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生

见识第一，是多数杂文家的共识。我觉得，杂文的见识，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现，二是思索。发现是思索的基础，思索是发现的引深。上乘的杂文作品，既有敏锐的发现，又有深层的思索。二者紧密结合，就能提出有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并丰富人们的思维，深化人们的认识。这点感受，是我读陈先义的杂文集《未入楼台》而获得的，他就此作出了有意义的努力。

我注意到先义的杂文，大约是四五年前的事。我在陆军学院教书，他在解放军报经营《开卷有益》专栏。他常约我写点读书杂谈，也就未谋面而联系上了。由此记得他的名字，再见到他的署名文章，就要读一读。其实，先义涉足杂文要早得多。收到这本集子里的杂文，最早的发表于1979年，他为杂文付出了十多年的心血。过去，读零零星星的篇章，印象是散乱的，模糊的。我只觉得他是一位认真的作者，不凑合，写一篇是一篇。这次读了许多，较系统，较全面，对他的杂文创作概貌有了大致的了解。

就集子收录的杂文看，显示出了某种特色。我觉得主要之点是，注重观察社会生活，捕捉现实问题，深刻地思索它，解剖它；立意新颖，思想凝重，直面社会，直面人生，有很强的现实性；很少引经，不爱弄典，不是由什么想到什么，由什么比喻什么，而是单刀直入，一箭中的，没有什么旁枝侧叶。集子里的多数篇章，可称为社会问题杂感，相当一部分谈的还是热门话题。概言之，作者面对社会生活，有他的发现，有他的思索。

发现，用杂文创作的行话说，就是抓问题。这是一项基本功。“抓到了问题，作品就成功一半。”作家经常这样说，实际也是经验之谈。先义想做第一个用花形容女人的人。他努力去发现，力求见人所未见，写人所未写。捷足先登，先人着鞭，成了他的追求。当然，要先迈出那一步，又谈何容易。正因为不易，他才肯下功夫，孜孜不倦地求索。《“星”们也要自重》、《观“礼物曝光”感怀》、《演戏与做人》、《“广告文学”应该缓行》、《“著名”的“名”》等众多的篇章，所抓的社会生活问题，都很及时，很有现实意义，显示了作者的发现能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化衫”之忧》。1991年的初夏，北京街头最先穿上夏装的某些青年人，搜集市井俗语的杂烩，印在t恤衫上，洋洋自得，穿行于闹市。作者敏感地发现了这一现象。他骑着自行车，绕街串巷去观察，记下了印在那些青年人胸前或背后的俗语。调侃开心，游戏人生，并非只是幽默，有的便是在渲染玩世不恭，张扬颓废情绪。于是，作者及时写下了这篇富有讽刺意味的文字。它一出现在报纸上，便引起了众多的议论。后来，北京市有关部门作出规定，对印制文化衫的市场加强了管理。杂文是轻武器，抓问题讲究快，讲究新。采摘明日黄花，也许能有所收获，但先义的兴趣不在那里，优势也不在那里。他在报社工作，以新闻为业，喜欢到现实生活中去，凭自己的眼光观察，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写第一手材料。新的生活不断推出新的问题，用心去抓，总会有所发现，有所收获。只要是有心人，即使在街头转转，也能抓到好题目。他的几篇谈“扫黄”的杂文，就可称为“街头书摊扫描”。其中的一篇写道：“就在上海那场‘扫黄’战之后48小时，书刊画面上那些袒胸露乳，充满欲念的女人便又在街头向人们发出挑逗的微笑了，各类黄色书刊又再度逞威于市。”这篇杂文的题目叫《读“扫黄”捷报有感》。说是有感，实际是别感，作者不是为捷报而喜，而是为现实而忧。因为报纸上接二连三地登出：“上海‘扫黄’出动大军”、“广州‘扫黄’战果赫赫”、“西安‘扫黄’首战告捷”，而作者却发现，街头书摊的现实很不妙。“扫黄”大军也许真的功绩显赫，但遗憾的是，那不过维持48小时而已。作者就自己的发现提醒人们：实在不要认为凭一两次“突击”便可高枕无忧。显然，作者不是悲观论者，他观察到了这场斗争的艰巨性、长久性。

抓问题，不仅在于思想敏不敏锐，还在于感情对不对头。对于同一社会现象，感情不同，认识是不一样的。感情对头，对某些问题很容易发现；感情不对头，就意识不到其中的问题。在风云变幻的环境中，就先义的杂文所揭示的问题看，他的思想是敏锐的，感情也是对头的。比如，1987年前后，文艺的“轰动效应”很频繁，一篇带有某种倾向的作品出世，新潮评论家便呼声四起，称之“某某热”，乃至“某某年”。被捧为“文艺里程碑”的作品，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作者用怀疑的眼光审视这种现象。他不留情面地指出：“文坛上赤诚相见的直言批评寥若晨星，而那些无原则的谈美文章则日渐其多，有时甚至充斤报刊。”显然，作者的上述看法，会有许多人不同意。你认为是问题，他不认为是问题；你说不正常，他说很正常；你做批评，他去张扬。事实表明，杂文作家要能抓到问题，抓准问题，是不能排斤感情因素的。看出之后，抓到手了，还有个敢不敢写出来，怕不怕得罪人的问题。我看作者是有胆气的，有弄杂文的执拗劲。好些篇章所抓的问题，在当时写出来，显然会使一些人恼火，但他还是写了，批评了，说了他想说的话。针对文艺界批评不得的现象，他一连写了好几篇。《文艺呼唤直言批评》、《棒杀、捧杀及其它》、《话说“玩感觉”》等，及时见于报端，颇有影响。他指出，“有些人老虎屁股摸不得，有一股骄气和傲气。他写了坏作品，根本听不进批评的话，你一批评他他就说你打棍子，扣帽子，是‘极左’，是‘棒杀’”文艺。与这种情况相反的是，谁若受到批评，就有那么一些人不问是非曲直地同情谁，谁的作品就吃香。作者慷慨执言，直抒胸臆，没有什么顾虑。积蓄于心，不得不发，即使顶着大风，也要把它呼喊出来。当然，敢写并不等于鲁莽，发现讲究及时，把握讲究准确。李达闹忠义堂，砍杏黄旗，可谓对宋江的“作风问题”发现得及时，其疾恶如仇的感情也正确，但结果还是闹错了，不得不负荆请罪。弄杂文，放马后炮不好，乱放炮更不好，得力图准确地把握它，这就不仅要感情对头，还要有理性思维，讲点辩证法，以求得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去年，台湾的三毛自杀，在大陆的出版界激起热潮。光是探讨其死因的书，十几天内，就出了三十余种，这一现象很让先义费解。无论如何，三毛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不如大陆的许许多多作家，为什么他们享受不到的荣誉，却那么贱价地奉送给人家？《“热”的困惑》一文，作者严肃地呼吁出版界“不能一味跟着潮流走，随着旋风转，什么热出什么，什么能赚钱就出什么。”作者是负责图书宣传的，在出版界有许多朋友，他还是大胆地说了这些话。当时，“紧急征订”的预告和广告，接二连三地见于报端，出版社之间还互相斗法，紧锣密鼓地打选题战，有的还闹成纠纷，准备打官司。我不敢说，这篇杂文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但至少及时地点出了问题的实质，表达了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心声，对着这股热泼了瓢凉水。

先义所抓的问题，既注重社会性，更注重政治性。他是有大就不言小，有重就不言轻。把握住潮流的涌动，呼应着社会的风雨，听命于时代的召唤，使杂文发挥出更有力的战斗作用。1989年春夏之交，围绕动乱和平息反****，他写出了《从腰包看灵魂》、《对“民心”要有分析》、《情绪化与后悔药》、《治治“围观癖”》等一系列杂文，这些杂文既有敏锐的发现，又有深沉的思索，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这场斗争的实质，总结了教训。这里，有对精英们所谓“惩治腐败”的揭露，有对糊涂观念的廓清，有对“狂热情绪”的批评，有对“围观癖”的剖析。该摆事实的，就无须过多的议论。作者让人们看见，那些在动乱中呼风唤雨的头头们，在煽动学生饥肠辘辘绝食之时，怎样腰缠万贯，在高级宾馆吃喝。作者呼吁：他们不过是接过群众“惩治腐败”口号以售其奸，我们能轻信他们那动听的宣传吗？这呼吁也就有了足够的力量。对反动分子的揭露靠事实说话，唤醒人们的觉悟也要靠事实说话。当老老少少涌上街头，挥臂喊着“声援”时，有人感叹：“此乃民心所向啊！”作者话问：这就是民心吗？且看“十年‘文革’中，‘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到处叫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可一旦恶梦醒来，人们才领悟了那‘民心’的可悲与可怜。”作者对教训的分析，是语重心长的，苦口婆心的，充满了痛惜之情。他指出“狂热情绪”的严重破坏性的时候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能有效地控制调节情绪，趋利避害，防止和避免悲剧发生。然而，在那段充满狂热的日子，“种种偏激情绪都可以去大街上发泄一通，仿佛那宽阔的天安门广场和十里长街成了情绪发泄场。”结果，不可避免地要使亲者痛、仇者快了。严肃的政治问题，也不见得都要板着面孔去说。硬话软说，往往能使人更好地接受。作者为指出“围观癖”的危害，文章开头勾勒出了一种富有幽默感的社会现象：“北京人之爱围观，在中国大概可算数一数二。不信，你留心街头：举凡路人争吵、交通事故，甚至连小孩捉蚂蚁、‘老外’系根鞋带，都能招来看稀罕的人群。”这“围观癖”平时出现在街头巷尾，当然是无所谓的事，但出现在1989年“6.3”之夜东西长安街上，教训就惨重了。作者就动乱问题所写的这一系列杂文，各有侧重地切入其中，抓住了实质，有很强的战斗性。

题材的相对集中，是构成作家创作特色的重要一面。先义的笔墨，集中对准现实的社会生活，从这里去发现、去思考，去开拓他的杂文天地。这是适宜于他的正确路子。

面对现实的杂文，若不能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不能给人一点新的东西，那就没有多少意思。当一种社会现象显出端倪的时候，也是考验杂文家的发现能力的时候。谁能及时地捕捉住它，谁就能写出新的东西。有时候，只要将问题提出来，哪怕还不能提供解决的办法，那也不要紧。以自己的发现，及时地提醒人们，引起社会广泛注意，就有它的意义。当然，抓住了问题，还应该深刻思索，不能满足于发现，停留在认识的浅层次上。透视现象，把握本质，起到正确认识事物的导向作用，那意义也就更大。我谈先义的杂文，似乎对发现说的多，对思索说的少。倘若这不是偏颇，那就是我等待作者在思索上有更大的收获。

还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先义写了十来年的杂文，但他的主要精力不在这里，主要成就也不在这里。如近三年，他出版了三本书，两本传记类，一本读书类，那无疑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写杂文，在于他，还只是偶有所感，随意为之。遇到大事，想说的事，才把它写出来。不然就去写别的东西。这有好处，就是能做到有感而发，不为写杂文而杂文，当然也有不好的一面，写得少，收获小。去年底，先义对我说，他自选了一本杂文集，出版社接受出版，想让我先看看，写几句话，我听了，还怀疑他是否有这么多。最近，先义对我说，他的兴趣转移到杂文上了，今后要用主要精力弄杂文。真的如此，他会以更多的发现，更多的思索，步入杂文创作的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