉西学须明其地势，考其政俗，以知其人之情伪，为操纵驾驭之资。次则兵法。若天算制器诸事，能通之固佳。”他向学生讲解化学、光学、西医、铁路、农业机械等西方科学，在他所著的《无邪堂答问》一书中，记载了他与学生共同讨论西学的议题非常宽泛，对引导学生进步，了解西学，培养洋务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朱一新的实行求本的学术思想充分体现了务求实学的精神，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浙江沿海城市宁波、温州相继开埠，浙江不仅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基地，而且也是中西文化交会的要冲，外国传教士纷纷在各地建立教会，开办教会学校和书馆，通过传播教义实现文化侵略，同时也引进了西方资产阶级新教育。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和顽固势力，浙江的有识之士在深切感受到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同时，又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西学，从而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他们秉承实学教育传统，倡导经世致用的为学宗旨，并把救亡图存与向西方学习紧密地结合起来，改良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浙江的知识分子中，首先提出全面变法主张的是浙江山阴的汤震和温州的陈虬与宋恕。汤震（1857—1917年）于1890年刊行《危言》一书，在力举变法的重要性、迫切性的同时，将教育变革视为变法的重要内容。陈虬（1851—1904年）于1891年写成《治平通议》一书，全面申述其变法主张，并将教育改革作为变法的要领。宋恕（1862—1910年）于1891年著《六斋卑议》，主张改科举、兴学校。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就像振聋发聩的巨雷使广大知识分子得以惊醒，变法思想冲破少数先驱者提倡的狭小藩蓠，开始在中上层官吏、士绅及学子中传播开来，变法活动也从甲午战争前的单纯著书立说、游说政府发展到了办报刊、立学会、开学堂等有组织的活动，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维新思潮。在全国，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顽固派在教育问题上展开了论争。浙江籍维新派人士则在京、沪、浙三地同时展开活动。在北京的主要是在朝京官，他们大多忧虑国事，要求改革，最著名的有海盐的张元济、温州的“三黄”（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及嘉兴沈曾植、沈曾桐等。

1896年4月，张元济聘请教习，设馆学习英文，次年又在学馆的基础上，联合集资创设西学堂，即北京通艺学堂。在京维新派人士还时时关心浙江的变化，通过书信将列强的猖獗、国事的危难、清政府的态度及北京的维新活动传给浙江。张元济常通过在上海办《时务报》的汪康年了解浙江新式学堂的开办情形，鼓励汪康年回浙创办新式学堂。上海也云集了一大批浙籍的有识之士，他们中有汪康年、张坤德、章太炎、叶翰、罗振玉等。1896年，汪康年（1806—1911年）创办的《时务报》曾聘梁启超任主笔，请章太炎、张德坤撰述，对浙江变法维新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广泛的影响，也推动了浙江维新活动的开展。在《时务报》的推动下，罗振玉与徐树兰等在上海创设“务农会”，创刊《农学报》。1896年，陈虬在温州创刊《利济学堂报》，借医学刊物宣传改良思想。1897年，浙绅胡道南、童学琦在杭州创刊《经世报》，聘陈虬、汤震、宋恕、章太炎等任撰述，宣传维新改良思想。1897年，汪康年和叶翰又在上海创办蒙学公会，并创刊《蒙学报》。同年，黄庆澄在温州创刊《算学报》，是中国人自办的最早的数学专业刊物之一，其目的是通过提倡科学振兴地方教育文化。

这一系列新式报刊及新学会的创办，对浙江新学的传播及地方新风气的开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为浙江新式教育兴起的前奏曲，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式学堂的创办提供了发芽生根的土壤。

此时，远在穷乡僻壤义乌石塔村的秀才吴源，却在清政府下诏正式废科举、兴学堂之前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就出资创办了具有现代新式教育特点的民义学堂，并自任教师。这是义乌历史上第一所新式学堂，也是全国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它的诞生，标志了义乌开始告别旧式教育，迈向新式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