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棋离开不到一个月又返回了。这一次他待了一个星期,但直到离开前一夜我才知道。他一周的时间都在忙碌,顾不得跟我打招呼,就连洛珈也没有告诉一声,这有点出乎意料。他胡子拉碴地来到我的宿舍,把一个方格大包“嘭”一声摔在茶几上,我给他提下去。他情绪低落,显然遇到了一个大坎。我想给他一点鼓励,但不知从何说起。“做任何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小伙子跟我说说吧。”我给他倒水,还找出一盒玫瑰饼。“跟你说没用,找那个小娘们儿才有用。她装得没事人一样,说自己忙啊对这种事一点头绪都没有啊,让我空等了三天。”我不信:“会这样?”“就是,我们的平台给封了,我那帮哥们儿都急坏了。”我明白了,可事情到了这一步,洛珈也未必帮得上。
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棋棋笑了。他吃了一个玫瑰饼,咂咂嘴,又吃了三个,说:“老哥,你早该让她怀上!她要做了母亲,心肠就不会那么硬了。”我想捏住他这张生了小胡子的嘴。“我知道她自己管不了平台的事儿,可她那些朋友呢?那个要吃掉我们的小平头呢?”我觉得这事非同小可:“那人也只是经营者,又不是管理者。”“什么啊,那家伙这会儿高兴了,看着我们在热锅上转。”“最后怎样?”“最后还是她让我和一个狗专家见了面,说遇到类似问题只能耐心点儿。她让我回去等消息。”“她还是帮了你啊。”棋棋撇着嘴,抓起地上的大包。
夏天正在深入。这座城市的闷热是有名的,初来此地的半岛人每年都要遇到一个坎儿:最初两年因为没有空调,一到夏天我身上都会热出一些紫色斑点。现在好多了。现在空调吹拂,夜深人静仰躺着,总觉得有件人生大事没有做好。时间不等人。可洛珈压根不愿涉及某些最为重要的问题。我们确立的原则、人生的重大约定,当然需要逐一践行。可与此同时也应该知道:凡是合约中必有一条,当缔约人遭遇“不可抗力”的时候,有的条款就可以放弃。多少忧虑不安,多少辗转反侧,显而易见,我长时间以来都面临了这种“不可抗力”。
压力巨大。我要休假了。一想到去半岛河湾,身上立刻放松了。实际上只要和他们夫妇在一起总是高兴,这除了志趣的原因还有其他,说不清。当然吃烧茄子也是原因之一。行前我问女上司:有没有感兴趣的东西?我会带些回来。她想了想说:“山地小米不错。算了,季节不对。”我没有问洛珈,不过走到半路还是提到了这事儿。她说:“没什么,吃好玩好,回来我要看你的精神状态。”“放心吧。回来我要带几支蒲米给你。”“什么是‘蒲米’?”“啊,就是香蒲结出的嫩棒,清香甜爽,你肯定没吃过。”她高兴了,说“好好”,最后加一句:“不过你要严格要求自己。”这句书面语让我愣了半天。以前她从未这样提醒。
余之锷开了一辆山地车来车站接我。我第一眼就发现他的肤色变了:多少有点栗色。成了。人也爽朗许多,有这种肤色的人大都如此。我还没说几句他就讲起了苏步慧:“这会儿正张罗饭菜呢。第一餐很重要。”车子在爬坡,还没见到山与河。后来看到了一条中等宽度的河,水很绿,好极了。“就是它?”“就是它。如今成为一个大城市的引水通道,所以谁也不敢污染它了。你觉得我们很值吧?”他拍了一下方向盘。我的眼睛一时离不开水面。道路傍河而行,我想那细细波纹之下一定有很多鱼。
车子有一段离开了河道,还在爬坡。看到了,一座苍绿的山,嗬,它并不小啊,它的东坡拖延了一些,渐渐往西才高起来。“到阁下的庄园了。”我说。余之锷说:“哼哼,哼哼。”他特别得意时就这样,只发出鼻音。入了他的地盘。没有高墙只有木栅门。我说:“到底成了地主老财啊,就差垒起土围子了。”他说:“哼哼,哼哼。”终于看见苏步慧了:扎着围裙,两手沾了面糊,站在一排石屋前面的空场上。她眉开眼笑,一直这样;她的大嘴咧开时让人想到一朵秋葵。我走近了,她嚷嚷着:“行个洋礼,行个洋礼。”我们轻轻贴了一下脸。余之锷站在一旁:“哼哼,哼哼。”
顾不得一路疲累,洗把脸就开始领略这个宝地。有些大,先看看他们住了什么地方。石头房子呈拐尺形,大约有十间之多。拐角的地方其实是两个交会的大间,大到让人吃惊,足有四十平方米以上。这是整个屋子的中心,可能是聚会之处,也是最讲究的房间了。墙上有几张画,“访高图”还在;中间有一个老式铸铁炉子,大概冬天就靠它了;不同的座椅,柳条墩子,布艺沙发,老榆木凳,摇椅。引人注目的是地上有一张老虎皮,仔细看看才知道是仿制品。客厅一角是一个通到上面的楼梯,他们引我上去。嗬,一间更为宽敞的阁楼,头顶有粗壮的木头椽子,中间摆了一张大条桌,上面有茶炉和杯子,有一块不大的毡子。这儿的窗子不大,南北各二,伏在窗上看山、看树、看整个领地,好极了。我看见西南方不远处的河湾了,发出一声:“哞!”
他们笑了,搓着手。我自己都觉得刚才像牛叫。这个大湾可不小。水流在这儿遇山,地势逼它不得不拐;可就这缓缓一拐,拐出了一片绝美的风景:弯月形的一片沙原,水浪轻拍,由浅入深;啊,湾的一侧,靠南边一点有一丛蒲草,再远一点还有梢头发红的柽柳。几只水鸟飞起又落下。它们有鱼吃了,我们也有鱼吃了。这儿像一个缩小版的海湾,我在海边出生,熟悉它们,也深知它们的好。多少海湾的记忆啊,浅水中的小鱼唰唰跳,成群的银色身躯无比诱人;黄色的小蟹子和海蚯蚓。这个河湾有相同的东西,也有大为不同之物。是个畅泳的好地方:往里可以游入整条河道,待在浅水处可以闲嬉。拥有这么一个河湾,不要说山林和其他了,就已经是一对福人儿了。
我说我嫉妒。苏步慧拍着手:“嫉妒好,那些年我们来看了也是同样。”我这才想到离开的那个人,这个人不同寻常。“他为什么要放弃呢?他如果不走,你们加入进来会更好。”我说。余之锷摇头:“有些事情不得不放弃。不过你看了,搞成这个样子也耗费了他不少心血。但我们也不是坐享其成,以后慢慢讲;我们来后整修改动了不少,这幢房子是这样,其他地方也是。”还是先吃饭,苏步慧走在前边,两手像投降一样举在肩上,我这才注意到她手上的面糊一直没有洗。厨房在石屋尽头,与餐室连通一体,比一般公寓的设计至少大两三倍。这里的炊具属于现代和传统、民间与都市相结合的风格,仍在使用烧木柴的大灶,但也有液化气。墙上挂了干蘑菇和大蒜串之类,有大大小小的铲子夹子漏勺。有一只长柄勺的勺头足有水桶大,不知是用来干什么的。苏步慧要最后加几个菜,在大小锅灶之间忙着,不停地转身。
桌上已经摆好了几个碟子,里面的菜肴我竟然大多不认识。“这太多了,我们吃不下。”我看着,翻开两个盖碗,惊叹。余之锷往杯里添了颜色很深的酒,搬弄小瓷坛。“所有东西都是自产的,出自这里,包括酒。”步慧坐下,首先敬酒,“什么酒?”她待我饮下后问。啊,好大的劲儿,有一股糯米香。我猜了几次。余之锷说你怎么猜得准,这是蒲根酒。我突然想起外祖母也酿过这种酒,但那是浅黄色的。一种连接了童年的酒,让人有说不出的安慰和感激。炒螺蛳,小鱼羹,蛋煎木槿花,豆豉蟹肉,炖蘑菇,薄荷小虾卷,蒲菜奶汤,蒲米糕。还有千层饼和包子,香气逼人的粥。烧茄子没有上,它暂时退役了。我不想说话,只顾大快朵颐。“平时这些是轮流尝试,今天合在了一块儿。步慧要炫耀一下。”余之锷说。为了欢迎我,步慧和他都喝了一杯高度酒,脸红了。我平时不喝烈酒,但青年时期走在长路上,有时也少不了一暖身躯。辛辣和特异的香气连带往昔的感慨,还有那么多哀伤。这片山峦令人亲近到心的深处。我一次次回忆少年和青年的半岛游走,搜寻着记忆的褶缝。
午饭后去河湾。一片香蒲在风中摇动,像对远客致以问候。水鸟飞起。青蛙箭一般射出。水浪外面的这片沙子最宽处大约有三十米,呈镰刀形,长约五十米。好漂亮的一片沙滩,大致是白色的细沙,分布有一粒粒小鹅卵石。石子在水中呈黑色蓝色红色白色,小鱼在其间游动。远处的河水闪着深绿色,甚是诱人。这条河在拐弯处宽一些,也仅有五十米左右。我很容易从这个湾游到对面,那儿有杨树柳树和蒲苇之类。河湾深水的一面垂挂了草须,通常会有大鱼躲在里面。我如果逮两三条大鱼交给主人,也算体面。我说要下水了,马上回去取泳裤。之锷拦住说:“酒后不泳。忍一忍,我们三个今晚要做这个节目。”“节目?”“啊,项目。”
中午大睡一场,起床已三点多。这里一点都不热,风顺着河道涌来,还有苍绿的山在旁边。这里说不定深夜还要加一床薄被子。主人说再待一会儿上山,暑气一般要五点才降,这段时间在屋里喝茶。“有不少事情要说呢,茶炉滚了,你听。”余之锷把我引进那间大阁楼,一进去就是咕嘟嘟的煮茶声,苏步慧已经在那里忙碌。这是一种老茶,一块又大又厚的黑色茶砖放在一旁,茶锥手柄上缠了布条。“这里时兴喝老茶,煮炖,半夜喝它读书最好。冬天这样打发,夏天差一点。”余之锷指指窗外:“夏天泡在河里的时间多。”我这才注意到靠南墙的阴影下有几个书架,大概城里的好书全搬来了。
茶太酽。好茶。我想起了那个“异人”何典。“老何啊,不爱出门。她请他更容易一些。”余之锷指指苏步慧。她笑了:“他尊重妇女。我和他话题更多。我们谈疾病,谈药。我迷上了采药,已经认识三十多种草药。他如果没事,其实是愿意来的,有时也会宿下。他不是专门的医生,通一点。不过他治好了我的病。”我问什么病?“就是急躁,有时想什么就急得不行,坐立不安。”她说。我问想什么?“想什么都这样。他说这其实是一种病,琢磨了几天,下了几服药,好多了。”余之锷认真地看着我:“她说的是真的。比如说前一段让你来,每天都催我打电话,咕哝说还不来还不来,急坏了。”我好感动。我觉得这真是数一数二的好人。
我也很急躁。我希望那个人也能帮我一下。我母亲曾说这个毛病其实是父亲遗传的:那真是一个天下最急切的人,比如说要找“仁公”,夜里想起,夜里就上路了。他找了这个人一辈子,终未成功。我问苏步慧服药后的感觉,她说胸口下边一点不再往上一阵阵提拉了。我说那是胃的部位,她马上拍手:“对对,他就为我治胃。”“可你是心急。”“心急也是胃的问题,平时说‘胃口太大’,就是恨不能把什么都一口吞下,太急了怎么成。要细嚼慢咽,一点一点来,耐烦一些啊,就好了。”我听不明白。她说:“你自然听不懂。你得听他讲。他也不多讲。他就是给你号脉,不多的话。他其实不是医生。”
说到了写诗的事。我知道苏步慧尝试过这门手艺,后来基本上放弃了。我在少年时代受一个人的蛊惑,青年时代发病了,试过,完全不成。我认为这可能也属于一种疾病吧?苏步慧听了肯定地说:“我问过老何,他说有的是,有的不是。”“怎么讲?”“那要看你写了什么,要诊断。方法是你先写上一两段,再配合号脉,就能得出诊疗结果了。”苏步慧看看余之锷,有些不好意思:“我把给之锷一首中的最末几句写下来,老何看了看,又号了脉,说‘这不是病’。”“东郊那些人呢?比如那个扎了圆髻的人,你告诉他了吗?”“写了一段,其实不用多,再说我也记不了几句。老何看了,很快低下了头。我说可惜他不在,你无法号脉。他说‘不用号了,这是病’。”我心里暗暗服膺。我期待见到这个人。
太阳不再烤人,我们出门了。鸟儿喧腾,蝉也吵。没有人声,是一座空山。主人说夏天没有多少活儿,一般不请人来。秋天则不然,那时许多活计都要雇人。“雇人,这问题严重了。你获取的是‘剩余价值’。”我说。余之锷点头:“我对他们也有这样的价值。”“我有些糊涂了。”我说。“是啊,很艰深的一笔账。到了秋天,你一定要来帮我们收栗子核桃啊!”苏步慧喊着。山的北坡很缓,栗子树出现了。它和小时候看到的大片橡树几乎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分别结出板栗和橡实。我喜欢橡树有时超过了白杨和阔叶枫,更超过了柳树。北方那些严肃的树种南方人大概享受不了,它们的英爽气是相对干冷的气候给予的。它们更内敛干练一些,每年入冬都要度过沉思默守的几个月,思考了许多,蓄起了内力。所以北方的春天是热烈可怕的,原因是大地绿植充满了热情洋溢的心情。我从片片金色的连翘和不顾一切吐放花蕾的金合欢身上,感受着巨大的忍而不发的激情。无论是春夏秋冬哪个季节,人走在林中都会经历无言的陪伴和注视。这些独守一方的生命一般来说是很自尊的。
侧柏多起来。它们在整座山上是最多的,可以说远远看去的苍绿大半源于它们。这中间杂生着黄栌和栾树、红叶李、野山桃和椿树。这在晚秋会有斑斓的色调。杜鹃鸣叫起来,一两只野鸽子在山的另一面自语,老野鸡的嗓子惹人谛听。上山的路不宽,悉心修整过,有的已经称得上古道了,石阶已经磨得发亮。循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往上,还有一些岔路,分别通向一些不同的区域,那里分布着这座园林复杂的经营:蜂场、饲养棚、果园、茶园。它们规模都不大,收获之物除了自给自足仅出售一点。从远处看这座山并不崇高巨隆,可是走到近前才知道它也足够复杂。这么大的地方仅靠两人打理是不可能的,问了问才知道除了秋忙要雇用不少人,平时还有一对常年帮忙的山里夫妇,他们是“老鲁”和“老鲁家的”,今天驾车出去拉东西了,明天才能归来。我们快登到山顶了,一会儿就看到了濡湿的山土,看到了卷柏和青苔。有细细的水边流边洇,滋润了一大片山阴。我想到了高处有泉,如果是那样就棒极了。
山路在这儿转来弯去,不止一次绕过突兀的巨石,给人峰回路转之感。这里竟然有野鸢尾和宝铎草,有山菊。终于来到了一块不大的平台:石凳,草寮,藤架。连着这块场地的斜坡下边有一丛竹子,绿得可爱,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一个人工小塘:利用斜坡巧妙地收集山水,并为防止过分的蒸发而搭起半边顶盖。这儿显然有常年渗出的水流,但因为量小还不足以形成小溪。但这里因此而有了水泽,这在高处可算一件大事。果然,主人精心经营这个地方,瞧那草寮搭建得多好,它由山草覆了厚厚的顶盖,四根立柱中间还有苇秆帘子,下部是连接桩柱的长条凳。走得近了才发现草寮紧挨一间小屋,远看只是它的一部分。它挂了一把锁,打开之后让人有点吃惊:矮床上有蒲苇编成的席子,上面摆一小桌,桌上有杯盏茶炉;一把老琴挂在一旁,再一边是几函古书。蜡染花被叠得规规矩矩,下面是低柜,带三个铜把抽屉。
我对余之锷表示今夜要来这儿宿下,他说:“不成,没有蚊帐,长期不住人,物品不全,不舒服的。”他说这是那个朋友一时兴起搞的,就为了吸引那个何典。朋友认为凡“高人”“异人”就要像画上那样,住山巅枕流泉抚古琴,闲来读书吟哦,打打坐。“你看这个,”步慧到旮旯里拖出一个高桩蒲团,“什么都准备好了,人家老何就是不感兴趣,从没上来住过。朋友是一片好意,可惜不适用。”我明白。“异人”不仅靠形式和仪式,再说时代变了,一个人一边拿着智能手机哇啦哇啦讲着,不停地滑屏,还要置身于这些行头之间,是有些别扭。我说:“偶尔感受一下,借一点情怀可以,睡一觉也还好,一直在这里熬下去也受不了。”余之锷说:“对。那个朋友在经营时多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总想搞一下旅游。他想捎带着赚点城里人的闲钱。”
他的一番话让我明白,也许对方当年与这个人的交往就是这样开始的。果然,余之锷说了实话:“那时这里刚刚做出点模样,他建议我将这儿列入半岛旅游路线,形成一个景点,说可以采摘、游泳、野餐,而且可以攀岩观水,最重要的是草寮里还有个‘高人’,正打坐呢。他还给何典制了一身大襟粗布衣裳、黑腰长筒软靴。为了吸引对方来这儿住下,朋友想了不少办法,甚至以请教的方式邀何典一起练打坐,品茶,翻弄那些古书,谈古说今。”我忍俊不禁。苏步慧缩起鼻子:“何典是什么人哪,那是真正的‘异人’,而不是演员,他用眼角斜着一瞟我们那位主人就全明白了。他说自己不会弹琴;‘下棋呢?’何典说象棋马马虎虎。朋友惋惜,说‘最好是围棋’。人家何典主要是对山上的几种草药感兴趣,当然也喜欢这里的风景。我们那位朋友过于实用主义,结果这片山峦没能满足他的计划,兴趣也就淡下来了。就这样,我们接手了。”她庆幸地搓着手。
不管怎么说这个高处的草寮还是极大地满足了我。形式主义的一部分当是有功无过的,许多东西就依仗形式上必要的严谨而存在而恪守,比如宗教仪式等。我试着在蒲团上坐了一小会儿,又在寮前翻了翻古书,是一套《诗切》,清人所纂。我感觉真的不错。我半认真半玩笑说:“老余,你们两口子如蒙不弃,住草寮这活儿交给我得了,不过这要等我退休之后。那时我的心性也修炼得差不多了,不再逞强好胜了,更能坐得住。”步慧说:“你得穿大襟衣服,头顶扎上发髻。”我说这些都好办。说到这些,其实对我并非太大的戏言,因为只有我心里知道内在的向往正被强烈地撩拨起来。我知道过犹不及,可是矫枉又必须过正。不下狠心穿上大襟衣裳坐稳蒲团,人这辈子就得闹哄哄地过完算完。我对余之锷说:“古琴要学;棋稍后一点;以后会专注精修。”余之锷还是悲观,说:“没有对弈的人呀。”步慧马上说:“我来。”“你不行,这么大的山峦和园子全靠你了,你是管家婆。”
我们站到最高处看着四周。暮色下的山峦有些神秘。到处苍绿,不,在东南侧的一面有不大的一片空荡之地,那是阳坡的一部分,在这里看上去就像一块丑陋的秃斑。余之锷指指那里:“那是干石砬子,除了几棵小草什么都不长。美中不足。那个朋友想栽树,根本不成。没水,土薄或可以说根本没土。那些石隙很浅。他费了不少钱,失败了。那里一直荒秃,有五十多亩,不小了。”我看着,承认是个遗憾。“你有没有信心让它长出大树?”我问。“就我这辈子,栽成十棵八棵也难。”他说。“如果接连栽下去,一代一代接力,那才会成功。把千万年的一块秃斑治好,这功劳大到没法计算。”我这样说,一时来了豪气。苏步慧说:“我请何典来看了,他不懂岩石地质,可他能弄懂,只看了一会儿就说,这里不是凿石填土的事,而是设法让外边的水能洇进来,内部水系连通起来才行。如果不得涵养,只靠天上的水和人工的水,树是活不久的。”我觉得很有道理,问:“那怎么办?”“那难办了。那需要找专家测量,设法打穿斜向的岩石层,工程是很大的。”步慧无可奈何的样子。
余之锷指点着东南部:“蜜蜂养在那儿,不多几箱;往北是杂果林,有几种水果,以梨为主,从北边引进了一种老辈就有的‘黄县长把梨’,从秋天放到夏末还汁水饱满;西北边快到河湾南头了,那儿是牲口棚,几个好伙计都在那儿了,它们是牛羊驴马,那个懂事的小驴小灰就在那儿,一打开栅栏门就往家里跑,它和人亲;养鸡场很小,也在旁边,它们喜欢听另一些动物叫啊闹啊,互相也是个安慰。”我想起来了,还没见猫和狗呢,它们可算主要角色。步慧说夏天热,都出去放风了,到山隙找乐子,一会儿会回来的。“这些都是老鲁两口子管吗?”“以他们为主,我们也搭一手,忙时再加一些人。所得产品不多,收入归他们一半。他们不贪多,所以我们这些伙计们也不辛苦。”余之锷口中的“伙计们”指各种动物。
天色晚了,再不下山就困难了。这些地方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好好看一看。我觉得要找时间干些活儿,不然就成了一个纯粹的食客。就在我们下到半山时,一条大金毛狗赶过来,身后还有一个小跟班,山东细犬。它们见了主人可真热情,哼唧,跳,就差紧紧搂住他们亲吻了。金毛贴在余之锷身上,那条细犬的长鼻子不停地触动苏步慧的裙子,有两次将其撩起,她满脸羞红地推开它。它们先闹主人,然后就对客人表达了恰当的欢迎,嗅嗅,摇着尾巴,转脸看看主人。主人介绍我之后,它们就欢畅和放松起来,跳着往前边引路去了。“这两个家伙一定是去饲养棚那儿找小灰几个玩去了,不然不会离开这么久。我还以为跟老鲁的车出去了。”苏步慧说。
晚餐简单一些,但也比在城里复杂。苏步慧让我见识了本园食材做成的各种切糕:玫瑰切糕、蜀葵小粉冻、杏仁卷;特别是一种半透明的清香可口的甜点,最后上来,让我喜爱。“这是用第一茬香蒲米掺在淀粉中,加蜜,是‘蒲米糕’。”我马上想到了回程带给女上司的礼物了。我说了这事儿,步慧对丈夫说:“看看亦衔这人,多忠。这怎么能让上级不喜欢?”我听出这中间的讥讽了,脸有些烫。我也察觉到,毕业以来遇到的那个婆婆妈妈的女领导,她过多的善意最终打动了我。我不赞同那个人的许多观念,但对她生活的关切和工作的提点总是感激的。“女上司没有一点儿坏心眼,这很难得。”我说。苏步慧笑了:“你要求也太低了吧。”余之锷说:“不,他要求不低。坏心眼是现代人很普遍的东西,我们也有。”苏步慧伸伸舌头,大嘴合上了。
我今夜在一百瓦的灯泡下看着苏步慧,再次确认她像猫科动物,尤其像那天看到的大老虎。我是指它单纯和善、天真活泼的时刻。大老虎有时是很随和的,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用大巴掌推一只胶皮球,笨拙而又简单,那种项目不在话下。苏步慧在参加聚会时偶尔化妆,额头很粉,脑门就显得更开阔也更像老虎了。她张着猫科动物的大嘴哈哈大笑,对一切都不设防,好像天底下没有谁会算计她。余之锷对内人的保护周到而不动声色,看似大大方方,实则小心提防。有一次参加朋友的一场婚宴,一个伪装的情种在一旁瞄着苏步慧,大概最终忍不住了,过来伸手指着她对余之锷说:“请问这是尊夫人吧?大名鼎鼎,能否借一步说话?”这家伙结结巴巴的电视剧腔儿让人又烦又气,余之锷大着声音叫苏步慧:“人家借你一步呢!”苏步慧站起来,还没等挪步,余之锷就说:“不借!”然后把她按在原座位上。
两只猫儿回来了,高高竖起的尾巴交错晃动,站在稍远处看着吃饭的人。这是因为生人的缘故。一只大黄猫,肥肥的;一只黑白花猫,十分秀气。“小耍耍,小膘虎,过来见见亦衔叔。”苏步慧拍手,再次召唤。大黄猫先一步到她腿上蹭了一遍又一遍,她就说:“哎呀小耍耍孝得呀!孝得呀!”另一只即小膘虎了,它专注地看我,进一步退两步,最后还是倚在她的身上。我伸过手,它嗅一嗅,眯眯眼走开了。余之锷说:“没有办法,这里的所有动物都跟她亲。这是一种天然的能力,可能是母性强的原因。我说过,她身上的母性大约是一般女人的二十倍。”苏步慧不高兴了:“你好像专门比较研究过似的。”我知道这种事要量化是很难的,但她的确有一种过人的温度和怜惜,举手投足间都透出呵护照料的劲儿,那是说不清的。就我熟知的女性来看,比如洛珈,美艳自不待言,但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表现出多少母爱的。这和年龄没有关系。
月亮啊,接近大圆的月亮爬上来了,就从窗外的山坡那儿。哎呀,山野的月亮,久违的时刻。我无心久恋餐桌,站在窗前。夏风微微,这会儿该去河湾游泳了。我的心思被他们看穿了,两个人七手八脚地收拾桌子,说“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各自走开了。我回自己的房间换了泳裤,还戴了水镜。下来时余之锷也穿了泳裤站在那儿,只等苏步慧了。她迈着那种懒洋洋的大猫的步子下来,微胖的身体在月光下更无遮掩。她奇怪的泳衣印着地瓜叶儿图案,费力地包裹着整个人。“多讲究的人,泳镜。”她拍拍我的脖颈。我说:“我想大睁眼看看水里的鱼。”“那不难。”余之锷说。
水在月色下泛着诱人的光,近处和远处色泽差异甚大,往河心里看,对岸黑魆魆的,有些吓人,不过也增添了诱惑。我想今夜一定要到对岸看看。水温比大海高多了。沙子匀细可人,先躺在浅滩上沾一身,然后像摸一头水怪那样展开两条手臂,往里游啊游啊。苏步慧稍稍离开一点,在偏向余之锷那边划着水。她的泳技好像一般。我在香蒲处停止划动,感受沙子在腹下掠过的痒痒感。好像有小鱼小虾被我惊扰了,它们在肚脐和腋下蹿着。水浅处可以仰躺,水不过耳,两脚浸在蒲叶里。想想他们单独在这儿戏水的亲热样子,又嫉妒了。如果有那么一天,洛珈同意不再对我的挚友保守秘密时,我们就可以一起躺在这片洁净的水里了。那会多好。迷人的月色,沙子,小鱼和香蒲,噌一下飞鱼蹿过。她也许就在这片美丽的河湾怀上了。
我在蒲根那儿捉到一只不大的螃蟹,它夹疼了我,我交给步慧,她把它放了。我一头扎入深水,炫耀般地往前游去,速度快极了。两个人喊我,我不应。大约游到了中心线,再往前是最深处。我站起试了试,远远超过了身高。我仰泳变自由泳,水花溅得很大,用这种方法通知了对岸的水族,同时也表达了无比的愉快。到岸了,茂密的草须中果然有蹿动的东西。青蛙乱跳,鱼在穿过,似乎有个一米多长的影子静静地从两腿间滑过。我攀上岸,发现这里有庄稼地,河岸旁是一条不宽的沙土路,上面有马车的辙印。月影下的树木留着浓荫,让人想起无数的少年夜晚。这儿真静啊,除了水泡的破碎声,青蛙的投水声,再就是小虫的鸣叫了。一只大鸟被我惊飞,它从一棵树逃到另一棵树,叫着:“狗狗。”它藏好之后我才下水,试着寻找河那边的两个人。月色下的水面泛着一片鳞斑,他们在哪里?肯定是掩在了小香蒲中。他们泳技逊色,就乐于去那儿戏水。我迎着小香蒲游去。
可能是累了,第二天起得很晚。有马的喷嚏声,出门一看,发现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和女人正在卸车:马车上尽是杂七杂八的东西,有肥料、吃的东西、修好的潜水泵。余之锷两口子换上了工作服一起干,全都汗津津的。我被介绍给老鲁和老鲁家里,两个人说“好好”,并不停手。我也动手帮忙,不听他们的劝阻。老鲁两鬓斑白,瘦长,短发,极干练的人;他老婆则是个标准的胖子,但动作一点都不笨拙。狗和猫兴奋地左右奔走,极想搭上一手的样子。它们对刚刚归来的人和马表示了最大的欢喜。那匹枣红马静静地等待,苏步慧去抚弄一下它的嘴巴和颈鬃,它温顺地蹭着她的手。
“你来动动‘小广理’吧。”她对我说。我觉得这名字好有人气,她说这是老鲁使用了儿子的名字,只在前边加了一个“小”字。我先与小广理对视了片刻,见它水汪汪的大眼睛并无厌拒,这才去摸它的嘴巴。世上最柔软的生命部位,没法形容。它多么英俊挺拔,它总是让人想起久违的那种更健康更迷人的生活。现代人要见到这样的大马多么难啊。
车上的一部分东西取下来,剩下的拉上往前,要放进南边的堆房里。上午十时之前的这段时光,是这儿夏日最可使用的舒适,热气还没有蒸起来,夜里蓄满的凉意并未消散。河湾那儿总有惬意的风,带着水的阴凉抚摸一切。这段时间通常要忙完一天里必须完成的活计,然后才坐下来喝茶聊天,做点闲适的事情。我走近早餐桌前才发现,余之锷两口子已经先一步采来一些果子,水灵灵的青菜和刚挤好的羊奶就放在那儿。看来这种生活节奏成为习惯,他们已经是两个山民了。“我们通常早餐时间稍晚,老鲁两口子早得多,他们会忙完了再吃饭。我们只有过节才一块儿用餐,平时都是自己开伙。饮食习惯差别很大。”苏步慧边给我添茶边说。我逗她:“你们偷着吃好东西吧。”“不不,食材大致一样,烹调方法不同,他们喜欢炖东西。”
离开石屋到山的西侧,那儿是饲养棚和一幢不大的建筑。老鲁夫妇是这儿的主人,张罗着一切。事实上他们和那位离去的主人一同来到这儿,不同的是他们留下了。养鸡场很小,不过是几十只鸡散养在很大一块地方,而且每天上午和傍晚还要放它们到山坡走走。宽大的饲养棚有几个木栅门,里面分别是羊和马、牛和驴,还有几只灰毛兔子。从鸡到四蹄动物,它们全都干净水滑,毛色闪亮,见了来人就好奇地打量着,不再吃东西。那只毛驴叫“小灰”,是我以前听说过的,它正隔着木栅门望着苏步慧。她为它开门,它快着步子走出。老鲁在一旁说:“嗬,嗬。”
小灰乖乖地站在她跟前,像个听话的孩子。它的嘴巴那儿是雪白的,像永远戴了一只大口罩。长长的眼睫,灰蓝的大眼,稍稍的羞涩,还有妩媚。“多美的大眼啊!”我赞叹。余之锷深表赞同:“真是。仔细看看,羊、牛和马,它们的眼睛无一不美。”苏步慧说:“各有各的美。小灰是谁都比不上的。”“谁都比不上。”余之锷说。我说:“一天到晚关在栅栏里会拘束了些。”老鲁走过来:“小灰太黏人,只是晚上要关,不关的话就跑去找他们,一下一下敲门。”我笑了。
我们在四周活动时,小灰一直跟在身边。它默默的,悄悄的,更多地挨近了苏步慧。我觉得它是将她当成母亲的。我在这些可爱的动物跟前徘徊时想到了他们远在国外的孩子:她一定会迷上这儿的,再次归来一定要到河湾啊。我说出了这个想法,他们说:会的。“这孩子,这些孩子,和我们大不一样了。”余之锷感叹,样子有些沉重。这会儿响起了“呱呱”“嘎嘎”的叫声,原来是两只大鹅昂着长脖从一边转出来,警惕地盯住我们。老鲁说:“它们是这些鸡的朋友,也是大保镖。山上黄鼬多啊,大鹅就专门驱赶黄鼬。”我问狗和猫不成吗?“不成。狗和猫心不专。”老鲁一脸赞许地看着大鹅,掏出烟斗吸起来。
我们从老鲁那儿找来几顶斗笠。这儿的太阳真大。匆匆转过山的西坡,没有上山,只绕着山下的小路去看了杂果林和养蜂场、茶园。一切都比我们想象的小得多,不过是点到为止,不成规模。我问为什么是这样?人手问题?余之锷摇头:“主要是原来的朋友设计这里时,并不是生产型的,而是为了旅游,那样经营起来会省力。后来发现游客很少,设计失败了。”我说在这个基础上扩大规模,增加人手,就转成生产型的了。苏步慧夸了我,但很快又说:“这可不是我们来这里的想法。不想赚大钱,钱是赚不完的。这里出产的东西够自己用,再送些朋友,就不错了。”也许是这样。但我明白,就目前的情形,他们四个人要养护这座山、这个河湾,已经非常忙碌辛苦了。
半天转下来十分疲劳,出了许多汗,衣衫尽湿,两腿酸痛。好在那两只可爱的狗总是跟住,小灰也在,两只猫偶尔出现在一旁。我从山下回来即急不可待地跳入了河湾。这会儿余之锷夫妇在屋里忙,没有陪我。阳光太炽,我只好躺在那丛香蒲的空隙里,这儿有躲荫的水族,它们与我相安无事。我在想这是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一场闲暇,似乎过于奢侈了。我在阴凉里闭上眼睛。旁边的一只青蛙蹦过来,睁着一双大眼,雪白的下颚在翕动。小螃蟹从手边爬过,弄得我痒痒的。我想起了小时候的那条渠水,那儿也长满了蒲苇,也游动着它们。渠水一直清旺,日夜不息地在我们茅屋边流淌,赶往大海。我躺在水边,听到外祖母呼喊了,这才爬起来。几乎每到这时都有一只水鸟被我惊起。我往茅屋那儿跑去。母亲不在,外祖母正把盛满东西的瓷碟端出,迎着跑来的我说:“找你妈去。”
母亲在茅屋后面的小果林里忙着。那儿有大大小小的梨树和苹果,还有一棵大山楂树、一棵樱桃。这是我们四口人小心呵护的宝贝。郑爷爷不在,他出门买东西了。郑爷爷就像亲爷爷一样,不,他比那个人要亲得多。我从来没见过那个住在大山里的爷爷,他已经过世了。我只从母亲和外祖母那儿听过他的故事。我对他好奇中透着畏惧,如果当年见了他一定会害怕的。郑爷爷是无比和善的人,当年是外祖父的徒弟和帮手,所以当外祖父离世后,就全心全意地帮助我们了。我们就像一家人。
说到那幢救命的小茅屋、小果林,还要感激郑爷爷。母亲和外祖母不愿说起那段血泪岁月,可永远不会忘记。外祖父遭到土匪伏击,惨死在小城西南郊的松树下,那儿的白沙被他的血染红了。从那一天起,那个远近有名的诊所大院,饲养了无数动物的乐园就再也不得安宁。骆驼被人牵走,大龟和羚羊都失散了。匪兵和其他武装不断袭扰院落,外祖母和母亲只好搬到城东的姨母家避难。她们在郑爷爷的帮助下逃出来,特别牵来那匹曾经寸步不离外祖父的大红马。父亲远去关外,归来不久又蒙冤离家。外祖母和母亲在城东的临时居所里苦苦等待父亲,等来的却是更坏的消息:他即将奔赴南部水利工地,归期遥遥。她们没有离开,在这里苦等。
大约是一年之后,父亲为了赶上中秋节,用两天时间跑完了三天的路程。这是他一年里唯一可用的几天假期。他一头扑进海边那个避难所,感激得眼泪汪汪。原来郑爷爷一直在为苦难的诊所主人、先生遗下的家人找一处新的住所。他走遍了港城及周边街区,发现没有一个可以喘息的角落。那个年代烽烟刚熄,危机四伏,整个城市和郊区都像浸在翻涌的泥汤中。老人不得不远程跋涉,穿过近海的一些沼泽,去河口一带的沙堡岛,再进入没人涉足的荒野。在一座大沙岗下,他惊喜地发现了一棵茂长的山楂树,还有一棵大李子树,再看四周,有高高矮矮的榆树、钻天杨和白杨,还有望不到边的橡丛、荆棘、混生的杂树。最难能可贵的是有一条长流不息的水渠从沙岗中间穿过。
老人做出了规划:在岗下大李子树旁搭一座茅屋,可能的话还要掘一口水井;在南部一片不大的空地上植树;开垦一小片播种的田垄。他到处打听荒岚的主人,最终买到了二十余亩,拿出了全部积蓄。郑爷爷牵着大红马,驮着一点家当,和母女两人一路往北进入荒原。那时候这里是真正的僻远之地,除了偶见一个猎人或采药人,几乎没人踏入这里。他们在地界周边架好篱笆,又植树墙;在山楂树的前后左右栽种果树,在大李子树旁植下另一些树。
一家人无比爱护这匹红马,让它自由来往在林子里。大家发现它常常驻足远眺遥远的港城,那是诊所的方向。它从不离开茅屋太远,总是环顾四周。父亲回来的第二年大红马就死去了,先是枯瘦,最后不再进食。全家人流着泪水,把它葬在大山楂树旁边。
屋子前后的树木结出果子时,我就出生了。从此小茅屋里有了四口人。我是吃着甘甜的果子、听着各种故事长大的。我从他们嘴里知道了外祖父,还有另一些我从未见过、对我至为重要的人和事。爷爷和奶奶没见过,他们过世了。奶奶没有离开大山,爷爷却来过沙岗下的茅屋。外祖母和妈妈知道他挂念不幸的儿子,所以才长途奔走,好不容易找到了这里。“爷爷是什么样的人?”我十分好奇。外祖母让母亲说,母亲拢拢头发,回忆着,尽可能说得逼真:“你爷爷不胖,偏瘦的体形,比你爸爸矮一点。他头发花白,肩不宽,两条胳膊比一般人长,看上去没有多少力气。他一辈子没好好干过庄稼活儿,喜欢吃,喜欢下棋,走这么远的路来找儿子,还带着一副象棋。”我觉得爷爷是个有趣的人,虽然外祖母和母亲都不喜欢他。我问过郑爷爷,老人这样评价爷爷:“棋下得好。酒喝不多,愿意喝两盅。”
在母亲嘴里爷爷大致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虽然家道衰落逃进了大山,可是到了他这儿,竟然还多少保留了一点纨绔子弟的流习。当他得知儿子从东部城市一路走来,去关外,奔直隶,来港城,最后又到西南部大山的水利工地受苦时,只哼了一声。每说到这里母亲就一阵不快:“他手拿一个长杆烟斗和十分考究的荷包,望着一个地方出神,咕哝着:‘这腌臜不腌臜死个人!’这句话并没有具体内容,只是个口头禅。为了接待他,我们到处找吃的东西,那时什么都没有。我们发现了渠边的香蒲,就采来嫩茎做成蒲菜汤,还用蒲根酿酒。他喝得脸红了,让郑爷爷和他下棋。郑爷爷不会,他就不高兴。有一天林子里来了个扛枪的猎人,这人懂一点,你爷爷就好好显示了一把棋艺。那个猎人后来一直夸,说这老头儿连环马使得真好。”
从母亲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我觉得爷爷是一个好玩的人。说到他的好吃,外祖母讲了一个例子:他想吃豆腐,可这儿没有,好在郑爷爷学过,就用仅有的一点豆子做了几方豆腐。剩下的豆渣母亲舍不得扔,掺上林子里的野菜炒了一盘。炒豆渣端到爷爷面前时,他皱着眉头躲开,说这东西牲口都不吃。后来他可能被香气吸引了,就夹了一筷子。结果一大盘被他抢吃了大半。我笑了。外祖母说:“他吃过就睡,躺在树荫下打挺儿。最不高兴的是没人陪他下棋。如果谁夸他的‘连环马’,他就高兴。那是什么时候啊,一家人好不容易活下来,他还到处找人下棋。”
爷爷的事情就知道这么多。他如果遇到我,也许会谈得来。我觉得他尽管贪玩,但极有可能是一个“异人”。那总是好的。外祖母说:“你出生前几年,最缺的是粮食。这里的沙地不长玉米麦子,只长一点红薯和土豆。我们试着在周边的树丛里种一点豇豆和扁豆,把它们装在罐子里。要用果子去村里换一点粮食,可村里人也常常挨饿。你妈妈和郑爷爷就推着果子去港城卖,这条路不好走,要从一大早走到正午,一车果子卖掉返回就是半夜了。一趟辛苦只换来一点玉米,维持三口人的日子。”她擦着眼睛:“孩子,你妈妈的脚上打满水疱。她从小娇生惯养,怎么受得了这样的苦!你姥爷生前最呵护的就是这个小女儿,所有人都说先生的女儿啊,天仙一样!你妈妈真是长得好看。”
我不知道自己长得像母亲还是父亲。可能眼睛像母亲,性格像父亲。外祖母叹息,说到往事就长吁短叹。那是母亲从多次解散的女子学堂出来的最后一次:许多同学和女伴都要去革命新区,不再待在家里。可是大人怎么舍得让好生生的女孩去外面,一天到晚看着她们,防止跑开。母亲整天和女伴合计出逃的事,只是舍不得外祖母。她没有离开,可能成为一生最痛苦的事。如果她真的走开,就不会有这座小茅屋,不会遇到父亲,更不会有我。我一想到这儿,就觉得世上的事情好奇怪啊。
我能记事后不断地缠着母亲讲故事。我问她当年逃往新区的尝试。她说有好几次,有一次已经到了港城东北边的村子,再往东走一天就抵达另一个天地了,可还是回来了。她不忍把满头白发的人遗下。她说了一个特别令我难忘的事件:有一天她和女伴约定了正午出逃,那是七月的一天,天热得出奇,所有人都躲在一个地方。她们走得急,没有带足够的水。几个人先是往北,穿过草丛灌木,钻进一人多高的柳棵和紫穗槐棵。往前有一些稀稀落落的小村,再走一程,就踏上去东部城市的大路了。有人会在城郊的某个地方接应她们。
时隔二十多年,母亲还清楚地记得那个灼热的夏天。她说一行七人,年纪都在十七八岁。她们全都打定主意走到底。走啊走啊,衣服湿透了,头昏脑涨,两脚像灌了铅。大家实在走不动了,就躺在了柳棵下。母亲担心再也爬不起来,拉着她们,咬着牙往不远处的小村走去。村边上有几个男孩赤条条的,其中一个手提罐头盒改成的小桶跑来跑去。大家倒在了沙滩上。母亲喊着,向孩子们扬着手。他们跑过来。母亲指着提小桶的孩子,说“水、水”。桶是空的。孩子们跑开,一会儿领来了一个老奶奶,她提着一罐热水。小男孩的小桶里是刚刚从井里提上来的凉水。母亲接过热水又推开了,觉得心里的火苗儿都快蹿出来,她伏在凉凉的小桶上畅饮起来。女伴们有的喝了热水,有的喝了凉水。谁都想不到这是决定生死的选择。
“那些喝凉水的都活了,喝热水的都死了,活了四个人。”母亲说。她说那是最后送走的一批同学,这些人都不知下落,有的过了长江去了更远的地方,有的还在北方,不过全都失去了联系。母亲牢牢记住了一件事:人在热天晕厥时不要喝热水,要喝凉水。她这样叮嘱我。我对母亲的亲历毫无怀疑,所以在后来一个人上路游荡的日子里,有过多少焦渴难耐的时刻,我都选择了凉水。我们大沙岗下的茅屋旁有棵巨大的李子树,它就像神灵一样守护着这一家,它的下边就是那口甘甜的水井。我一个人在灼热的夏天奔跑,在丛林中穿行,浑身湿淋淋地归来,立刻提起一旁的小桶,它也由罐头盒改成,去井里提出凉凉的甜水,一饮而尽。
小茅屋里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心事,就是等待日夜敲击大山的父亲。我常常爬到最高的树上,看远处的山影。我再长大一点,就会去山里找父亲了。当时茅屋最缺的是粮食。到后来到处都没有粮食了,小村没有了,港城没有了,一些背枪的人窜到林子里,找到了我们的茅屋。外祖母说到母亲,告诉:“孩子,她一个人守在门口,想挡住那些寻找粮食的男人。他们铁青着脸,搜过了村子又进林子。他们以为林子深处的人家会藏下粮食。你妈挡住他们,喊着,让我们有个防备。郑爷爷把剩下的一点麦子藏在缸里,埋在了山楂树下。树的一边是大红马。搜粮的人翻遍了所有坛坛罐罐,把土炕也挖开。你妈说:‘这是睡觉的炕啊,怎么会藏粮食?’那些人把地上的旮旯翻遍,又用铁钎往地下捅。有一次捅到了什么,挖出来是一块瓷片。搜了半天,两手空着,最后盯着树梢上挂着几只干豆角,说:‘你们饿不死!’有人从外祖母盛书的箱子里翻出了一只小口袋,里面是一点豇豆。领头的人说:‘还藏了什么?’你妈喊:‘这是留给来年的种子!种子拿走,以后什么都没有了!’那个领头的从口袋里摸出几十粒,数了数扔在地上。搜粮的人走了。”
我们小茅屋是幸运的。小村里的人饿死了多少,谁也不知道。我们在林子里找到一些干枣、野核桃,还有渠里的螺蛳。外祖母有一天坐在渠边发呆,看着蒲叶中长出细细的蒲棒,饿得发慌,就折下来塞到嘴里。啊,那么清香甘甜。她折下一大束抱回家,说我们有救了。这是了不起的一天。我们一家永远感激这条渠和这些香蒲。日后我们还得到了富含淀粉的香蒲根和鲜嫩的蒲芯,那叫蒲菜。一块块蒲根就像生姜的模样,它们放在火中烧烤一会儿,逼人的香味就冒出来。我们有了对付饥饿的宝贝,这是从小就被告知的秘密。
这一年中秋节父亲没有从南山回来。他们那群凿山的人死活不知。外祖母说你爸大概没有力气上路了。她说得对,后来父亲说起那些日子,说那时连爬的力气都没有。“还能凿山吗?”“能。喝一碗糊糊,躺着一下下凿。”“后来呢?”“后来我还是爬起来。我不能躺下。”“为什么?”父亲的一句话让我难忘:
“我要活着,去找‘仁公’。”
母亲回忆这段日子,说一看到南边的山影就想起你父亲。她不知他的死活。她要准备一点蒲根和一点干枣上路。郑爷爷和外祖母死死拦住她:“孩子,最好的办法还是在茅屋里等。”他们担心她一上路就再也回不来了。他们是对的。就在苦等的日子里,郑爷爷在深冬里死去了。外祖母说:“他本该走在我的后边,他为这一家人操碎了心。他生前常做一个梦:一个人穿了灰布长衫站在松树下,对他说:‘我有要紧事先走一步,好好照看她们。’他一直照着这个梦去做。”外祖母哭得伤心,对母亲说:“如果没有老郑,咱娘俩还不知会怎样。”老郑爷爷葬在了大沙岗上,在高处看着茅屋里的一家人,不远处睡着那匹大红马。
郑爷爷去世后的春天,刮了一场大风。这是几十年未曾出现的呼啸,直刮得昏天黑地。家里没有一个男人,只有外祖母和母亲,她们经历了那么多,也还是有点害怕。大海在北边七八里远,它的咆哮就像响在耳边。我们关门闭户蜷在炕上,过了一天一夜。大风停下来,出门一看愣住了:天哪,靠近沙岗的果树埋到了梢头,连那棵大山楂树都埋到了半腰。整片小果园埋了大半。她们在绵绵的沙子上坐了一会儿,开始铲沙。
“如果这样铲下去,我们大概要干上一年才能解救这些果树。”母亲后来说起这场大风,“我们干到第三天已经累得走不动了。第四天傍晚来了救兵,算是老天有眼:你叔叔出现在小院里!几年不见他长这么高了,那张脸比你爸要窄一些,眼神一模一样!原来他听说你爸在大山里,就去找他。水利工地太大了,谁也不知道他要找的人。这样找了两天,最后一直找到海边荒林来了。他见了差点被沙子埋住的茅屋和果树,二话没说就干起来。我从来没见这么强壮的男人,一手提一个筐子。说起来没人信,他不停地往外提沙子,绷着嘴不说一句话,第三天一早沙子全搬走了。”母亲擦着眼睛:“孩子,叔叔搬走沙子又不停地栽树,这四周的青杨就是他栽出来的。”
我们的茅屋、园子、无边的丛林和哗哗奔流的长渠,经历了那么多。大自然把无限的往昔用浓浓的绿色遮掩起来。我行走于大沙岗、岗下的林野,在密密的杨树和柞树柳树、钻杨与合欢树、洋槐和大叶枫中间流连或迷路,听咕咕嘎嘎的各种鸟鸣,压根想不到悲凉的故事化成了枝枝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