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文坛上“著名”二字忽然间成为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写了一两部电影剧本，被誉为“著名电影剧本作家”；写了几首诗歌，被捧为“著名诗人”；写了几篇小说，被称为“著名小说作家”。与此相仿，什么“著名演员”、“著名歌星”、“著名记者”之类的桂冠更为不胜其多。然而，不知为什么，这“著名”虽然时时见诸报章文字，然而给人留下印象的著名者却廖廖无几，甚至觉得我们现在的文坛实实在在缺少像巴金、老舍、曹禺那样的“著名”者。细细一琢磨，又自觉是情理中事，“著名”泛滥于文坛而文坛又乏于名人，实乃是“著名”贬值后的一种必然。“著名”这一有特定含义的严肃之词，于今变成了逢场作戏、互相颂扬的客套话，变成了一顶可以随意互赠的桂冠。

其实，以中国文化传统而论，对“著名”向来是谨慎使用的。有句出自田夫野老之口但又充满哲理的话，叫做“人怕出名猪怕壮”。何以如此？因为你一旦有了名，你自然将自己的言行举止置于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你的某些举措于常人或许视为正常之举，而于你，却常常会成为人们私下议论的热门话题。这样的例子，生活中实在太多了。所以，真正的名人大家，视“名”淡如水，从来也不敢以名家自居。近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发现先生有许多关于“名”的著名论述。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并不觉得我有‘名’，即使有之，也毫不想因此而作文更加郑重，来维持已有的名，以及别人的信仰。”（引自《鲁迅全集》7卷58页）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鲁迅先生对于“名”的观念。他不仅自己对名不屑一顾，而且谆谆告诫人们，“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引自《鲁迅全集》6卷289页）或许正因为如此，鲁迅从来不敢丝毫以著名自誉，他以文字解剖别人，鞭挞丑类，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对自己的文字，他自称“速朽”，也反对别人以“著名”加以赞誉。然而，历史却证明，鲁迅的作品是不朽的，至今仍闪烁着不灭的光辉。那些常常以“著名”自我标榜的人，却恰如瞬间的流星，一现的昙花。

这些道理似乎都不算深奥，但一侯联系自身，一些人却常常为“名”弄得晕头转向。当别人以著名称赞自己时，非但不能自制，反而窃自欢喜得很；有的一旦有了点名声，就立即做作卖弄起来，时时处处摆出一副学者大人相，讲话作文云山雾罩地让人不懂，在我看，很有点旧戏中的小丑样。还有的把名声看得太重，别人称自己是“著名”作家，自己还真以为是那么回事，以为满世界都注目自己，于是时时处处保全名声。“名”，成了捆缚他进步的绳索。文坛上有位颇有知名度的小说作家，曾以两个中篇小说得奖而闻名。为名所缚，此人后来竟羞于写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作品，发誓瞄准诺贝尔文学奖，写符合洋人口味的名作。遗憾的是，他后来的诸多作品却为读者不屑一顾。后来他便深陷困惑，如燕人学步，连续数年竟写不出东西来了。我想，除了功底肤浅以外，大半是为名声所累。如今的文坛，颇有一些如此为名声所累的人。生活中人，除了专攻文学者外，恐怕更多的人用更多的精力，关心的还是文学之外的事情。我以为于为文者来说，大可不必将自己的那点作品看得太重；哥们姐们廉价赠送你的“著名”，也大可不必当真，权当耳旁风，听听而已。

青年朋友有的急于提高自身的知名度是可以理解的。但这“著名”的名，须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一砖一石地垒起来，那些像小摊贩卖的大堆菜似的廉价物，我以为是断不可接受的。攀龙附凤地寻觅名声，则更是不可取的。相传欧阳修曾与一无名诗人同船过渡，无名诗人自以为很“著名”，言谈中卖弄自己与欧阳修是“铁哥们儿”云云。面对这无名者的攀附，欧阳修实在受不了，信口说得一首打油诗：“二人同乘舟，去找欧阳修。修已知道你，你还不知修（羞）。”这则轶闻且不说确实与否，拿来请那些沽名钓誉者读读，我想自然会有益的。愿君视名淡若水，莫做沽名钓誉人。即使是靠自己艰苦奋斗、呕心沥血赢得的名声，也万万不可受其所累。“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愿更多的朋友牢记老子的这句古训。

（1991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