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
绝食斗争的胜利，小汪比谁都更兴奋。人多一条心，力量大无边，到底给朱浩这个混蛋一次狠狠的打击。她抓住张萍的双手，笑眯了，说：“张姐姐，我真高兴呀。”
张萍似乎并不那么热烈和兴奋，没有给小汪的狂喜以应有的响应。她坐在地铺上，望着铁窗，在思考刚才毕浪对她说过的话：朱浩是不会善罢干休的。
小汪并没有理解张萍的情绪，还在兴奋之中，说：“和他们斗，就是要和他们斗。下次我要站出来，不怕羞，揭朱浩的丑恶行为。”
张萍这才似乎听清了小汪说了什么，她马上抓住小汪的手说：“不，不，小汪，你不要再出头了。你无论如何要争取出去，毕大哥也应该争取出去，还有很多难友也应该争取出去。你们在这里‘毕业’了，从这里学到的东西，出去是有用的。每一个难友出去就是一颗种子，一个酵母菌，不能在这里浪费掉，你是能够出去的，为什么去作无谓的拚命和牺牲？小汪，你再也不要出头了，要争取出去。”
张萍语重心长的话，打动了小汪。小汪理解了，可是从感情上一想到张萍，又很难过。她望着张萍：“张姐姐，你呢？”
张萍微笑了一下说：“我的事自己明白，要来的事情总是要来的，我早已准备着了。”
“不，张姐姐，不。”小汪一下就从张萍的话里听出意思来了，这怎么可以呢？太可怕了。
张萍却是那么坦然，她感觉到了毕浪对她讲的话，有多大的分量。在大家欢呼斗争胜利的时候，毕浪已经清楚地看到她的周围已经阴霾四伏了。她当时还没有象毕浪那样强烈的感觉，可是回到号子里来仔细想了一阵，她感到有一种无法躲避的危险正在向她的身边爬过来。“得赶快，”她心里说，一种紧迫感压迫着她，留给她可以做事的时间不会很多了，她原来计划要在这个“免费学校”里担任小汪的辅导老师，一定要尽快把小汪培养起来。她量定小汪是有机会从这里走出去的，这是一颗种子，一定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但是她知道小汪其实不过是一个天真无邪的进步青年，满脑子装着革命的美丽幻想，由于在大学里幼稚地讲了许多激烈的言辞，竟然被低能的特务视为洪水猛兽，把她捉了，糊里糊涂地关进这个集中营里来。要把她从一个天真的女青年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切切实实地踏着先驱者的血迹前进，不幻想，不气馁，一步一个脚印。正象她在成都受到车耀先老师的教导，在延安受到老革命前辈的打磨，终于变成一个革命者一样，还需要做许多思想教育工作，还需要经受各种磨练和考验。她有幸和小汪关在一个号子里，这个教育的责任自然落到她的肩上来。她早已想过，她如果在自己的最后时刻到来以前，把小汪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踏上先行者为她开辟的道路，她也就尽了一个共产党员最后的责任。她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悔的了。过去想到过，却没有现在这样的时间紧迫感，她有许多话要对小汪说，然而时间不多了，得赶快。
同时张萍还有一个个人的想法，她自己没有指望从这里走出去，但是她不甘心戴着军统特务的帽子走向刑场，她希望有人替她传话出去，她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走上刑场的，虽然她由于党的纪律的约束，她不能在敌人面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就是走上刑场，也不能唱《国际歌》，不能喊“共产党万岁！”小汪是能够出去的，她就是最理想的传话人。她应该让小汪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结果到哪里去，她要把自己的历史让小汪知道一个大概。而这种由一个知识分子女青年走向革命的历史，对于小汪本身也不是没有一点借鉴的作用的。
“小汪。”张萍在作了长时间的沉默和思考以后，终于开始和小汪谈话：“我想你已经可以作出自己的结论，我并不是军统特务，而是一个革命囚徒。我已经作了清醒的估计，留给我的时间恐怕不是很多了。有些事情，我想和你谈一谈。有关于你的，也有关于我的。”
小汪对于张萍这么年轻却又这么冷静、乐观、理智和有办法，有了深刻的印象。她还想知道张萍过去的历史，她是怎么成长为一个革命者的。小汪贴着张萍的肩头说：“张姐姐，我真羡慕你，和罗大姐一样，懂得那么多革命道理。可惜罗大姐没有讲完她的故事便拉出去了，我现在很想知道张姐姐你的故事，你先给我谈一谈你的生活历程吧。”
“也好，”张萍想一下说：“我的政治面目，我的生活历程，决不能让敌人知道，但是我相信你，我可以告诉你，希望你把它深埋在你的心底。”
小汪诚恳地点一点头：“张姐姐，你相信我吧。”
“我的生活历程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女青年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张萍开始讲她的故事。
68
我才懂事的时候，我就感到我是生活在一个十分幸福的家庭里。我的妈妈是乡下那种生男育女，勤做苦吃，任劳任怨的善良女人。我是幺女，她特别地疼爱我。我的爸爸是一个乡下教私塾的贫苦教书匠，但是他却不是一个三家村的老学究，专门给有钱人家子女教习古书。他从来不去巴结乡下的地主豪绅，却常和“泥巴脚杆”打堆，他办的私学也大半是收的贫寒子弟。我们家里薄有田产，有十几亩田地，在川西坝子那肥沃得一脚可以踏出油的土地上，有十来亩田地，也够一家大小的温饱了。我爸爸除开教书，也自己下田下地，妈妈和还没有成年的哥哥帮助他。农忙的时候，爸爸教的那些学生的家长，大半是干农活儿的老把式，总是热心地来帮忙，三下两下就搞完了。日子过得也算无忧无虑，至少在我那幼小的心灵上是这么感觉的。我和姐姐每天上学回家，妈妈要姐姐跟她做淘米、洗菜、做饭的家务事，我却得到宽放，老喜欢跟着哥哥去小溪边放牛割草，夏天还在沟里捉鱼、捞虾、扳螃蟹，在柳树上粘蝉子，真是快活极了。可是我的爸爸对我的学习却抓得很紧，对我很严厉，叫我不愉快。
我们那时候既读新书，也读古文。爸爸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他觉得不教我们读新书，将来不好去社会为人做事。但是他又觉得应该读些古文，背些古诗古词，才能做好文章。同时他要求我们在读他精选的那些古文中，学习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他特别讲究一个读书人的气节道德，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特别喜欢文天祥的《正气歌》，他专门写成横幅，贴在墙上，要我们背熟。他一个一个地讲解《正气歌》中提到的那些威武不屈，大义凛然的先贤先烈的故事。特别是苏武牧羊北海滨十九年，坚贞不屈，终于回归祖国的故事，叫我感动。当然，对文天祥那样在敌人面前决不屈服，从容走向燕京的菜市口，引颈就义的英雄气概，特别表示敬佩。不过说实在的，我那时凭自己的一点小聪明，不肯努力读书，爸爸却偏偏对我特别严格。我仗着是一家疼爱的幺女，既很淘气，脾气又特别犟。有一回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妈妈气得打了我一顿，我站在那里挨打，就是不哭，怎么打也不哭。弄得妈妈和爸爸都哭起来，爸爸抱住我说：“幺女呀，你就哭一声也好嘛。”可是我还是不哭，妈妈把扫帚把子一丢，走进卧房，关起门来，自己哭去了。这时我才扑过去打门，妈呀妈的哭了起来。
可是那种牧歌式的生活并没有过得很久，正当我哥哥长大起来，快要替我爸爸解除劳累的时候，突然被拉了壮丁，一去杳无消息。祸不单行，接着妈妈又害起病来，一拖几年，把家里的一点微薄积蓄和几亩田地都卖来花光了，她才离开了我们。爸爸身上还背了沉重的阎王债，年积月累，利滚利，凭我的爸爸当一个私塾老师，哪里有希望从自己的颈项上解除那越捋越紧的阎王债紧箍箍。但是他不去向豪门低头，却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姐妹身上，特别是看我有男娃儿的气质，脑子比姐姐要灵得多，想叫我读好书将来到成都去上省学，混到大学毕业，求个铁饭碗。这是一个十分渺茫的希望，他却固执地相信。因此他对我功课比对姐姐要求严得多。姐姐写一篇作文，他要我写两篇，我心里老不服，为什么这么苛待我？有时我就发了犟脾气，不听他的，他就用竹鞭子狠狠地打我，我不哭，就是嚷：“我不服，我就是不服，为什么对姐姐好，对我凶？”爸爸听到这话，更生气了，更使劲打我，姐姐来劝也劝不开。姐姐对我说：“幺妹子，你说你服了吧，爸爸这是对你好呀。”
我那时候哪里知道什么好歹，还是犟，咬住说：“不服！”爸爸莫奈何，把竹鞭一折，成了两半截，丢在地上。坐在一旁抱头痛哭去了，嘴里说着：“娃儿的妈呀……我不该打她，我以后再也不打了……”，接着又抱着我痛哭起来。这时忽然有一股泪水涌上我的眼眶，我大哭起来：“妈呀，妈呀……”我趴在爸爸的膝前，我摇爸爸的手：“爸爸，你打吧，你打吧，女儿不争气，该挨打。”害得一家子都哭开了。爸爸把我抱起来，拉开我的袖子，看到一根一根的竹鞭血痕，他用嘴去亲，以为这样可以减轻我的痛苦，谁知道这样更象火一样烧我的手臂，我的血痕并不痛，心里却痛得厉害。我搂住爸爸叫：“爸爸，爸爸。”他也搂住我说：“不打了，再也不打你了，永世不打你了。”这却更叫我伤心。但是从此以后，我真的发奋读起书来。一直到初中毕业，爸爸很满意，一心指望着我将来有出息。
有一天傍晚，我从学校回家去，兴高采烈地拿着才发给我的毕业文凭，想叫爸爸和姐姐看一看，高兴一下。我打开卷着的文凭，送到爸爸眼前，说：“爸爸，你看。”
爸爸却一点也不理会我，坐在堂屋里方桌旁的竹椅上，桌上的清油灯在风中摇曳不定。姐姐坐在小竹椅上。爸爸一句话也不说，闷在那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忽然听到姐姐说：
“爸爸，我看就这样定了吧，我愿意去。”
“姐姐要到哪里去？”我不明白地问爸爸。
不问还好，一问爸爸突然老泪横流，连声叹气。
“到底姐姐要到哪里去？”看到爸爸伤心地哭了，我更要追问明白。
爸爸用手狠狠地打一下他那满是花白头发的头，对我说：“唉，都怪你爸爸不好，一辈子只当了个没有出息的教书匠。你妈妈病了几年，把家产拖得精光，还背一屁股的阎王债。连两个闺女都养不起，人家要讨你姐姐去当偏房，你说你这个爸爸还有什么脸……”说罢不住用手揩眼泪。
哦，我想起来了，今天上午，我看到我们乡下有名的鲁媒婆带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来到家里。和爸爸在说什么。我有事情出去了，回来的时候，看到堂屋里供桌上摆了几包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姐姐坐在阶沿上发楞，我还以为她和爸爸赌什么气呢，原来是这码子事。不知来说亲的人家到底是什么人，我问爸爸：
“是哪一家要来讨姐姐？”
爸爸说：“我们这一个县里头一块招牌，在外面当师长的李大少爷。鲁婆婆倒说得好，说是李师长的大太太死了，二太太进门几年，就是不生，李师长要明媒正娶讨一个三房太太，跟师长到外面去过日子，和正房一样。说是这样，总是去做‘小’呵！”
可怜我的姐姐今年才十八岁，跟我睡在一个床，吃在一个桌，打架割孽，相亲相爱在一个房，现在要被人家讨去做“小”，怎么行呢？我抱住姐姐哭起来，说：“不干，不干，姐姐，我不准你走。”
姐姐一句话不说，只是楞在那里，我摇动姐姐的肩膀，叫她：
“姐姐，你说，你说，你不干。”
姐姐拉着我的手，不哭，也没有流泪，对我说：“爸爸要还清一身的阎王债，又要想送你上成都去考学校，只有这条路了。”
姐姐小小年纪，竟为了爸爸和我，愿意牺牲自己的幸福，去给人做“小”，我一听更是难过。我说：“我不出去读书了，守着爸爸和你。”
姐姐说：“幺妹，莫说傻话了，你就是不出去上学，爸爸的阎王债哪个来还？”姐姐给我揩眼泪，劝我说：
“幺妹，你不要哭了，你一哭叫爸爸更难过了，把我的心也哭乱了。我这又不是去上刀山，过火海嘛。”
爸爸看到我姐姐这么懂事，越是伤心落泪，他不住地说：“都怪爸爸不争气，没出息……”
姐姐反倒劝爸爸：“爸爸，你看你，不是说好了吗？只要你能过好日子，幺妹能争口气，把书读好，我就是去跳火坑，也甘心了。”
我抱住姐姐向她许诺：“我的好姐姐，我一定把书读好。”
69
我履行我的诺言，我告别了爸爸和姐姐，到成都去考高中。我考进了共进中学。我发誓要把书读好，要给爸爸和姐姐争气，将来去考取名牌大学，出来挣一个铁饭碗。我学习很努力。语文课不消说，我从小就受到爸爸的夹磨，打好了底子。不要说做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就是做的呀么啦的白话文，同样写得出色。壁报上差不多每期都可以看到我写的文章。至于数理化，同学们说我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信徒，可见我学习得多么好了。我在学历史的课堂上，教师讲了许多我国丧权辱国的历史，列强怎么要瓜分中国，中国已经危在旦夕了，这样才开始叫我震惊。学好数理化，捞到铁饭碗又怎么样呢，还是逃不脱当亡国奴的命运。时事课上又听到老师讲日本人如何抢了东北，又占华北，进一步窥视华中、华南。讲到日本浪人如何走私横行，日本政府如何逼迫南京政府答应“中日亲善”，答应“经济提携”，从政治上压迫中国，经济上剥削中国，咄咄逼人，想把中国一口独吞了。但是南京政府总是忍气吞声，不断退让。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不知道中国要走到哪里去。
我听到这些，也不能不感到悚然。难道自己只顾学有成就，将来去谋一个铁饭碗吗？难道可以忘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吗？当了亡国奴，哪里还有自己的出路？但是怎么去救国救民呢？按照当时的报纸言论，只有发展工业，走富国强兵的道路，才能抵御外侮，振兴中华。这样想来，我努力学好数理化，可以使个人出人头地，也可以振兴中华，于家于国都说得过去，又有什么不好呢？
但是当我把这一套理论在壁报上发表出来的时候，却得到了出乎我的意料的反响。驳斥我的文章在壁报上出来了，说我在提倡“读书救国论”。当时我还想不通，感到苦闷。我同班有两个相好同学，一个叫车英，一个叫周如彬，也批评我：“你这可是‘官方言论’呀。”
“什么官方？”我莫名其妙。
车英把我拉到她的家里去玩，周如彬也一起去。在那里见到了车英的爸爸车耀先老师，他们在饭桌上说起壁报上打笔墨官司的事，三个好朋友发生了争论，车耀先老师却不插嘴，只管抿着嘴笑。
车英很激烈，慷慨激昂地说我是顽固不化：“你简直是和南京政府的亲日派一鼻孔出气，和他们唱的是一个调子。”
车耀先老师说话了：“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把她跟亲日派硬扯到一起，成什么话？亲日派是要卖国，她却是想救国呀。”
车英和周如彬不管说得多么尖锐，一点也没有打动我，甚至我更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可是车耀先的一番轻言细语，却拨动了我的心弦。车老师娓婉而谈，入情入理，使我知道祖国的确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被迫着发出最后吼声的时候了，正如《义勇军进行曲》所唱的那样。但是中国不会亡，虽然南京政府有些亲日派在和日本眉来眼去，想要拱手欢迎日本人进来，中国不会亡，民族正气不可侮，有着许多革命家和爱国志士在踏实地做工作，宣传和组织人民起来抗日救国哩。北平已经爆发了学生抗日运动，成都也在响应。抗日的浪潮是谁也阻挡不住的。
临走的时候，车耀先欢迎我常常去玩，并且给了我几本小册子，叫我拿回去翻一翻。
说实在的，我一下子就感到车老师是这么一个平易近人的长者，那么象春风吹到麦苗上一般的暖和。我把车老师给我的小册子拿回去，起初的确只想翻一翻，可是我一翻就读了进去，不说着迷的话，至少是相信说得很有道理。我还责备车英说：
“你家里有这么多好书，为什么不叫我看一看？你真以为我是一个顽固派吗？”
车英抱歉地说：“我们原以为你只是一条专啃数理化的书虫呢。”
从此以后，我不仅是车耀先家的常客，还是车英和周如彬她们组织的读书会的积极分子。我才知道这个共进中学是一个和别的大不相同的中学，有这么多思想进步的老师，还有这么多参加读书会和时事壁报社的同学，我象过去都被蒙住眼睛似的，现在打开了眼界，一下子走进了一个光明的新世界。我又开始在壁报上写起文章来，几乎每期壁报上都登有我的文章。我以自己过去的糊涂思想来现身说法。车老师鼓励我，认为这样写很好，对于居于中间的同学很有说服力。
这时听说在上海为了《闲话皇帝》这篇文章引起了一个“新生事件”，日本人借题发挥，说是侮辱了日本天皇，提了抗议。南京政府害怕得要死，竟然为日本人效劳，审判了中国人，判了刑，查封了《新生周刊》。可是这件事还没有了结，接着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领事川越在南京失踪的事又发生了，明明是日本自己阴谋搞的，却向南京政府提了最后通牒。日本军舰群集南京江面，几乎要炮轰堂堂的首都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本强迫要在中国内地各城市建立他们的领事馆，作为向全国侵略的急先锋。首先提出要在成都建立领事馆。南京政府竟然答应了。日本人不管你干不干，就大模大样地派了三个日本人来成都筹办领事馆。就住在骡马市街的新川饭店里。这一下可就惹恼了成都人，好家伙，日本的军刀还没有到，倒先派来了四川的太上皇。
抗日的怒火一下子燃遍了成都，谁能忍受这样的公开侮辱？几天的开会、通电和示威，把成都人的抗日怒涛推向高潮。南京政府要出卖四川，四川人不答应，***要保日本人来成都，成都人要撵走日本人。成千上万的学生、市民拥向骡马市街，把新川饭店包围起来。
我跟车英和周如彬一起，还有许多同学，拥向骡马市街，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示威，我第一次看到了群众的力量。我从来没有看到那么多愤激的人群，那么多奋不顾身，不管是刀山火海，都要冲向前的勇敢的人，那么多激动人心的爱国演说，我感到我的热血也在身上沸腾起来，我的手都激动得发抖了。我跟着大家冲向前去。我从事实中证实了车老师告诉我的话：民气不可侮，人民最有志气，中国绝不会亡！
我和一批同学冲到饭店大门，前面已经有一大批学生和市民，挥舞起愤怒的拳头，狂叫着：“打死日本鬼子！”冲进饭店去了。不多一会，群众推推拥拥，把三个日本人抓出来了。一身的灰尘，想必是临时躲藏在哪里被搜出来的。大热天却象筛糠一样的发抖，一点神气也没有了。说时迟，那时快，许多拳头落在他们的头上，不多一会，三个日本鬼子被活活打死在街上。
胜利了，人民扬眉吐气了，大家欢呼着散去。……
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和车英、周如彬一起回到车老师家里去，想去向他报告今天成都人民的壮举。但是我们发现车老师正在洗脸，看来他走在我们前面，还报告什么呢？我们又笑又叫，好久才把激动的心平定下来。在以后的和车老师谈话中，我才知道，光是这么激动，光有这样的示威活动，还是不够的，还要组织起来。车老师告诉我，在北平，在全国各地，有一个叫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青年组织，这个青年组织是受共产党领导的，在成都也有“民先”这个组织。我马上就明白，车老师不愿我只作一个抗日的散兵游勇，我早已看出来，车英和周如彬都是“有了组织”的人了，我当然也要“有组织”。我向车老师欲言又止好几次，害怕遭到他的拒绝，最后终于羞怯地向车老师提出来：
“我也能参加组织吗？”
车老师笑了，说：“我们就是在等待你说出这样一句话。”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这时候我已不仅仅是“民先”的一个活跃分子了，也不仅仅参加“民先”组织的抗日活动，而且……，不说也罢。后来我从《新华日报》上看到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游击战争，打得火热。哪里象这边的国军那么一溃千里，哪里象在成都这里，把抗日活动说成是捣乱，“民先”这样的群众团体都被封闭了。车老师他们办的《大声周刊》和别的抗日报刊也被查封了。车老师不大看得到了，他们面对着国民党特务的严峻斗争，抗日有“罪”了。我再也没有机会参加抗日的宣传活动，热热闹闹的唱歌、演戏、跳舞、出壁报，都干不成，我还能干什么呢？我也有一腔热血，为什么不可以倾注到华北的抗日前线上去？
我向车老师提出来，我要去华北敌后参加战斗，车老师很高兴地同意我，说正有许多青年到延安去，叫我也去。于是我高高兴兴地踏上去延安的路，去朝拜这个革命圣地。
70
张萍对小汪讲了她的身世，最后说：“后来我从延安回到四川，考进了军统办的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在军统电台当译电员，现在到了这里。”
小汪听得正有兴趣，张萍却草草地用一句话就把她最富于光彩的一段生活收结了，小汪当然不满意，说：“张姐姐，你为什么不谈后面这段历史呢？”
张萍回答：“这后面这一段历史就用不着我来说了，最后我被弄到这样的地方来，就可以说明一切了。在这里，将要写下我的生活史的最后一个标点符号，一个句号。我想你知道，英文叫做full stop（全停）。如果你一定还要听我说的话，我只能说，我的生活的道路是我自己选择的。有的人喜欢选择平坦而笔直的大路，那是前人流着血汗为他开辟出来的。他即使顺顺当当地走到头，走到他的生命的最后一站，其实不过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走过一回路罢了。他没有留下任何足迹，无声无息，甚至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到这个世界上来过。他活得很长，而且幸福，却没有给这个世界增添新的光彩，没有创造新的价值，他的幸福是建立在浪费别人创造的价值上面的。这样的幸福有什么意思呢？另外一些人却喜欢选择崎岖的生活道路，甚至在荆棘丛生似乎没有路的地方，选择道路。这样的路走起来是非常艰难的，要披荆斩棘，有时候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他到底在崎岖路上用自己的淌着血的脚迹为后来人踏出一条前进的路来，为经过崎岖步入坦道的后来人所缅怀，他即使没有走到头，在死亡谷里倒下了，他还是一个真正走过路的人，曾经为别人作过贡献，他活得有价值。”
张萍停了一下，歇一口气，最后说：“我正就是选择走崎岖道路的人，虽然我最终进了这条死亡深谷里来，然而我以我敢于走路、曾经在荆棘中开过路而自豪，如果我的脚在崎岖路上流淌的血迹，对于后来人有一点指路的作用，也就心满意足。”
“哦，”张萍越说越有劲了，她似乎想把关进这集中营里来的多少不眠之夜所悟出的人生哲理，都说出来，希望给予小汪这个后来人一种精神力量，让她有朝一日走出这个死亡之谷后，能够踏着前人在革命的艰难道路上留下的血的脚印，继续走下去。张萍委婉地说着，小汪津津有味地听着，大气都不敢出，深怕打断了张萍的话。张萍继续说：
“哦，我想起高尔基写的一篇小说来了，名字叫《伊则吉尔老婆子》，你读过吗？”小汪摇头，张萍继续说：“我读过，至今有深刻的印象，说的是有一群人穿过一片大森林，树木茂密得黯然无光，道路十分艰难。他们迷了路了，找不到走出黑暗森林的道路。有一个人把自己的心掏了出来，把它高高举在头上，他的心燃烧得跟太阳一样亮，照亮了大家前进的路，他自己领头向前奔去。我看了这篇小说很感动。我们中国人正在暗无天日的密林中寻找自己的出路，不是已经有许多人这样掏出自己的心来，变成火炬，引导大家前进吗？在南京的雨花台，在上海的龙华，在重庆的中美合作所，就有成千成万的人用自己鲜红的心变成火炬，照亮我们前进的路。就是在这里也有，罗世文、车耀先，还有你熟悉的罗大姐，便是这样的人，如果，啊，如果，”张萍激动得几乎说不下去。缓一口气以后，她说：
“如果我也能走进罗世文、车耀先、罗大姐他们这些先驱者的行列里去，那将是我最大的幸福。”
小汪听得入了神，抓住张萍的肩头说：“张姐姐，你的生命真是象天上的云霞，发出了你的灿烂的光华。”于是小汪轻轻地哼起张萍教给她的歌来。
“小汪，我已经和你谈过许多话了，大半是关于我自己的，现在我想谈谈关于你的事。怎么谈好呢？”
张萍本来觉得有许多话要告诉小汪，不知道怎么搞的，真要谈了，却一下感到没有多少话好谈似的了。或者说想谈的话很多，一时不知道要抓紧谈些什么。
“张姐姐，我很想听你谈话，关于我的。”
“怎么说好呢？”张萍还在考虑。后来她说：“还是说我在延安的生活，这也许对你有启发。”
“我没有去过，但是听说过，我多么想知道延安的生活呀。”小汪急切地要求张萍。
张萍说：
“我这个知识分子，到了延安，以为进了天堂，只知道唱呀，跳呀，让青春放出光彩，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其实不懂得什么是革命。后来那些‘老革命’告诉我们，革命并没有平坦的直路，也没有洒满鲜花，革命的路是崎岖艰险的，需要青年奉献自己的青春，甘心做一颗铺路的石子。许多的革命者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在艰苦的斗争中倒下去，化作革命大厦的基石，埋进土里去，虽然看不见他们，但是起着载负大厦的作用，没有他们，革命大厦立不起来，那些学术殿堂，那些科学璇宫，那些雕梁画栋，那些飞檐翘角，都不过是海市蜃楼。……我是在延安才终于懂得这些道理，并且下决心要把自己的青春献给革命的祭坛。我现在落入这个魔鬼的陷阱里来，但是我并不伤心，也不失悔，回顾走过的道路，我并不感到羞愧，我到底做了一颗铺路的石子，做了一块基石；我的血不会白流，也就心满意足了。”
“张姐姐，你不要这样说了，你一定要活着出去。”小汪阻止张萍说出流血牺牲这些话。
张萍笑一笑说：“要来的事情让它来吧，我决不幻想，不过，不谈也罢，还是说你出去的话吧。你一定要争取出去，你的问题不大，一定能够出去。出去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小汪心直口快地说：“我哪里也不去，我只想到延安去。”
张萍说：“哪个进步青年不想到延安去，到根据地去？可是现在封锁得紧，走不通，我看你可以去找一个职业，比如去当教员，你要把自己当作一个火种，用思想的火炬去点燃你一周围的人的心。许多善良的人在受苦受难，需要你去和他们一起受苦，把他们团结起来，做一些能做的好事，好人总是大多数，只要抱成一团，总可以做些解放自己的事。”
小汪说：“但是谁来领导我呢？”
张萍说：“还是那一句话，只要石头在，火总是不灭的，有群众斗争的地方，总找得到革命的领导。”
“总之，”张萍最后说：“我的意思是，在这里面，你不要去出头露面作无谓的牺牲了，你要争取放出去，站上我们空下来的岗位上，老老实实做点事情。正因为我们生长在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到处是苦难和不幸，我们才是最幸福的，因为有我们青年献身的机会，才有我们青年的用武之地。也许我们要付出代价，甚至生命的代价，但是我们愿做横扫黑暗天空而自己殒灭的彗星；我们愿做给别人温暖和光明、而自己化为灰烬的红烛；我们愿做为了使人民走出地狱而甘心粉身碎骨的革命者。我想起来了，我曾经在延安写过一首这样的诗。如果这够不上叫诗的话，总算是我心里的话吧。我念给你听。”
张萍念起来了：
在宇宙中，
有这样的星，
不惜自己殒灭，
向长夜洒出一片光明。
这样的星，
它的名字叫彗星。
在人世间，
有这样的物，
不惜自己化为灰烬，
给别人照亮前进的路。
这样的物，
它的名字叫红烛。
在世界上，
有这样的人，
甘心自己牺牲，
带来世界的永生，
为了人类的天堂，
勇敢扣开地狱的门。
这样的人，
他的名字叫共产党员。
小汪简直听神了：“好极了，好极了，张姐姐，你把它写下来吧。”
张萍用一张纸写了下来，交给小汪，小汪又念了一遍，说：“我记得了。张姐姐，我想给你的诗加一句：‘这样的人，她的名字叫张萍。’”
张萍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小汪的意思是“张萍”这两个字和“共产党员”四个字划上了等号，那真是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