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过安阳殷墟发掘的郭宝钧先生所发表的《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一文（《光明日报》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学术》副刊）是值得重视的一项史料，虽然是出于追忆，庸或有记忆不正确的地方。那些实物和记录都被搬到台湾去了，不过那只是时间问题，不久便可以把它们全部接收回来的。

根据宝钧先生的记述，我有几点意见，想在这儿提出。

侯家庄的殷陵，每一亚字形大墓的殉葬者应当在四百人左右。墓底正中小方坑中一人，亞字形八隅八小方坑中各一人，合共九人。南北墓道外，身首异地而殉者每排十人，可二十余排，在二百人以上。大墓周围的殉葬小墓多可二十，每墓五人至十人不等，平均以七人计，可有一百四十人。尚有随仪仗行列而殉者，被盗掘者混乱，数无定。这样算来，每一大墓总当有四百人左右的殉者。

西区大墓六，一墓如此，“他五墓大体亦若是”。那么单是西区的殉葬者便可有二千四百人了。

“东区亞字形大墓一，长方形大墓二，墓内葬法如西区”，那么单这三座大墓的殉者又可能有一千人以上了。而在这之外还有“其西侧另有殉者多列”，墓呈员字形，多至数十排，每排十墓，每墓十人，又可以有数千人了。

这些还只是侯家庄的殉墓者，殷墟宫室作地下拱卫的人未算在内。两地合起来，无论怎样，应该有四五千吧，但宝钧先生却说：“两地相较，殷陵殉者为多，殷墟较少，合共二千人以上”。这“二千人”的数字应当是有错误的（他写给我的信上也是如此）[1]，虽然有“以上”两个字，但总觉得有问题。

不过总数虽然有问题，一个典型的大墓，殉者多至四百人，大抵是无问题的。如此大规模的殉葬确实可以惊人。公元前三千五百年的巴比伦王乌尔墓往年被发掘，殉葬者五十九人，已经震动了全世界，和殷陵比较起来，真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如此大规模的殉葬，毫无疑问是提供了殷代是奴隶社会的一份很可宝贵的地下材料。虽然宝钧先生很谨慎，他说“此一段史实，对于古代史研究，究能说明何事，所殉之人，是否皆奴隶，是否皆从事生产之奴隶，作者未敢进一步推断”，这未免谨慎得有点成为问题了。这些毫无人身自由，甚至连保全首领的自由都没有的殉葬者，除掉可能有少数近亲者之外，必然是一大群奴隶，有何可疑呢？奴隶社会里面，工农兵是没有十分分工的，耕田时是农，服役时是工，有事时被坚执锐便是兵。所以这些带武器的殉葬者也可能都是生产奴隶。即使是已经脱离了生产的，有如此多的脱离生产者拱卫死的国王，必然还有更多的脱离生产者拱卫活的国王。靠谁的力量来养活这些脱离生产者呢？当然要靠从事生产的人。脱离生产者都还是这样毫无自由的奴隶，从事生产者应该更贱，难道还不会是奴隶吗？因此，这一段史实，正说明殷代是奴隶社会，又有何可疑呢？

宝钧先生在作这项判断上虽然过分的谨慎，但在作别的判断上却一点也不谨慎。他说到周代殉人的情形时是这样夹叙夹议的：

“殷代而后，此风稍戢。辛村西周墓，发见御夫一人，两手背缚，俯身，殉舆旁。又一墓殉一人，屈肢，与犬同葬，在北墓道。另一专坑葬马骨七十二架，车十二辆，无人。汲县战国墓，一墓中殉四人，分列棺之前后左右，皆保首领，殆生殉者。两周墓葬发掘，所见只此六人，较之殷代，所差远甚。”

在殷陵之外提供了一些殷以后的殉葬情形，是这段文字值得重视的地方。但他却过于轻易地下出判断：“殷代而后，此风稍戢。”“两周墓葬……较之殷代，所差远甚。”这里包含着几个问题。首先是这三个所谓周墓的墓主究竟是什么身分？殷陵是帝王墓，不是帝王墓的便不能相比。第二，“葬马骨七十二架，车十二辆”的可能是秦墓，因为秦制是“乘六马”（一辆车六匹马）。十二与七十二，刚好是一与六之比。仅仅三墓，墓主身分与殷陵不同，而三墓中可能尚有不属于周者，周王之墓迄无发见，何以便能那样有自信地下出殷、周两代不同的判断？这样轻易的判断还可能使不假思索的人下出更进一步的轻易的判断，便是殷代是奴隶社会，而周代则不是。这个关系却可不小。

据史迹上所可考见的，周代殉葬的风气其实也大有可观。《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从死者六十六人，秦穆公从死者一百七十七人。这是地方诸侯，而时代已入于春秋，都还有这样大规模的殉葬（超过了巴比伦的乌尔王）。假使是西周的帝王，难道还会比这更寒伧吗？资料虽然消灭了，将来尽有可能出土，就如殷代殉葬情形在古书上绝无可考，只由田野发掘才发见了的一样。

再拿秦始皇死后的殉葬情形来说吧。据《秦始皇本纪》，始皇的骊山陵是七十多万人费了十年以上的工夫所掘成的。里面有宫殿百官（馆），充满了奇器珍怪，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规模的宏大可以想见。秦二世令始皇后宫无子者皆从死，“死者甚众”，虽然没有举出数目字，但决不会下于“后宫佳丽三千人”。因为在“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美人充之”，请想想，这些“美人”会有多么大的一个数目？而且秦二世怕工匠泄漏了墓内宝藏机关的秘密，又把在墓里做工的工匠们都活埋在里面了——“工匠藏者无复出者”！再请想想，这又是多么大的一个数目？这已经是秦代了，然而殉葬之风，何尝“稍戢”？

在我的理解中，殷、周都是奴隶社会，而奴隶社会的告终应该在春秋与战国之交。但这问题牵涉得太远，不便在这儿多说。

在这儿却有不能不再说几句的，便是史学方法的基本问题。今天要研究中国的历史或从事地下的发掘，不掌握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得不到正确的结论的。郭宝钧先生这篇文字的缺陷，其主要关键，便是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掌握。宝钧先生对于社会发展史虽然有了初步的接触，但从旧史学的束缚中并未得到充分的解脱。因此，他虽然抱着一大堆奴隶社会的材料，却不敢下出奴隶社会的判断。反过来，仅靠着一小撮单位不同的材料，却又下出殷、周不同的大判断来了。

唯心论与机械唯物论同样是学者们的绊脚石，我恳切地希望，我们大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更坚决地大胆深入。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

[1]原信见《蜥蜴的残梦》。——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