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文学越来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调节和制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军旅文学创作面临着多方面的考验和挑战，其中雅与俗的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为军旅文坛也为广大读者所关注。尽管这种关注在某些时候表现为一种焦虑、困惑和不安，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便是人们都期盼着严肃文学也能像通俗文学一样，大踏步地迈向市场，而通俗文学在迈进市场的同时，应该时刻注意保持高尚健康的格调，人们同时也都期盼着能找到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最佳结合点，从而创造反映我们时代精神的雅俗共赏的社会主义军事文学。
或许这种愿望过于理想化，因为有人曾作过这样的断言，雅文学即严肃文学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只能在市场经济的门外徘徊，而通俗文学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鱼得水，至于创造雅俗共赏的文学，不过是句一厢情愿的口号而已。这类说法并非完全是妄言或假设，纵观今日文坛，它有着一定的文学创作的实际。所以，谈论军旅文学的雅与俗，对军旅文学创作的实际就不能不进行一个冷静客观的认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当代文坛已经出现了历史性的嬗变。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不断完善，滔滔商海，大潮涌动，社会的各个角落无不受到冲击，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自然也不能例外。文学的商品属性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突出地被凸现出来。举个例子可以证明，对书稿进行明码标价加以拍卖，昨天人们还无法理解，而今天则已是现实。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商品的一部分，作家的文稿按质论价已不再是一种妄言和假设，它正以其商品的特殊属性参与文化市场的流通和交换。自从王朔领衔的海马集团对其作品打出明码标价的旗号后，对文稿要优质优价便逐渐被文坛所认同。紧随其后的便是上海33位剧作家联名签署协定，提出了剧本稿酬的最低标准；此后便是一大批作家在深圳进行的1993书稿竞价……种种现象，我们可以看作是作家们对文坛体制改革的一种大胆的尝试和探索。舆论对之贬也好，褒也好，都无碍文艺生产跨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
不过，在这种大潮涌动的新形势下，有一种现象倒确实应值得我们深思，那便是雅文学与俗文学所呈现出的两种不同境遇及发展趋势。有关部门对文化市场的综合考察得出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那些印数大、书价高、为读者青睐的图书，常常不是内容严肃正统的雅文学，而大多是为严肃文学即雅文学的作家们所不屑一顾的言情、探案及武侠小说等通俗性作品。虽然，有些严肃的雅文学作品也能拥有大量的读者，但毕竟是少数，在图书市场中，它的主导地位一落千丈。可以这么说，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通俗文学如鱼得水，而严肃文学却步履维艰。当作家们被置于阮囊羞涩、自惭形秽的尴尬处境之后，当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头上的那顶美丽光环不再具有往日的光彩时，他们自然有一种失落感。于是他们不得不在自身价值观念嬗变的同时悄悄地进行创作上的自我调整。不过这种调整在更多的时候表现为对文化市场的被动迎合。具体一点说，就是什么赚钱写什么，什么赚钱快写什么。于是那些赢利大、印数多的通俗读物，便成了一部分人竞相追逐的目标。少数人干脆把写稿当作谋生的手段，为赚取稿费甚至不惜制造文化垃圾。更多的人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徘徊观望，表现得心浮气躁、困惑不安。
我们的军旅文学创作，不可能摆脱这样一个现实，不可能摆脱这样一个文坛格局。在文坛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军旅作家们的文人品格正接受着考验，他们的艺术精神正在受到冲击，他们必然地受到浮躁不安的文坛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仔细考察我们的军旅作家队伍，一些人经不住金钱的诱惑，悄然从军人作家的行列里消失了；一些人把创作纯文学的热情突然间转化成了对金钱行为的极大兴趣；有的甚至顾不得作家的脸面，“一把剪刀闹革命”，用粗制滥造的低等“作品”与书商们在进行着秘密的交易……种种现象，都在以不可低估的力量冲击着我们的军旅文坛。这几年，在当代文坛曾独领风骚的军旅作家队伍，渐渐地有点溃不成阵了。
与此相应的是，过去军旅文坛佳作迭出且为中国文学界所瞩目的大好形势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广大官兵对“军旅文学作品少”、“好作品少”的批评和不满，以及对好作品的热切期待和呼唤。
对军旅文坛的这种状况，人们褒贬不一，说法种种。
有人把文坛的浮躁、疲软归咎于社会商品大潮冲击的结果，认为军旅文学与一般文学不同，更应该强调其特殊属性，认为压根儿就不该把文学作品商品化，就不该强调什么文学作品的商品属性，商品化的结果必然造成雅与俗的比例失调，造成低层次的俗文学占主导地位而雅文学被冷落。也有人认为，文学作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出现今天这种状况是势所必然的，过去严肃文学独领风骚的局面本来就是不正常的。在当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就应该允许不同性能不同层次及不同读者的文学样式的多元并存。不必对当今文坛出现的新情况大惊小怪。更多的人，面对变化的文坛表现出了迷惘和困惑。
到底应该怎么看？我以为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首先应该对文学的雅与俗有一个全面、客观而正确的认识。
追根溯源，文学的雅俗之说，早在中国古代的《诗经》中就开始了。雅与俗，在中国古代主要指诗歌的体裁。雅是周朝的一种东西，称为雅声，也就是正统音乐。《诗经》的“雅”所收集的诗歌为周朝的贵族、官吏们所做。“俗”原指风俗。后来，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士大夫所重视的文学即民歌便被称为“俗文学”。《诗经》里的风就是流行于大众之间的民歌，它是中国俗文学的奠基之作。值得注意的是，在《诗经》这样一部流传了数千年的文学作品里，“风”与“雅”是并存并容的，这便为我们今天的雅俗共赏论提供了最早的基础。唐代之后，文学上门第观念迅速垮台了，社会的等级观念也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及至今天，文学的雅俗之分，已完全没了昔日的内涵。在文学作品的三大作用中，“雅”不过是偏重于审美作用和认识作用，而“俗”则更多地侧重于其愉悦作用。它们只不过是文学功能的侧重点不同，并无高低贵贱的差别。记得朱自清在40年代就写过一篇题为《论雅俗共赏》的文章，对中国历代文学发展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中国文学雅与俗的发展将是使文学成为“雅士”与“俗人”都能鉴赏的精神产品，使雅者见雅，俗者见俗，雅人不觉其俗，俗人也能够接受。他呼吁文学家们应朝着这个理想的目标而作出自己不懈的努力。
然而，理想毕竟是理想，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还是有着一段距离的。就目前来说，雅文学与俗文学还是有着各自不同的鲜明特点，拥有不同的读者群，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的。
再谈谈通俗文学，首先说明，我这里所说的通俗文学的内涵，决不包括那些以赚钱赢利为主要目的的庸俗低级的文化垃圾，而是相比较严肃文学而存在在更广泛的读者群中，发挥以消遣、愉悦作用为主的格调高尚健康的精神产品。
应当承认，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当今社会的物质财富的确大大增加了，人们的文化消费观念的确也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由过去的被动地受教育型变为以寻求精神愉悦为主要特点。而最能快速地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的是那些晓畅易懂、可读性、趣味性俱佳的通俗文学作品。对那些纯文学、雅文学作品，更多的人敬而远之，不愿问津。而对通俗文学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人们阅读兴趣的这种转移和变化表明，阅读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了接受教育，而是或为精神消遣，或为寻求某种快感，或为寻找自己想要得到的某种信息。这便成为通俗文学在近些年以非同寻常的速度迅速占领市场并不断得以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对广大读者阅读趋向的这种变化，作家们盲目地被动迎合不行，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同样也不行。一方面，我们应当创作为广大读者认可，能够引起一定反响的严肃文学，另一方面，作家们也要从那种单纯追求“文学品位”、“艺术价值”的迂腐的清高中解脱出来，放下架子去写一些为最广大的读者所欢迎和接受的通俗作品。其实，通俗文学未必就无法“高雅”，未必就入不了“高品位”的文学层次。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们军旅文学行家中，一些人在通俗军旅文学方面已经作了大胆而成功的尝试，创作了一些健康有益的通俗文学作品，在社会上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在繁荣文化市场，满足人们多层次的文化需求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与通俗文学相对的严肃文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雅文学”、“纯文学”。一般来说，严肃文学的读者群少于通俗文学，因为越是高雅深奥的东西，能够欣赏品味的读者也就越少，这主要是由于它远不如通俗作品读起来那么轻松，那样使人产生迅速而直接的精神愉悦。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要得以发展，仅靠通俗性的东西是远远不能完成的，最终还是要靠严肃文学。因为严肃文学毕竟属于高层次的文学艺术，它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长期积累发展的结果，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深层境界，是艺术家创造激情的高度凝炼的结晶，是民族文化中至为宝贵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理性的标志。古今中外的文学史都证明，严肃文学代表的是民族艺术，继承的是民族文化的传统。虽然它的读者层面少，不如通俗文学那样宽泛，但雅文学与俗文学在文学的发展中既对立又互补，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有一种误解，好像当今的文化市场是专门为通俗文学开辟的，甚至抱怨人们对通俗文学的偏好是社会审美趋向衰落的表现。其实，严肃文学虽然“知音者稀，”但这决不意味着它不能进入当今的文化市场，关键在于你拿出的是什么样的作品。在当今充满竞争的时代，严肃文学要寻求一席生存之地，自然也需要积极而自觉地参与竞争。只要你的作品确实属于艺术的高层次，属于文学的精品，自然会得到广大读者认同，自然会以其高贵的圣洁而成为文化市场的“抢手货”。这一点，已经在当今的文学实践中得以充分证实。就目前来说，我们的“雅文学”的确面临一种困境，其原因决不是因为受到了通俗文学的冲击，主要的是同长期以来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体制有关，也同接受群体的自身素质、发展状况及舆论引导有关。发展繁荣严肃文学，必须重视调整和完善内部机制。另外，我们的严肃文学作家也确实应耐得寂寞，耐得清贫，静下心来创作，写出确实能够代表我们时代精神的好作品来。
在对文学的雅与俗作了简要的叙述之后，回过头来再看一看我们当今的军旅作家怎么对待雅与俗这个问题的。
概括起来，我认为在我们的军旅文学作家中有两种情况同时存在，一是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受拜金主义思潮驱使，偏狭甚至错误地理解了通俗军旅文学的内涵，把“庸俗文学”当作“通俗文学”理解并将作品抛向市场。二是既想珍视雅文学的名声，又离不开金钱的诱惑，将自身陷于既雅不起来，又俗不下去的尴尬处境。
实事求是地说，这几年我们的军旅文学作家的确写过一些有一定影响的通俗性读物。但这类作品毕竟太少。有些作者（这种作者显然是少数）把通俗当作庸俗，写的东西只能满足读者某种低级的阅读趣味，甚至甘冒违犯国家出版法规之风险，写军营中的负面及灰色的内容，炮制一些属于“擦边球”之类的读物，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这类作品在一定范围内确实拥有一些读者，作品“娱乐性”、“趣味性”也很强，但是，它根本不可能给读者以思想上的某种启迪和教育，相反会在精神上给读者以危害。此类东西，有的无异于是谋财害命。另外一种情况，是人们常说的“一把剪刀闹革命”，剪剪贴贴，拼拼凑凑，把一些“揭秘”、“内幕”、“曝光”之类的东西汇编成书，也权充通俗文学抛向市场，这大大败坏了通俗文学的名声。这类实际上根本不入“通俗”者流的内幕、隐私类读物，书商动辄以数万元购买书稿。利润之高，使严肃文学望尘莫及。这类书的作者有一个自我解嘲的说法，叫做“以文养文”，说等赚够了钱再弄纯文学，以此来求得社会的理解和宽容。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播出的一副对联：“文不值一文奈何以文养文，心仅存寒心哪堪将心比心。”说这是社会对这类作者及作品的概括性评价，我看是再恰当不过了。实际上，当金钱一旦污染了作家的精神世界之后，作家的写作技巧一旦钝化，人的物质欲望一旦一发而不可收，再谈什么创作品格高贵的雅文学，便成了谁也无法相信的空话。
如何看待通俗军旅文学，我们有的作家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对通俗军旅文学的存在与发展给以蔑视，认为那是低层次的玩艺儿，登不得文学的大雅之堂，甚至将它与一些庸俗读物等而视之。这种独尊雅文学而鄙视通俗文学的现象，在我们的军旅作家队伍中，可以说不能算是少数。实际上这是文人的一种莫名清高，一种“贵族意识”，这种“贵族意识”的存在，于自己于文学都是无益的。我们的有些军旅作家在通俗文学创作方面是颇有才华的，但他们同时又鄙视通俗文学，所以，自身在通俗文学创作方面所具有的潜在才华和艺术功力得不到应有的展示和发挥。其中有的人如果不是硬逼使自己走纯文学之路，而顺其自然地去搞通俗文学，怕早已成为大陆的金庸、梁羽生，成为当今文坛的“大腕”人物了。但这些同志终未能放下“架子”，不愿“降格以求”而屈就于通俗之列，宁可挤在纯文学的窄道上无所事事，也不愿在通俗世界开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显一番身手。依我看，这种自我束缚的做法是很不明智的。事实上，古今中外在纯文学领域成就一番大事者，历来都是凤毛鳞角。与其庸碌无为，倒不如面对现实好，须知作家们的这种“贵族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抑制了文学多层面的健康发展的。
说到这儿，倒值得提醒人们注意另外一种情况，即不管你对通俗文学视而不见也好，压根儿不愿去为之作有益的实践也好，市场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你对通俗文学持什么态度，通俗文学的读者市场在军营都依然故我地存在着，并且这个市场还在不断发展中。这两年，常见军内一些报刊发表文章，对通俗读物过多地挤占读者市场，对港台及国外一些通俗文学涌进军营表示不安，有个别的部队甚至盲目地用堵的办法加以禁止。我以为，这未必是妥当之举。这并不能说别人把我们的读者市场挤占了，实在是我们自己没有很好地研究和利用好这个市场。不管你采取怎样的措施，终究也未能阻挡得住琼瑶、三毛、金庸、梁羽生、岑凯伦、席慕容等人的书涌进军营，接二连三地在战士中成为这热那热。这固然与读者自身素质有关，也与我们没能提供更多的为战士喜爱的是以与港台通俗读物相匹敌的通俗文学作品有关。躬身自问，这难道不是我们军旅作家们的一种失职吗？
通俗军旅文学在部队是否能有所作为？这是我要阐述的另外一个问题。
我以为，通俗军旅文学在军队文艺创作中不仅能够有所作为，而且能够大有作为，它基本属于作家们待开发的一片处女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从部队所处的特殊环境来看，军营是生长通俗文学之树的沃土。与一般的职业不同，军人的职业有一种迷幻色彩；与一般的环境不同，军营的环境有一种令人向往的神秘。在战争的条件下，血火交迸的战地生活，生生死死的人生氛围，曲折离奇的人物故事，充满阳刚之气的生活节奏，胜利和挫折的大起大落，都给通俗军旅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阔的表现空间。即使在和平时期的军营，军人生活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死荣辱、命运沉浮以及军人在特殊的环境中所必须具有的视死如归的奉献精神，都给通俗军旅文学以丰富多采的表现内容。可以说，军事领域比任何一个其它领域更有利于用通俗文学的手法来加以表现。一部文学史足可证明我们的这一判断。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一部规模宏大的史书，它的相当一部分又是表现戎马生活的军事通俗文学著作。古代的《三侠五义》一类的武侠小说及今天的新武侠读物，从宽泛的意义上看，也应属于准通俗军旅文学。
解放以后，我国曾有过产生通俗军旅文学的高峰期，这便是五六十年代以《林海雪原》、《烈火金钢》、《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一批读物为标志的大量通俗军旅文学作品的问世。这些脍炙人口的通俗军旅文学著作，产生过很好的社会影响，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辉煌一页，它们大大丰富了我国通俗军旅文学的宝库，为繁荣通俗军旅文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建国之初，这批作品无疑对一代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提供了生动教材，我们曾经有过的通俗军旅文学的实践和成就都在告诉我们：通俗不是庸俗，通俗意味着普及面和接受面的扩大。通俗军旅文学不仅能够有所作为，而且一定能大有可为。
第二，从部队广大官兵的文化层次分析，我们需要更多的通俗军旅文学作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军旅文学作家们或许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接受群体。一谈创作，似乎自己面对的是清一色的严肃文学的鉴赏者。而广大官兵的实际状况却并非如此。对我们基层官兵的文化水准，我们有的同志缺乏客观的分析和估价，这些年，我们的一些并不确切的统计数字，提及部队基层官兵文化结构的变化，动辄便是高中、大专文化的比例占多少多少。作为总体的概略说法，它似乎没啥错儿，但细作分析，特别就当前士兵的情况看，却存在较大偏差，甚至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乐观。十几年前，大学停办，知青下乡，进军营当兵找出路成为广大知识青年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于是，便有了一大批“老三届”涌进军营。这批成份有着相对扎实的文化基础和一定的审美鉴赏能力，时下，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已在部队师团岗位上做领导工作。而近些年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年轻人除了上大学之外，还有五行八作的就业门路，进军营不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退而成为高考落榜、招工不如愿之后寻觅出路的后一种方式。有的城镇兵仅仅为了服役期满回去找份正式工作。而农村兵更多的则是为学个技术，转个志愿兵等等。再加上各类关系兵的涌入部队，使基层士兵的文化层次远不如我们宣传和估计的那么高。我曾在一些部队特意做过一些调查，发现初中生在基层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甚至还有一部分战士是小学毕业文化。这样一个文化层次，一些可读性娱乐性强的通俗读物便有了最广泛的读者群体。有的基层连队为满足这些士兵的文化需求，在图书室还特意为之订阅了连环画类图书。处在这样一个审美层次的士兵，如果你让他读艰涩难懂的雅文学、纯文学，恐怕只会是味同嚼蜡。一些以赚钱为目的的书商们，正是瞄着这样一个群体，大量炮制凶杀、言情、武打、探案及充满色情内容的玩艺儿。而我们对之采取的主要对策是防和堵，所缺少的是主动出击。试想，如果我们积极地为读者提供大量的内容健康向上的通俗军旅文学作品，以此与滚滚而来的“庸俗文学”大潮相抗衡，其效果我想比被动的防范要好得多。
实际上，今后即使是部队官兵文化层次有了较大的提高之后，通俗文学仍然会有广泛的读者群。八小时之外，紧张的工作训练之后，人们需要用轻松来调节，需要那些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俱佳的通俗文学作品来达到消遣和愉悦的目的。尽管严肃文学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水准，但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通俗文学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读者群体，都要大大多于严肃文学，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基于此，我们的军旅文学作家们在创作高雅作品的同时，不可忽略了这个最广泛的读者群体。
第三，从军旅作家自身来看，也是完全可能在通俗军旅文学创作方面有所作为的。我们的军旅作家大多是在军营里摔打出来的，对充满特殊性、神秘性和传奇性的军旅人生，大都有过直接的体验和感受。首先在生活上具备了写好通俗军旅文学的基础。其次，我们有前辈作家写好这类作品的经验及传统可以继承。另外，在我们现在的作家队伍中，已经有部分人显露了这方面的功力。可以说，我们是具备写好通俗军旅文学的基础的，只是我们的一些作家放不下架子，似乎只有写出一部中国的《战争与和平》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军旅文学，以为写通俗的东西不够档次。其结果常常是眼高手低，长久地将自己束缚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依我之见，倒不如大胆正视自身的优长，扬长避短，量体裁衣，做自己应该做的。换一种体裁，变一种方式，说不定会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崭新境界。
在对通俗军旅文学作了以上的阐述之后，我们还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不管你是纯文学也好，还是俗文学也好，当你的作品一旦完成之后，不可能将其束之高阁，你最终得将其以商品的名义放在书店里、书摊上，等待人们用货币进行交换，接受市场的评判和检验。这就必须研究市场、研究读者，想一想自己写什么和怎样写。除了专门地写好雅文学或写好俗文学之外，还应该找准二者之间最恰当的结合点，既让它保持文学的高雅与圣洁，又让它在市场上为读者抢手，这就是我们前边已经谈及的创造雅俗共赏。雅俗共赏是高境界，但也不是高不可攀。前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成功的经验。《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你能说它不俗吗？俗得凡识字的人皆可读懂；你能说它不雅吗？雅得中国几代学者用其毕生的心血去研究。特别是对《红楼梦》的研究，成了世界著名的“红学”。这为我们今天创造雅俗共赏的文学艺术提供了经验及借鉴。自从明朝的学者孙人儒在《东郭记·绵驹》里首次提出“雅俗共赏”这一概念之后，创造雅俗共赏的文学艺术，便成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目标。我相信，中国军旅文学的作家们，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不断追求，不仅在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各自领域里有所作为，创造雅俗共赏的军旅文学艺术，我们同样也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原载《昆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