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主要关键当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去追求。生产力提高了，使旧有的生产关系不能相适应，因而突破了旧有的关系而产生新的关系。

是什么因素把生产力提高了，而且划时代地提高了呢？

在古代，铁的出现和使用是值得特别重视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战国时代，耕器已普遍用铁是不成问题的。《孟子》书中有“以釜甑爨，以铁耕”的话，可见“以铁耕”在孟子当时和“以釜甑爨”一样已成为常识；更可见“以铁耕”，其事不始于战国，必当更要早得多。

秦代已经有铁官。司马迁的先人司马昌就曾经做过秦的铁官（见《史记·太史公自序》）。董仲舒说秦“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见《汉书·食货志上》），战国时代在董仲舒说来不能算是“古”，在秦代看来更不能算是“古”。根据董仲舒这句话，可见设官征收盐铁之利也必然要超越战国时代而更古些。

《考工记》毫无疑问是春秋时代齐国的官书（参看拙著《天地玄黄》中《〈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一文），那里有“段氏为镈器”，可惜职文适缺。镈器就是耕器，官名“段氏”，段即锻之省，可见耕器是以铁为原料的，因为铁须锻炼。以贵重的青铜作耕具是极少数的例外，是仅仅在典礼上使用的。

春秋中叶齐灵公时有名的古器“齐侯钟”，铭文里面有“造□徒四千”的话。“□”应该就是铁字的初文或者省文。由此可见，齐灵公时确已有采铁冶炼的官徒了。（这个□字的关系很重要，我以前没有认识清楚，近年来才体会到了。）

因此，管仲相齐桓公“官山海”便可以得出新的意义。“官”者管也，“管海”自然是指管制盐业，“管山”就是把矿产管制起来，这里就包含着铜铁。齐桓公时已有铁的使用，我看是毫无疑问的。

因此，《国语·齐语》里面，管仲所说的“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试诸壤土”，美金是指青铜，恶金是指铁，也是毫无疑问的。铁在未能锻成钢之前，品质赶不上青铜，故有美恶之分。再者，《管子·轻重》诸篇说到齐有“铁官”，《轻重》诸篇虽已证明是汉文、景时的作品，但依托者不能凭空捏造，多少也是有些根据的。

因此，齐桓公之所以能够划时代地成为五霸之首，在诸侯中特出一头地，在这儿可以找得出它的物质根据。煮海为盐积累了资金，铸铁为耕具提高了农业生产。所以桓公称霸并不是仅仅由于产生了一位特出的政治家管仲，而是由于这位特出的政治家找到了使国富强的基本要素。

如果齐桓公既已使用铁作为耕具，则铁的出现必然更要早些。一种有使用价值的物质要真正被有效地使用，是要费相当长远的摸索过程的，特别是在古代。因此，铁的最初出现必然还远在春秋以前。

《诗经·秦风》有《驷驖孔阜》一诗，是秦襄公时候的诗。那是在周平王初年，即东、西周之交。驖据说是马色如铁故名驖，古本也有径作“鐵”的。这可能是铁字见于可靠文献的开始。（《禹贡》有“璆鐵银镂”，但那是战国时代的书；《山海经》中有铁，那可能更后。）

要在文献中再往上追溯就很困难了。

从地下发掘的情形来看，又是怎样呢？

近年（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中国科学院在河南辉县固围村进行发掘，从第一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铁器。《辉县发掘报告》上说：“铁器出土分二处，一处在棺椁外大墓室中，共四十四件，大都是农具，应为造墓时所遗留。一处在南墓道上住穴中，共斧凿刀削等二十件，箭镞等七十九件，大都是工具及兵器类，似为守吏用具。”

这批铁器已被考定为二千二百余年前的古物。“冶炼技术，已有相当程度的进步”（《辉县发掘报告》第八三页）。后经初步化验，已证明当时的冶炼法是所谓早期冶炼法（即固体还原法），而在成型工艺上已使用模具，“模具的使用是在相当发展基础上获得的。因之金属工艺还应该出现得更早些”（《考古学报》一九五六年第二期孙廷烈《辉县出土的几件铁器底金相学考察》）。

另一批值得注意的铁器是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七日热河兴隆县寿王坟村出土的八十七件各种工具的铁范。计有锄范，双镰范、范、斧范、双凿范、车具范等（参看《考古通讯》一九五六年第一期郑绍宗《热河兴隆发现的战国生产工具铸范》，又《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图版五〇——五二）。这些铁范多有“右酉”二字，准“物勒工名”之例，“右”当是右工师，“酉”当是工师之名。字体是战国时文字。后经调查证明，出土地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业工厂”，铁范是用来铸造铁器的。（根据上注《考古通讯》。）

这两批铁器都是属于战国时代，而且可以说都是很幸运的发现。铁器，我们要知道，古代贵族是不屑于拿来殉葬的，平民是舍不得拿来殉葬的。因此，从古代墓葬中找寻铁器是相当困难的事。上述的两批铁器都不是殉葬品，很值得注意。

解放以来出土的战国时代铁器，除上述两大批外，长沙、郑州、山西、东北等地零星出土的也还不少，但可以确切证明是在战国以前的却还没有见到[1]。是不是在战国以前还没有铁器使用呢？从文献上的资料和上举辉县、兴隆两大批出土资料看来，是可以坚决地否定这种说法的！四十年前章鸿钊著《中国铜器铁器时代沿革考》（见章著《石雅》附录），断定春秋、战国之交为“始用铁器时代”，考古学家至今还信奉着他的说法，我看是太保守了。

战国以前的铁器，解放前可能已有过出土的机会，但因为骨董家们喜欢的是“吉金乐石”，一些腐烂的生产工具不曾被他们重视，因而没有被保存或纪录下来。初期铁器冶炼不精，容易锈蚀而归于消灭，也是不容易被保存下来的。四、五年前我在京曾见有带铁的铜兵残件一二件，相传出自殷墟；其物不知何时流入日本，梅原末治据以研究，断论殷代已有铁。（去年年底访问日本时，梅原氏向我当面提及，文章尚未见。）但非经科学发掘，是不足凭信的。

战国以前的铁器，我坚决相信，是可以有大量出土机会的。尽管铁器容易锈蚀，生产工具在使用过程中也多半被销磨改铸，但古代兵器库或农具仓库（如辉县那样）和工厂遗址（如兴隆那样），在更进一步的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中，必然很幸运地还有发现的可能。我衷心期望着这样幸运的机会多多出现，我也衷心期望着各地从事基建工作的同志和从事考古工作的同志对于古代铁器的出土特别加以重视。尤其在考古工作方面，有计划地探寻并发掘古代冶铁遗址，是值得考虑的。

战国以前的铁器如果能够大量出土，那就可以使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种看法，即以春秋、战国之交为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界限，获得更多的铁证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

[1]已经出土了一些春秋时代的铁器。例如，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二年，在江苏六合程桥属于春秋晚期的两座吴国墓葬中各发现了一件铁器。其中，一号墓出有铁弹丸，二号墓出有铁条。经过金相检查表明，铁丸是白口生铁铸成，铁条是由块炼铁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