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若先生：
今天早晨在吃饭的时候，接了宗白华兄一封信，附了二三张《时事新报》的《学灯》栏。我许久没和他通信，得了他们这一卷的琼琚，又可以消我好几天的岑寂，已经喜欢的很。看到他那封信中间说：他近有一种很可喜的事体，可减少他无限的烦闷，给与他许多的安慰。就是他又得着一个象我——他信上是这们说，究之我能象先生与否又一问题——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又说：他已写信给你介绍你和我通信，同我做诗伴。问我知道了么？又说：他现在把你最近的一首长诗和寄给他的一封谈诗的长信，寄给我看。看了，便可以知你的为人和诗才了。又说：他还有复你的一封信，也写给我看。
沫若先生！我若是先看了你的长诗，我便先要和你订交——那怕是你不肯下交我这样的蠢物——又何况有白华兄这样的珍重介绍呢。我真欢喜！我真幸福！我所交的朋友很多天真烂漫，思想优美，才华富丽的人。于今又得了一个相知恨晚“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我如何不喜欢，如何不算幸福呢！我还告诉你几个：易梅园[1]先生是我的“知己舅父”；易淑瑜女士是我的“知己爱人”；我又要特别介绍的，便是“意坚识著，百苦不回”的易克勤夫人我的母亲。我这个“弱点的集团”“蒙稚心的所有者”包围在这个百花齐放的乐园中，也大有萌动昭苏的希望，和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我看了你的给白华的长信了。真论的透彻。我觉得有了你这篇诗论，我那几万字的《诗人与劳动问题》都可不作。
我最爱的是真挚的人。我深信“一诚可以救万恶”这句话，有绝对的真理。诚之一字，在新伦理也好，旧伦理也好，都是不可少的基本要素。我看见自来的人伦上的关系现象，多半是朝欺其野，父欺其子，夫欺其妇，兄弟欺其兄弟，朋友欺其朋友；做其民，其子，其妇，其弟，其友的，又转以欺其关系者，人我相欺几使人疑世界上没有一事是真的。譬如现在的甚么新运动，新人物，有许多不真面目的地方，使人觉得中国还未易乐观的。新人物中间，浮嚣者多，真挚者少；所以真可靠的很少。现在的士风，又太容易推许人。庞士元十中得一的心思[2]，未尝不好。然而坚使自欺欺人者多，却是很大的弊病。记得黄日葵[3]兄依马鹤天[4]先生的介绍与汉订交的时候，他从南京旅次来一封信，称我为“模范少年”，恭维的我无地自容。我便写信告他以我个人的真相。那时知我最甚爱我最深责我最力的，便是我的舅父易梅园先生，我便将他评我的话，和他人评我的话，我自己解我自己内部生活之现状，老老实实的告诉他，而附了我旧作的诗给他。我说：“你要交我，我只是这么一个‘不良少年’，去你理想中的‘模范少年’的田汉，不知道多少远。劝你还是不交我的好。我自己不好，已经痛苦。加上你若识破我的元身，消灭你的幻象，使你痛苦，那么我更痛苦了。你若不弃这个不良少年，便请你时常来匡正我，督责我。你也不至于失望，我也不致于惶愧。”后来我和日葵的笔和口的谈话，都是人格公开。就是和其他的好友相交，也是一样的。倒也使我的心中减少了许多的不安。至于我的爱人，她是与我自小儿一块同长大的，后来又常通函札。去年暑假我回国去，便和她同到东京来读书。我和她的性质，习惯，家庭的事，交际的事，都是互相知道的，所以我豫想我将来或能有一个很好的家庭。但我们距结婚的时间还远着呢！
你给白华的论诗的信，正好象我和日葵订交的信，真算是真善美的萃点啦！——我的信却算不到——你这样真挚优美的人，我如何不爱！我如何不要找你做我的诗友，做扶我这个醉人的扶者。
沫若先生！你的《凤凰涅槃》的长诗，我读过了。你说你现在很想能如凤凰一般，把你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烧毁了去，从冷净的灰里，再生出个“你”来吗？好极了，这决不会是幻想。因为无论何人，只要他发了一个“更生”自己的宏愿，造物是不能不答应他的。我在这里等着看你的“新我”new ego啊！romain rolland所描写的joh-n christopher[5]最后说：“lord，art thou not displeasedwith thy servant？i have done so little. i could do nomore……l have struggled，i have suffered，i have erre-d，i have d……let me draw breath in thy fath-er’s drums. some day i shall be born again for a newfight.”我们的生涯总是“受了一次生为一次战斗之后，便‘shall born again
for a new fight’”哩！我既没有学问，又不晓得做甚么诗——虽说也学做过几首——却承你过望，望我做“中国新文化中的真诗人”这却大不敢当。我将来或者能做几首诗来慰藉你请你改订，或者也能做一个不十分虚伪的人，以期不负诸师友的厚望啊！望你常写信来教督我，把我当你的弟弟一样好吗？春假来东京吗？
田汉九。二，九。
[1]易梅园（1882—1920），名象，湖南长沙人。南社诗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一九二○年在长沙被军阀杀害。
[2]庞士元（179—214），名统，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三国时蜀国刘备的谋士。《三国志·蜀书·庞统传》：“性好人伦，勤于长养。每所称述，多过其才，时人怪而问之，统答曰：‘当今天下大乱，雅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方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谭即声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世教，使有志者自励，不亦可乎？’”
[3]黄日葵（1898—1930），字一葵，广西桂平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早期共产党人，曾与邓中夏创办《国民》杂志社。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政治部主任；后为南昌起义宣传委员会委员。
[4]马鹤天（1889—1962），山西芮城人。当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任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委员，参与编辑《民彝》杂志。
[5]英语：罗曼·罗兰所描写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作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他著名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主人公。下面的英语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临终前说的一段话（据傅雷译本）：“主啊，你对于你的仆人不至于太不满意吧？我只做了一点儿事，没能做得更多。我曾经奋斗，曾经痛苦，曾经流浪，曾经创造。让我在你为父的臂抱中歇一歇吧。有一天，我将为了新的战斗而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