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迷新、追奇、猎异、索怪，成了文坛的时尚。好像不搞点什么新花样儿，新名堂，就愧对了文人作家的雅号；换句话说，不搞点新的、奇的、怪的，就算不得当代真正的作家。于是，名目繁多的“当代新潮”便粉墨登场：你玩你的文字语言的“无标点”游戏，我钻我的形式技巧的文学迷宫；你搞“先锋派”试验，我来个“后新潮”探索；你以“朦朦胧胧”叫人看不懂取胜，我干脆经营只有我自己才明白的荒诞离奇的文学谜语……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花样之多，变幻之快，叫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对这种“各领风骚三五天”的“迷新崇异”风，有人作了很形象的概括，叫少数人新构筑的“八十年代象牙之塔”。

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不断有所创新，本也无可非议，因为它是文学发展内容中的应有之意。然而，如果一味地标新立异，便很容易将创作引入崇怪炫异的迷途，而一旦如此，则又常常成为文学走向没落和颓废的一种标志。这方面，历史上是有前车之鉴的。古诗以盛唐为峰巅，那时的诗歌创作恰如大诗人李白所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可中唐以后，文坛上追求浮靡华贵和搜奇猎异之风日盛，诸如韩愈之“瘦硬”的诸多“险怪”流派迭起，及至宋代，此风更甚，形式的奇异及语言的艰涩使诗歌为多数人所冷落。诗坛从此再少有盛唐那鲜灵丰满的好作品。这样的历史教训，很值得我们记取。

今天，我们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与这样一个变革时代相适应，文学创作本应更加丰富多彩，却有那么少数作家撇开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主题，钻进自己构筑的“象牙之塔”里，玩弄险怪奇异的文学游戏，好像不如此，便不足以傲立文坛。其实，愈如此，愈会为社会和广大读者所冷落。如果对文坛上时下出现的标新立异风细作考究，你会发现这些打着探索与创新旗号的诸多流派，其实并非是什么新玩艺儿，其中不少是拾西方之牙慧，步洋人之后尘，盲目从国外嫁接来的，以此来迷惑国内读者之耳目。比如，一些人苦心追求的“晦涩朦胧无法理解或极难意会”的怪诞意象，另一些人所竭力宣扬的“金钱万能和有钱就有一切”的拜金主义，还有以抽象的人性淡化或取代人的社会实践性，以人的动物性排斥或否定人的文明意识，以畸变而丑恶的生活及人性生活的负面冒充生活的主潮和人性的本质，以突出人的生理本能和性冲动媚娱或迎合社会病态心理和低级趣味，如此等等。如果对一部中外文学的历史加以考察，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并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新”，只不过是凭一知半解、抄袭模拟、不加选择地捡拾一些西方思潮和西方现代派文艺的余唾而已。其中有些在西方十九世纪抛弃的“破烂儿”，在我们这里，却成了行俏的“新品”。这种情况着实令人诧异，使人忧虑。

新的“象牙之塔”的构筑者们有句颇为时髦而潇洒的语言，叫做“玩文学”。意思是说他们标新崇怪，炫异猎奇，只不过随便玩玩罢了。有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就公开宣称：文学不过是随便玩玩，干嘛搞得那么压抑。受此“玩”风影响，玩新潮、玩技巧、玩感觉，进而由玩文学到玩电影、玩美术。玩来玩去，在他们的作品中，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不见了，有的只是随心所欲、放纵自流的现代生活。浮沉在这种生活里的人物，对什么都无所谓，对什么又都看不惯，无所追求又满腹牢骚，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为人民作奉献在他们看来都是“异化”，唯独像他们那样玩世不恭和放荡不羁的生活才是“自由”的和合乎“人性”的。实际上，这是一种十足的非价值非道德化的心态。这样的作品，因其刻意追求新奇险怪，大多是云山雾罩，语言晦涩难懂，除少数圈子内中人外，大概极少有人能知其所云。有的甚至公开宣称就是不想让人读懂，人们越读不懂的作品越伟大云云。然而，不管你把自己的作品说得多么伟大，群众就是不买你的账。这些年，从“朦胧派”到“荒诞派”，从“先锋文艺”到“意识流”，尽管刚开始少数人群起而捧之，到后来呢？一个个都为广大读者所不屑一顾。最后，只有“象牙之塔”的构筑者们躲在象牙之塔里去自我鉴赏，自我玩味。创作者若到此种地步，倒着实是为文的悲哀。

文学是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的文坛决不是少数人追名逐利的竞技场，社会主义的作家更不能做耍弄花拳绣腿的江湖客。把文学当作个人的事业，当作追名逐利的工具，钻进象牙之塔内去搞什么自我欣赏的玩文学，其结果不仅有害于文学的发展，而且最终也会窒息自己的艺术生命。一切企望自己对人民有所奉献，于时代有所作为的作家，切不可忘记了自己的崇高使命。那些已经或正在构筑“象牙之塔”的作家朋友，不妨鼓鼓勇气，冲出自我构筑的“象牙之塔”的误区，大踏步地跨进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为人民大众所欢迎的社会主义的作家。

（1991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