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侈靡篇》，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篇具有特色的相当重要的文字。但因错简很多，错字错句更不少，很难通读[1]。因此，两千年来似乎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近来我把它返返复复地读了好多遍，把错简整理了一番，把重要的错字错句也尽可能地加以校正，全篇文字在基本上勉强恢复了它的原状。我在这个基础之上，打算进一步地进行它的内容的分析。
一 本篇的制作时代
首先我要讨论这篇文章的制作时代。
这篇文章虽然是用齐桓公和管仲一问一答的形式写出的，但和《管子》这部书整个不是管仲做的而是战国、秦、汉的人假托《管子》的文字的总汇[2]一样，这篇文章也断然不是管仲自己的文章。它不仅不是管仲自己的文章，而且也不是写于春秋时代、战国时代乃至秦代。它是写于西汉初年汉惠帝在位时吕后专政时代的东西，即是写作于公元前一九〇年（汉惠帝五年）左右。这在本篇里有明确的证据。
证据之一：
“问：运之合满安藏？
二十岁而可广，十二岁而聂广，百岁伤神。周郑之礼移矣，则周之律废矣，则中国之草木有移于不通之野者。然则人君声服变矣，则臣有依驷之禄，妇人为政，铁之重反于金[3]。而声好下曲，食好咸苦，则人君日退，亟，则溪陵山谷之神之祭更，应国之称号亦更矣。”
这是一段足以考证年代的很重要的根据。这虽然采取着觇运候气的观点而出以预言的形式——迷信气运图谶就是秦、汉以来的习气，而以汉人为最盛，但它所说的实在是当前的事实。最值得注意的，是“妇人为政，铁之重反于金”的两句。“妇人为政”的史事，在吕后以前虽然并不是没有，然而并不那么显著。而这两句是以“铁之重反于金”和“妇人为政”联带着说的，那就呈显出时代性的双重烙印了。
中国的铁器时代是自汉以来才正式当令的，秦始皇帝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了中国，把天下的兵器收集了起来，销毁了，铸成了十二个大铜人[4]。这是标示着铜器时代与铁器时代的转折点。在秦以前，殷、周时代的兵器和贵族阶级的其他服用之器是用青铜铸造的，青铜在古时一般即称为“金”，把铜作为了金属的代表。铁的发现大抵是在春秋年间，起初只能产生毛铁，还不能锻炼成钢铁，因此铁有时被称为“恶金”，和青铜被称为“美金”相对待。毛铁只能用来做些粗糙的工具，主要是耕具之类。到战国末年，铁的使用才上升到兵器的阶段，但主要是在南方的楚国，尚未推广。秦始皇帝的销毁铜兵，并不是表明从此不打仗，而是表明从此不用铜兵作为主要武器来打仗。铁的武器的使用，事实上是在汉代才逐渐推广了的。能了解这段历史事实，便能了解“铁之重反于金”的重要意义。这是说铁的价值反在青铜之上。这在那处在铜器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的人自然是视为惊奇的事，也就和“妇人为政”是同样地值得惊奇。
中国自从成为男性中心社会以后，妇女便降到奴隶的地位，一般地是认为不能操持政柄的，不仅国政不能主持，即家政也不能主持，所谓“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母鸡是不能报时的，母鸡一报起时来，那一家就完了）[5]。这种重男轻女的情形也就给铁初出现时一般是重铜轻铁的一样。然而铁器终于登上了王位，压倒了铜器，这也就和吕后摄政压倒了一切的男子一样。因此“妇人为政，铁之重反于金”，这两个具有重大历史性的社会现象联带着说，就毫无可疑地揭露了作者时代的双重帘幕。因此，我敢于下出这个结论，即是《侈靡篇》必作于公元前一九〇年左右吕后专政时代。
懂得了这个关键，上举一节中还有好些预言形式的话，就可以一戳即穿。例如“二十岁而可广，十二岁而聂广”，便是其中之一。“可”字假借为柯，就是政权的意思；“聂”字假借为摄，就是摄政的意思。秦王政（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兼并了天下，即皇帝位，在位凡十二年，二世皇帝在位二年，子婴（三世）一年；其后五年（公元前二〇二年）汉王刘邦即皇帝位，这期间刚刚是二十年。故所谓“二十岁而柯广”，是说秦统一天下以后二十年汉家的政权便昌盛起来了。汉高祖从他被封为汉王的一年（公元前二〇六年）起算，在位刚刚十二年；其后惠帝即位，吕后即临朝辅政。故所谓“十二岁而摄广”便是刘汉起家十二年之后摄政的大权便昌盛起来了。这些说的都是当前史实，故数字准确。所谓“百岁伤神”者，大概是指惠帝百年（逝世）之后，汉家的基业将要转移，故下边所说大抵都类似改朝换代的话。其中有所谓“中国之草木有移于不通之野者”所指的大约是匈奴。当时匈奴甚强，冒顿单于不仅打败过汉高祖，而且对吕后曾给以极端侮辱的国书[6]。通东西两汉对于匈奴都感受着很大的威胁，屡次以子女玉帛与匈奴和亲，保持着相当屈辱的和平局面。这些倒是真正的预言，然而却没有应验。
证据之二：
“地之变气，应其所出。水之变气，应之以精，受之以豫。天之变气，应之以正。且夫天地精气有五，不必为阻其亟而反其重（动）。”
这是承继着战国以来阴阳五行的说法。所谓“天地精气有五”，就是说明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之气。五行本来倡导于儒家的子思、孟轲（见《荀子·非十二子篇》），是中国古代的原子论，这把宇宙的物质成分分析为五种基本原素，和印度的四大说、希腊的四原子说有相平行的地方。这种物质的原素，其后抽象化而为精气，发生了相生相克的原子周期说。相生，即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如此循环以至无穷无尽。一年的春夏秋冬加上中节，便该当于这样的相生循环，即是春为木，夏为火，中节为土，秋为金，冬为水。如此年复一年，以木、火、土、金、水之次，递次循环以至于万年永劫。这种观念毫无疑问是中国的特产，因为中国地处温带，四季平匀，添设一个中节便勉强合于五行循环的公式，如在热带或偏于寒带的国家便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观念。
相生大抵是限于自然界的进展，相克则偏重于人事界的适用。相克取胜，便是斗争。即是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又克土，如此循环代替，以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主要是以邹衍为代表的战国以来的阴阳家的说法（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及《吕氏春秋·名类篇》）。五行的相生相克，本来都是从自然现象导引出来的，它的原始的观点并非唯心的胡诌。例如相生。我们了解木可以燃，故木生火。古时“钻木取火”，又《庄子》“木与木相摩则燃”，都是木生火的根据。木燃之后变为灰，故火生土。积土为山，而山中有金属矿藏，故土生金。金可融化而为液体，故金生水。（庄子所谓“金与火相处则流”。）水份为生物所必需，无水则植物必枯死，故水生木。这些都是从现实导引出来的知识，并不玄虚。又例如相克。洪水泛滥，以土为堤防，故土克水。大火熊熊，以水灭之，故水克火。火能融化金属，故火克金。金以为刀斧，可以伐木，故金克木。木可深入土中，穿岩破石，又可保持土壤，予以范围，故木克土。这些也都是从现实导引出来的知识，并不玄虚。阴阳家特别发展了这相克的一面，扩大而为人类政治五行相胜之说，即采用土气性质以克服水气，水以克服火，火以克服金，金以克服木，木以克服土，他们把这种主张傅会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朝代，认为自黄帝以来至唐、虞是以土德王，木克土，故夏代以木德王继之。金克木，故殷代以金德王继之。火克金，故周代以火德王继之。水克火，故秦代以水德王继之。水德衰颓下去，便当是土德王了。
对于阴阳五行之说有了初步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这种学说是有它的唯物论的起源，其后才逐渐发展到唯心论方面去的。有了这样的初步的了解，回头再看上面所引的证据之二的那一小段文字吧。那里分明说“天地精气有五”，即是有金、木、水、火、土的五种精气。但在上文却只说“地之变气”如何如何，“水之变气”如何如何，“天之变气”如何如何，在天地变气之间只说到水的变气，而把其他金木火土四气都一概不提了。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我认为这就是本篇作者把自己的时代透露了的又一个很好的证据。
秦朝是以水德王的，秦始皇帝是阴阳五行说的一位伟大的拥护者和实践者。他的采取水德王的办法，《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面说得很详细，在这里不必多说。秦朝灭亡了，那就是水的精气发生了变化，照豫定的步骤是应该以土德承继上去的。但汉朝得了天下，在最初的几十年间，还没有工夫考虑到所谓“改正朔，易服色”的那一套花样，汉初是相沿着秦代的水德王的办法而没有多大的变动。本篇的作者生在这样的时代，他是一位阴阳五行说的信奉者，他是主张变的。他说：已经过了时的不要再保守（“不必为阻其亟”），那样就是反动（“反其动”），应该照豫定的位次来继承水德，那就是应该要以土德来继承。但这土德王的主张，在文中没有明言。这是因为这层不是本文的重点，也是因为在当时是常识，故无需乎言明了。
根据阴阳家的说法，凡当气运改变的时候，天和地都会产生些现象来表示这种变化的征兆。我在这里要把《吕氏春秋·应同篇》里的一节话引在下边，那是保存得比较完整的阴阳家言的提要：
“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
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
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
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
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水气至而不知备，数将徙于土。”
这言论是发表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前，秦始皇帝便是采取了这种主张而实行水德王的。这所说的，明白表示着气数变的时候，天要现些征兆。只说了天而没有说地，地是包括在里面了。本篇说到“地之变气，应其所出”，所谓“所出”，就是指的“大螾大蝼”、“草木秋冬不杀”之类的那些现象。
《侈靡篇》和《吕氏春秋·应同篇》关于“终始五德之运”的说法，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但所不同的是两者的时代性，《应同篇》是产生在秦代行将统一天下的时候，那时是所谓火德已变而水气已至的时候，故吕不韦的一群人便主张早作准备。《侈靡篇》却是作于秦朝灭亡以后，水德已衰而土气已至的时候，故《侈靡篇》的作者又主张继承天下者“受之以豫”——即是按豫定的土德来继承水德。在这一点上两者都把时代性表示得非常显明。
就根据上举的两个证据，我认为，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侈靡篇》毫无疑问是西汉开国以后的十几年之内的作品。这个时代性的规定是很有必要的。要有了这个规定，我们才可以了解作者的思想，它所反映的是什么，所反驳的是什么。它所代表的阶级性是怎样？它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应该占有怎样的地位？何以它不被重视，而成为了化石般的存在？这一篇二千多年前所产生的富有思想性的特异论文，很值得我们用古生物学家处理化石的态度来加以仔细的处理。
二 本篇最大的特异性何在
《侈靡篇》基本上是一篇经济论文。就如它的题目“侈靡”二字所表示的一样，它主张大量消费，大量生产；大量兴工，大量就业。消费大，然后生产才可以促进；工作的机会多，然后人民才不致于失业。
“问曰：兴时化若何？
莫善于侈靡！
能摩故道新，奠定国家，然后化时乎！国贫而鄙富，美于朝市；国富而鄙贫，尽如暮市。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事。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7]。”
怎样才可以使时俗变化？最好的办法就是“侈靡”。要不断地消费旧的，产出新的，这样来奠定国家，然后才可以使时俗变化。城市（“国”）与乡村（“鄙”）对照起看，城市消费大而没有囤积，乡村就生产旺而谷物有出路，这样就充满朝气，比清早的市场还要美满。城市消费少而有囤积，乡村便生产不旺而谷物没有出路，这样就给罢了的市场一样，是十分萧条的。市场是用来促进生产的，但是假如商业不发达，消费不旺盛，那么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也就站不住脚了。
作者沿用着一般的习惯语，把农业生产当成“本事”，而把商业经营当成“末事”，但他并不轻贱商业。他的见解是：农业生产固然重要，然而商业经营不旺盛，不能促进消费，基本的生产也就发达不起来。故不能够重农而贱商，农与商须得同时并重，重商倒反而是重农所必要的手段。
“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利然后通，通然后成国。
利静而不化，观其所处，从而移之。
然后移商入于国，非用（庸）入也，不择乡而处，不择君（宭）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囤积）。国之山林也，财而利之，市廛之所得二倍其本。
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得〕，上下相亲，则群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贫动枳（肢）而得食矣。”
一般的百姓没有什么宝贝，只是把利益看得最重。勤勤苦苦，上下奔波，目的就在求利益。为了有利可图，然后才通有无。为了有无相通，然后才成立城市。假使得不到利益，交易不畅通，那就要看出它的原因，使它活动起来。这样别国的游商便来做生意了。他们之来是不同寻常的，来了不问什么地方都可以住下，不择什么房屋都可以使用。他们出外则追求利润，在家也不采取守财奴的办法。山林有利可图，他们就斫伐木材来图利，因此市面就繁荣起来了。税收所得比从前超过两倍，故所以上边奢侈，下边消费，这样就君臣相得，上下相亲。有钱的臣下不会把自己的私财窖藏起来，而都投入市场，那么没有钱的人也就有工作做而有饭吃了。
“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刑（型）也。
故贱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礼乐而如贱事业，本之始也。……
积者餘粒食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
此谓（为）本事。”
粟米和事业是有实质的东西，这是人生的必需品。没有粟米，人便不能维持生活。没有事业（即生产），人便不能获得粟米。这些东西要使它们“贱”，“贱粟米”是说粟米容易到手，“贱事业”是说工作容易到手。珠玉和礼乐是无用的东西，寒不能衣，饥不能食，然而作为消费手段是很可宝贵的，特别是珠玉还可以作为货币使用。因此这些东西应该加以尊重，就是说让它们发挥促进消费的作用。这就是发展生产事业的基本办法。使有积蓄者尽量的吃吧，尽量的喝吧，尽量的乘车走马享乐吧，一千年都不会讨口。为什么？因为那样便促进了农业的生产，也就是促进了“本事”。
“饮食者民之所欲也，侈乐者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
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孰能用之？
伤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8]。
丹沙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
此百姓之治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蓄化（货）。”
百姓是需要饮食的，同时也是喜欢快乐的。要使他们满足这些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欲望，你才能够使用他们。假使你只是让他们就给原始人一样，披点自然的兽皮，戴上野牛的弯角，吃的野草，喝的生水，你怎能使用他们呢？精神不愉快的人是做不好工作的，因此要使他们吃顶好吃的，拚命的快乐，要煮鸡蛋吧先画上彩色然后煮，要烧柴吧先雕上花然后烧。不要把产生丹沙的矿产闭塞掉，尽量让商家去活动。有钱的人让他们消耗，没钱的人让他们工作，这是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的路子，百般振奋而有饭吃，不仅有饭吃而且还可以有货币的积蓄。
这样极端地强调奢侈，作者是肯定享乐的。“圣人省诸本而游诸乐，大钧也，博奕也”[9]，是说要使老百姓勤于生产而同时使他们愉快，玩音乐也好，玩棋牌也好。懂得这样办的是了不起的伟大人物（“圣人”）。作者是反对赈济的。“如以（台）予人财者，不如无夺其时，如以（台）予人食者，不如毋夺其事”，假如我要给人钱财，那倒不如使他不要失掉农时；假如我要给人饮食，那倒不如使他不要失业。为了使百姓能够有工作做，他甚至主张厚葬。
“长丧以瘗其时，重送葬以起（圮）其财，一亲往，一亲来，所以合亲也。……
巨瘗堷，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使文萌也[10]。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
犹不尽，故有次浮也。有差樊，有瘗藏。皆以能别以为食数，示重本也。”
使丧期长久一点，来消磨有钱者的时间。使葬仪隆重一点，来消耗有钱者的金钱。你这样，我也这样，亲眷往来，也使得他们和睦。而在另一方面还有其他作用。例如把坟坑挖得很大很深，这是使穷人有工作做。把墓表弄得很堂皇，这是使雕工（“文萌”）有工作做。棺椁特别大，木匠师傅的生意就无限兴旺。殉葬的衣裳特别多，刺绣的女工便不会停针黹。这样还不够，还有各种牺牲的包裹（“次浮”），各种仪仗（“差樊”），各种殉葬品（“瘗藏”）[11]，这些都可以使有关的手艺人得到生活资料。这样做是表明重视本业，因为要有消耗，你本业才能发展，要有工事，你做工的人才不致失业。
因此，作者是重视货币的，因为货币便于操纵，而有促进流通的效能。在中国古代，主要是战国时代，铜铸货币的形式多采用耕具形。就是货币的币字也是从弊字转化而来。鐅字，《说文》以为“河内谓臿头金也”，《方言》郭璞注：“江东谓鍫刃为鐅”。这就明显地表明着中国古代铸造货币，是有意识地把它来代表谷物的生产价值。在这一点上，本篇中有扼要的说明：
“民死（尸）信，诸侯死化（货）。
请问诸侯之化？
弊（币）也。弊也者，家（稼）也。家（稼）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
五谷之君长耒耜，好猎之君长虎豹之皮[12]，用功利之君上金玉币，好战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
死和尸字，古时是通用的，尸是守的意思。“民死信，诸侯死货”，便是人民守信用，诸侯守货币。在货币铸造的初期尚未大量行使的时候，人民之间的贸易关系主要靠互相信用。铸造货币的大权是操在统治阶层的手里，这在他们是无上的法宝。但这货币的起源是从何而来呢？它从稼穑而来，稼穑是人民的生命所系，故用产生稼穑的工具作为货币形式而行使。货币亦有种种，有用耒耜形式的，有用皮币的，有用黄金珠玉的，有用刀兵形式的，但在基础上仍然以耕稼为本。有了货币，统治者便能够操纵谷价，操纵轻重的大权了。以极轻量的货币便可以转运大量的粟米和任何商品。
“凡轻者，操实也。以轻则可使重，〔重〕不可起轻。轻重有齐（剂），重以为国，轻以为死。”
这是从权衡上抽绎出来的理论。权（法码或分铜）是很轻的，然而只要得到一定的比例（剂），一只手可以把握的权便可以衡量千斤万斤的物重。由这现象尽可以转用于货币的价值，货币虽然轻，但依照所得到的生产劳力，它可以凭一定的比例，换取大量的农产品或其他的手工艺品。故这种轻的东西是操纵实物的权衡。实物是重要的，立国不能离开它，然而货币是灵妙的，有国者更不能不死死地把持着它。货币的流通作用，作者把它评价得很高，认为它就和“神”一样。
“珠者，阴之阳也，故胜火。玉者，阳之阴也，故胜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藏布帛。”
这一段话也见于《大戴礼·劝学篇》。《大戴礼·劝学篇》和《荀子·劝学篇》大同小异，可见《侈靡篇》的作者和荀子学派有一定的关联。这且留在下边再说。这儿的“阴之阳”、“阳之阴”、“胜火”、“胜水”等，除表明作者是崇信阴阳五行说之外，那样神秘的旧说，我们也用不着去拘泥。主要的核心就在“珠玉，其化如神”那么一句。古者是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的，《管子·轻重篇》提到这上中下三币的话屡见。珠玉、金石，在这里都表示货币。狗马、布帛则表示实物交易。货币和实物交易的对象，便是生活的必要资料——粟米。有了货币在手，那就神通广大了。（后人说“钱可通神”，也就是这儿的“其化如神”的意思。）有了货币便能操纵生产，可以使你生活资料的价格提高，也可以使你减低；可以使你集中，也可以使你消散，通过这样的法宝要来对于大夫或百姓加以操纵，那就轻便如意了。
综合上面所述，可以看出《侈靡篇》的作者，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够实现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因而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他说得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他在原则上是把农业生产作为本业，他虽然重商，但并不敢轻农。但他关于农业上的话，我们只能看到这样的几句：
“断方井田之数，乘马甸之众，制之。陵溪立鬼神而谨祭。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守战之备合（全〔？〕）矣。”
这些话很有点古典的味道，和整篇的新奇的理论不大相配称。这表明作者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本身并不怎么感觉兴趣，也没有多么大的经纶，或许因为是托古的原故——假托着管仲和齐桓公对话——因而就不能不受着些时代限制的吧？
然而，作者尽管主张大量消费，极力奢侈，但他却是有一层不可忽略的限制的，那就是最上层的统治者不好马马虎虎地跟着一道奢侈。这是一层很重要的限制，我们不能把它轻略看过，也不能看作是作者的自相矛盾。
“上短下长，无度而用，则危本。”
“毋数据大臣之家而饮酒，是为使国大消。消尧（逍遥）哉，藏于荒[13]，反于连，比若是者必从是儡亡乎！”
从这层限制上看来，作者的侈靡说是有作用的。他的主要的目的是想使下层的民众富庶，而使中层的士大夫之家（也就是地主）不能积累资金，以从事兼并，但对于商贾则不加以限制。侈靡的主张，很明显地是一种政策，它不同于悲观消极的享乐主义，也不同于漫无限制的极端奢侈。上层要有法度，中层要尽量使它消耗，下层才能得到安稳。《揆度篇》所谓“大夫已散其财物，万人得受其流”，可以借用来作为侈靡政策的说明。但《侈靡篇》所不同于《揆度篇》和其他《管子·轻重》诸篇的是：《侈靡篇》的作者还没有采取商业国营政策，不限制富商蓄贾，这是一个重大的区别。
三 本篇中的政法文教等主张
如上节所述，可以明白看出，本篇的作者是站在商贾的立场，企图建立商人与上层统治者的联盟，这样来辖制中层的地主阶级，即是士大夫阶级，所谓诸侯亦可包含在内。这样可以免得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上》）。本篇中有几句话说得很明白：“夺余满，补不足，以通政事，以赡民常。”这意思就是要均贫富而排除兼并。故从基本上看来，本篇的作者虽然是站在商人阶级的立场，并主要是替最上层的统治者划策，但他在排除地主阶级的利益上，他没有忘记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以为最上层的统治者，在用人行政上也就须得重视人民。
“承弊（赠币）而民劝[14]，慈种而民富，应时待感，与物俱长。放日月之明，应风雨而种。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斯民之良也。不（丕）有而醜（配）天地，非天子之事也（耶）？民变而不能变，是□之傅革，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民未始变而是变，是为自乱。”
最上层的统治者铸造货币供人民使用，使人民得到鼓舞；行种种方便发展农业生产，使人民有所积余。应随着天时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万物的成长而成长。就给日月一样大放光明，就给和风惠雨一样发挥作用。就给天空一样无所不包，就给大地一样无所不载。这就是人民所爱戴的长上，和天地相配而无所不有。这不是最上的统治者所应该做的事吗？有所变革一定要顺从民意。假使人民起了变化而不跟着变化，那就给皮裘脱着毛而未脱尽，故皮不能为皮而革不能为革，不能抵用。假使人民还没有起变化而你先闹改变，那就是庸人自扰。
就这样，一切措施仿佛都要以人民为本位，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要随人民的变化而变化。和侈靡的主张不相称地，却是要“故（固）法而守常，尊礼而变俗，上信而贱文，好缘而恶驵”（巩固法制而遵守传统，尊重礼节而转移民俗，重信用而贱虚伪，好柔顺而嫌粗暴），这样做，在作者看来就是所谓“成国之法”（建立国家的基本原则）。这儿又显然是一个矛盾。但这矛盾在作者可以说是有意造成的。那就是这样的基本原则是对下层民庶而言，而不是对于他所要使他们消耗的中层的士大夫或诸侯。故侈靡之说，不适用于最上层，也不适用于最下层。
对于民庶是尽可能顺从，尽可能使他们满足欲望，要使他们有工作做，有饭吃，有衣穿，要使他们于从事生产之余而得到愉快；而对于臣下（即所谓士大夫或诸侯）则就要用手腕。要他们侈靡，大量消耗以促进大量生产，大量兴工以收到大量就业，这已经就是高级的手段了，但作者对于这层手段，却丝毫不掩饰地用这样的言语来表达着：
“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
用其臣者，予而夺之，使而辍之，徒以（予）而富（福）之，父（斧）击而伏之，予虚爵而骄之，收其春秋之财而消之，肴杂礼义（仪）而居之，时举其强者以誉之。
强而可使服事——辩以辩辞，智以招请（情），廉以标人。坚强以乘下，广（旷）其德以轻上位，不能使之而（乃）流徙。”
人臣是不能使他们太有钱的，但也不能使他们太贫穷。使用他们的办法，很显然地是要玩弄点手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收其春秋之财而消之，肴杂礼仪而居之”那两句。所谓“春秋之财”正表明那些人臣是地主，要使他们把春季和秋季所收获得来的东西尽量消费，想出一些礼仪的花样来让他们去采用，作为消费的手段——所谓礼仪是胡乱杂配出来的东西，这倒表明作者深深地体会到了礼仪本身的实际。有本领的人可以供使用的就使用他，会说话的让他搞外交，有机智的让他做侦探，性情方正的让他做监察。假使有本事的人而要鼓动下层民众兴风作浪，不守本分，那就是不可以供使用，应该把他驱逐出朝，充配到远方去。
这样使用臣下的办法，真是说得很赤裸。这自然是奴隶制时代所残留下来的一种传统观念。奴隶制时代的所谓“臣”，便是奴隶。尽管本篇的作者已是西汉初年的人，中国的奴隶制已经基本上废除了，但他对于臣下的看待，却和对待奴隶相差得并不很远。
对于下级的人臣，作者是主张“阨其道而薄其所予”的，他曾明白地说“毋全禄，贫国而用不足；毋全赏，好德亡使常”。禄赏都要有所控制，而升进也不能那么容易。但值得注意的，本篇的作者对于高级的大臣却是特别的尊重。文中有这样的一段问答：
“公曰，国门则塞，百姓欢敖，胡以备之？
择天之所宥，择鬼之所富（福），择人之所戴，而亟付其负。此所以安之也。
强（长）与短而立（位）齐，为之若何？
高予之名而举（誉）之，重予之官而危（诡）之，因责其能以随之。犹（由）傶则疏之，毋使人图之。犹（由）疏则数之，毋使人曲之。此所以为之也。
今有臣甚大，将反为（被）害。吾欲優（耰）患除害，将小能察大，为之奈何？
潭根之毋伐，固事（□）之毋乂（刈），深□之毋涸，不（丕）仪之毋助（锄），章明之毋灭，生（旌）荣之毋失。狎言[15]者不胜此一，虽凶必吉。”
这对于高级的大臣又照顾得这样特别周到。他认为这种人物是天神人鬼所保佑，人民所爱戴的，选择这样的人来当政，便可以使百姓安心，不至于哗乱。假使这样的人有两个，才能相同而地位也相等，应该怎样对待？那就要看他们的才能究竟有什么差异，可以给以崇高的荣誉来表彰他，可以给以重要的职位来矜异（诡）他。假使他是出身于亲戚的，那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免使人生嫉妒而加以陷害。假使他是出身于疏远的，那就要多多接近一些，免使人从中作祟，挑拨离间。还有大臣的地位太高了，是容易受人谗害的，有什么办法可以免除这种祸害，而防患于未然呢？那就不外要深深地信赖，如象爱护古木一样，要使它根深柢固，不要折伐它，不要翦除它，要好好地灌水，不要使它的根部缺水分，要好好地培护成高墩，不要轻易在树下启土，要设法表彰它，禁止人斫伤——写得很周到，可以令人联想到《国风·召南》“蔽芾甘棠，勿翦勿伐”的那一首诗。假使爱护大臣就如象珍惜古木那样，使狎昵者（左右便僻）的浸润之言不能够中伤，那么就可以逢凶化吉。
这样对大臣的爱护可谓无微不至，和他对小臣的待遇之非常谨严，甚至主张使用权术，差不多是形成了两个绝端。作者是主张“选贤举能”的，尤其是大臣。他曾说“亲左右，用无用，譬之若相为盲，兆怨”（“亲近便僻左右，使用不中用的人，那就给引路的人是瞎子，不成功”）；又说“选贤举能不可得，恶得伐不服？”又说“贤不可灭，能不可留（镏）”[16]。因而他是反对杀害能者的。他说“使在中国之人[17]观危国过君而弋其能者，岂不几于危社主哉？”“夫纣在上，恶得伐不服？”——这些话都应该是有所为而发的，不会是“无的放矢”。至于这个“的”究竟是什么？我在下面将要写到，在这里暂时只留下一个暗示。
对于人臣的待遇，对于上级与中下级有这样的不同，这不应该看成为作者文字上或理论上的矛盾，而是他在根本观念上想使上级人臣与中下级人臣有所区别，上级人臣，他是把他看成为和最高的统治者——天子或王，属于同一阶层的。为了重视最高统治者的权利便不能不重视大臣，反过来，重视大臣，也就是为了保卫最高统治者的权利。作者的主张就是这样，这和韩非子对于重臣“以三节持之，曰质，曰镇，曰固”（见《韩非子·八经篇·起乱》），而最后出以暗杀的主张，有所不同。
因此作者的君道观是主张人君管大事而不管小事，专用贤能而不亲自动手。主张信任大臣而不从事小察。从事小察，他是特别反对的。他认为这样做，反而使君位不安，反而使国家危乱以至于灭亡。假使专任贤能，那就安逸而不劳。靠着能者办事，是愉快的；受依靠的能者也是愉快的，能者在位，你自己就不管事，事情也不会乱。能者多，那么就可以称霸于天下。要是不然，那就完全相反。这些话的原文，我把它引在下边吧。
“君亲以好事，强以立断，仁以好任人。”（人君要亲自计划大事，坚决地下出判断，宽大地使用有材能的人。）
“君子者勉于司人者[18]，非身司者也。”（好的统治者是用心在怎样使用人，并不是自己动手。）
“忠敬者君臣之际也[19]，礼义者人君之神也。且君臣之属，义也。亲戚之爱，性也。使君亲之际同索，属敬也。使人君不安者，属察也。不可不谨也。”（君臣的关系是以忠敬为主，人君之保有威严，要靠有一定的礼仪。而且君臣的关系是人为的，父母之爱是出于自然的。要使人君和父母的关系同样，那就要互相敬重才行。假使要弄小智小慧而互相猜忌，那就会使人君不安。这是不能不留意的。）
“察之[20]，恃上贤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则上下均，以此知上贤之无益也，其亡兹适。上贤者亡，而役贤者昌。”（要弄小智小慧，那是仗恃在上者的聪明。那样便使君臣同一职掌，上下没有分别。因而可以知道靠在上者玩弄聪明，是没有用处的，反而糟糕，在上者玩弄聪明的会灭亡，任用贤人的就会繁昌。）
“能则专，专则佚，缘能愉，则缘与愉[21]。能官则不守而不散。众能，伯（霸）。不然，将见对。”（有才能的人便专任他，专任他便不忙乱。依靠有才能的人是愉快的，被依靠者也同一愉快。能者在位，则自己不管，事情也不会乱。能者多就霸，不然就相反。）
对于人民，作者是主张争取的。他明确地意识着：人民是最高统治阶层的基础。基础如不巩固，统治者的政权当然也就无法巩固。最特色的主张，所谓“侈靡”，事实上就是想消耗地主阶级而使人民有所得，所以在程序上应该先民而后士，假使在上者把这程序倒逆了，要先士而后民，那就是自己毁灭自己。——“先其士者之为自犯；后其民者之为自黵”[22]。作者基本上是重视人民的。但他对于人民的重视采取怎样的具体办法呢？他主张尊重人民的风俗习惯，而随时酌量情形，予以转移，总要使得他们安居乐业，享受应有的愉乐。
“乡殊俗，国异礼，则民不流。今古不同法[23]，则民不困。乡丘老不通，睹诛（都姝）流散，则民不眺（窕）。安乡乐宅，享祭而讴吟称号者皆诛（殊），所以留民俗也。”
这就是所谓“省诸本而游诸乐”，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政策。一切政教都要按照着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嗜欲意愿来进行措施。人民是不能离开衣食的（“衣食之于人也不可以一日违也”），所以一定要使他们有工作做，因而有饭可吃，有衣可穿。人民是需要愉乐的（“侈乐者民之所愿也”），所以一定要满足他们的欲望，使他们搞音乐，搞博奕。要使得“都姝流散”，就是说要使闲雅美好的风气流布于民间。人民是信仰鬼神，尊敬祖宗的，所以就要神道设教，利用宗教来安抚人民。
关于“神道设教”这一层，本篇是说得极透彻的。作者很明白地说“鬼神不明”，然而却要祭它，天神人鬼都要设法来使用它。且把原文引在下边吧。
“鬼神不明，囊橐之食无报，明厚德也。沉浮，示轻财也。先立象而定期，则民从之。故为祷庙缕绵，明轻财而重民。”
“敬祖祢，尊始也。齐约之信，论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论威也。”
“利不可法（废），故民流（流通）。神不可法（废），故事（使）之[24]。”
“以时事（使）天，以天事（使）神，以神事（使）鬼。”
作者是很有理智的，他自己并不信仰鬼神，但因为人民信仰，所以便不得不利用而加以操纵。“以时使天”就是创制历法来役使自然，这和《荀子·天论篇》“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的那种“人定胜天”的理论是有继承关系的。天可以使用它，神可以使用它，鬼也可以使用它，这就是所谓“神道设教”。
满足人民的意欲愿望，顺从人民的风俗习惯，这是很要紧的，但一味的顺从，一味的满足，那是纯粹的散漫自流也不是办法。“水平而不流，无源则速竭，云平而雨不甚，无委云，雨则速已，政平而无威则不行。”作者是另外具有一层目的的。他是要以人民为基础而实现富国强兵。国富兵强，国家才能安全，统治才能巩固，人民的幸福也才能维持，因此他在满足人欲、顺从民俗之外，还有一种强制性的主张，要人民爱劳动，要人民不怕死。据他说来，那是所谓“反民性”的，然而不得不反。
“为国者，反民性，然后可以与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劳，民欲生而教以死。劳教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
这“劳教”、“死教”是很新鲜的辞汇，在中国古书中就只见于《侈靡篇》。这是作者自己铸造的新辞，然而却不是作者首创的新论。这就是“足食足兵”的主张，也就是吴起、商鞅以来的法家们“重耕战”的主张，足食重耕就是“劳教”，足兵重战就是“死教”。特别是商鞅，实行了这种主张，是收到了富国强兵的实效的。而过去的史实告诉我们，在实行这种主张时都带有高度的强制性，所以法家要主张信赏必罚，用刑赏为武器以促进这种强制政策的实施。在这里，《侈靡》的作者基本上采取了法家的主张，但他在办法上有些区别。他不主张厚赏，他说：“一为赏，再为常，三为当然。”他也不主张严刑，甚至有些反对，他说：“今用法，断指满稽（阶），断首满稽，断足满稽，而民死不服。”[25]他是主张用教化的办法来实现富强的要求，看他用“劳教”、“死教”两个字面也就可以体会到了。作者对于“教”的主张又呈现了他的另一项特殊性，那就是他特别重视自觉性的启发，就是要用启发自觉性的办法来使人民自然而然地爱好劳动而不怕死。政与教，他认为是有所不同。政要强制，教要感化。关于教的作用的阐发，篇中有一段富有诗意的文字，很值得玩味。
“夫政教相似而殊方。
若夫教者，标然若秋云之远，动人心之悲；霭然若夏之静云，乃及人之体；□（窵）然若皜月之静[26]，动人意（忆）以怨；荡荡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性）往。
教之始也身必备之，贤不肖者化焉。敬而待之，爱而使之，若樊神山〔而〕祭之。贤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贤，不肖恶得不化？”
教者要以身作则，使人如坐春风化雨而自然而然地受着启发和感化。春风化雨这个辞所包含的诗意，和这儿的“秋云”、“夏云”、“皜月”、“流水”的譬喻比起来，便显示得没有那么酣畅了。作者显然是一位文章的能手，而且是有诗的修养的人。本篇中有不少警策的语句，而且多用韵语，是举不胜举的确切的证据。
四 关于军事和国防上的见解
“劳教”和“死教”虽然同等重要，但也有所先后。便是先要有“劳教”，然后才能有“死教”。要使人民爱劳动，足衣足食之后，然后才能不怕死，敢于战斗。战斗的目的，主要也就在于保卫自己的衣食之源。
“辨于地利而民可富，通于侈靡而士可戚。……六畜遮（庶）育，五谷遮（庶）熟，然后民力可得而用。”
“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今吾君战，则请行民之所重。”
“断方井田之数，乘马甸之众，制之。……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守战之备合（全〔？〕）矣。”
“王者上事，霸者先功，言重本，是谓甲寓。”
基本上是以农为本业，以商通有无，要在使人民富庶的基础之上建立军事组织。古代所谓“寓兵于农”的办法，作者是信奉着的。但怎样去进行军事组织，作者却没有进一步地作具体的展开，这也就和要怎样才可以提高农业生产，作者并没有十分感觉兴趣，是同样的。
富强就是力量，要有力量才能保证战斗的胜利。力量愈大，胜利也就愈大。力量的对比大到十倍百倍，甚至可以不战而胜。
“钧（均）则战，奇（畸）则攻[27]。百盖无筑，千聚无社谓之陋，一举而取。天下有事之时也，万诸侯钧，万民无听，上位不能为功更制，其能王乎？”
“钧同则争，倍则说（捝），十则从服，百则化[28]。”
这不战而胜倒是作者所理想的目标。作者虽然主张“死教”，反对“战事之任，高功而下死”，但他并不是好战的。他认为不能随便树敌而轻举妄动，“百夫亡长不可临也，千乘有道不可侵也”。假使一味地好战，其结果是内部的团结也会涣散，“乐聚己力以兼人之强，以待其害，虽聚必散”。
兵力除须具有强盛的因素之外，还得守信义。不守信义，纵使强盛也会失败；纵使能得到一时的成功，也不能长久。——“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强而无义者残。”作者是不主张远交近攻的，相反，他是想结合邻近而招来远者。——“不谨于附近而欲来远者，兵不信。”他不主张一味的残暴，一味的毁灭别人的传统，毁灭别人的民族，那是只好增强别人的敌忾，尽管你的兵威远扬，而别人也不怕你。——“亡国之纪，毁国之族，则兵远而不畏。”
行军用兵之道还需要智谋，智谋运用得好，也就可以不战而胜。——“智运谋而离櫜刃焉”。谋略中一个必要的因素，是争取与国，同盟的国家愈多便愈能保证胜利。——“与大则胜”。运用智谋一事，作者是把它说得相当神秘的，篇中有这样成段的话：
“阳者进谋，几者应感，再杀（试）则齐[29]，然后运。
夫运谋者，天地之虚满也，合离也，春秋冬夏之胜也，然后知强弱之所尤，然后应诸侯取交。故知安危国之所存，以时使天，以天使神，以神使鬼。故国无罚而君寿，而民不杀。
智运谋而离櫜刃焉。”
对于情况明了的人定出计划，善能掌握机动的人临机处理，试验了两次都有效果，然后才全面运用。运用谋略要懂得辩证的道理，要懂得加减乘除，相生相克，还要了解实际的情况，辨别邻国的强弱而进行外交。这样就可以知道国家的安危是存在什么地方，这样就能够神道设教，使天神人鬼都供我驱使，这样就国泰民安，天子万年了。
要运用智谋，最要紧的当然是要保守机密。作者把这保密一事也看得很重要。假如机密不保，那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在好大喜功的人。这样的人容易使被疏远了的亲近者泄漏计划。——“疏戚而好外，企伐而谋泄，贱寡而好大，此所以危。”为了保守国家机密，如果大臣犯了罪，也不能让他出国。如果让他出国，那就会把机密泄露了。——“大臣得罪，无出封外，是为漏情。”
一般地说来，作者虽然主张足食足兵，施行劳教死教，但他却反对好大喜功，而重视谨小慎微。有下列的一段话，虽然不限于军事，但必然包含有军事在内：
“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宝，必因天地之道。
事其内，无事其外；事其小，无事其大。
弃其国宝事其大，遗与而败。
摄其国宝事其小，可以为道[30]。”
这所谓“万世之宝”或者“国宝”不知道作者所明确指示的是什么。但这决不会是单纯的珍珠宝贝之类。这是抽象化了的辞汇，在象征着比国家的重器还要重要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国家的百年大计，在这里面当然也就可以包含军事上的绝对机密。“万世之国”这样的辞汇也是值得注意的。秦始皇帝就是想“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人。但在作者则和秦始皇帝的好大喜功相反，而号召重视国家的百年大计，谨小慎微。如不谨小慎微而好大喜功，不务内政而勤远略，那么就会失掉帮助而遭到失败。——这些应该是由事实上的经验所抽绎出的教训了。
与国的争取是很要紧的，因此在外交上不可忽略。对手的国家是强国，自己的辞令必须是诚恳而有法度。对手的国家是弱国，自己的辞令也必须是恭敬而有感情。强国弱国，都不要得罪它，那么别人便会听从了。——“国虽强，令必忠以义。国虽弱，令必敬以哀。强弱不犯，则人欲听矣。”在国际应酬上，尊敬人，使别人占先而自己谦让，没有私心，这样就是宽大。帮助了别人不要居功，不要有德色，那你所包罗的就很远大了，所争取的也就很远大了。——“先人而自后而无以为，仁也。加功于人而勿得（德），所櫜者远矣，所争者外矣”[31]。表明自己是大公无私，没有特别的偏袒，那别人便不至心怀怨恨。与国多，那就是胜利。偏袒多，那就会因怨恨而引起杀伐。——“明无私交则无内怨，与大则胜，私交众则怨杀。”
担任外交的人，古时叫作“行人”。这种人当然也是很要紧的，假使借用荀子的话来表示，这种人就是三种“国具”之一。——“人主无便嬖左右足信者谓之闇，无卿相辅佐足任者谓之独，所使于四邻诸侯者非其人谓之孤。孤独而闇谓之危。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荀子·君道篇》）。这一外交事务上的“国具”（国家必要的工具）在《侈靡篇》中也特别提到了。
“行人可不（否）有私？
不（否）！有私，所以为内因也。使能者有主，俟而（尔）内事。”
办外交的人有私心是不行的，一定要用公忠体国的、有才能的人，来办这项国事。假使一有私心，那就会为敌人所利用，而成为内在的间谍。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保持国家机密的绝对必要。上面所已经引用到的“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宝”的那一节，还有“能则专，专则佚”的那一节，都是挨次紧接在这关于“行人”的一问一答的下边的，可见那些话和办理外交以及选用外交人材上，是有密切的关联。
篇中更特别提到边患，而且把边患的情况说得相当严重。
“请问为边若何？
对曰：夫边日变，不可以常知（智）观也。
方百里之地树表相望者，丈夫走祸，妇人备食。内外相备，春秋一日。败费千金，称本而动。”
这样大规模的边患，在方百里的区域内全部男女参加守卫，内外都在警备，一年如一日地不敢懈怠，消耗很大的国费，而且举国动员，只可能解释为秦、汉时代防备匈奴的情形。贾谊《治安策》里面所说的“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甲胄而睡”，和这儿所说的情况有一脉相通。特别是“称本而动”这句话很值得注意。这句话颇费解。唐时尹知章注：“春秋种获尤为农要，此二时而有战，但经一日，败费千金，故为国者必当称本而动也。”他的读法和我的读法不同，“称本而动”四字顺文为说，以不解解之。大概他是认为：为国者应该适应着自己的基本而进行战争。但这也依然是讲不通的，敌人哪能由你适应不适应自己的基本！我看，这个“本”字就是邦字的代替字，汉人因汉高祖名邦，故讳“邦”字，凡古书中“邦”字每代以“国”字，或代以音近之“本”字，《管子·轻重篇》中即屡见以本为邦的例子[32]。这儿的“本”也就是“邦”或“国”的意思。“称”是举的意思。故“称本而动”即是举国而动，也就是全国总动员。这样解，才能文从字顺。因此，我们根据了这样的解释和所言边患的严重情况，这一段文字也就可以作为《侈靡篇》是作于西汉的另一个证据了。
“候人不可重（动）也。
请伺诸边而参其乱，任之以事〔而〕因其谋。
唯交于上，能（而）必于边之辞（是司）。”
候人是主管斥堠的人。这种人是不可轻易调动的。金文每以“童”字为动，此处“重”字亦当读为动。这种职分的人，要专一在边境上警备，让他深入了解边患的情况，听取他的计划。让他随时把情况交到上面来，但自己却不能离开边廷一步，而要专管边防事务。
统上所述，可知作者对于军事上的见解是主张寓兵于农，谨小慎微，交近防远，而切忌好大喜功，轻举妄动，侵略残杀的。好大喜功者认为必败，而对于外患则主张严格防守。这些主张都很明白地反映着西汉初年的情形。西汉初年，匈奴最强，汉高帝以三十万众征伐匈奴，被困于平城，围于白登，仅以身免。汉初，镇守边地的侯王如韩王信、陈豨、卢绾均反降匈奴。篇中所言“疏贵戚者谋将泄”，“大臣得罪无出封外，是为漏情”，应该也就是这些事实的反映了。
五 作者的阶级立场与思想背境
《侈靡篇》的作者毫无疑问是代表着自春秋中年以来新发生的商人阶级说话的。我国在殷、周两代，商贾本是国家所经营的业务。民间虽然也有懋迁有无的物物交易，但规模并不大。自春秋中叶以后奴隶制度渐就废弛，商人便逐渐独立而繁盛了起来，各国不断地出现了不少的富商大贾而且有不少的历史人物。如象陶朱、猗顿、计然、白圭、以至吕不韦，他们有的是从一国的宰相转而为商人（如陶朱，即范蠡），有的则是从商人一转而为一国的宰相（如吕不韦）。他们的势力是很大的，所谓“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乃君之所与（举）”[33]，他们和国君抗衡，甚至形成了“二君二王”的形势。
秦始皇帝是在吕不韦的影响之下长大的人，他的政治作风可以说是一位最伟大的侈靡专家。请看他的筑阿房宫，筑骊山陵，筑长城，筑直道吧，动辄就动员几十万的人役来兴建大规模的工事。他对于富商大贾也是特别加以敬礼的。《史记·货殖列传》里面揭载了乌氏倮和巴寡妇清两个故事，便是绝好的证明。乌氏倮因为会和匈奴做生意，把中国的布帛去掉换匈奴的牛马，他便发了大财。牛马之多不是用头数计算，而是以山谷校量。始皇帝便命令乌氏倮可以和王侯相比，按时上京朝见。巴清是靠着挖掘丹砂发了大财，是一位工矿业的女老板。始皇帝也曾请她到京城里去做自己的客人，还为她建筑“女怀清台”来纪念她。这样对于富商大贾的优异的待遇，使得著《货殖列传》的司马迁也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牢骚了。“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耶？”——这不就是俗语所说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秦始皇帝的宰相，前有吕不韦，后有李斯。吕不韦是珠宝商人出身；李斯是吕不韦的门客，同时更是一位侈靡说的先驱者。我们请读李斯的《谏逐客书》吧，那差不多就是一篇极力鼓吹享乐主义的文章。那里面的一句核心的话，便是“快意当前，适观而已”。所以他到后来也曾极力劝二世皇帝享乐，他以为“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他崇尚申不害的说法“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因而他要二世皇帝“以天下自适”，“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见《史记·李斯列传》）。到后来，李斯遭了赵高的谗害，被秦二世投在监狱里，他从狱中上书认罪，事实上是表功。他一共数了自己七条大罪。为了省得读者繙书，我率性把李斯《狱中书》抄在下边吧。
“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地之狭隘。
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饬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
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
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
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
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
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
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
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史记·李斯列传》）
这样把秦代的文治武功差不多全部都写在自己的项下了。我想，这不会是过分的夸张。因为这是他写给秦二世的奏札，而且要通过他的政敌赵高献上去的，他不能怎样拙劣地或放肆地冒名顶替。特别是这其中的第六罪“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可见秦代的好些规模宏大的工程是出于李斯的建议和兴修的。李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和地位，他综合了荀子学派的儒家思想和商鞅以来统治秦国的法家思想，是毫无疑问的。他曾经做过吕不韦的舍人，因而也有可能是一位商人阶级所扶植的伟大的代表。
秦代的思想和风习，大体上是主张积极进取和崇尚奢侈的。李斯做秦的丞相三十多年，对于这种思想和风习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发生过影响。秦代的奢侈的风气在中国是空前未有的，皇室侈靡于上，富商大贾侈靡于下。地主阶级也不弱，大事兼并，田连阡陌，使贫者“无立锥之地”。这样的结果，促进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并招来了秦朝的迅速灭亡。秦朝虽然灭亡了，然而富商大贾的势力却并没有衰颓，地主阶级更明确地成为了汉王朝的政权基础。吕不韦早就说过，商贾之利是十倍于地主阶级的[34]。因为战争的关系，商人得以垄断居奇并铸造货币，因而就更加富裕了，也更加奢侈了。在汉文帝时贾谊所上的《治安策》里面说得很明白：“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无）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贾谊上疏当时的情形是富商大贾比皇室还要奢侈，皇帝身上穿的是黑茧绸，富商大贾的墙壁上绷的是绫罗锦绣；皇后的衣领上加花边，而富商大贾的奴婢们是在鞋口上加花边。富商大贾要出卖自己的奴隶，都让奴隶们穿上锦绣的花衣和有花边的缎鞋，比皇后穿来祭神和宴客的服装还要漂亮。这是贾谊认为可以痛哭流涕的事。
西汉从一开始便一直在和富商大贾作斗争，因为富商大贾的势力太大，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府就有意来克制它。《史记·平准书》上说得很清楚：“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那时候的天子比起秦代来真是太可怜相了。连四匹毛色相同的马（“钧驷”）都备不起。乘着牛车的将相们和秦代的宰相李斯的煊赫也是不能相比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始皇帝是喜欢奢侈的人，李斯的车骑之多竟使他都不高兴，足见得那车骑是多到了怎样的程度。
汉朝的政权是建立在地主阶级的基础上的，天子以下的统治者都是一群地主。“山林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史记·平准书》）商人是不能做官的：“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同上）。汉初同商贾的斗争，在代国陈豨的叛变上也有很大的反映。《史记·高祖本纪》十年赵相国陈豨反代地，“豨将皆故贾人也”。汉高祖亲自去讨伐他，利用收买政策，“多以金啗豨将”，便得到很多人投降，结果把陈豨消灭了。这陈豨的叛变也可以看作是商人的叛变。
从这些史实，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出，《侈靡篇》作者的阶级立场和时代反映。作者最特色的基本主张便是“侈靡”，但他也看到时代的教训，看到秦代的皇室大量奢侈，特别是秦二世的胡作非为而卒至于灭亡，因而他的侈靡说是有限制的，便是最上层的统治者不好侈靡，而要以侈靡作为一种政策，让中层的士大夫，即地主阶级多作消耗，以使贫苦的下层人民得到就业的机会。而使农业也繁荣起来。为了这层，他便重视商人。从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基本上是秦代统治思想的反映，而作了一番修正，而对于汉朝初年克制商人的办法却是反对的。最好把他来和后他一辈的贾谊相比吧。看他们对于侈靡的评价，对于商贾的评价，便具有着相反的看法。作者在汉朝初年是一位在野的学者，他既主张侈靡而重视商人，因而他的思想和汉代的统治思想便立在反对的地位。他的文字之所以要假托于《管子》的缘故，在这里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不完全满意于秦代的统治，更完全不满意于汉代的统治，这种叛逆的思想是不好明说的，故只好假托之于古人。
作者为了支持他的侈靡学说，他在阴阳五行的理论上找到了哲理根据。他基本上信奉着阴阳五行的思想，在上面论本篇的制作时代里面，已经有所揭发。但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发展来看，本篇的哲理成分倒是值得重视的一项资料。他认为宇宙是变化不居的，经常在消磨旧的，变化成新的。——“天地不可留，故动，化故从新。”这种变化，他认为就是“神”，因为他在维持着“神道设教”的政策，所以他认为“神不可废”。但是这“神”就是动，就是变化，就是宇宙的极致。——“神之动，化变者，天地之极也。”这种变化的起因，他是认为有相生相克的一些属性（“五行”）的相互推动，甲种属性衰颓下去，乙种属性又兴旺起来。兴旺到了极端又开始衰颓，衰颓到了极端又开始兴旺，循环着前进，没有停止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盈虚消涨。表现在自然现象上的，就是“天地之虚满也，合离也，春秋冬夏之胜也”。这些想法凝结而为公式，便是“其满为减，其虚为萌。满虚之合，有时而（是乃）为实，时而（是乃）为动”。表现在人事活动方面的，就要体会着这种盈虚消涨的规律，而施行各种经济政教上的政策。——“若盈虚期于月，律吕出于一，明然，则可以处矣”[35]。“阴阳进退，满虚亡时，其数合可以视岁，唯圣人不为岁罢（疲）[36]，知满虚，夺余满补不足，以通政事，以赡民常。”重要的侈靡说便是“夺余满，补不足”的一种经济措施。它的哲理根据，就是要变，要化，要动，要“能摩故道新，奠定国家，然后能化时”。
因此作者是明白地反对道家思想的。道家主张静，主张无为，主张齐万物，他从正面来反对这种主张。他说：“不动以为道，齐以为行，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又说“不方之政不可以为国，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不方之政”即“无为而治”的意思）。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是反对西汉初年推崇黄老学说的那种倾向的。作者可能是齐人，由他的文字被收入《管子》书中可以推想得到。曹参为齐丞相，他就是极力采用黄老学说的一个人[37]，后来更使黄老学说成为汉武帝以前的汉代的一般的统治思想。作者既正面反对黄老，也就是正面反对汉代初年的那种思想政策了。
作者更是明白地反对墨家思想的人。墨家尊天明鬼，他则直笔地说：“鬼神不明。”墨家主张节用节葬，而他极力主张奢侈和厚葬。墨家主张尚贤（最高的统治者要靠着自己的才能亲自动手），而他则斥言：“上贤者亡，役贤者昌。”墨家主张兼爱非攻，而他则提倡劳教死教。墨家非乐，而他则重视歌谣游艺——“安乡乐宅，享祭而讴吟称呼者皆殊，所以留民俗也。”墨家非命，而他在谈气数。作者的思想，和墨家的思想几乎可以说是两极端。作者的反对道家，在文辞中有明白的表示，而他的反对墨家则是一字不提，根本抹杀了。这主要的原因是——道家思想在汉初是活的，而墨家思想则已经死了。死了的老鼠，猫子是置之不顾的。
作者的思想也不同于正统派儒家的思想。五行的主张虽然导源于子思、孟轲，但他们是反对言利的，反对商人的，更极力反对奢侈。他们主张中庸之道，和作者的主张积极进取，怎么也不能同属于一个类型。但“为国者，反民性然后可以与民戚”，这和荀卿的性恶说却是有一脉相通的地方。荀卿虽然不主张奢侈，而却反对节欲，有时甚至主张纵欲。《荀子·解蔽篇》说“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猘）焉者理矣”，虽然是有“圣人”的限制，论理是应该希望任何人都成为“圣人”。荀卿虽然反对五行，而却肯定阴阳；他也在谈“阴阳大化”作为“神”的一种特征（《天论篇》）。特别是戡天的思想，即是控制自然界使为人类服务的那种主张，这是《荀子·天论篇》的特色，也是在《侈靡篇》中贯穿着的一道红线。因此，我所能得出的结论是——《侈靡篇》的作者应该是荀卿学派的一位后起之秀，他是站在代表商人阶级的立场，而把荀卿的思想发展了。
六 对于作者的进一步的推测
作者的思想，如上所述，大体上是可以看为荀卿学派的发展。荀卿学派的两位大人物，韩非和李斯，是从儒家发展向法家的人。荀卿重礼，由礼而法，是必然的趋势。韩非和李斯所走的道路，大体上也就是《侈靡篇》的作者所走的道路。《侈靡篇》的作者论理要比韩非、李斯晚一辈，他不仅是看到了他们的悲剧结束，而对于他们的思想的偏蔽处由于事实的经验教训也有所补救。我觉得尽可以进一步地作出这样的一个推测，便是作者可能就是李斯的门人或门下客。
李斯是有门人的。《史记·贾谊列传》：“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38]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徵为廷尉。”这位吴廷尉就是李斯的高足弟子了。贾谊又是吴廷尉的弟子，故我们可以说，贾谊是李斯门下的第三代，荀卿门下的第四代。《侈靡篇》的作者应该和吴廷尉是同一辈人，但他们的思想倾向也不尽相同。《侈靡篇》的作者是反对汉朝的统治思想的，而吴廷尉和贾谊则相反。吴廷尉的思想虽然无可考见，但通过贾谊的思想表现便可以知道他的先生。贾谊如上所引是反对侈靡，反对富商大贾的人，在这一点上就和《侈靡篇》的作者形成了对立。但这对立并不是本质上的差异。他们只是在阶层立场上小有不同，一边是代表地主，一边是代表商人，如此而已。
如果肯定了《侈靡篇》的作者是李斯的门人或门下客，那么《侈靡篇》中对于大臣主张特别爱护，就不是没有来由的了。所谓“有臣甚大，将反为（被）害”，所谓“使在中国之人观亡国过君而弋其能者”，就不是无的放矢了？“强（长）与短而位齐，为之若何？”不就是李斯与赵高对立的反映吗？“亲左右，用无用，譬之若相为盲，兆怨”，不也就是斥指秦二世的相信近臣而受到赵高的蒙蔽吗？“纣在上恶得伐不服？”这个纣当然不是指殷纣王，而在事实上不也就是暗示秦二世吗？秦二世暴虐无道，罪浮于纣，是引起了天下人的大“不服”，而终至于灭亡的。任何文章，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总不能不反映出作者的时代，尽管作者在虚构，在假托，假托着管仲在和齐桓公一问一答，然而从管仲的口里却对着齐桓公说出了“纣在上”的话。我并不想指责作者有这样的败笔，我倒正欢迎作者有这样的败笔。因为在不经意之间透露了作者自己的时代。
然则作者究竟是什么人？在这儿是不是有可能作更进一步的推测呢？我的回答是：有！
很幸运，在《艺文类聚》卷八十引载了下列的一段故事：
“周容子夏以侈靡见桓公。
桓公曰：‘侈靡可以为天下乎？’
子夏曰：‘可。夫雕橑然后炊之，雕卵然后瀹之，所以发积藏，散万物也。’”
《太平御览》八百九十二也引载了这样几句：
“子夏云：‘雕卵然后瀹之，所以发积藏，散万物。’”
以前的人曾疑心这些都是《侈靡篇》的阙文（见洪颐煊《管子义证》及刘师培《管子札记》），但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诚然是本篇中最可令人吃惊的文句，但从本篇中的文序上看来（见上所征引），前后都没有可能容纳下“周容子夏以侈靡见桓公”的那样的叙述。我的解释不同。我认为这不是《侈靡篇》的阙文，而是关于《侈靡篇》的传说。这是从别种书上抄引的，但那原书在今天是失传了。从这传说里面倒可以解决《侈靡篇》的作者的问题。我认为那就是周容子夏，盖周其姓，容其名，子夏其字。“见桓公”的说法是由于本文内容的误会。本文内容是管仲与齐桓公的对话，而周容子夏则是《侈靡篇》的作者，故口说流传，便傅会成为了“周容子夏以侈靡见桓公”。这一无心的误会，倒幸而把作者的姓名留存下来了。
秦、汉的习俗都是崇尚侈靡的，谁要是写出文章来大吹大擂地鼓吹“侈靡”，那当然会得到一个有力的阶级的支持。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尽管周容子夏是反对政府策略的，但他的文章或关于他的文章的传说一定有很广的流传。商人阶级唯利是图，有“侈靡”这样的学说替他们鼓吹，他们难道还不会把这种学说来大事宣扬吗？上述的传说，就是这种宣扬的根据了。此外也还另有一项关于侈靡说的夸大的传说：
“武王为侈靡，令人豹襜豹裘，方得入庙。故豹皮百金，功臣之家粜千锺得一豹皮。”
这个传说，见《初学记》二十六，《白帖》九十七，《太平御览》八百九十二，李石《续博物志》卷十还在传说之上冠有“管子曰”三个字。这把侈靡说更远推到周武王的时代去了。这传说和《侈靡篇》有关联是毫无问题的。内容的拼凑大概也取自《管子》。《轻重乙篇》有“武王问于癸度”一节，谈论的是货币政策，虽然没有提到豹襜豹裘的话。《揆度篇》却有管子对齐桓公说的一段话，内容有些相似。
“令诸侯之子将委质者，皆以双武（虎）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襜。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武（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此君冕服于朝而猛兽胜于外，大夫已散其财物，万民则受其流。”
内容和用意大体上是相同的，两者必然有关联，谁先谁后不得而知[39]，或许也可能是同出于另外一个母胎。
从上两种传说看来，我们可以了解，侈靡说在汉初是被广为宣传过的；贾谊说“今世以侈靡相竞”，那所慨叹的当然也不限于风俗的侈靡，而同时也会包含有学说的侈靡了。
侈靡学说，一面在广为宣传，一面在遭受着猛烈的反对。那正反映着汉初的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官僚地主和富商大贾的斗争。就在《管子》书里也暴露着这种斗争的痕迹。《管子·轻重》诸篇和《侈靡篇》的说法，便有正面冲突的地方，我在这里只举两件来证明。
冲突证据之一：
“桓公曰：泰奢教我曰：‘帷盖不修，衣服不众，则女事不泰。俎豆之礼必致牲：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则六畜不育。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此言何如？[40]
管子曰：非数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泰奢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
桓公曰善。”（《事语篇》）
这又是从管仲口里假托出反对奢侈而主张节约的话，和《侈靡篇》有所不同。《侈靡篇》虽然并不主张无保留的全面奢侈，但它主张用奢侈作为政策以消除兼并，而《事语篇》则是全面地把奢侈否定了。假使我们不知道《管子》书是前后不同时代的作品的汇集，我们会以为管仲在打管仲的嘴巴了。
冲突证据之二：
“桓公问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领，泰啬而〔不〕散。大夫准此而行。’此何如？
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垄，美其室，此夺农事及市庸，非便国之道也。民不得以织为□绡而貍之于地。彼善为国者乘时疾徐而已矣。”（《山至数篇》）
这是正面反对奢侈和厚葬。特别是关于厚葬的意见，和《侈靡篇》的作者是正相反对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学说思想上的斗争，当然也就是阶级矛盾的一种反映。这些都是假想的故事，桓公和管子不用说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所谓“泰奢”，所谓“特”，一看就可知道是虚构的人名，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之类。但《轻重篇》的作者不必便是直接反对《侈靡篇》的作者。只是侈靡的学说在汉文帝时或其后依然还有留存而已。主张这种说法的人已被命名为“特”或“泰”，也可看出这种说法的主张者已经不那么多了。
侈靡学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的确是衰颓下去了。就拿《侈靡篇》这篇文章的命运来说，也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样一篇文章，两千多年来不生不死地摆在那儿，错简错字连篇，唐人没有懂到，宋人没有理会，明人在喊难解，清人也在叫难懂[41]。解释的人也大都以正统派儒家的立场为之回护或拒斥，这篇东西的确是成为了化石般的存在。这是理所必然的。中国是一个大陆性的农业国，在科学技术没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以前，先天的条件限制着不能不以农为本业。这在政权上的表现，也就是不能不以地主阶级为封建统治的领导者。在中国由古代社会转进为封建社会的初期，商人阶级的确是争取过政权的领导，然而是失败了。把“农”视为“本业”，“商”视为“末业”，也就是这种斗争的判辞。尽管“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史记·货殖列传》），然而商业毕竟是附属性的，离开了农工业的发展，便谈不到交易的发展。同样，工也是离不开农的。所以自战国中叶以来至西汉中叶之间所连绵着的商人与地主之争，结果是成为商人与地主的妥协。封建统治被形成为以地主为领导的农工商联盟。商人想消灭地主，那等于是想消灭自己的脑袋。侈靡说的根本大漏洞就在这里。它空想着借商人的势力来削弱地主，在先天条件的制约之下，结果是不能不使富商大贾兼大地主，或者大地主兼富商大贾而已。
商人投降了，侈靡说自然也就石化了。
一九五四年五月五日写毕
[1]可能是辽人的刘绩曾为《管子补注》，言“此篇多错简，不可读”。明万历年间的朱长春《管子榷》言“《侈靡》大奇，宿儒难解”。——作者注
[2]《管子》书刘向《叙录》为“八十六篇”，已经失掉十篇，故现存七十六篇。“八十六篇”的数目和《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所列的数目相同。但刘向《叙录》颇成问题，据《史记·管子传赞·正义》引《七略》云“《管子》书十八篇，在法家”，又《艺文志》孝经类收《弟子职》一篇，儒家类收《内业》十五篇，又兵权谋家言“省《管子》”（即除去《管子》有关兵法等篇之意），可见《七略》是分别箸录，和所谓“八十六篇”的总汇不同。“八十六篇”疑是班固汇总的。余意，《管子》书当分析成若干类集以进行研究。——作者注
[3]原作“反旅金”，依丁士涵校改。——作者注
[4]十二个大铜人，重各二十四万斤。原是挂钟的钟鐻。其所以有十二个的原故，是由于钟应十二律。但各书只言钟鐻，而不言钟，为可异。——作者注
[5]见《尚书·牧誓》，已引作“古人有言曰”，可见此种偏见的古远。——作者注
[6]见《汉书·匈奴传》。吕后受了侮辱，还卑屈地回复了他。——作者注
[7]引文是经过整理的，次第与文字与原文有出入。例如“能摩故道新”以下在原文并不与“莫善于侈靡”相连。“国贫而鄙富”以下十八字，依张佩纶校改。又如“奠定国家”，奠字原作“道”，“所以起本事”，事字误为“善”。以下引文凡无关重要者不再注明其出入。——作者注
[8]“尝至味而，罢至乐而”，姚永概作如是句读，《论语》“偏其反而”，或“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即其例。如此读较有风趣，故从之。——作者注
[9]原作“大昏也，博夜也”，以前的人作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解释，其实“昏”假为钧，“大钧”是指音乐，夜与奕通，博奕就是下棋或打牌。——作者注
[10]“所以文明也”，刘师培说“明假为萌”，即是氓的借字。因此我认为“文萌”就是指雕工之类。下两句是“起木工”，“起女工”，所以上两句应该是“使贫民”，“使文萌”。——作者注
[11]这三个辞的译述是根据章太炎的解释。——作者注
[12]原作“吾君长来猎君长虎豹之皮”，盖“五”字下有脱文，校书者以口形示之，后之抄书者与“五”字相连而成为“吾”。“来”字简笔与耒字相似，故致误。“之”字、“好”字仿下二句加。“耜”则以意加，古人习以耒耜连文。——作者注
[13]原误作“三尧在臧于县”。“三”字是上文“消”字的重文符之讹。“消尧”即逍遥。“在”字殷、周古文均以才字为之，“才”恒读为哉。臧与藏通。县字古本作□，盖巟误为□，□又转写为县。“藏于巟（荒），反于连”即流连荒亡之意。儡是败的意思。——作者注
[14]“承弊而民劝”与“慈种而民富”对文，承与赠通。《礼记·文王世子》“赗赙承含”郑玄注，“承读为赠”。弊与币通，本篇下文“请问诸侯之化（货）？弊（币）也。弊（币）也者家（稼）也”（见上引），即其证。《盐铁论·力耕篇》“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铜，铸币以赠其民，而天下称仁”，即此“承弊而民劝”之意。——作者注
[15]原作“十言”，前人苦不得其解。“十”并非十百千万的十，而是甲乙丙丁的甲。殷、周古文甲字均作十字形，十百的十则作丨、作□、作□。“甲言”者谓狎昵者之言。下文引用到的“是谓甲寓”的甲原文也作“十”，可为互证。——作者注
[16]原作“贤不可威，能不可留”。威是威字之误，今通作滅留，张佩纶读为“镏”（即是刘字），杀也。——作者注
[17]原作“事左中国之人”，古文事、使、史、吏为一字。左当是在字之误。“中国”犹国中也，古人文法往往如是。如《国风·周南》“葛之覃兮，施于中谷”，中谷谓谷中也。——作者注
[18]这里的两个“司”字原文作“□”（即纠字），“身”字原误为见，和作者的主张不符。“□”字当是□字（□）之误，即司之古字。司人犹言官人。——作者注
[19]“忠敬”原作“事故”，形近而讹。下“属敬也”敬亦误为故。这一条中原文错落字还有好几个。“义”字原来脱掉了。下面的际和察两个字互讹了。——作者注
[20]“察之，恃上贤者也”原文误为“祭之时上贤者也”，前人苦不得其解。反对在上者弄聪明，事小察，是法家的一种主要思想。——作者注
[21]原作“椽能踰，则椽于踰”。张文虎改椽为掾，读为缘。踰读为愉，於读为与，则余所校改。又下文“能官”原误作“能宫”。——作者注
[22]黵字原作赡，义不可通。黵，大污也（见《说文》）。与犯同例，并协韵。——作者注
[23]“今古”二字原误为“矣”，盖由草书“今古”二字之误合。——作者注
[24]金文“废”字，一般均以“法”为之。故此二“法”字均当读为废。——作者注
[25]“用法”二字原误为“周公”，依俞樾校改。三个“稽”字，前人讲为簿计，实在讲不通我看是借为阶字。《道德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立德”陆德明《音义》云“河上本稽作楷”。稽可假为楷，亦可假为阶矣。——作者注
[26]“□”字前人都认为鴅（驩），其实是从月鸟声之字，金文有此字。有剑铭为“□公团自作元剑，诞宝用之”（原铭误折为二，见《三代吉金文存》卷二〇，第四五、四三叶）。□字当是窵字之异文，幽远也。“皜月”字原误作“謞”。形容词之“□然”既为从月之字，则謞为“皜月”之误无疑。——作者注
[27]“奇则攻”原作“守则攻”，形近而讹。奇读为畸，与钧（均）为对，言势均力敌则作战，我强于敌则进攻。——作者注
[28]“倍”原误为依。（上引“市廛之所得二倍其本”，“倍”亦误为“依”。）“说”读为“捝”（即夺字）。“百”误为万，盖“百”之草书误认为“万”，乃转而为“万”也。万倍不近情理。——作者注
[29]“杀”与弑通，此读为试。——作者注
[30]这一条的几个“事”字，原文都作使。古使、事通用。在这儿应该是事字。“事其内无事其外”原作“无事其内事其外”，依俞樾校改。“遗与而败”原作“贵一与而圣”，不成辞，败与大为韵。“摄其国宝”原作“称其国宝”，以草书形近而误。摄字草书作□，称作□。——作者注
[31]“所争者外矣”，外和远同义。《吕氏春秋·有始览》“行远道”，高诱注云：“远道，外道也”。《仪礼·特牲馈食礼》“筮远日”，郑玄注云：“远日，旬之外日”。——作者注
[32]《轻重甲篇》，“守圉之国，用盐独重”，《地数篇》作“守圉之本，用盐独重”。又《轻重乙篇》，“吾国者衢处之国也，远迩之所通，游子胜商之所道。故苟食（原误为入）吾国之粟，因吾国之币，然后载黄金而出。”大同小异的语句见《地数篇》，则作“夫齐衢处之本，通达之所出也，游子胜商之所道。人来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币，骐骥黄金然后出。”——作者注
[33]见《轻重甲篇》。“与”字即古举字。在这儿读为举发罪恶之举。《管子·轻重篇》之作大抵在汉文帝时代或其稍后，那所反映的是政府和富商大贾的斗争故《轻重》诸篇和《侈靡篇》虽然同是经济论文，而在基本上有绝大的差别。——作者注
[34]《战国策·秦策》“吕不韦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作者注
[35]“盈虚”的盈字原误为“旬”，盖因形近而讹。又“律吕”原作“津若”，亦形近而讹。“律吕出于一”者，十二律分六律六吕而均生于黄钟。“明然”者知道这个道理。——作者注
[36]“唯圣人不为岁罢”，罢字原作“能”，乃“罢”之坏字。“罢”与疲通。言唯圣人不为岁所困，即使凶年饥岁亦有法以御之，其法即为“夺余满，补不足”。——作者注
[37]《史记·曹相国世家》：“参之相齐，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辑，大称贤相。”其后代萧何为汉丞相，实际上就是采取了无为而治的办法。司马迁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作者注
[38]《史记索隐》云：“吴，姓。史失名，故称公。”——作者注
[39]《管子》书自《匡乘马篇》以下十九篇（阙三篇），每篇标目下原题《管子·轻重》，在《管子解》五篇之后。毫无问题是汉人假托的，时代当在汉文帝时或其稍后。——作者注
[40]《盐铁论·通有篇》引《管子》曰：“不饬宫室则材木不可胜用。不充庖厨则禽兽不损其寿。无末（原误作“味”，依卢文明校改）利则本业〔无〕所出。无黼黻则女工不施。”这些话为今本《管子》所无，疑是记述《事语篇》与《侈靡篇》的大意而已汉人引书，往往如是。——作者注
[41]清人如曾国藩、俞樾、郭嵩焘都说“不可晓”，“至舛□难读”，“至不可以句”。——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