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文学批评，常听到人们为一种现象而忧虑，这便是文学批评界的“无争论现象”。翻一翻这几年的文学评论作品，不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那些平庸的捧场之作可以说比比皆是，而那些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直陈坦荡的评论文章却难得一见。这就不能不让人为文学的健康发展而忧虑。试想，大家都在那儿千篇一律地喝彩叫好，一窝蜂地说过年话，作家看不到自身的缺陷和不足，文学运动缺乏客观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文艺创作缺少百家争鸣的氛围，那么文艺的发展与繁荣到头来怕只能是一句空话。事实上，这种只吹不批的现象已经宠坏了我们的一些作家，使得一些人听不得逆耳之言，对他的作品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唱赞歌不能谈弊端，否则，便认为你是“扣帽子”、“打棍子”，便以为是故意与他过不去。作家们在对待批评问题上这种病态的心理表现，已经成为文学健康发展的精神桎梏。
当然，作为正直的有责任感的批评家，向来是不看他人脸色行事的，你高兴也好，反对也罢，我都要按照文学的客观规律作为评是非、论优劣的标准。在近几年评论界为人瞩目的新人中，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的朱向前，就是这么一位吐真言、说实话，富有较强的责任感的批评家。近读他的评论集《灰与绿》，其洒脱清新、求真务实的文风，给人印象极深，令人耳目一新。这是他继获奖评论集《红黄绿》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贯穿于全书的，是作者为寻求客观真理那种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那种不虚美、不隐丑的求实作风。这部书的出版，对缺乏争鸣的论坛，无疑吹进了一缕清新的空气。
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看起来只有八个字，但要真正将它付诸于文学批评的实践，时下却显得是那么艰难而可贵，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朱向前表现了自己卓而不群的风格，这也正是《灰与绿》至为鲜明的特色。在近几年涌现的诸多评论新秀中，朱向前也许不一定是很爆炸、具有轰动效应的一位，但却是比较扎实、肯于认认真真地做学问的一位，他以自己的恳切、认真和一贯，以自己不无热情的冷静思考，赢得了文学评论中的一席位置，成为近几年评论家中，特别是军旅文学评论家中的佼佼者。
前几年，当新潮迭起，一些青年评论家拉出一副跑马圈地的架势，争先恐后地构筑自己的体系时，他没有被那一时的热闹劲儿所迷惑，而是脚踏实地苦苦寻求在理论与创作之间的直接对话，建构属于自己的批评风格和审美规范。这几年，他的评论无论是对一个时期一个年度创作的宏观扫瞄，还是对某部（篇）作品的单个透视，都能严格把握一个原则：那就是不作任何意义的无原则的吹捧，严格地按作品的本来面目论是非。所以，他评断作品，常常从思考创作的缺憾入手，因为他一向认为在创作中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大多是从最薄弱最不足的地方着手的，所以，他的评论中谈不足，谈困境，谈缺憾，占有相当大的份量。许多作家特别是军旅文学作家中的佼佼者，其作品大都经历过他的解剖刀。青年作家阎连科是近几年涌现出来的文坛新秀，不少论者认为他是前程无限，将会有一番大作为，各种谀美之词便纷至沓来。这时候唯有朱向前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他称阎连科的创作“目光投向比较散乱，既写农人，亦写军人，逮住什么就写什么，冲动一来就下笔千言，还谈不上什么深谋远虑和总体构想。”他提醒阎连科：“长处即短处，优势同时也是局限。如果自恃‘善编’，再加上语言的天生丽质，再加上‘根子’粗壮，就认为本钱甚大，就不予珍惜，就恣意挥霍，那就很麻烦了。”他指出阎连科某些小说的题目是“欠推敲和粗糙甚至是失败的。”他批评黄献国某一个阶段的小说创作的时候，其用语更是率直真切，他称黄献国“有一副好牙口，却没有一个足够坚强的胃……明显的带有消化不良的痕迹，不是在迷恋结构中陷入混乱，便是在一味魔幻时失去分寸。”对于高唱着“农家军歌”走进军旅文坛的新秀陈怀国，他的批评更是一语见的：他（指陈怀国）“成也在‘实’，败也在‘实’；成在生活的扎实与感情的真实，败在艺术的太‘实’与太‘满’。……让人觉着实事多而意境少，不仅可惜了素材，而且降低了艺术品位。”向前的这些近乎挑剔近乎苛刻的批评，对一些作家来说听来似觉苦涩，甚至会感到难以“下咽”，但我以为这确如地道的良药，真正要立身文坛成就一番事业的作家，不妨多听听这逆耳之言，这要比听那些顺耳的恭维话要有更多更深的教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么清醒的认识的。心胸狭窄者听了批评会觉得很不是滋味儿，甚或觉得评论家在故意找茬儿，跟自己故意过不去。不能背后“交流交流”吗，何必非诉诸于文墨呢？自然，如此讳疾忌医者，在文坛想成一番事业也难。当然，更多的作家则是从诤言中获益，在接受批评中自省，在看到自己的问题和不足之后，不断完善自己的创作。然而，你是小肚鸡肠也好，从谏如流也罢，朱向前大抵是不看这些的。他面对的是艺术，在艺术面前他只能以客观标准论是非，他追求的是真理，在真理面前只有平等的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这便是朱向前一以贯之的批评家的风格，这也是他的文学评论所以能卓然独立的重要原因。凭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实作风，更多的作家视他为良师和诤友。在对客观真理执著追求和不断探索中，他渐渐形成着属于他自己的批评风格和权威。
或许有人会说，对普通人的作品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尚可做到，对名人，特别是对自己熟悉的名人提出批评，怕未必就那么容易了。诚如一位批评家所言：批评难，批评缺点难，批评有名的人的缺点尤其难，批评认识的有名的人的缺点难乎其难！然而，恰在这一点上，朱向前表现了一个正直的批评家的胆识和气质。对普通人他常常诤言相告，推心置腹，对名人、熟人他同样抛弃情面，坦诚相见。这里我只举一例，这就是他对朱苏进长篇小说《炮群》的评论《半部杰作的咏叹》。这篇长达数万言的评论，在《灰与绿》中，这是一篇举足轻重的作品，也是作者批评风格的一次最为集中的展示。朱苏进是当代军旅文坛的领风骚者，据说与朱向前私交甚好。朱苏进的长篇小说《炮群》问世以后，曾引起军内外文坛的关注。对这部作品人们褒贬不一。但迄今为止，朱向前的《半部杰作的咏叹》在所有关于朱苏进作品的评论中，我认为这是最切近他的创作实际的一篇，同时又是对朱苏进作品的批评最为尖刻的一篇，鉴于这篇作品在《灰与绿》中的重要地位，我不能不就此多说两句。《炮群》的问世，无疑给军旅文学创作的深入提供了一次借鉴。但对这部成功与失败参半、优秀与缺憾并存的作品，评论界曾一时举棋不定，即使有少数篇什问世，也往往因失之于浅薄而不被人所注意。《半部杰作的咏叹》的可贵处，就在于作者对原作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研究，从而提出了一些独到且令人信服的见解。作者在对《炮群》加以肯定的同时，尖锐指出了其明显不足。比如，在人物塑造方面，作者直接了当地指出，朱苏进笔下的人物“靠”得厉害，《炮群》中的许多人物，“好象都只是苏子昂性格的或一侧面，或者说整个是一群大大小小的苏子昂。”他批评朱苏进因在创作中“强悍而坚固的自我个性，”导致他“不仅在现实生活中而且也在文学创作中只对同类的高质量、高智商的清高者‘孤芳自赏’，而对此以外的广大人群只保持遥远的‘凝眸’，不进行更多的接近、接触、了解和容纳。”读过《炮群》及朱苏进其它作品的人，大多有这样一个印象，他笔下的女性大多显得苍白和单薄，这不仅暴露了朱苏进不善驾驭和表现女性的短处，还最明显地说明他笔下人物性格色彩的单一。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朱向前的分析。对《炮群》的结构，他同样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炮群》“总体结构框架严重倾斜。开篇以浩大气势推出的大人物们（后来）渐次隐去，后来倒是小人物谷默成了一个主要支点，实在不堪重负。收尾处再把宋泗昌匆匆拉出来与苏继母结婚，是一个明显败笔，它既缺乏生活逻辑的必然性，又陷入了一个俗气的泥沼。”“全篇文气未能一贯到底，中间形成明显的断裂感。”这些中肯的评论，我以为是十分精到且恰如其分的，它非常附合朱苏进创作的实际。不仅对于作家而且对于批评家，同样都有着十分现实的借鉴意义。
对于文艺批评家来说，勇气固然是重要的，但比勇气更重要的是严谨的科学态度，这就是不能不负责任地胡批乱批，不能简单地一般地去展览不足，陈列缺陷。重要的是要让被批评者心悦诚服。在这方面，朱向前的研究方法也是值得评论界予以特别重视的。他向来不赞成把对创作的研究弄成什么定量分析之类，弄成条条框框，他努力于创作与评论沟通的实践，以使两者不“隔”。所以，他总能楔入作家作品和创作运动本身。无论是对创作现象的宏观扫瞄，还是对作家状态的细微触摸，他的批评都一样重发现、重创见、重感悟、重体验、重灵性、重文才，敏锐泼辣而不乏稳重深思，认真严肃而不乏鲜活灵动。与一般批评家不同的是，他不仅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文学运动的发展变化，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深入的而不是肤浅的研究作品，而且特别注重研究要从作家本体出发，以求对作家作品的准确把握。诸如作家们的人生经历、生活氛围、性格爱好、家庭环境乃至心理特点，他都有一本明细帐。这被一些批评家认为是批评以外的事情，于他却是从事批评研究的重要借鉴。因为任何人的创作不可能超越他的人生阅历的局限，从研究作家本体出发，对作品的分析将会更加客观，褒奖也好，批评也好，都不会信笔由之。这将会指导和帮助作家站在一个崭新的更高的角度认识自我，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在《灰与绿》中，那些将作家本体与创作融为一体的内容，往往也是最为精彩也最能令人信服的篇章。
在当前直言批评日渐稀少，而对庸俗的捧场风日渐习惯的文坛，《灰与绿》的出版无疑是一曲空谷足音。朱向前以满腔的热情呼唤和倡导实事求是的批评风气，这是十分可贵的，但愿这种呼唤能尽快成为批评理论家的艺术实践。
（原载《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