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面对皖南事变这个历史海洋中的百慕大三角，文学艺术界曾有一批又一批的“探险者”造访，然而，一批又一批的作家、艺术家怀着寻幽探胜的目的而来，却在暗礁和漩涡面前扬帆而去。但愈是神秘，便愈能激起更勇敢的探险者，老作家黎汝清积20年心血，5次深入皖南腹地考察，在建军60周年之际，终于为读者捧出了一部洋洋56万言的长篇巨制——《皖南事变》。这是一部写得相当精彩的作品，无论是在历史与文学的结合上，还是在人物的塑造上，都有作家自己的创新和发现。作为历史小说的可读性，哲理小说的思辨性，文学作品的抒情性，它深受众多读者的喜爱，在近几年的悲剧文学创作中，我觉得这是一部有重大突破性的作品。

一、悲剧题材作品的创新与开掘

突破首先体现在作品的历史题材上。建国以来，我国文学创作领域曾出现过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一度繁荣的局面，但全面地、细致地考察这些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大多是要么从失败到胜利，要么从胜利到胜利；有的虽也屡经磨难、历尽风险，但在作品结束时，总是有一个“锣鼓响”、“红旗飘”的大团圆结尾，这几乎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而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悲剧文学的创作几乎是一个空白，从这个意义上说，《皖南事变》的成功，是建国以来悲剧题材创作的一个突破。

发生在本世纪40年代初的《皖南事变》，是震惊中外的一次历史悲剧，是由***精心策划的“千古奇冤”，使新四军九千人全军覆没。以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作为创作的基础，再现中国革命史上的悲剧事件，从而展示发生悲剧的历史必然性，使读者从新的角度、以新的眼光在审视这个历史悲剧事件中获得理智的美感和艺术的满足，是作家在创作中所刻意追求的。皖南事变，在我党我军60余年的历史上毕竟不是光辉的一页，但它却是一部悲壮的史诗。造成悲剧的深刻原因既有反动势力的围剿和阴谋，同时也有革命自身的重大失误。历史的灾难往往造成文学的不朽，因为以历史灾难为题材创作的悲剧文学，所提供给人们的内涵更为深刻。所以，《皖南事变》所提供的历史重量和价值，就远远超出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及其战略战术得失的一般意义，它有其自身独特的审美效果。因为悲剧富有更强烈的艺术魅力，它能激起人的更深邃的思索，给人以崇高美的陶冶。我想这也正是《皖南事变》一书受读者偏爱的原因之一。

二、悲剧人物创作的突破

《皖南事变》的突破，更集中地体现在作家对悲剧人物的塑造上。悲剧理论的鼻祖亚里士多德说过：悲剧人物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一方面是由外在因素引起的，另一方面，又是由悲剧人物的某种过失或人性弱点造成的。他的这种“过失说”，虽然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把悲剧人物的厄运同时也归于个人的过失或弱点，其中也不乏辩证的因素。生活本身是纷繁复杂的，处于生活中的人也同样是复杂的。就一个人来说，可能在此事表现正确，而在彼事则代表错误，反之亦然。这是因为人的性格是发展的，流动的。然而，在相当一个时期，在人物塑造上正反两极的简约化、图象化、直观化，在相当一部分作家中却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如果按照这个旧有的思维窠臼来营构《皖南事变》，那么主人公项英只能是永远错误，而叶挺则会永远是正确意见的代表。然而，作家却突破了这种思维定势。最为鲜明的例证是：开始叶挺主张执行中央命令北渡长江是正确的，但石井坑的阵地防御却明显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项英阳奉阴违，开始不执行中央命令是错误行为，但石井坑主张分散突围却是在重兵重围的险境中的唯一正确方针。这种人物个性本身的不一致，更集中地还表现在在险象环生的危境之中，人物在生死抉择面前所表现的复杂性。比如项英，作为井冈山时期曾任过要职的革命家，新四军的副军长、军分会书记，本来是个最坚定的革命者，生死关头最不该临阵脱逃的应是他，然而，在危境中，他却带领周子昆等几名主要干部化装离队了；作为北伐时期的英雄叶挺，是当年北伐军中宁折不弯的铁军指挥员，在全军覆没的重压之下，他却令人惊疑地弯下来，在全军覆没时向***拍发了请罪的电报。但是，我们在读这些情节时，仿佛这一切作为又是合理的，非如此而莫属。人物的这种悲剧性命运，有力地加重了历史的凝重感。还有那个保护项英的贴身副官刘厚忠，对项英的耿耿忠心，简直超出了儿子对父亲的一片情深，在大难到来时，他背着项英冲出重围，舍命保护项英，然而，突围之后，就是这个副官，却把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项英，然后揣上项英的金条投敌去了。如果我们运用传统的理解方法，这一切似乎都是不合情理的。然而，在作品中却又是那样的顺理成章，合于逻辑。生活给作家提供了任何人也无法推倒的依据，给人以极大的真实感。无论是项英、叶挺，还是顾祝同、刘厚忠，他们的的确确是生活中的“这一个”。在人物刻画上的这一突破，无疑极大地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有助于人们从多侧面多角度去理解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必然性。

三、更深层次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

文学作品如何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别是像写皖南事变这样重大的历史题材，要真正达到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完美统一，需要作家从历史现象的总和中，从事物的联系上提取精华，汰祛渣滓。皖南事变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涉及面极广：国际、国内；我、友、敌、顽、伪；上层军事领导，下层干部战士，普通人民群众。不把这些事物的因果链条弄清楚，不对历史人物有个恰当公允的评价，那是很难落笔的。作家本着“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目的，对事变中所涉及的众多人物和纷繁事件，作了详尽而周密地考察。写历史需要史笔、史德，其中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比如书中既讲***消灭共产党、八路军之心早已有之，同时也讲我们要消灭***的目标也非常明确；既提***骂我为共匪，也写我骂***为蒋匪。对于关涉事变繁多的文电，作家不囿成说，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考察，从而使许多历史的疑案有了新的答案。然而，历史虽然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是历史毕竟不等于文学。在这方面，作家充分发挥了艺术的想象力，进行了大胆而合理的虚构。通读全书，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实际生活中原有的人物项英、叶挺、顾祝同，还是依据生活原型塑造的人物赵令波（实际名字赵凌波）、林志超（实际名字李志高）、刘厚忠（实际名字刘厚总），或是纯属虚构的人物郑芳雪、林志兰等，都显得那样栩栩如生，以致使一些当年从皖南事变突围中幸存下来的老战士，觉得作家仿佛就是自己亲历那场历史事变中的一个老战友。即使对于那些完全真实的人物，作家也没有囿于历史事实，对人物的性格及作为进行了入情入理的虚构。比如项英从失望到脱逃的激烈内心矛盾，在历史史料的反映上是个空白，但作家却写了项英在这个阶段想自杀而又未自杀的剧烈心理变化。他身边佩带的是斯大林赠送的手枪，想到平时引以为荣的斯大林对他的评价，想到抗拒中央命令置九千新四军于危境的罪过，有以死谢罪的思想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更深刻地再现了人物形象。生活真实的链条往往是间断的，艺术真实的链条是环环相扣的，正是在这个方面，作家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上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实践。

四、一部雅俗共赏的多面体艺术

笔者在与《皖南事变》作者黎汝清的一次交往中，曾就这部作品的立意访问过他。黎汝清的回答只有四个字“雅俗共赏”。作家的这种艺术追求，在整部作品里得到了最完整地体现。

作为一部资料荟萃的史书，它给史学家开掘历史深层提供了可资参证的推理依据。比如，在根究皖南事变的原因时，许多史学工作者把错误归于中央的一封电报，实际是军长叶挺在此前拍电报给中央，说他可以在石井坑困守一周，请中央向蒋交涉解围，这时中央才发电令其坚守。类似这样重大的历史疑案，作者以史学家之笔，在书中实事求是地作了订正，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致使一些今天在中央工作的当年新四军领导人，也极为赞同作家中肯地分析和周密研究。他们认为，这是研究皖南事变一部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作为一部军事题材读物，它为从事军事学术研究者提供了可作参证的战例史料。比如对石井坑重兵合围中的作战方针的拟定，我们不能不叹服作家在战略战术上精到的分析。当国民党数万重兵的合围尚未完成时，叶挺决定打攻坚战，全军突围的决策不乏正确的一面，然而当因叶项矛盾而坐失良机，使敌军合围已经完成时，叶挺再采取北伐时期的老战术，一味坚持打阵地防御战，确为置军于死地的失策之举。而项英这个有多年游击战经验的新四军领导人，在此时提出要分散突围的决策，却代表了当时的正确的意见。无奈他们两个人正确的一面，都因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激化而被对方否决了。作家在分析这次战例时，不乏军事家的战略眼光。此外，它在宏观上也为指导战争的全局，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观点。

作为一部文学著作，它强烈的思辨色彩，为人们提供了一部九千人的命运急剧变化的人生启示录。皖南事变是一个大悲剧，更是展示各类人物复杂内心的历史大舞台。在这里，伟大与渺小，善良与丑恶，崇高与卑鄙，忠诚与背叛，光明与黑暗，真理与谬误，幸福与灾难，构成了不同人物命运的发展史，是一部形态各异的人物心态图。许多人物在死亡面前的种种表演，给人们以深刻的思索和启示。许多人物在种种条件下悲剧式地牺牲，这里不仅有人格美和心灵美的张扬，而且有思想和道德的撞击，从而加深了人们对生活内涵的理解。作为一部悲剧作品，这些必将在更多的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

当然，作为创作，它在艺术营构上也不无可商榷之处。关于几条爱情线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整部作品的历史凝重感。其次，在虚构的人物或情节的叙述上，似有更多的雕琢痕迹，有的人物尚缺乏创新和突破。这些都是玉中之瑕。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