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殷代殉人的情形，最初是由郭宝钧先生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的。参加那次座谈会的除郭宝钧先生之外，有丁瓒、王冶秋、裴文中、徐炳昶、苏秉琦诸位先生。

听了那次报告，我当时便认为是殷代奴隶社会的绝好证据，怂恿报告者把它写出。因而便有一月二十九日他给我的一封信。这信我已经收录在《十批判书》的改版书后（即本书《蜥蜴的残梦》）里面去了。其后宝钧先生在三月十九日《光明日报》的《学术》副刊上发表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一文，日期署的是三月八日。但内容和给我的信，大体上是一致的，只是有了些细节上的却也相当重要的改变。

在原信中“以殷陵殉者为多，殷墟较少，合共二千人以上。此皆三千年前残暴社会下之牺牲者”下边有一个括弧，括着“推想奴隶居多，近身者或亲信”十二个字。这十二个字在《记殷周殉人之史实》里面被删除了，而加上了“此一段史实，对于古代史研究，究能说明何事，所殉之人，是否皆奴隶，是否皆从事生产之奴隶，作者未敢进一步推断”。

给我的信大约是受了我的意见的影响，故说“推想奴隶居多”。发表的文章，自然是经过了一番考虑，或许又是受了别人意见的影响，故“未敢进一步推断”。

我在三月二十一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说明了我的意见。我是认为“这些毫无人身自由，甚至连保全首领的自由都没有的殉葬者，除掉可能有少数近亲者之外，必然是一大群奴隶”。因此，我是坚决地相信“这一段史实，正说明殷代是奴隶社会”的。

我这个推断引出了杨绍萱先生的《关于“殷周殉人”的问题》（四月二十六日《学术》副刊），文中虽然没有写出我的名字，但实际上是向我提出的。我曾责怪宝钧先生“未免谨慎得有点成为问题”，杨先生却称赏“这个慎重态度十分必要”。杨先生的主要论点是：殷墟殉人的史实不能成为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证据。换句话说，也就是我的推断太不谨慎。

本来很想写点意见出来回答，因为事情忙，来不及写。后来五月二十四日又在《学术》副刊上看见了陆懋德先生的《试答杨君绍萱的“殷周殉人问题”》，却很详细地替我回答了。陆先生的文章我大体上是同意的，我很感谢他提供了不少我所未曾接触过的资料。

对陆先生的文章，杨先生又有了反应，便是六月二十一日《学术》副刊上的《读陆懋德先生“试答殷周殉人问题”论文之后》。在杨先生认为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便是殉人史实不能成为奴隶社会的证明，因而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也还是问题。

这问题要清理起来应该清理得更远，远到我们开始用科学的历史观点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初期，而且把问题惹出来了的也依然是我。

我在二十多年前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时候，那时殷墟的科学的发掘还没有开始，所根据的殷墟资料，主要是很不完全的由刘铁云、罗振玉诸人所收购得来的一些东西。那时我很鲁莽地下出了殷代是金石并用时代的一个错误的判断。这在日本学者方面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由这一错误又引出了别的错误，便是把殷墟文化看得很原始，说殷代是原始公社制的末期。这些错误，我自己早就纠正了，但留给朋友们的影响却是很深，实在是应该由我来负责的。

所谓金石并用时代，那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那时主要使用石器，而有纯铜器的使用出现。这个阶段还没有从中国的地下发见。殷墟，据其后的科学发掘，出现了无数的青铜器，而且非常精美。殷代已经断断乎不是所谓金石并用时代了。纯铜的使用，中国还不知道究竟始于何时[1]。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这在冶金术上是有了很大的进步的。

就是甲骨文，根据我们后来的研究，也和我们初期所推想的大有不同。文字和内容都表现着已有充分高度的文化，尤其生产状况，决不是所谓原始公社制所能含孕的了。农业生产已经在进行大规模的种植。例如“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这样的卜辞有好几例。又如说“王往，以众黍于冏”，“维小臣令众黍”，所谓“众”，所谓“众人”，就是从事农耕的生产奴隶。众字是象日下三人形，正表明耕者在太阳底下操作。周初的颂诗《臣工篇》“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周初的众人同样是耕田的人。在周孝王时的《曶鼎铭》中有表示“众”的身分的记录，是和“臣”的身分一样，没有人身自由可以被所有者任意给人的东西。

这种“众”或“众人”，在周初的金文里面又称为“庶人”，是被包含在“鬲”或“人鬲”，也就是所谓“黎民”或“民仪”里面的。《左传》上说“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皁隶不知迁业”（襄公九年），可见庶人就是农夫，有异于工商和其他的家内奴隶。

这种人固然是所有者的财产，然而是顶贱的财产。请看下列的两项赏赐物的清单便可以知道：

“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夨令簋》）

“锡汝鬯一卣、冕衣市舃车马。锡乃祖南公旂用兽。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大盂鼎》）

这是周成王和周康王时候的铭文。前一例中“贝十朋”占第一位，“臣十家”占第二位，“鬲百人”占第三位。价值愈贱的，数量也就愈多。第二例中一罐子祭神的香酒占第一位，衣服车马旗帜占第二位，人鬲最贱，人数也最多，而“庶人”是人鬲中的最下等。

周人的文化是承继殷人而来的，根据这些，难道我们还不能断定，殷代的“众”和“众人”就是农业上的生产奴隶吗？

奴隶的价格在《曶鼎》里面也有记载，五名奴隶只抵得一匹马和一束丝。就到了西汉，根据《史记》的《货殖列传》：“马蹄躈千，牛千足，……僮手指千。”（一个人十指，千指是一百个人。一条牛四足，千足是二百五十条牛。马蹄四，竅九，十三除千是七十七弱。）一个人虽然可抵两头半牛，却抵不上一匹马。

知道了这样的价格，便可以知道，殷代为什么要拿那样多的人来殉葬。“毁灭财产”是事实，但那是最贱的财产。殷王所“毁灭”的“财产”比这更贵重的多得很，青铜铸的彝器、兵器、以及玉器、石器、骨器、白色陶器、比人高贵的牲畜等不知多少。而且我们须得知道，这些“财产”在古代的人看来并不是“毁灭”了。它有两层的作用，一层是供死者在地下使用，另一层是贿赂地下的神鬼，免得为害于死者的家属或损耗更多的财产。这种意识就是今天烧冥钱的人也还具有着的，他们并不认为是糟蹋了纸，或冤枉花了钱，而是认为尽了孝道，免得死者在阴间受穷，而同时也使生者在地上受福。有了这样的作用，就“毁灭”一点“财产”，又有什么吝惜的呢？我们不要把进步的观点去解释那些落后的现象。

在这里我想引用一点地下出土的东汉末年的材料。

一九三五年春间，同蒲路开工，得到了一个瓦盆（出土地不明）盆内四周丹书二百一十九字。其全文如下：

“熹平二年十二月乙巳朔，十六日庚申，天帝使者告张氏之家三丘五墓、墓左墓右、中央墓主、冢丞冢令、主冢司令、魂门亭长、冢中游击等；敢告移丘丞□栢、地下二千石、东冢侯、西冢伯、地下击犆卿、耗里伍长等：今日吉良，非用他故，但以死人张叔敬，薄命蚤死，当来下归丘墓。黄神生五岳，主生人录；召魂召魄、主死人籍。生人筑高台，死人归，深自貍，眉须（鬚）以（已）落，下为土灰。今故上复除之药，欲令后世无有死者。上党人参九枚、欲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立制牡厉，辟除土咎，欲令祸殃不行。传到（‘传’是文书的意思）约敕地吏，勿复烦扰张氏之家。急急如律令。”

这是东汉末年的阴间，还没有受到印度思想的影响。阴间的统治社会是阳间的统治社会的翻版，想来殷代的阴间也会和这差不多，只是神鬼的名称不同一点吧了。少不了一定有一批地下的诸侯、诸监、太史寮、卿士寮之类。

在这个盆文里面也有殉人的孑遗：“上党人参九枚、欲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人参是有生命的东西，所以拿来代替生人，铅人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所以拿来代替死人。这和殷墟有生殉和死殉的两种殉法是一致的。但进上这些东西的作用是“欲令后世无有死者”，是“约敕地吏，勿复烦扰张氏之家”。贿赂的意义非常浓厚。

根据这项后代的资料，对于殷代殉人的意义可以增加一些了解。因此，殷墟的“殉葬者，除掉可能有少数近亲者之外，必然是一大群奴隶”，我始终认为是正确的断案。但我须得声明，我并不曾如杨先生所指责的，把殷墟殉人遗骨“全部引为殷代奴隶社会之证据”。“不全是奴隶”，早就不成为问题的，“全不是奴隶”，那才成为了新的问题。

要说殷墟的殉人“全不是奴隶”，实在是没有办法来说明。是氏族社会的成员吗？当然不会拿这么多的成员来牺牲。是别民族的俘虏吗？这俘虏是临时去拉来的呢？还是平时养畜在那儿的？临时去拉那么多俘虏来殉葬，道理说不通。平时养畜在那儿的，谁生产来养畜他们？

我再诚恳地说一遍，责任实在是应该由我来负的。是我以前搞错了，把殷代定成金石并用时代和氏族社会末期。有了这一对先入见，对于史实的看法便不兔要受着限制。我希望朋友们实事求是，根据史实把那种不正确的判断丢掉。草鞋不合适，另外换一双。有一双合脚的新草鞋，便是殷代是青铜器时代和殷代是奴隶社会。

中国的奴隶社会究竟始于何时？谨慎一点的人今天还不敢说：因为材料不够。终于何时呢？也异说纷纭。我自己很想把春秋和战国之交作为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水岭。秦、汉时自然还有人口贩卖，官奴私奴，乃至生产奴隶的存在，但已经不能任意屠杀[2]，不是生产方式的主流了[3]。尤其在汉代，私家生产奴隶的大量使用多在偏僻地区，如卓氏、程郑之例是偏在西蜀。中国的发展不平衡，不好以一隅来概全面。又汉时的人口贩卖已屡次悬为禁例，即在汉高帝时，因“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汉书·食货志上》），人口贩卖要得到公家的许可才可以做了。这是值得注意的，奴隶社会的人口贩卖是天经地义，何须你公家许可呢？

关于中国奴隶社会这个问题，应该从全面来作一个总解决，即是从生产方式一直到意识形态来作一个全面的清理。但在今天实在是没有这个工夫，似乎也没有什么迫切的必要。暂时就寄放在那儿吧。在今天只要搞历史的人知道社会是发展的也就够了。奴隶社会的始终，那是次要的问题，将来材料积多些，总会成为定论的。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1]据考古工作者近年初步研究，我国古代开始出现铜器的年代，应该早于齐家文化时期。

[2]《史记·田儋列传》：“田儋者，狄人也。……陈涉……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佯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集解》引服虔曰：“古杀奴婢，皆当告官，儋欲杀令，故诈缚奴而以谒也。”这可证明秦时私家奴隶已不可任意屠杀。汉代自武帝以后，杀奴亦在犯罪之例。——作者注

[3]秦吕不韦有家僮万人，用以经商。汉代官奴私奴多用以冶铁采铜或从事其他手工业。奴隶虽从事生产，但从事生产主流的农民已经不是奴隶。——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