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隋唐以来封建统治者设立的通过考试，进行选拔人才，分配官职的制度。严格地说，科举制度是选士制度，并不属于教育制度，但由于这一制度与人才的培养密切相关，其考试的内容和方法直接影响了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因此，成为与古代教育密切相关的重要方面，也成为衡量教育成果和地方对国家发展贡献的重要标志。作为有着深厚教育思想积淀和重视教育传统的地区，义乌人一直重视科举取士，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义乌的科举入仕成就也大不相同，这与科举制度的发展和统治者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

以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秋七月“始建进士科”为标志，中国的科举制正式开始，但由于隋朝短暂，科举的制度、内容、门类等都不健全，至唐代才逐步完善。然而，由于唐时的文化重心在中原，江南地区的文化教育并不被中央政府所重视，加之当时的义乌经济发展还较为落后，儒学思想的传播也不够普及，因此，整个唐代鲜见义乌的科举取士成功者。有记载的仅有两人。一位是楼颖，乾符三年（876年）进士；另一位是贾谅，进士年无法考证，以诗赋登进士，官御史大夫。

自唐中叶“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中国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割据分裂时期，科举制度也受到极大冲击，直至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才重新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为了强化皇权的目的，宋太祖制定了以文治国、以文治军的政策。在这一“重文”思想指导下，一方面，北宋初期的皇帝们都对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在沿用唐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诸多改革，使人才选拔机制更趋完善。另一方面，他们在全国范围大力传播和推广儒学思想，使文人入世治国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进一步调动了全国各地有抱负的文人的取士积极性。经过宋朝统治者的改革，每年取士名额大幅度增加，及第文人的待遇也得到提高，考中者直接授以官职，大大提高了士子们应试的积极性。同时，还严格考试制度，杜绝舞弊行为，深得人心。

然而，在北宋真宗、仁宗、神宗时期，以北方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对南方人的偏见与现实中南方经济文化实力的提升相互冲突，在科举、任官等问题上曾出现过较为剧烈的南北之争，客观上抑制了南方士子在科举考试中的优势地位。因此，北宋时期义乌的科举入士成就与唐代相比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与南宋时期相比还是相形见绌。据统计，北宋自公元960年至1127年的167年间，义乌共产生了11位进士。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宗泽。

南宋定都临安后，浙江成为了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局势也比较稳定，更有利于士子们刻苦攻读和科举取士。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南宋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和以吕祖谦、陈亮、叶适等为代表的经世致用型儒学流派在义乌及周边地区得以强有力的推广和传播，大大推动了科举入仕思想的深入人心，而书院教育形式的蓬勃发展又客观上为士子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因此，据统计，南宋自公元1127年至1279年的152年间，义乌通过科举获得进士进入仕途的人数大幅度提升，共产生了93位进士，是北宋时期的九倍。其中不乏对推动义乌教育事业和丰富儒家学术思想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名家宿儒。如被陈亮称为“乌伤四君子”中的喻良能、何恪、陈炳；对义乌教育思想和书院教育的发展都做出重要贡献的鲍公琰、徐侨、叶蓁、虞复、王世杰等。

进入元代，统治者从其民族传统和维护民族统治利益出发，形成了其特殊的选士方法，这就是“怯薛入士”和“吏员出职”。科举制虽未根本废弃，却遭长期停废，即使是在仁宗朝后复行科举，又因种族限制，通过科举入官的人数极少。据统计，自元世祖建立元朝（1271年）至元惠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的九十七年间仅举行了16次廷试，全国取士总人数仅1200多人，而且与宋代举子一旦登第即位居高官不同，中试的进士大多未获重用。

在此大背景影响下，义乌的科举取士成就自然也受到严重影响。在整个元代，有据可考的科举入仕者仅大文豪黄溍一人。

虽然元代在科举制度上的存废之争严重影响了科举入仕，但它在科举制度上还是做了很多改革，以至于对明清的科举取士制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元代科举制度异常详尽。如皇庆二年颁布的科举条例成为明、清科举的蓝本；第二，元代结束了唐宋以来以辞赋取士的标准，而改为以经义取士，对士子的理论和政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三，元代科举开始规定以程朱理学作为科举取士的程式，这对程朱理学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影响深远。这些影响自然也传导到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制度中来，使明清时期的教育出现了不同于宋元的新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