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军统特务电台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的张露萍等七烈士，经过中共四川省委平反昭雪后，他们的传奇式的斗争事迹，在全国传开了。一九八三年，在我眼前出现过许多令我十分振奋的重大事件，然而没有象对张露萍等七烈士平反这件事在我的心上引起这么大的激动，久久地压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三十八年累积在张露萍等七烈士身上的历史尘埃被拂去了，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泥浊水被洗刷了，还他们以晶莹剔透，洁白无瑕的共产党员的本来面目。这实在是大快人心的事，也是大得人心的事。

张露萍等七烈士英勇牺牲的事迹五十年代我就听说了，也见之于原国民党特务写的息烽集中营内幕材料中，但是一时找不到他们是共产党员的证明，我这个在四川长期作过白区地下党工作的共产党员也无法证明。不过，我坚信他们是铁铮铮的共产党员，不是共产党员不可能那么视死如归，那么从容就义。《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同志五十年代末对我谈过，想把张露萍从容走上刑场的事迹用到《红岩》中一个主要典型人物江姐身上去，我很赞成。他们写进去了，果然光彩照人。能把张露萍的英烈事迹通过江姐这个典型人物传到人间，也算是一件痛快事。但是张露萍等七烈士的英魂却仍然没有安息，他们仍然躺在息烽的荒草土堆中，戴着军统电台特务的帽子，度着凄凉的岁月。他们的土丘逐渐没入荒草，将要和他们的英烈事迹一齐在人世间泯灭，甚至还要为人咒骂，抱恨永世，还有什么比这更叫人揪心的呢？

但是一时找不到真实凭据，无法平反，在那“左”倾思想泛滥的年代，谁敢去碰戴着“帽子”的人物？而一到史无前例的十年间，更不用说了，连四川地下党整个组织都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地下党全被诬蔑为叛徒、特务、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同志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成为招降纳叛的大本营。活着的地下党员一律置于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地，就是在举世闻名的魔窟“中美合作所”里牺牲的烈士，也要一个一个地重新审查，谁还敢去过问张露萍他们这七个有特务帽子的牺牲者呢？看来他们只有冤沉大海，永无翻身之日了，死者已矣，生者何堪！

多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为我们驱散了迷雾，中共四川省委为四川地下党正式平了反，为死无葬身之地的某些烈士，生无一粟之给的某些地下党员，落实了政策，并进一步把地下党里几十年的疑难案件逐个进行复查。感谢省委组织部的同志，不辞辛劳，天南地北的奔走十几万里，费时一两年，终于又为几十个烈士重新平了反。其中就有张露萍等七位烈士。充分的事实证明，原来他们都是深入敌人魔窟，英勇斗争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现在，在报纸刊物上记述过他们的英勇事迹是可喜的，但是也不可忘记那些埋头苦干，为复查尽心尽力的同志。当然，他们也在这些烈士的身上，汲取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

我得知为张露萍等七烈士平反的消息，并又进一步获得他们的许多英烈事迹，有说不出的兴奋，真叫百感交集，在他们身上我又看到过去一块战斗、已经牺牲了的同志们和好友们的面影，而且他们又不只一次地回到我的梦中来。他们在微笑，在蹙眉，在催促，在责备：“你作为地下党的老战友，作为一个作家，为什么不把我们的形象显现出来，让我们也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提供一点精神鼓舞力量？”我醒过来，在黑暗中，似乎还看到他们站在我的床前，还听到他们责备我的声音。我的心发慌，手发烫，一种革命的责任感，在催促我，要我拿起笔来，继续我过去描写地下党斗争的创作。

我已年到古稀，岁月不待，一种时间紧迫感在压迫我，得赶快动手！于是，我排除一切外务，放下其他一些文字活儿，决心以张露萍等七位烈士的事迹，并结合我在地下党活动中熟悉的一些人和事，写一本歌颂革命烈士的小说。我没有想到进行得这么顺利，写起来颇为得心应手。过去我写文章很慢，这一回不知道得的什么神力，出奇的快。我年纪大了，一天伏案十几个小时，真叫精疲力尽了，可是我一直处在精神昂扬之中，一种火烧眉毛的心情，一种一吐为快的舒服，使我停不下笔来。家里人吃惊了，老伴说我疯了，强迫我休息。晚上在梦中我明明还看到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在对我笑，在鼓舞我，我不能停下来。不巧得很，我的脚忽然肿了，被弄进医院去住起来，幸喜不算大病，医生和护士体谅我的苦心，让我在病床上摆一张家里赶做来的矮脚小桌，我又写了起来。我终于如愿以偿，在半年中写完了三十万字的初稿，经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志提了修改意见后，又经过半年时间的修改，总算完成了这个光荣的——真的，我自以为是光荣的——任务。

我满腔热忱地把这本小说奉献给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如果从这本小说没有获得多少艺术享受，然而到底悟出，我们现在这个幸福的或者还不够幸福的社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革命者前仆后继，英勇斗争，壮烈牺牲得来的。如果从这本小说中到底看到，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有过这样的人，他们一心想的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了挽救民族免于灭亡，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死而无憾。他们忠于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真正把“战斗是最大的快乐，给予是最大的幸福”奉为信条，终生不渝，哪怕饥寒交迫，颠沛流离，妻离子散，以至走上断头台，绝不动摇怀疑，视死如归。他们是中国的脊梁骨。

这一部小说如果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一点微小的作用，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并不指望这本小说能获得多长的艺术生命，我愿其速朽！

但是我也并不妄自菲薄。如果有人以“老调”相讥，我也不以为羞。因为我只能按那个历史时期我所见到的革命青年的思想面貌来写，我必须尊重历史唯物主义。那个时候，象张萍那样毫无个人的私心杂念，把自己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滴血都毫无保留地、心甘情愿地贡献给革命的青年，真是成千累万，成千累万！而且我敢断定，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这本小说可以从艺术上贬斥得一文不值，但书中反映的和当时现实一致的英雄人物不容我们以轻薄的语言去指责、讥讽，他们已经为我们流尽了鲜血，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最后，我还想作一个也许是多余的声明。这本小说中的人物虽然有当时历史人物的影子，特别是从张露萍等七位烈士的事迹中汲取了某些素材，而且也的确有纪念他们的意思，但是所有人物和事件都是虚构的，千万不可作无益的比附。这样的事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屡见不鲜的，许多人身受其害，搞得啼笑皆非，这样的闹剧不应该重演了。

一九八四年九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