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棋的办公室又一次让我大开眼界。楼内的非承重墙全部打掉，扩出一个两百平方米的大间，一脚踏入会产生穿越时空的异样感：置身于一处山窟魔穴。石壁、山影、水声，还有一些动物标本，太师椅上垂挂虎皮，两边竖起刀枪剑戟。迎面墙上是一个巨大的“武”字。棋棋迫不及待地坐上虎皮椅，两臂端放扶手，光头拳师立于身侧。我站在这儿有一种听候发落的感觉，不知该坐哪儿。“快快上茶。”棋棋喊。
话音刚落，角落里走出一个穿了练功服的双髻少女，抱拳施礼，然后敬茶。棋棋自己不喝，只笑眯眯看着我端起盖碗茶。“棋棋，咱们能不能到一个敞亮地方说话？这儿像‘聚义厅’似的。”棋棋没有应声，歪歪身子打个响指。一个光头少年上来，连连踢腿，呐喊震耳。接着是一个更小的姑娘上来舞剑，打旋，可惜打蹁腿时一不小心跌倒了。棋棋呵斥：“越发无状了！”
一男一女表演后，棋棋才让身边的拳师退下。只剩我们两人了，棋棋两腿盘起，身子使劲探过来：“你看见了，就是这样。”我说这跟原来那个作战指挥部大不一样了。他说：“这里汇集天下豪杰！实话说，高手在民间！”我想起了一个人：“我们机关上有个人能吞刀子，还会缩腰术，不过这人进去了。”棋棋听得出神：“是吗？如果真会缩腰术，进去也会出来的。”“那就等等看吧。我估计不能。”
刚说了一会儿棋棋就提到了洛珈，上唇翘起，哼了一声。我说：“她对你还是疼爱的。”棋棋撇嘴：“算了吧。她夺走那幢楼我不心疼，夺走那班兄弟等于要了我的命！我这辈子差点被她毁了！”我不知该怎样规劝，说：“别忘了那次大麻烦，幸亏她出手相助。”棋棋更恼：“什么大麻烦，那都是她的手段。她想用几个钱把我哄住，做梦去吧。”他的手攥成一个拳头。我看着他唇上的一层黑绒、一双清亮的眼睛，心底涌起一丝怜惜。
该分手了，时间已经耽搁得太久。我对棋棋说：“我们后会有期。”他一直目送我走上街头，直到跳上一辆公交车。那个小魔器不知什么时候被我投进背囊底层，这会儿像鼩鼱那样不停地嘶叫。我赶紧翻找出来。第一眼看到的是她，“洛珈”二字像灯盏花一样频频闪烁。她的留言是：“原来你去了母亲那儿。单独行动？”我未理睬。圆圆的几条信息让人动容：“想你了，这是真的。”“知道吗？那个老科长自杀未遂。”急着看河湾那边的消息，没有。女上司已发来三次催促：“关于那个重要会议，全部准备工作已近尾声，请务必早回。”我发现自己是一只风筝，线的末端握在女上司的手里。
回来了。卸下背囊就躺在那张老藤床上，不吃不喝只想大睡。一阵嘭嘭的敲门声，让人无比愤怒。“嘭嘭！嘭嘭！”我索性用被子裹头。那人还在敲，自信而蛮横。不，这里是我最后的地盘。“嘭嘭！嘭嘭！”多么霸道。我跳起来喝道：“滚开！”外面静了一瞬，接着是重重一擂。我爬到床上，大汗汹涌。实在太疲倦了，竟然一口气睡了半天又一昼夜。醒来似乎从未有过的轻松，却忘记了这是一个周末，下楼后摇摇晃晃穿过了东小门，竟一直往办公大楼走去。一进走廊便遇到加班的女上司，她大感意外地看着我，像老鹰见到了小鸡。我束手就擒，双翅耷着跟她进了办公室，木木地站在那张大写字台前。她说了什么，我“嗯嗯”应对，直到她伸出食指在头顶的双毛旋那儿使劲拧了一下，我才如梦初醒一般睁大双眼。我从衣兜里摸了半天，捧出一颗鹅卵石：紫红色，润滑如玉。这是从河湾那儿捡来的。她接到手里横看竖看，笑了。
天到了最热的时候，中午回去的路上看到一只倒毙的麻雀。傍晚时分响起了余之锷的电话：“亦衔吗？对不起，几个电话都没回。现在可以了，她住院了。是的，已经来了两天。”
我立即赶往医院。可怕的拥挤和呼叫，到处都是匆促焦灼的人。苏步慧住在二十一楼。电梯前围满了人，直等了四拨才挤上去。我有些紧张。长廊都坐满了，连椅和地面全是人。我看到一个人手捧鲜花，这才觉得少了什么。我只习惯于在另一种时刻买花。找到病房，从半敞的门上一眼看到了她：陷在床上，小得像一只鸟。我轻轻走到床前。她的脸转向我，无任何异样的表情，平静到令人惊讶，像一个耗尽了力气的产妇。她的手从薄被中伸出，我握住了，马上觉得灼烫。余之锷说就因为无法控制阵发性高温，这才说服她离开那里。“让她住院可真难。老何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小声说。
苏步慧一直看着我。我挨近病床说：“你听着就好。”她笑着。我说了，说什么都显得言不由衷。我说你看上去比上次好；瘦了，也更美了。全是假话。我说前些天在河边，有一只碧绿的小鸟在蒲丛里歪头看人，大概是翠鸟；我说何典这家伙又发表了一篇艰辛的论文，真是“异人”。她微笑。我找到主治医师询问，不相信一个女人因为哀伤和心慌就能走入绝境。
医师年纪不大，微胖，鼓鼓的额头让人信任。他忙着看手机，飞快滑屏，对我的问题兼听而已，最后回答：“病情严重，复杂。心脏相当衰弱。烧了多天。为什么拖这么久才送来？”“因为有一个当地中医照料她。”医师哼一声：“那该交给他。”
余之锷连夜陪床，眼看快撑不住了。我看着他消瘦的模样，建议雇个医护。“她需要我。”他擦着眼镜，告诉我苏步慧前不久说过的话：“一天深夜，她服下药感觉好了一些，就想说一会儿话。她说：‘之锷，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遇到你太晚。’”我不懂。他解释：“这话应该由我来说。我常在夜里这样想。如果更早地遇到她，一切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不知道。那天深夜她说出了一个答案，我完全不能同意。”“她说什么？”“她说，有你从头管住，我就不会长成现在这样的野孩子了。”
我在想她的话。“野”吗？似乎有点儿。可她多么随和啊，常常让人觉得是余之锷的影子。余之锷抬起头：“我不会管住她的，只会给她更多自由。”他的眼中有一丝泪水：“她会康复的，不过在这里住久了也不行。明天有一系列检查。治疗一段时间就回河湾。”我有相同的期待。
一连检查三天，项目繁杂之极。苏步慧的病很多，但好像无任何一项有致命之危。我轻松了一些，认为今后除了对症治疗，主要就是静养了。余之锷没说什么，只把各种指标发给何典。我拨通了何典的电话，发现他对检查结果并不乐观。他认为苏步慧有个心魔，它在慢慢吞噬生命。“怎么杀死它？”何典说那就得寻一味大药了。“什么大药？”何典语焉不详，咕哝着：“她以为在小木澜那儿找到了它，其实那不过是一味毒药。”
我回到床边。她脸苍白，因为未施脂粉，显出微微的青色。是的，真像一副急性中毒的颜色。那味大药在这座城市、这个世界上都难以寻觅。没有比一个明知得救之方却要眼巴巴地等待，最后不得不放弃再痛苦的事了。余之锷束手无策。她在身体尚好的日子里每天都要和他相拥，久久不愿放开。可惜一切努力最后也还是失败了。爱，这是最不好对付的东西，超低温保存也不行。爱不是冻虾，零下四十度也无济于事。这个至难之物，像何典面对几十年的籀字那样苦苦研究，也未必有解。
因为频频去医院，我不得不在那个重要会议开始前从材料组退出。女上司急得拍手：“你选的时机可真好！”我说不是我，是挚友的妻子。“那毕竟不是直系亲属嘛，”然后扔下一句：“你自己思量去。”我仿佛又遇到了嘭嘭的擂门声，这会儿需要的不过是横下心来。我把一大沓材料直接交给生生，她腆起腹部抱住，喊着：“哟，哟。”我头也不回地出门去了。
余之锷实在挺不住，不得不雇来一个女医护。我坐在床边，看着苏步慧接受静脉滴注。这个过程差不多要占去整整一个白天，每天如此。她已经把这当成了基本功课，渐渐不再理会。她仰脸看着天花板，偶尔看我，不再有那么多微笑。“我昨夜睡着了，听到了大鹅在叫，高兴得醒了。”她断断续续像讲一个故事，“河风吹过来，有些冷，一睁眼才明白在城里。”她垂下眼睫。我想着该谈点什么，她闭着眼睛说：“亦衔，能为我讲个故事吗？什么都行，只要是亲身经历的就行，不要编造。”“啊，好的，这有很多的。”
我知道她旷日持久地躺卧，不能看书也不能看电视，特别是不能滑动那个小小屏幕，太寂寞了。她想听真实的见闻、亲历的故事，厌恶虚构。我想着，开口讲道：“记得第一次看海。偷偷穿过一片林子，踏着一条小路往前。外祖母总是吓唬我，说一旦迷路就有大麻烦，因为林子太大了，什么妖怪都有。可是我一定要看大海。走啊走啊，终于听到了拉网号子。我看到沙滩上排成一溜的人，他们全都光着身子，两脚和小腿陷进了沙子，一齐喊着往上拉大网。白色的网浮在海里划出一个很大的半圆，它越缩越小的时候，海水就滚动了。那里面有大鱼和各种东西。岸上的人都喊着往前跑，想亲眼看到网里是怎样的。我使劲往前挤。我看到鱼鳞一闪一闪，大鱼像一把大刀一样举起来，狠狠往下一砍。火红的大乌贼吸住一堆小鱼小虾摇晃着，抱得紧紧的，又呼啦一下扔掉。有什么吱吱叫，射出很高的水柱。海上老大把拳头伸到头顶吓唬大家，让我们退开，再退开。”
苏步慧听着，问：“后来呢？”“后来我又去了多次。见到了大海龟、黑亮亮的海豚：它漂亮极了，大脑壳大眼睛。它在水里发出哀求，还哭呢。我亲眼看见那个海上老大心软了，冲着它说：‘小孩子家家的，大人也不看住你，钻进网里了！’他让人把海豚放进海里。我觉得满脸横肉的海上老大其实一点都不坏。”苏步慧闭上眼睛，嘴角漾出笑容。“再后来呢？”“再后来我看到了一条‘人鱼’。”
她一下睁开了眼睛。“我真的看到她了，离她有十几米远，后来又被挤上去的人挡住了。我从一条条腿隙里穿过，爬到离她只有五六米远的地方，看得真真切切。她有鼓鼓的额头、眉毛和头发、长长的眼睫毛和大眼睛、不太大的精致的圆脸儿。她的泪水一串串流下来，抬起有蹼的小手搓眼呢。她扭着身子，这才让人看到鱼一样的长尾巴。她身上的鳞片很密，等于穿了衣服。我还记得她高高的胸脯。大伙儿都喊、咂嘴，因为她的一条胳膊被网丝勒出了血。海老大怜惜了，咕哝说：‘这是作甚、作甚！’他亲手蹲下小心地摘掉网丝，用一把大捞斗兜起她，再一点点放进海里。她扎个猛子逃了，在远处露出头往回看着。”
“原来真有‘人鱼’！”她咀嚼着这个故事。我不敢夸张，回忆说：“大概是哺乳动物，眼和脸让我想到了人。”我补充说：“其实有些大型鸟类如大草枭，从后背看像猫，转过来是大圆脸和大眼睛，脸上是细细的绒毛，活生生就像一个大姑娘啊！真的，我在林子里就见过！”苏步慧又高兴又惋惜，说：“我真羡慕你的童年。还有这样的故事吗？”我说你该睡一会儿了，新故事留待明天。“我等不及了，我让你现在就讲。”我只好说：“讲最后一个，其余明天，怎样？”她点头。
我想起类似的一个经历。这件事我在大学期间告诉过同学，结果被他写出来登在了一份刊物上。我开始讲真实的情形：“林子里每年春秋两季都会有一些捕鸟的人，他们来自附近的村子和煤矿，还有码头工人。春天主要捕黄鹂，秋天捕野鸡，为了听歌和吃肉。有一年秋天我看见两个扛了鸟网的人，他们不是来捕一般的鸟儿，而是一只很怪的鸟。他们发现了它，好几天都没有捕到。做这活儿要极耐心。两人晚上伏在林子里，一连许多天，后来真的逮到了。”
苏步慧转脸看我，因为我停下来。护士把药瓶换过，我继续讲下去：“网中的鸟像一只大猫头鹰，个头比鹅还要大。圆脸，头顶的羽毛齐齐的像刘海儿。不夸张地说，那像一个圆脸大眼的小姑娘，不同的是鼻子和嘴巴。它的双翅像胳膊一样垂着，等候发落。再看它的腿，上半部有厚厚的羽毛，下面是光的，肉色。脚不大，有蹼。捕鸟的人叫着：‘这是什么怪鸟？’他们商量着卖给动物园。一个月后两个捕鸟人又来了，我急着问怎样了？他们说这只鸟被什么人发现了，都说太怪了，必须一级一级往上送。幸好看管鸟儿的老人特别心软，见它不吃不喝泪眼蒙眬的，就偷偷放了。外祖母说，那个放鸟的人一定会得到福报。”
苏步慧满脸欣悦。她闭着眼，累了。余之锷来了，人比前几天更倦更瘦，把我拉到外面商量：她病成这样，该不该告诉国外的孩子？“短时间出院是不可能的，昨天夜里医生说了治疗情况，他们很悲观。”我没了主意。“何典的意见呢？”“老何认为迟早孩子都要知晓，不如早些告诉。”余之锷点头：“孩子正恋爱呢，一个叫‘亨利’的西方男孩。这是我最不乐见的。唉，也只能由她。”
我两天没去医院，还是因为会议的事情。余之锷电话告诉：已经通知了女儿。他吞吞吐吐：“如果有时间你还是来吧。她要听故事。”我不再犹豫。
女医护见了我一脸欣喜：“这两天她吃东西了。你快陪陪她吧。”我高兴了。仔细看床上的人，发现她眼里有了些许光彩。我说：“讲故事的人来了。”她伸过手让我握住，很快提出新的要求：“亦衔，能说说离你更近的事吗？”我不太懂。“我是说‘爱情’，你尽管是个童男子，却是大家公认的帅男。讲讲吧。”我的脸发烫。她马上说：“脸红了。”是的，很羞愧。因为不能如实讲述而内疚。我对挚友设定了禁区，认为那是私密领域。今天，今天让我说什么呢？任何的编造对她都是欺骗，而欺骗一个因爱而伤绝的人，那简直就是罪过。
我在想长长的流浪之路，从少年到青年。首先想到大沙河，想到林木蓊郁中产生的一次强烈而朦胧的爱情。我说的是一眼看到便不再忘却的女篮队员，那个“五号”。她长了美丽的小羊一样的长脸，弯弯的大眼睛，是一个跃动的美神。我几乎为她荒疏了紧张的高考复习，甚至不能安睡。我知道人生有些问题实在不好解决，既脱不开又离不了。每次见到她我的下颏就木木的，那是因为强烈的爱慕所致。可是找不到任何像样的理由去接近她。我要怎样并不清晰，只知道强烈地需要靠近她。我想拦在路口，送一本好书，再不就直接说出心中的渴望。犹豫啊急切啊，就这样拖到最后人突然不见了：像鸟儿一样飞走了。“她去了哪里？”步慧问。我如实回答：“她考入了很远的一所南方大学。几年后我也考走了。第一个学期想去找她，后来就不可能了。”“为什么？”“就因为全新的日子开始了，直到现在。”我说谎很难，但她好像没有察觉什么。“真好的故事。再后来呢？”“再后来，”我说，“见到她之前，也有大大小小的一些事情。”
她期待着。我说：“在一个山区作坊打工，那儿小学校的钟表坏了。我被女教师喊去修钟，不小心打开了表壳，一下就慌了。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精密的小齿轮。因为钟表不停地坏，我就逃走了。从那时起，我就觉得女人是密密麻麻的小齿轮，一辈子都不敢动手拆卸。”她笑出了声音：“这就是做童男子的原因？”我连连摆手：“老天，千万别这样说！”我的心跳加快，好不容易才镇定下来：“在另一个地方，我还爱上了一个女司机。那时容易喜欢一个人，觉得她的帽子、套袖，什么都好。她闭着眼，不知怎么靠在我身上，睡着了。我看她，伸手按住她的胸口，按了五分钟，她突然醒了，推开我的手说：‘大眼生生的男孩，怎么敢这么坏？这也是你摸的地方？’我哭着上路了。”
苏步慧咂着嘴，一阵惋惜。她笑出了眼泪。“还有吗？讲下去。”我不再说话。她期待的眼神看着我。我吭吭哧哧：“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偷吃了食品仓库的糖果，被一个霸道的女会计发现了。她吓唬我，夺走了我的童贞。那一年我十六岁。”
苏步慧的眼睛望着天花板，不吭一声。她拍了一下我的手。余之锷过来，俯身对她呵气一样说：“孩子想知道你现在的样子，让我拍个视频。”她摇头。我问：“她准备启程了吗？”余之锷说：“正准备。”又说：“老鲁和另一个朋友都要赶来，还有老何。我让老鲁守在那儿。老何来吧。”
何典第二天真的来了，先是去了医院，而后径直赶到我的宿舍。他走得太急，浑身大汗，看看又窄又黑的两间小屋，喊：“嗬咦。”打开茶炉和空调。何典看到了架子上他的著作，不好意思的样子。他喝了很多茶。我问他对时下治疗的看法，他表情肃穆。我说：“一连几天她都让我讲故事，情绪可以。”“那是假象。整个人又轻又薄。只有‘发散’的人才给人这种感觉。”“‘发散’是什么意思？”“啊，是南方乡下一种说法，指人的灵魂吧。”我听得身上发冷：“那该怎么办啊？”“没有办法。这不是医疗的范畴。”何典连连叹息，难过极了：“她一见就握住我的手，说‘典啊，你终于来了’。一个好人，应该得到更多更好的爱，可惜这年头，爱是最稀缺的一种贵金属。”
我很沮丧。在长达数年内我都是他们一家的常客，每周至少去那儿两次。我敢负责任地说：他们的爱是足够多的。我说出了类似的意思，何典郑重地解释：“不，不是这样。苏步慧是个特殊的女人，一般的爱对她根本不够用。打个比喻说，你是熟悉失眠症的，有人吃半片安眠药就呼呼大睡，有人吃数十倍才管事。爱也一样，‘爱’的接受程度完全不同。”
我无法反驳。我在想另一个女子。是的，有的女子恰恰相反，她也许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爱。爱对她来说许多时候都是多余的：肉欲才是必要的，爱则无关紧要。我额上渗出了大颗汗粒。
何典看着墙上的“高士图”，站起说：“如果可能的话，为我讨一幅？”我答应了。“旨趣好，有才情，笔可再简。”我不懂。我想到的是上次在河湾提到的事：请他将小灰踢过小木澜后的两句打油诗书下。那是一个故事的浓缩。何典慨然应允：“有纸墨没？”我赶紧从屋角找出来。
何典挽挽袖子，一挥而就。有金石气。我喜欢。
继续喝茶。他说：“其实任何生命自身感受最准最敏。苏步慧不愿离开河湾，是想永远留下。她在大家的规劝下只好依从，心里是一万个不舍。她或许知道这是很长的分离，用了几天告别。她让人扶着背着去阁楼和老鲁家，又去山顶和草寮，在三棵树下坐了许久。她去了养蜂场、果蔬地，最后是饲养棚。她把羊、牛、马、鹅全搂在怀里，低头和它们说了很久。她和小灰厮磨的时间最长，和金毛、细犬、小耍耍小膘虎都待了许久。她用谁也听不清的声音叮嘱它们。那时它们不再顽皮和淘气了，很乖，和她脸贴脸。”
我背过身去看什么，伏在窗前。外面是酷暑。一切生灵都躲在阴处。无一丝风。
接下来的几天，何典和我轮流陪伴苏步慧。她的话越来越少。三天之后，医师下达病危通知。医护哭了。余之锷让孩子“速回”。苏步慧闭着眼睛，何典为她号脉。我阻止医护的嘤嘤泣哭。
两天之后苏步慧离开了。她整个身体不再凹向软榻，而是像一件失重的物品那样浮起。何典泪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人泣哭。我安慰余之锷，他用极小的声音告诉：“亦衔，我从未责备过她一个字。”我相信。但我不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
尽管那个远在西半球的孩子日夜兼程，也还是来晚了一步。她由热恋中的亨利陪同，哭成了泪人。亨利一直哭，让人难过。这是个很好的西方男孩，额头丰满，下巴过于瘦削，但实在是个好孩子。亨利不停地安慰哭得直不起腰的女友。女儿变化很大：艺人的身材与五官，偏瘦，面色冷凝。
为苏步慧送别的除了我们几个，还有原旅游公司董事长、余之锷那个经营山峦的朋友、老鲁等。按照苏步慧的遗愿，她的骨灰将留在养蜂场的鲜花坡地上。
我没有赶到正在进行的会议上。女上司频频留言：“你该早些过来，不能再拖了。”“那边还没有结束吗？”我把手机关闭，倒在床上。自己像一棵无根之木，不再重生。我困倦无力，却无一丝睡意。头在剧痛，随时都能胀裂。找不到止痛药，只好吃了倍量安眠药，想强迫自己入睡。不知睡了多久，响起轻轻的敲门声。我在梦中回应：“来不及了，别敲。”敲声轻微，但十分持久。我重复的仍旧是那句呓语。
我第四天返回机关大楼，那个重要的会议已经结束。大家疲惫无比，都需要放松一下，没有一个聚精会神上班的人。女上司懒洋洋的，对我不理不睬。过了很长时间她才想起什么，问：“你们的事怎样了？”“什么事？”“医院的事。”我不再回应，轻轻关门，将她关在门外。“笃笃，笃笃”，她敲门。我干脆把门反锁了。
唯有此时才多少感谢手中的小魔器，它让我随时与远方保持联系：河湾的一切都紧紧牵扯我的神经，每一丝扯动都让人有切肤之感。何典与我及时通话，说：“都过去了。就这样了。我在这里陪陪老余。”
夜晚我在宿舍待不下。夏日公园人多，想找个空寂之地很难。我在大街人行道上一个人走着。不知走了多久，一抬头看到高耸的莲瓣灯，这么眼熟。啊，是那个高档小区。它今夜陌生而又遥远。我绕开它继续往前。一直走了几个小时，有可能一直走到黎明。如果不是一阵眩晕，我还会不停地走下去。我想到了那些饥饿的流浪之路，那种眼前一黑的眩晕。回到宿舍的一路，总觉得有个跟踪者。四下看看，没有。回到屋里躺下，还是觉得有双盯视的眼睛。我坐起开灯，什么都没有。
这是周一，整个机关的人经过了三天休整，又像往常一样了。他们在走廊上来来往往，男的双脚夯地，女的高跟鞋咔咔响。生生笑着看我，玉坠垂挂胸前，双脚不停地翘动，以补矮小之憾：“大家都想你了。”“哦。”“他们见不着你，觉得是个事儿。”“不是事儿。”生生扭捏着走了。女上司打开自己的门，向我做个手势，脸上是愉快的表情。她轻轻将门关上，打量我。我说：“结束了。人走了。”“都是这样，嗯。休息过来了吧？”我点点头。她仰在靠背上，有一种大功告成的神态，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你可能还不知道，那个事情马上就有结果了。”“什么事情？”“你任职的事。有关方面正走程序，顶多两个月，就会与你谈话了。”有些突兀，但也在情理之中。我说：“非常感谢您的关心。”她两手叉起来：“都是你个人努力的结果。这些年来，光文字材料就写了有几百万字吧？如果写别的，也成著作家了。”
这个假设让人心动。想起大学时代的激越和冲动：参与文学社和那部话剧时，真的小有得意。那次演出勾起了心里的馋虫。不过人生路径就那么简单而偶然，分在她的手下，就由她拨弄差遣了，从此就不停地起草、修改，再起草再修改，无限循环周而复始。“谢谢。”我又一次重复。她更加高兴，“只是走个程序罢了。反正你又没有其他问题。圆圆的事过去了。”我马上说：“我与圆圆没有任何问题。”“啊，传言归传言，不足为凭。你和另一个大龄女子，就是那个网红的事，要注意了。”
我被她说得措手不及，喉结有些胀涩。“网络时代一切都是透明的。所以检点非常重要。”我愤愤的：“透明才好。我没有愧疚，经得起考察。”她的身子探过来，这让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眼白有点黄。她故意压低声音：“那她送你的礼物是怎么回事？”我跳起来：“这是她的事！我怎么知道是这种礼物？”“什么礼物？”我牙关发胀，扔下一句：“我全无预料，也从未打算接收这样的礼物。”“那为什么不马上退回？”“我的朋友正在生死关头，谁还顾得上这种事？您有同理心吗？”
我气呼呼地走开。我在考虑两件事：一是以最快速度退还那两件不祥之物；二是放下手头的一切，尽快去看余之锷。那个不幸的人正度过自己的漫漫长夜。还有多少需要立即办理的事情？我细细翻看那些无暇顾及的来电与其他讯息，惊讶地发现，在密织的未接电话和一条条留言中，只有她是一个空白。她沉寂了，隐匿了。是的，真的如此。更加怪异的是，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我都能感受一双直盯过来的眼睛：不再迷离温情，而是高冷和严厉。“女王”的高高发髻之下是威严的注视。我双手抱胸，好像在抵御不可承受的北风。我强抑内心泛起的呻吟，倾听来自躯体内部的另一种声音：噼噼啪啪的碎裂声。
那两件怪异的礼物退掉了。剩下的就是快些赶到河湾。女上司平静了许多，但对我前一天的顶撞仍不宽恕：“你会理解我的一片用心。我希望你在正式考察结束前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这对你的一生非常重要。”我尽可能和缓地说：“是的。一定按您的指示去做。不过，我还是想去看望那个不幸的朋友。我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亲人了。”说到这儿，我的眼睛发涩。她叹气，既理解又充满遗憾：“知道的。大家都待你像亲人一样，不是吗？”我看着她，想说“是”。我低下了头，这就将头顶的两个毛旋儿暴露在她的面前。她特有的温柔和怜惜再次让我感动：食指按在毛旋上，却没有像过去那样拧动，只轻触一下即拿开。她说：“好吧。不过你刚刚耽搁了那么重要的会议，拖几天再走吧。”我只好同意。
从机关大楼往回走的路上，又看到了三只死去的小鸟。我把它们装入一个纸盒，埋在雪松下。这座城市的酷夏是有名的，我们都因为这座城市而自豪，因为从夏季挣扎出来，都有一种“险处不须看”的骄傲。圆圆来电了：“亦衔你知道吗，你已经失踪了一个多月！怎么回事呀？”我说对不起，“有大事，很重要的事。”“什么事？”她舒了一口，“过去了就好。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在这边开始被重用了。再有，就是明天要降温了，我们一起庆祝一下怎样？”我想了想说：“好吧。”
影影绰绰的路灯下，总觉得有人盯视。这感觉是切实的。我往楼上攀爬，觉得黑乎乎的楼道里也有一双眼睛，像小鼹鼠躲在幽处。我大力跺脚，将小精灵吓跑并震响声控开关。微弱的廊灯亮了，又灭了。我跺脚，灯又亮了。我们的声控技术还不成熟，弄巧成拙，只引出满楼的跺脚声。
一个单身汉的食欲一旦萎靡下去，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我对食堂的稀汤寡水开始厌倦，大师傅们都在设法纳凉，凑在一起喝冰镇啤酒。曾几何时我有上好的去处：一个隐秘的窝，一个悄悄说套话和书面语的地方。在那里，我可能是这座城市最能享受套话、与另一个人心照不宣地将其运用到炉火纯青的人。我们懂得如何妙用，怎样激活语言宝库中罕见的、隐而不察的奇异功能，以四两拨千斤的微妙之力，将生命中最难以释放的部分给予复活。然后，一切，所有，都变得平坦了。那是一种安然自处的充实和欣慰，从容感受星空下的暖流缓缓而去。是的，生活就这样翻开新的一页，迎接又一个黎明。除了那个怦怦心跳的地方，还有挚友夫妇热乎乎的小窝。啊，一去不再复返的烟火气，别了，是永别。
黑影里我不愿启动制冷器，因为它常常引起跳闸，还让这个夏天变得不那么真实。我在汗水里泡了几十年，那就熬吧。我想让这个超级夏天榨干所有的水分，变成真正的干货。我记得一位退休的老领导，他是女上司最不以为然的人，每次看到新撰的公文就叹一声：“没有干货。”
第二天傍晚走在甬道上，突然感到了一阵凉风。我立刻记起了圆圆的电话约定。我道歉，同时提议：“干吗去那些千篇一律的餐馆？难道公园旁的路边烧烤和啤酒摊不是最好的地方吗？”她高兴了：“这么平易近人，真好！”
我们坐在路边小摊旁。圆圆老大不小，打扮还像十几岁的小姑娘，头顶扎了彩色蝴蝶结，一眼看去就像舞台上的风流兔。她自顾自地吃啊喝啊，仰脸大笑：“新单位是重视我的，他们说大机关来的姑娘就是不一样，联欢还让我主持呢。领导是个爽快人儿。”她把滚烫的羊肉串哧哧撸到嘴里，翘着红唇一边吸气一边大嚼，灌一口啤酒。我的右侧摊位站了一位黑衫平头男子，他不时瞥来一眼。这目光似曾相识。我看他时，他立刻用打火机点烟。想起来了，连日来感受的那种注视近在咫尺。我低头取东西，用眼睛的余晖捕捉那双目光。我对圆圆说：“有吃有喝有便衣，今晚真是不错。”她并不在意我说什么，挥舞着撸光的铁钎条，我不得不躲开一点。
我们往公园走去。那个平头还在不远处。圆圆说：“亦衔啊，我真的喝多了，你扶我一下该不要紧吧？”“一点问题都没有。”她抱住我的一条胳膊，翻着白眼。为了让身后那个小平头不虚此行，我像一根坚强的柱子一样顶住她，往前移动。
一个星期过去，一早一晚凉爽了许多。女上司度过了艰难的酷暑时段，终于对我开恩放行了。乘上半岛快车，心里踏实了许多。车厢靠门的一个座位上有个勤于阅读的好青年，他一直捧着书。我喜欢这样的小伙子。可是有两次他的目光滑出了书页。我又想起若有若无的那双眼睛。我看窗外，从玻璃反照中可以观察这个人。不错，是那个平头青年。
我要下车了。剩下的一程需要坐公交。我在公交站牌下等了一会儿，小伙子来了。我们同乘一趟车，摇晃了两个半小时才出了镇子。再往前就该下车了，余下的路只须步行。下车时，我向留在车中的小伙子举手告别。
河湾是沉默的。迎接我的是老鲁，他帮我提着背囊，说：“老余的两个孩子刚走。他太难过了。你总算来了，他一天站在窗前好几次。”“老何在吗？”“他和两个孩子一起离开了。还会返回。”我们没有惊动余之锷，在老鲁那里简单吃点东西，就去了养蜂场。一片斑驳的野花在风中摇动，香气播散开来。花草浓密处露出一块黑色大理石，斜卧丛中。我们一起默祷。老鲁擦着眼睛。一只红绿两色的大鸟蹲在栗子树上，说一声“夏夏”，飞走了。
余之锷精神比想象的要好，瘦削，骨感，眼窝发黑。他说：“再有二十天就该收栗子了。”我扳住他的肩膀，说：“老鲁会把一切搞定。”我们和老鲁去了阁楼，这里不再有炉滚茶沸。我动手打开茶炉，注水掰碎茶砖，这才发现余之锷有些气喘，额上渗出豆粒似的汗珠。“我找老何。”他掏出手机。电话通了。他说：“何典明天就会来的。”我们从窗上看着河湾，一只只起落的鸟儿。从这里看去多么美啊。
“亦衔，其他都会过去。我知道会有一段艰难的日子。有一件事必须告诉你。”余之锷看看窗外，不说了。我见他欲言又止，鼓励他。“是这样，这屋子不能待了。自从孩子离开，每到半夜，不，每到凌晨一两点就有人走动。我太熟悉她的脚步了，不会错的。”我有些紧张。不过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宽慰他：“这是常有的幻觉，怎样摆脱，我有个很好的办法。”“什么办法？”“你和金毛小耍耍它们在一起试试，就会好些。”他不作声，看着一个角落：“我知道她就在这里，她哪儿都不会去。我盯着黑影问：‘是你吗？’她就不再活动。我躺下，她又开始走动。”
第二天何典来了。他举了举手中的包裹：“我是回去取这些的。”说着从里面掏出一个小瓷盒、一个长长的布套。“这是朱砂，这是桃木剑。”“干什么用？”“它们放在床边，就不会有那些事了。”何典竟然如此迷信。我表达了反对。他说：“试试看吧。”
一夜过去。余之锷一大早起来，神情好多了。我问他昨夜怎样？他说：“感谢老何，真的不再听到那种声音了。”我惊呆了。这天晚上我们在阁楼燃起茶炉，直待了许久。老鲁夫妇回他们的石屋去了，我仍然住以前的那间客房。很难入睡。凌晨时分我猛地坐起：真真切切，门口那儿响着轻微的脚步声。“老何？是你？”我打开手电，什么都没有。回到床上再也无法入睡，直至天亮。我至少听到两次轻淡的脚步声。
我悄悄告诉老何：“她离开了余之锷的房间，可是在我门口走动。”何典皱眉：“你也相信朱砂和剑？”我摇头。“那就对了。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
白天何典和老鲁陪我去了山顶。在那个耗去无数汗水的“秃斑”地带，我亲眼看到了三棵，不，四棵油绿健硕的树木。最小的一棵是苦楝子，它是苏步慧病重那段时间植下的，可见这对夫妇多么顽强。“如果不出她的事情，余之锷会以每年三棵的计划往前推进。这是他下定的决心。”何典的目光充满了钦敬。我抚摸它们若有脉动的枝干，不知说什么才好。
晚餐在老鲁这儿。余之锷吃得很多。老鲁夫妇很高兴。我回到自己的房间以后感到疲乏，就睡去了。醒来一片曙色。这一夜安静极了。
余之锷告诉我：“孩子们每天都有电话过来。他们不放心。那个小亨利模样是西洋人，其实礼道和我们差不多。他没有和苏步慧相处一天、见过一面。他的同理心、他对我们的爱，真是让人感动。我在步慧墓前说，孩子的选择看来是正确的。‘这是你必须知道的一件大事，你该放心了’。”我深深赞同：“如果未来这两个孩子能够回来帮你，那该多好啊。”“这肯定不会的。他们和我们完全不同。”余之锷口气凿定，望着山顶说，“我这里不是夸大其词，也不想妄自菲薄，到现在为止，自己实打实的成就，可能就是栽下的这几棵树了。”
夜里仍去阁楼。余之锷因为太倦，总是先一步走开。沸滚的炉边只有我和何典两人。他说：“我们看到最多、经历最多的事情，就是‘死亡’。”我看着他。“到现在为止，我们谁都不能确定生命的终点在哪里。死亡意味着全部结束？我不相信，你相信吗？”我想了想说：“我不相信。”我说的是苏步慧：多么活泼可爱的人！音容笑貌就在眼前，她在这个阁楼上端茶倒水的样子就像昨天，就像昨晚，怎么突然间一个睡眠般的“死亡”，就可以悉数抹掉，不留一点痕迹？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上苍跟我们开的玩笑也太大，太轻浮，太草率了。我再次说：“我绝不相信。”
“是的，比‘死亡’更可信的，是她留在这里的脚步声。”何典说。
孤独的夜鸟又叫了。宛如那个不曾流转的夏夜。那个月夜我们刚从香蒲下畅游而归，一口气游到对岸，在那排密挤的青杨下回望河湾，那种心身俱迷的情景如在眼前。这只鸟儿是哪一世哪一年徘徊在这里的精灵？我悄然谛听，不吭一声。
“你知道那个小木澜的事情吗？”何典说，“你该了解一下他的出身。他的父母都是工人，家里清贫，在他十几岁时母亲的纸箱厂倒闭了，父亲的油泵油嘴厂也关门了。父亲为养活全家就和几个下岗工友去山野网鸟，在崖上摔断了腿。他母亲靠一点救济金、靠大街上捡垃圾才让三口活下来。小木澜饥一顿饱一顿长大，后来考上了一所大专学声乐。毕业后分配到县剧团，没多久就到处游荡起来，先是在城市街头和夜店唱，后来加入了一支演出队。我就是这段时间见到他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是把他领到了这里。”
“他眼泪汪汪地说起过去，我就生出同情。其实我知道一个人受苦再多，也不能保证其他。卑微使人高贵？我从来不会迷信苦难。”何典低着头。在茶炉的阵阵沸滚中，我们都沉默了。饱受苦难者一旦制造苦难，可能也是行家里手。我在想一个人，一直想，双手抱住头颅，深深低垂。我不知在心底喊过多少次：“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今夜，只有我自己能够听到心底的大声呼喊。喊过之后又是呻吟：一个人哪，也许不需要那么多宏图大志，只要让这一生对得起自己的经历就可以了。这其实并不容易。
怀念苏步慧。今夕她正在倾听那只孤鸟的鸣叫？何典仍在说那个恶少：“看来只是食色之事，其实是要命的。凡能产生生命的行为，肯定也有生死之险。”他伸出一只大手抚摸胸口，像在寻求一个确定的答案。那只孤鸟还在鸣叫。
“这是什么鸟？”
“哦，单声杜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