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大招风，这个朴实的生存至理，是我进入机关的第四年开始感受到的。我绝对不是什么“大树”，只是有这种可能而已。我的直接领导是女上司，我来自著名学府，还有我不俗的谈吐以及干净利落的处事风格，特别是我的公文能力，都是得到认可并引起某些人忧虑的深层原因。我在学校曾有过文学梦，还收藏过一些国内外文豪的照片。第二学年有人组织了文学社并办了一份油印刊物，我即颇不自重地积极要求入社，还在刊物上发表了三篇散文。我写的是少年游走的一些片段，主要是山地风光，博得了主编的青睐。他列举的两三个苏俄自然描写圣手都让我入迷，我找来了他们的全部作品。任何事情皆有利有弊，也就是这段经历，让我入职后的公文生涯遇到了挫折：语调不对，常常是无法遏止的抒发，成为公文写作的天敌。好在经过机关资深人士指点，一切很快有了转机，我不仅能够在相应的套路里应付自如，而且还将学生时期的文学训练适当移植和改造，使简洁直接的论述、照本宣科的文字有所发挥，显出了灵活而又规范的智性、一点创造的品质。女上司最早发现了我的这个优长，进而对我的形貌和举止也赞赏有加。“一个多好的苗子，”她直言不讳，“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干起来的，努力吧，严格要求自己。”
那是我严于律己的时期，每天至少早到半个小时以上，擦桌子搞卫生，一遍遍抹瓷砖地板，险些把进门的领导给滑倒。我进步很快。一些必要的程序也随之而来：发外调函是起码的，其中有一封要发到原籍。因为我出生在一片林子里，那里不属于任何村庄，而且稍大一点就投靠了族亲，然后开始四处游荡，所以由谁为我出具证明一时很难确定。但程序必须完整，于是那封信函就交由离一片林子最近的某个村庄签回，错字连篇，一张两寸宽的纸条上写道：生父反动伪区长。就是这样一张小小的纸条，差点要了我的命。按当时的情势我必被逐出机关，后来却有惊无险。事后才知道这是女上司大开恩典，她说那根本不必较真，认为机关里离不开我，外调函入档妥存，当下使用可以不受影响。
尽管一切都是私下进行的，我在一年后还是逐步清晰起来。起因是一封广泛散发的匿名信，信中用语下作恶毒，全是辱骂威胁，如“伪区长孝子贤孙滚出去”之类。我从愤怒中冷静下来，想到了一个叫“绿林镇”的人。这人以出生地作笔名，偶尔在报刊上发一则时令小文，野心膨胀且极为粗鄙。我来机关工作的第二年此人就被精简，我们间接共事的时间不到一年半。就是这样一个人，固执地认为我的到来妨碍了他的前程。他得知那个小纸条后如获至宝，一口气将匿名信散发到机关内外，甚至是多家媒体。
当我将那封嫉恨满满的信件交给女上司时，她一点都不吃惊。原来她早就收到不止一封，语气淡淡地说：“不必在意。”我却难以轻松，从此知道何为人渣。后来一年年过去，我的预计一点没错：随着那个人的沦落和绝望，他发出的诬告和辱骂文字越来越多。我越发感激自己遇到了一个明晰而正直的上司。我不得不向她简述身世：我出生于一个不幸的、蒙受冤屈的、为民族进步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家族；我的父亲母亲以及外祖父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有的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为寻一条生路，我不得不在少年时代背井离乡，浪迹整个半岛。她听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抚摸我的头顶，笑吟吟的。我吃惊的是这样一部苦难史压根没有打动她。她说：“没事，没事的。”
我深深地感谢她，不会忘记她的援助。怎么报答？她需要什么？我只有努力工作，尽职尽责，心无旁骛。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因为工作无穷无尽地烦琐，有些事情应付起来十分困难。比如加班的问题。由于“单身汉”的便利，我可以将许多业余时间耗在办公室，这里比我的宿舍更好：宽敞明亮，书籍应有尽有。可是其他处室的一个女单身也有这样的癖好，她大部分时间也要待在办公室，而且喜欢找人聊天。她有一张圆圆的脸，名字也叫“圆圆”。
有一天圆圆说：“我的宿舍里有一只大老鼠，吓死我了，你哪天晚上帮我逮住它吧。”我犹豫着，未置可否。“有它，我就不敢待在那里。”我随口说道：“是的，一山不容二虎。”她的嘴一下噘起来，我这才发现自己说话没有过脑，赶忙道歉。她身上散发出浓郁的茉莉花味儿，大概用了香水或浴液。她夸张地朝我举了举拳头。
女上司注意到圆圆，说：“这个孩子不省心，身边总跟着几个男友。”她一边说，一边服用三四种药丸。那是进口补充剂，大概只有她才搞得到这些东西。人们背后议论说她总吃一些古怪的滋补品，燕窝鱼翅之类早已不在话下，还有更奇怪的闻所未闻的什么东西。这使她看上去至少年轻二十岁。“我家那口子根本不信这些药丸，你看他。”她饮下一大口水。我马上想起首长火鸡一样的颈部和腮肉。不过谁知道呢，有人背后说那是因为他身居高位操心太多，还有一个最不利的因素：有一位风姿绰约的夫人。我承认，以她这样的年龄，有这样一张紧致的面庞实属难得。不过身材稍稍胖了些，脊背很厚，也算美中不足。我们一起去南方出差，那儿有著名的温泉，洗浴后身上有一股硫黄味儿。那一次她沐浴时不小心拉伤了，很别扭地捏着一只小瓶往后背上喷涂。我喊服务员，她立刻阻止：“别，也就是三两下的事儿。”她抓起一条毛巾护住前胸，将小瓶递给我：“一边按一边上下移动。”多厚的脂肪层，皮肤上好像有一层蜡质，喷上的药剂很快凝成水珠滚落下来。
女上司交给几粒药丸，盯着我吃下去。“很贵呢，效果明显。”她说。过了几天，她又给了几粒。好像没什么异样的感觉。我把这事对洛珈说了，她一阵赞叹：“这样的领导多么难得，善良的人！”我琢磨她的话，再次想到在一个至为紧要的关头，女上司给予的理解和帮助。
不过有一件事情还是鲠在心头：洛珈对大面积散发的匿名信内容肯定知晓，尽管她不置一词。我认为关于自己的家世、那些屈辱与不幸，必须对她从头陈述才好。这多么重要。可是每次尝试着开始这个话题，她都有意无意地避开。她尊重我的隐私，可是对我来说，为亲人辩护和洗污则是一个神圣的权利。我努力忍住，但一想起那些侮辱和诅咒的污脏的言辞，就有愤起指证和反驳的冲动。世上所有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都迫切需要自洁自证。
就在那次东部小城之行不久，我们终于有了倾诉的机缘。但这次是她而不是我，最终坦露出一段惊人的身世。我被挚爱之人沉重的苦难、血缘至亲的苦难所压迫，几近窒息。那条曲折交织的血泪长线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生人这儿，全都不会陌生，这正是悲剧之所在。这不是某一个群体和个体的悲剧，而是绝对的大面积的悲剧。我们后来者又能做些什么？似乎什么都做不了，所能做的只是把悲凄留在心中，将幸存者拥住，揩去对方的眼泪。可是她没有眼泪，那双眼睛已经来不及哭泣。
我多么想在她停止之处开始讲述自己。那将是另一个故事，尽管它们颜色稍有不同。但我最后还是没有找到机会。我只是不断地安慰她。我对小城之行看到的一切能够深味，并逐一想着细节：老母亲慈爱的目光、颤颤的抚摸；母女俩长时间的依偎和无言对视；那个手持宝剑的大男孩；阴暗而沉闷的别墅楼。那几天洛珈常常独自活动，开始她的故地重游，现在想一想，她一定在那些日子里去过郊区的小山。
我以后有机会也要上山，去看那座破庙改建的小学，它旁边的坟头。这是爱人的出生地，是我生命的另一半在这里留下了痕迹。这些打算只是装在心里，可想不到的是机会说来就来：女上司带我们科室的几个人去半岛地区，回程要在那座小城待两天。她让我留下来陪伴。
我们在这里一共停留了两天，我则用半天时间去了市郊。那座山不高，可乘出租三轮。我一路上细细地看着四周，生怕遗漏任何一处景物。当年这条坡路艰难地走着几个人，他们在这里攀爬了无数次。而今它比较平整，铺了石灰石，车子经过时扬起一阵尘土，两旁是高高的蜀桧。很快到达山顶。游人稀疏，都是逛庙的人，没人知道小学和矿山，它们早就不在了。一座不大的庙：主建筑一溜四间，两边各有一厢，一看就知道是翻修过的。进了院门是呛人的香火，像所有庙宇一样。大殿上有一个瞌睡的老和尚，另一个稍年轻一点的在院里提水浇菜。泥塑威武，怒目吓人。看不出半点当年学堂的样子，只想象这里曾有一片石桌石凳，有老师和孩子。边厢可能搭过那个窝棚，她就在那里降生。我走出院子寻找坟头，发现了一个圈成椭圆的水泥矮墙内耸立了碑石。这是一处墓地，比我预料的要庄重肃穆许多。我走进去，默立鞠躬，献上一束花。
从墓地回来心情沉重，一时竟无法从那种气氛中摆脱出来。那不是一座山、一座庙宇和一座墓地，而是堆砌的一个悲凄故事。女上司用许多时间看自己最新款的智能手机，迷上了它，只偶尔低头说点什么，话题仍旧是它：“高科技真了不起。一机在手，什么都有。”她朝我晃了晃手中的东西：“我用它毫无问题！刚开始有个朋友吓唬人，说这种手机可别乱用，按错一个键不得了。”她笑了：“他说自己不知按错了哪里，结果它就一直发热、发热，吓得他直接扔进了水盆里。”我看看她手里的物件。“还好，没有爆炸。其实发热是正常的，像人一样，剧烈思考时脑瓜就会发烫。”她把手按在我的脑门上，“不热吗？”我这才发觉自己的身体太靠前了。新科技总是吸引我这样的人。我的手机已经换了几茬，现在还是远远落在了后面。我把头缩回来。
从东部回来见到洛珈，惊讶地发现她也拥有一部最新款的手机。她晃一晃，很快从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黑色盒子。“送你的礼物。”她抿着嘴。打开后才发现，这和她手中的一模一样。这么快就加入最新一族，我有些兴奋。她说真是神奇，这么小，却抵得上一台电脑。“我们以后联系起来更方便了。”她说过之后神色暗淡下来，好像想到了另一种后果：失去的距离、被侵袭的独立空间。她对此是敏感的，我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好在她很快愉悦起来，沉浸到高科技带来的快乐之中，一遍遍抚摸它：掌中之宝。我的思绪却转到了那座山上。那个堂皇的墓碑好像压在了人的心上。它没有让我增加安慰。大概再朴素一点才符合墓主人命运的色调。这墓园整饬得太过了。
我们在附近餐馆里用餐，然后回家。这一次我没有带花。我不久之前将一大束花放在了一座墓前，至今心情还在压抑中。她发现了什么，进门后先是沉默，后来又将手搭在我的肩头，用力攥我的胳膊。以前的这个时刻我会在她胸前寻觅那种熟悉的气息。我捧起她的脸庞，在一双沉静的目光中寻找什么。双眸深处有无限遥远的声音，这让人想起漫无边际的草地和花，还有更远的蓝天、地平线。这种感觉时而闪过，它总是从那个黄昏的干草垛旁边开始，未能中断。奇怪的是，当我得知她几十年的历程特别是她曲折艰困的童年，却发现这种梦幻般的感受正在消逝。我看到一丝丝阴郁正在汇集和围拢。
夜深了，我们皆无睡意。我睁大眼睛看着上方，她的手在我额头那儿按了一下，拥了被子坐起：“我知道你去了小城，去了山上。”我对她的消息灵通并无吃惊。她很容易就能得知我与女上司的行踪。我也坐起。这个夜晚很难入睡。我说到了那座山，声音艰涩。我说那个庙里的泥塑太蹩脚了，那个矿山也没了，那座学校真该保留下来。
她一直没有回应。这个夜晚有些冷。我们坐了很久，她的手伸过来。“我决定为母亲买下那幢房子，就是我宿舍院里的一套三居室。旧了些，但位置好，与我相隔不到五十米。那里很安静，她一定喜欢这个环境。”“可是她坚持住在小城里，也许不会来的。”我说。她摇头，像下了很大的决心：“我一定让她搬到这里。我不能让她那样过下去，她这一辈子啊！世上没有哪个女人经历了这么多苦。我放心不下她。”“好在棋棋和她一起。”“他玩心太重了，在他父亲的房子里胡闹，有一帮臭味相投的纨绔子弟。他们这一伙成天谈论打仗的事，还制订了一套很大的作战计划，煞有介事地报上去。多么可笑。他是不能指望的。”“他知道母亲以前的事情吗？”“不太知道。他心里只有母亲再婚以后这段历史。对于我，后边的这一段倒也可有可无，也许没有更好。”她的声音沉下来。
她的继父太显赫了，以至于彻底改变了她们母女的命运。她对他没有多少感情，“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有一多半日子是恨他的。后来他年纪大了，我也上学了。母亲总是在我们之间为难，这让我不忍。后来我和继父的关系缓和了不少。他给我的好像太多了，我能够上学、进机关，多少都与他有关。他去世时我回去过，主要为了母亲。这些事不该告诉你。母亲和继父、我和弟弟，这四个人组成的家庭太复杂了。我不知该憎恨还是感谢，这辈子都想不明白”。
事情的分水岭似乎不是母亲和继父的结识，而是更早。当时母亲在学校开水房做工，母女俩住在校外的一个板棚里。有一天校长不知怎么知道了烧水女工当过教师，就请她到学校代课。当时正闹教师荒。母亲再高兴不过。她很快成为全校最受欢迎的老师。学校内外都在传说，说她站在讲台上就是一幅画。上边领导来听课了。校长自认为有功，到板棚来探望，说这个住处该换换了。她说谢谢您，我们住这儿就好。校长说不可以。
她们搬到了校内宿舍区的一座平房里，虽然只有一间，但外面有一个油毡纸搭起的小厨房。这是洛珈有生以来住过的最好的地方。一切簇新，充满希望。唯一让母亲忐忑的是校长的额外关照。她每次看到这个人耷下的长发、一脸的甜笑、手中提的一点东西，都感到难过和尴尬。校长说：“吃豆腐吧。”他放下手中的东西就走。那时豆腐要凭票，是不薄的礼物。她和女儿吃了豆腐，也吃下了惧怕。这样的日子实在煎熬。大约半年之后，一场人生的大转折就来了。起因是小洛珈在校外不远的一条街上玩耍，不小心被一辆吉普碰倒。不过是一点擦伤，但为了保险起见，车内的人还是把小姑娘送到了诊所，上了一点碘酒。母亲及时赶去了，车上的人也就看到了她。那人正在吸烟斗，是个军人。
第二天有个年轻的士兵提着慰问品前来探望。她推辞，士兵就鞠躬，说是首长特意关照的。又过去几天，一个披了军大衣的五十多岁的人大步走来，身边是那个士兵。她有些慌。“这是首长，首长不放心孩子。”士兵说。首长嚯嚯笑，手里攥着一个很大的黑红色烟斗。她慌慌地看着烟斗，说：“没有伤啊。”首长板着面孔：“怎么没伤？我亲眼见了。她去哪儿了？”“上学去了，首长。”她抑制着全身的战栗，往后退着。首长看看四周，“很好嘛，很好嘛。”他这样感叹，握了握她的手，告辞了。
她想不到这人有多高的职位，更想不到以后发生的事。不久教育部门的一位领导亲自接见她，客气到无以复加，询问了许多事情，主要是以前的情况。她以为是关于工作变动的事，担心失去这个职位。她说：“我会好好干的。”“这不是问题，哦，你在家里听消息吧。”一场接见就这样结束。三天后那位领导亲自登门，满脸笑容，坐下不久就说出了一个天大的事情：一位首长两年前失去了妻子，现在是一个人，所以迫切需要有人帮他料理。“首长是一个人，我是说他没有子女。他需要一个助手。”她瞪大了一双眼睛。“这个首长你是认识的，他来过，所以就有了印象。”她想起来，连连摆手：“我不适合当助手，我只会当教师。”领导收起笑容：“你误解了，助手就是妻子。明白了吧？”她的脸红到了脖子，慌得说不出话。她退到了角落，不再说任何话。
后来就是那个首长亲自出面了。这一次他让车子停在远处，那个士兵也站在十几米外，只有他一个人过来敲门，弓弓腰进屋。她很长时间没敢抬头，为他倒了一杯开水。他直来直去，说这是一个真心实意的决定，当然绝无强迫之意。“本来我已经不想解决家庭问题了，忙得根本顾不上这些。不过也是天意，因为你的孩子，我们就认识了。请你考虑一下吧。”她听着，奇怪的是慌慌的心渐渐平静下来。她抬头看着他说：“首长，我们是冤枉的。”对方一下愣住了，这样停了十几秒，他大声回道：“那算什么！那什么都不算！”
她的泪水哗一下涌出。她哭弯了腰，站不住了。他不得不搀扶她，她几乎偎进了他的怀里。她好不容易才止住泪水。这个场景让她终生难忘。也就在那一刻，她盯着对面的人仔细看了两眼，牢牢记住了他又大又粗的鼻孔和宽阔的脑门、虎气生生的眼睛。她从没见过这样决断和自信的人。她小声吐出一句：“我想一想。”
一个月之后，他们走到了一起。与此同时她有了一份正式教职，到邻近一所中学去工作了。原来的小宿舍放弃了，她和孩子一起来到了离小城有点距离的大院里，住到了一幢大得吓人的独栋楼房中。在她看来这个大院里的小屋、棚子、鸡舍鸟舍之类就足以安顿好几家人了。首长喜欢动物，养了一条大狗、几只鸡、两只猫、一些鸟。在一个围了铁网的镀锌铁皮屋顶的小房子里，鸟类多极了。楼房后面有一个大游泳池，如今被主人改做养鱼池，里面有多种鱼，他闲下来就在那儿钓鱼，钓上来直接交给厨子。勤务兵不止一个，他们无声无息地进出，只在那些附属小屋里活动。她直到几个月后才敢扯着孩子的手从头探究这个院子，很快与那条大狗熟悉了。那两只猫和鸟用了更长一点的时间接纳她们，而她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些动物。与她几乎同时来到这里的还有一头驴，原来主人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它了。这头驴刚刚长成，温顺，有一双大眼睛。她和孩子长时间站在驴子跟前，捏弄它柔软之极的嘴巴，抚动它的脊背。
洛珈害怕这栋楼的夜晚。这里大部分时间又黑又静。无数的房间让人迷路，所以她一到天黑就不敢踏上走廊，而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那是二楼尽头一间向阳的屋子，有书桌图书和带布幔的小床，床前有一块小花地毯。这间房子好像用丝绵做成的，给人一种又软又暖的感觉，好极了，好得不像是自己的。十点之后楼内大部分房间就熄灯了，一切声息随之消失。可是洛珈的耳朵在这时候是最灵敏的，她会听到楼下小猫的走动。大厅里的什么东西在啵啵响，那是金鱼在吐泡。一本书倒下了，一只小壁虎在窗下逃窜，一条百腿蜈蚣在走廊边角游动。十时多一点的静谧时刻，二楼最西端的南边，就是最大的那间卧室会响起粗重的喘息。这是那个人的声音。那儿好像没有母亲，因为从来没有她的一丝声音。喘息粗重如牛，如大象和野猪，一会儿就有了“啊啊”的嚎叫。那是不加掩饰的大叫，整座楼都会震颤。洛珈捂上耳朵，可这声音又化为低沉的共振，让震颤的楼房一点点安定下来。她觉得母亲势单力薄，正被一个粗壮的人欺负，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她哭着，在黑影里摸索，摸到了桌上的一把水果刀。
早餐时三口人在一起。洛珈不看那个人，只留意母亲的一举一动。她发现母亲更瘦了，走路时像一条游动的鱼，尽管倾尽全力要把路走好，步履还是有些飘摇。母亲额部和颈部有些异样，但不是伤痕。那个人哈着气对母亲说话，一只大手揽住她，又往洛珈盘子里夹好吃的东西。母亲小声对她说：“你自己来。”洛珈把椅子挪开一点，母亲马上说：“孩子对烟味敏感。”他立刻把烟斗拿到一边。其实他并没有吸。早餐后整个大楼上只有她们母女俩，这时洛珈才敢到处走动。她对整幢楼熟悉起来，比母亲更熟。她告诉母亲阁楼上有什么，地下室有什么，她发现了一个堆满大小玻璃瓶的屋子，原来全是酒。
洛珈从来不叫那人“爸爸”。母亲有些生气：“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你不能这样。”她不愿让母亲不高兴，因为她发现母亲自从进入这个院子，额头变得有些异样，光洁的皮肤更薄了，大眼睛依旧明亮，只是偶尔有些尖利。那尖利的目光会刺伤许多东西，不经意间刺伤了自己的女儿。她拥住母亲，只想哭，谁也无法安慰她。她想告诉母亲：如果十点之后再有野兽的嚎叫，说不定会有人挥动刀子的。她忍住了没说。母亲拍打她：“军人的鼾声总是大的。他是打过仗的，火暴人、直性子。”“他把你当成敌人吗？”她擦擦眼泪。母亲搂住她：“傻孩子，相信妈妈，他是个好人。你要和他亲起来。”
洛珈和那头小驴亲起来了。她把大量时间花在它的旁边。她与它说话，亲它的脑门和嘴巴。她迷上了它的气味，这是阳光留下的，是它渗出的油脂被阳光照拂之后生成的。在她这儿什么都是气味在先，是标志和记忆，是最终的辨识。小猫有青草和小虾混淆的味道，鸟儿有树脂和泥土味儿。狗是朽木和臭虫相加，然后再添上旧衣服的味道。那只大鹦鹉有一股辣椒味，它生气骂人时又多了一种臭胶皮的气味。她最熟悉的还是人的气息：继父是臭袜子加酒加烧煳的锅底味儿，母亲是半干的木槿花的味儿。她最着迷和喜爱的就是亲生父亲的气味：那是在北风里摇动的竹子的青生气。这座阴森森的大楼里总是有多多少少的焦煳味和皮革味，因为从根本上讲就是主人散发出来的。那个人离开，窗帘打开，阳光洒进，那种令人讨厌的味道开始一点点淡薄。这样直到迎来又一个夜晚，十点临近，她把门窗关紧，用被子埋住脸庞。嚎叫和巨兽的喘息又响起来。整幢楼在撼动，然后吱吱地、一丝一丝地归于呻吟，只剩下金鱼的吐泡声了。黎明来得十分艰难。
那个人为她买来一些画书、一支笔，还亲手为她编了一个蝈蝈笼。她收下，接过蝈蝈笼，把蝈蝈放掉了。那个人坐在鱼池旁，见她从旁走过，就放下钓竿去牵她的手。她挣不脱，被紧紧搂住。他试图将她扳上膝头。她还在挣脱，一歪头看到了他眼中有一层泪水，就不再挣扎。“孩子，我们和解吧。”她安静地在他膝上坐了十几秒钟。她记住了他眼中那层浅浅的泪水。这一次有一条红色的大鱼上钩了，午餐成为一道主菜。餐桌旁的三口人似乎比过去吃得多一些。男主人依旧要喝酒，母亲对孩子说：“给爸爸添酒。”她犹豫了一下，为他加了一点酒。他一饮而尽。
母亲成为那所中学的副校长，而且分得了三居室。这让母亲无法拒绝，但一直觉得受之有愧。她始终都是一位尽职尽责的教师，并没有因为职位的提升而减少一点课程。这套居室使她有了午休的地方，她爱上了这里，尽一切机会打扮这个居所，把最喜欢的一些跟随了很久的小玩意儿都搬了过来。她发现最高兴的其实是女儿，女儿有了固定的住处，更愿意住在这儿。她把以前带到那个大宅后未曾打开的杂物包提来，里面都是看上去应该扔掉的东西：残破的课本、笔记残页、几张纸片、坏掉的自来水笔、断了半截的皮带。这都是从那个山顶窝棚里取来的。它们分别放进了新居抽屉，放在写字桌上。如果是加班，她和女儿就在这里过夜，这时女儿高兴极了。但是连续住上两晚的机会是没有的，因为那个脾气急躁的丈夫会让人开车把她们拉回去。女儿想自己留下过夜，母亲阻止了她。
洛珈的十岁生日，被继父弄成了一个大日子。厨子搞了一桌丰盛的酒宴，还请来十多位客人，有大院的人，有母亲所在学校的校长。母亲特别说了继父的意思，让女儿请来几位要好的同学。洛珈没有同意。宴会厅在一楼，那一晚枝形灯好亮，长条桌上还有一大束鲜花。这是她们母女第一次参加这样隆重的晚宴，全部理由就是孩子在十年前的这一天出生了。所有来宾都惊叹这个少女的美丽，把最好的言辞抛向这个肃穆的孩子。男主人眼窝湿润，一手搂紧妻子，一手拉住洛珈说：“这是我们的公主。”他喝醉了，妻子不得不搀扶他离席。整个晚宴的后半场都是母亲一个人应付，后来洛珈也活泼起来。宾客高兴，再无拘谨，他们也喝多了。有的喊着“首长”，直直地盯着女主人，泪水流下来。校长即席唱了一首古怪的歌，原来是老家迎亲时才唱的老歌。一个上年纪的军人哭着，抹着泪水讲到一场战争，对洛珈说：“你爸爸是个了不起的人，是大英雄，身上有十几处伤。你妈会看到的。”说着转向母亲：“你该不会被他的伤吓着吧？”母亲没有作答。
洛珈在夏天时见过继父背上的刀伤。他说这是打游击时落下的，“那时不过是几十人的小队伍，边打边跑。武器差极了，只好晚上活动，混在百姓中间”。他又大又黑的烟斗握在手中，像一把手枪。“我们白天在山上，天黑才敢下山。半岛那一带分成白天晚上两块地盘，各管各的。胜利来之不易啊！形势的扭转是后来，后来。”他说着，一个勤务兵跑过来打敬礼，递过一个文件夹。
母亲生下了一个儿子。从此生活全变。男人对来访的朋友说起这个孩子幸福极了。他说以前没有孩子，“那不是自己的问题。妈的，我也有了儿子。再加上女儿，也算儿女双全了”。洛珈发现母亲除了把大量时间花在弟弟身上，就是对这个与自己生下男孩的男人亲近了许多。母亲的目光看他时，与以往完全不同。而这个继父对儿子疼爱到极点，在母子面前常常做出一些顽皮的动作，嚷着：“儿子快长吧，我们要一起喝酒。”他对洛珈似乎比儿子降生前更好了，总是说“我的孩子，我的好孩子”，说：“你看怎么样？你看是不是这样？”他和她商量事情，把她当一个大人看。有时他会跟她讲战争年代，她听得出神。她想到的是母亲和亲生父亲，他们也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她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问题是：继父和亲生父亲以及母亲经历的是同一个半岛上的战争，结局却正好相反。她把一切疑问装在心里，既没有问继父，也没有问母亲。
在等待弟弟长大的日子里，洛珈课余时间主要和院里的动物玩。那条大狗衰老了，缓慢地跟在她的身后，一起去找那两只猫、许多鸟和那头驴。继父总让她骑驴，牵着它满院走。她后来不愿这样，因为这头驴是她最好的朋友。她与它单独讲述童年，那是山上的故事。她说到了破庙和小学，窝棚里的油灯，灯下的爸爸不停地写啊写啊。爸爸写了一沓沓字，它们寄走就没了下落。它们只有很少一沓被母亲保留下来，藏在了一个地方。她抚摸着驴子的嘴巴说：“你的爸爸在哪儿？我的爸爸在山上。”
洛珈上高中后是住校的。她每个星期回家一次，最想看的是母亲，其次是那头驴，再就是狗猫和其他动物。上中学第二年秋天狗死了，正好是一个星期天，她看着家里人和勤务兵一起，把它埋在后院一棵大橡树下，还立了一块小碑。她因为失去了一位童年伙伴而哭个不休。母亲也哭了。继父没有哭。后来有几个星期天她没有回这个院里，而是住在那所中学的三居室里。她越来越觉得这儿才是真正的家，总有一天母亲也要搬回这里。深夜她到母亲的房间待了很久，拉开抽屉看那些陈旧物件。她知道它们来自哪里，把脸贴上使劲嗅着。它们的气息与那幢大屋里的一切全然不同。就在抽屉最底层的一个纸袋里，她看到只写了几页的一沓灰纸，这是父亲生前刚刚开头的一份申诉书，还没来得及寄走。她哭了，一夜无眠。
一个星期天，因为母亲等不来她，就直接找到了校园宿舍。洛珈和母亲仰躺在一张大床上，突然问了一句继父的事：“他亲口说的，他以前也在一支小部队，在半岛山地打游击。”母亲在夜色里说：“是这样。”“我的舅舅，外公外婆，他们都是被这样的小部队杀害的。”母亲坐起来，手按在她的胸部：“孩子，那可不一样。你说的是土匪。”“那他们呢？”“他们是游击队。”“杀人的那些小部队也说自己是‘游击队’。”“那不一样！那可不一样！”母亲的声音生硬起来。后来没有一点声音了。这样待了很久，洛珈有些害怕，坐起来看母亲。原来母亲一直大睁眼睛看着屋顶，眼里是汪汪泪水。
如果不是因为母亲、院里的动物朋友，洛珈再也不会回到那里。她最可怜的人就是母亲，觉得她为了女儿和亲生父亲，也许还有死去的其他人，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她爱那个人吗？那个人爱她吗？洛珈不信，长得越大越是不信。她知道继父虽然位高权重，但绝不会替他们申诉的。他只会没完没了地欺辱母亲。洛珈随时留意观察母亲的变化：一大早起来整个人就变得苍白和单薄，走路时就像一个影子在飘动；早餐后喝一点红茶吃些零碎糕点才有一些力气；到了傍晚时分就会六神无主，看着窗外的晚霞，听到门外响的嚯嚯皮靴声，两个肩膀开始发抖。继父踏得楼梯嗵嗵响，有时还没上楼就大声喊叫，有一次见到楼梯口的母亲，当着洛珈的面就恶狠狠地把她拥紧在墙上，说“啊呀啊呀”。他仰着脸翻着白眼，大口喘气。母亲挣出一只手指着女儿：“拿脸盆来，再拿条湿毛巾。”他醉了，但直到最后也没有吐出来。
就因为嗜酒，这个男人住过两次院。他的肝部不舒服，脸色苍白，眉头中间有深深的皱褶。这时候他克制着不发火，尽可能声气柔和地与身边人说话。母亲小声对女儿说：“去爸爸那儿待会儿吧，他想和你说说话。”洛珈走到他身边，在他沉沉的大手下一动不动。他夸她的作文，说小小年纪就已经能写这么长的文章了，“我读了好几篇。你问的事情都太久远，我得好好想一想。我保证，我不会跟你妈说的”。他眨着眼，眼角瞟着一边忙着的妻子。洛珈点头。
继父说的“作文”其实是关于战争、半岛往事的一些询问。她在住校期间花了大量时间翻阅这一类文字，那是资料室里的几本回忆录。剿匪，起义，收编，一场场战斗，村庄里发生的屠杀，回忆录中都写到了。她最想读到的是外公外婆和舅舅惨死的那个村子，可惜一个字都没有。她想这也许是有意回避。类似的记录是有的，但它们的内容常常给人南辕北辙之感，让人看得头晕。她想得更多的是母亲口中的故事，还有继父讲的一场场大小战斗。她惊讶地发现它们常常像距离不远的同一场大战或小战，如果连接起来就是半岛的昨天了。她把一些疑问装在心里，想问这个近在眼前的父亲，问他的小部队，问那些属于他的夜晚和山地，一切都是怎样的？她把这些提问装入信封寄出，并在其中叮嘱：这种通信是属于她和他之间的秘密。
大概半年之后，继父回信了。她发现可能是喝酒的原因，他的手捏不紧那支小小的笔，字迹又僵又丑，不过总算看得懂。这些磕磕绊绊的句子，所用词汇大多是另一个时代的，有些概念十分费解。什么“支队”“关防”“县大队”“五司令”之类，不时出现。她持续提问的事项包括山下小村的一次屠杀，一支小股土匪应和异族军队的袭扰，还有一场可怕的劫掠的实施者，他们甚至比大股敌人残忍十倍。悍匪从山里蹿出，夜间活动，没有正规番号，一年之后才归属另一支大部队。继父说那支匪兵是有的，他们先从一支敌伪武装中分离出来，不久合而为一，再不久又一次分离。总之那是一笔糊涂账，“战争年代，风头一变番号也变，有枪就是老大，有武器就能拉杆子，一年里出了十五个草头王。但总归邪不压正，他们几年后全都完了”。他在一段叙述后用重重的墨迹写道：“相信爸爸，我是极痛恨、极痛恨他们。爸爸跟他们对着干，决不认输。爸爸身上的伤就是明证。爸爸有十一处伤，其中重伤三处。”
洛珈一遍遍看继父的回信。她为他百忙中抱病写这么多而有些感动。但她不认同“伤就是明证”这样的辩词，只是问下去。继父有一封信具体谈到战时的给养问题：“这不能说全部来自支援和捐献。用书呆子的角度看特殊年代、看残酷环境里发生的事情，也就无法理解。我的大宝贝孩子，爸爸绝不是打家劫舍之徒，看不得那么多眼泪。有人抢了寡妇的东西、孤老汉的口粮，那是不能让人心安的。当年的区公所两面支应，其中有好人也有坏人，坏人被我们干掉是应该的。大户人家都跑了，随官军跑得没踪没影，有些事也就不好办。为了见一点荤腥，有时得冒生命危险。说这些琐细的事有些离题了，爸爸想告诉你的是：战争年代纪律严明只是相对的。如果存活都成问题，还死死护着老百姓的一只鸡，说出来也没人信。”
洛珈为继父的坦诚感到欣慰。可是她的提问才刚刚开始。她想弄懂半岛地区极盛时期的十五个土匪司令，他们从刚刚成形到土崩瓦解的许多年里，分散聚拢了多少次，以及散成小股匪徒的最后归属。她以前听母亲说过一些强人的名字，那些骇人的片段无法镶嵌拼接，越理越乱。她现在相信机会来了，继父就可以帮助自己，因为他极有可能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分子，幸运的是最终走向了“光明”。继父的信中也直言不讳：“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弃暗投明，既往不咎。”她紧接着问：“既往如果血债累累，也不咎？”这封信发出了太久继父都没有回，原来他又住院了。出院后一个多月回信来了，嚯，好厚的一沓，简直是超额完成解答。可惜看下来，她需要的主要内容不多，倒是充满了思念和牵挂。人老了，重情谊了。他写了那头小驴和鹦鹉，说小驴显然因为看不到她而不愿吃饭；而那只鹦鹉开始骂她了，因为它只要想念谁就会破口大骂，“没修养的东西，说话还带唐山味儿”。她能感觉到写这些时他的心情会好一些。她的眼睛湿润了，因为后面写到了母亲：“你妈的心思全在你弟弟身上。这小子不是东西，吃奶咬人。喊叫，总之很坏。长得像我，将来是武人哪。”啰唆了几页才接触正题，说到了那些顽匪惯犯：“他们一般没有好下场，投诚也没用，晚了。凶狠的人上了战场立了功，也要看功大功小，能否抵过。有的投了又反，反了又投，那就干脆彻底解决。我们对待投诚者的政策一直没变，机会主义者和两面派历来没有好果子吃。”
洛珈对继父的提问一直持续到对方去世。她认为自己在做一件极重要的事情，为了不刺伤母亲，一直瞒着她，只在两人之间悄悄进行。这一大堆信件在继父去世后，母亲整理遗物时才发现。母亲把自己关在屋里，不管儿子的哭闹，一连看了好多天，开门时眼睛都红了。洛珈上大学时这些信件正写到最严厉的部分：直逼问题核心，直戳事件关节。可能因为继父的身体已经不能支持，他的回信越来越短，有时神思模糊，顾左右而言他。但当时洛珈并没有想那么多，质问越发尖锐起来。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毕业。她的这个行为深深地震撼了母亲，也在后来让迟迟了解详情的我感到吃惊。
在深深的夜色里，她的倾诉时断时续，却未能终止。我这个久违的听者一声不响，唯恐打断她的述说。那个血腥的山村之夜让她失去了外公外婆舅舅三位亲人，她与他们从未谋面，却是他们的血缘后人。但母亲是亲历者目击者，是唯一的幸存者。“我一直认为，直到现在也认为，母亲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里被迫嫁给他的。她想得还是简单了，以为这样不仅可以救我们母女俩，还可以完成父亲的遗愿，会替她转呈那些申诉。她根本不知道，她嫁给的人如果就是被申诉的一伙呢？”洛珈的目光转向我，我感到了烧灼。我有些慌：“这，这倒不至于。但是，我想，你的继父其实也是无能为力的。”她长时间不再吭声，好像在判断和权衡我的结论。这样待了一会儿她说：“不管怎么说直到最后他都没有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死了那么多人！亦衔，你知道半岛的历史，那些土匪杀了多少人哪，可是很快人们就忘掉了。我也会忘的。可是我起码不会这么快就忘记自己的亲人吧！那样你不会原谅我，死去的父亲也不会原谅我。”我的手抚在她的额部，在柔滑的长发上轻轻滑动。
“他被严重的肝病折磨，最后几年很痛苦。我不在他身边，不过我该知道啊。我很少，不，我几乎没有请假去看过他一次，只是不停地发出那些信。我越来越严厉地质问他，最后只想逼他交代：在归属大队伍之前，他和那些人直接就是杀人魔王。我做得有点过，也许继父压根就不是那样的人，因为他对母亲那么好，对我也视同己出；主要是他对动物那么好！他死后那些动物也先后死去了，好像它们来这儿只为了陪他。我知道自己做得有点过了，母亲几次捎信甚至打电话，说爸爸想你、想你。我就是不回家。我还在写那些信。因为我牢牢记住，亲生父亲的申诉文字写了足有一百多万字，全都石沉大海；而他，继父，才为自己的申诉写了多少？大概顶多有三五万字吧，还要往多里说。”她的身子翻了一下，把脸埋在了我的手里。
我在她的脑廓那儿亲吻着。我心疼她，却无法安慰。她的眼睛没有泪水，我的手掌没有打湿。这样伏了一会儿，她抬起头：“再有半个月就是他的忌日了，咱们一起去一次吧。妈妈和弟弟当然会去，她希望能见到我们。”我点头。她说：“他得到了母亲，也救了她和我。妈妈说得对，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护佑，我们后来也许活不下去。比我们条件还好许多的人，也死得很惨，这是真的。”我咬咬牙关，忍住了。我当然明白。“我们过着人人羡慕的日子。我后来上学、毕业分配，包括结识城里一些头面人物，全靠他。他的名字就是通行证，有一些人家我可以随便进出。母亲啊，我们为母亲买下那套房子吧。”
“这是完全应该的。”我眼前又闪过白发下那张秀美的白皙的面容。我说：“我还有十几万的积蓄，加上足够了。”她摇头：“不，钱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也不会再劝妈妈卖掉那套小城里的房子，那是她的根，她的立足点。那幢大房子早晚要被收回。她要离父亲近一些，随时去山顶扫墓。”“可是她搬到这里就离得远了，大概也是她不来的原因。”她点头：“当然，这是主要的。不过她最后还要跟我住在一起，我会陪她。”我明白了，她说“我”而没有说“我们”。这又一次提醒我们两人曾经的约定，它将终生有效，属于二人之间的立法。我担心自己某一天坚持不住，让她深深地失望。我心里想着这个严肃的问题，却开口问了一句别的话，那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母亲爱你的继父吗？”
她马上坐直了身子，问：“你认为呢？”我无法回答。她的声音低下来，像说给夜色：“这也是我问母亲的一句话。我让她如实说。她不会瞒我，因为她用不着。你猜她怎么说？她说当时自己慌了，就那么糊糊涂涂地跟上走了。进了那栋大楼才想过来，这段姻缘是彻头彻尾错了。不过纠正已经来不及，也只好过下去。好在他不是坏人，心肠粗粗拉拉。我说，他如果爱你，就该接上父亲的申诉完成你的一个最大心愿。母亲说他比我们更懂也更明白，所以连试都没有试：没有用。‘他说世上有个奇怪的道理，那就是一般的冤屈和是非可以申诉，黑白分明的大冤屈是无法申诉的。’我惊呆了：‘这是你想出来的？’她摇头：‘是他说的。’我父亲在世时，吃亏就在于不懂这个。”
我吸了一口凉气。我在想那个大宅主人的话。我突然想到那个人耐住性子写给洛珈的信，那同样是一次次申诉。他心里什么都明白，却仍然要写个不停，写下一生中最长的文字，那完全是因为太爱自己这个非亲生女儿了。他真的把她当成大宅里的“公主”，觉得愧对她们母女。他本来可以不做回答，因为那种质询压根就是一场冒犯：晚辈对长辈、失败者对胜利者。就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这样一位身居高位且身带十一处伤疤的人，竟然在晚年，在肝病危厄、朝不保夕的煎熬之期，戴着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偷偷给外地的养女写信。这批断断续续写了几十年的信件，应当好好保存和研读。我真想向她索要，将它们带回自己的宿舍，在一个人孤独的时候好好从头阅读和研究。
沉默的时候，我在想自己的身世。时下她已经敞开了自己，而我对她至今还是一个谜。她多次委婉地拒绝了我的讲述，却不是我的错。我现在多少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一切不可言喻的沉重压迫，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能倾吐的。就让它们堆积在那里吧，触碰是轻浮的。它们在沉睡，任何打扰都是莽撞的。可是目前我们之间却有了某种失衡感。她现在必须了解我，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从头开始，从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以及不幸的亲人讲起。我爱她的全部，就像她爱我的全部一样。所以我才听从她的安排，这样度过一生。今夜我在心里做出一个决定：写一份自己家世的详细文字，即家族传记。尽我所知写出一切，这是我的责任。我也许会有后代，也许没有。但我起码不能任“绿林镇”之流的侮辱、让不明不白的谣言泼来一身脏污。我会对后人说：这才是真实，是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黑白分明的大冤屈无法申诉”，那么是否可以保存一份完整的记录？这应该是谁都无法剥夺的权利。“无法申诉”不等于“不作申诉”，申诉是生命的自由。
因为一夜未眠，出门时觉得阳光刺眼，脚步都有些摇晃。我和洛珈草草用了早餐，想起这是星期一，就赶紧分手上路。我沿着人行道往前，手搭眼罩找一个站牌，突然听到了一声呼喊：“傅亦衔！是你在那儿吗？”循着声音看去，发现一辆车里探出了一张脸，是个女的，她正朝我挥手。车子在等红灯。我觉得声音很熟，但脑子木木的。她大声说：“果然是！你散步可真早！”我这才认出是苏步慧，高兴得紧跑几步，开门上车。瞧她永远一副生气勃勃的样子，咧着一张可爱的大嘴：“我必须赶在一上班去堵那个处长，为公司的事。咱们正好一路。你怎么回事？”她盯住我。我说：“随便走走。”
苏步慧咕咕哝哝：“单身汉起得就是早。我和之锷如果没事就睡懒觉，一直睡到日上三竿。三竿是多少？”得不到回答又说：“没办公司那会儿可不行，那得提前起床去机关擦地，他老干这个，跟同科室的一个人抢拖把。后来他去得再早也抢不到了，你猜为什么？那家伙把拖把藏到了女厕所里。这种恶性竞争难受死了。现在好了，自己挣钱，当然也不容易。”她突然停住，看着我：“你怎么了？眼圈发暗，身上有股胶皮味儿。”我苦笑。其实我这会儿已经好多了，一大早被一个阳光灿烂的少妇吵了一通，心情很快转好了。我说：“没什么，就是，就是想念你和余之锷。”“想得憔悴了？哎呀真是难得！那就快些去我们家，我们也想你这个老疙瘩！童男子！”
她永远那样多话，口不择言。可我不愿听最后这三个字。我好几次差点喊出来：“我早就不是童男子了！”我总有一天会告诉她：自己是一个历尽沧桑的人，是一个并不单纯的人，所以说，我连挚友夫妇都给骗了！这正是我的亏欠之处。分手时我让步慧问她先生好，下车时又想起一个重要的事：“公司运营怎样？”“还好！赚得不少累得也不轻！早些去家里！”“好，一定一定。”
女上司早就等在办公室了，她今天兴致不高，两手抱在胸前乜斜着。我问她好，她反唇相讥：“你这个周末大概更好吧？”我还没想好怎么说，她已经大声发出了抱怨：“给你打了多少电话，就是不接，人间蒸发了一样。”我摸出手机，她一把抓去。我说没有接到啊，也没有听到提示音。她拨弄着，嚷叫：“你不知按错了哪个键，哦哦，要重启了。”她盯着闪烁的屏幕，等了一会儿，开始熟练地按键。“这样才行，就像解九连环一样唰唰打开。看多少未接电话多少信息。”我真佩服她对这些时髦玩意儿的精通，没有办法，一部智能手机常常制造麻烦。明白了缘故，她脸上很快缓解了许多，说：“昨天想让你看一个人，首长秘书的表妹，在体工队，很快就退役了。个子很高，你们都是搞体育的。”我的脸一下红了。她的热心肠难以抵御。我想说“谢谢，我暂时还不想考虑个人的事情”，可是说不出口。“无论男女都有心理障碍，到了一定年龄就会格外谨慎，就像手机一样被锁住了，打不开了，这时就需要一个懂行的人帮你摆弄一下。”她可能为自己的一段妙比而得意，拍拍我的胸口笑起来。
她喜欢看我对待这类问题的窘迫情状，这是一种乐趣。我相信她对那个女体工队员并无兴趣，只是愿意张罗一下而已。我早就发现她的两大癖好：一是摆弄花草，二是为他人的情事操心。工作马马虎虎又紧紧张张，一个任务来了就吵吵嚷嚷布置下去，在极短的时间内脱手，热情迅速消退，然后就松弛下来。她聊天的能力很强，天南海北无所不包，最后总是归结到婚姻方面：“你拖延到现在，老大不小的。世上事没有比这个再大的了，处理不好一辈子也就麻烦了。两人要一起生活，世界观和性格，当然也不必隐瞒夫妻生活的重要。”她专注的目光刺在我的脸上：“有人动不动就打老婆，老婆还是死跟着、爱着；有人呵着气对女人说话，女人还是厌恶着、躲着，这不是太怪了吗？”我说：“的确很怪。”她拍一下手：“你想想就会明白，女人这架机器有多么复杂！”我同意，我一下想到了钟表内部那些密密麻麻的小齿轮。我欲言又止，因为不想就这个话题聊下去。
机关上那个多嘴多舌的老科长曾经吓唬我：“像你这样的小鸡，她一口就把你连毛吞了。”有我这样一米八三的小鸡？他也太夸张了。后来听人说，这位科长年轻时也是一位受害者，这让他整个人变得嫉妒和神经质。在一些老人眼里，我们女上司自从与首长结合以后就可称之为道德楷模了，除了时而流露出一些往昔的情趣和热忱，真材实料的东西是没有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她年轻时的风姿许多人记忆犹新，那真叫摧枯拉朽啊，在大礼堂里开会时有多少人啊，她那个座位总是成为强大热源的中心，以此为半径散发出一波又一波的热力，最后烘烤得满场骚动不安。她美丽，高大，看上去爽朗无私，又见过大世面。她的父亲是一位早逝的高阶民主人士，所以她从小就见过不少大人物，所以能够放松适意，比通常的落落大方还要高出一级，那是一种巧妙遮掩过的居高临下的潇洒。在人们的记忆中，她的优势是多方面的：个子最高，打扮最时髦，声音最脆生，乳房最大，出身最高贵，一双大眼睛紫嘟嘟的。有人认为她在大机关里工作是不相宜的，应该调换一下，比如去档案馆图书馆之类，让大山一样垒叠的有形的知识镇压一下更好。但任何有人事决定权的人都不会轻易放她走，都会把她当成镇山之宝。这里能人太多，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太多，人员流动也太频繁，有她在此，也就可以保持某种隐隐的张力，让一些好高骛远的人保持谦虚，不至于太过放肆，知道天外有天。我的有幸与不幸恰恰在于，自己在她早已过了鼎盛之年才来到身边。开始像她的一个助手，后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副手或秘书。她对我的指导和关切值得铭记在心，她无私的体贴和婆婆妈妈也让人感动。我对洛珈说起这些，她总是在听得足够多时叮嘱一句：“还是不要背后议论人吧。”我就此闭上嘴巴。
我发现有不少人真的嫉羡我，说什么“在她身边工作当然进步快了”“近水楼台啊”。那个老科长除了转弯抹角败坏她，就是与臭名昭著的“绿林镇”搅在一起。嫉恨是男人身上最可怕的恶力，那种锲而不舍的韧性与能量，往往高出女人十倍。我在这方面的体会非常深刻。想起来有些后怕，也暗自庆幸：如果早十年来到她的身边，说不定早就被什么人施计毒死，懵懵懂懂中已经身首异处了。她身上有一种奇异的魅力吸引他人，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我能够看清的大多是男性，比如余之锷的清晰干练精明正直，比如其他为数不多的男子的一些特征；而对于苏步慧和一路上遇到的那些女性，我就说不太清了。
余之锷可能因为妻子的提醒，百忙中终于想到了我，一天里连连来电来信。他说需要尽快见到我，说自己很久都没有听到我的奇谈怪论了。“步慧说你有些蔫，怎么回事？来我这里吃鲍鱼吧。”他的口气和过去不一样，这就是发达的后果，即便对故友至交也很难隐住那份得意。我说我还想吃海参和红鲷、燕窝和鱼翅之类。对方笑了：“完全没有问题。你该来我们的新居住个一两天了，找个周末吧。我常常想你，就像犯了烟瘾一样。”这是个糟糕的比喻。不过我真是喜欢他们夫妻俩。
我夜晚不愿待在小宿舍里。按照约定，也不能频繁地与洛珈通话。智能手机的便捷反而更折磨人，它让我和周边的人耗去更多时间，却离最想接近的人更加遥远。这会儿我正在办公室，沉迷在小小荧屏中，门敲响了，进来的竟是圆圆。“我又看见你窗户的灯亮了，多么爱学习的人哪，总是加班。我不打扰你吧？”她脸上闪着荧光，而且施了蓝色眼影。这使我想起了一部电视片上的女妖。她走近写字台，像过去那样腆起胸部噘着嘴巴：“如果有时间，你帮我去捉住那只大老鼠吧。它每到半夜就折腾，吓死人了。是很大的老鼠。”我也想起了这回事，问：“你没有试试下个毒饵？”“那可不好！”“那就买个鼠夹吧。”她摇头：“太残忍了。还是帮我捉住它吧，可不可以？”我住得离她不远，当然可以。但我今晚不想去。我说换个时间吧。她有些遗憾地咂咂嘴：“那就再忍些日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