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令在电话中暴怒：“她竟然不接我的电话！上次我已经说得很透了，想必是阁下没有告诉她吧？”我反感这种语气：“告诉谁？”“就是你那个‘贱内’！”“对不起，这不该是你叫的。请好好说话。”“那你就通知她，我正等电话。你们之间总不至于失联吧？”我说对不起，我也常常联系不到她。这是实话。那边的人吵吵嚷嚷把电话挂了。我知道洛珈正有意冷落这个人：或者不放在眼里，或者故意激怒他。作为同学她太了解这个人的急切。他会在自己的王国里把所有人折腾得团团转。据他的一些大小跟班说，真不明白老板从哪儿来的一股神力：一大早出现在某个地方，结着领带神采奕奕，可凌晨三点还在电话上训人，暴跳如雷呢。这个人永远胡茬浓黑脸色红润，一双大眼像牛一样。人和人的差异多大啊，他在急速旋转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如鱼得水，所以这个世界的命运早就注定了。我怕那根弦绷得过紧会断掉，想提醒洛珈有人正怒不可遏。我不知道他具体要做什么、一方对另一方有何承诺，但从这家伙的口气上判断，事情有些复杂。我又想到了他在那个夜晚发出的威胁，特别是他用一口结实的牙齿咔咔嚼冰的凶相，真是吓人哪。我以长时间机关工作养成的含蓄和守株待兔的耐心，那时只是竭尽全力地应付，以免对方看出胆怯和破绽。
其实直到现在，我还是不能踏实。我并不相信耸人听闻的揭秘，而是害怕洛珈遭受暗算和中伤。他想让我在嫉妒中展开想象，以至于愤怒，好在我没有中计。我的想象力并不差，但我克制了自己。我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我从来都像一株向日葵那样，转动着一张脸庞。这就让他造成了低估和错判。不过我还是接通了洛珈的电话，说那个人真的在发火，急了。“让他急好了。”她照旧平静。“如果狗急跳墙，会不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我像个贤内助那样提醒。她的声音柔软极了：“啊，墙很高，他跳不过去。闲下来我会帮他的，不过我的力量很小，尽心而已。亦衔，咱们不谈他吧。你要作息好，注意饮食，这才是最重要的。听到了吗？”听到了。我觉得作为一个日理万机的女人，她已经对丈夫尽到了责任。
她为什么要忙成那样？她有失眠的毛病？好像没有。天生干大事的人。可是女人要干大事吗？如此美丽的女人一天到晚干大事，这个世界还会可爱吗？我这样的想法放到女权主义者那里必遭训斥。她不是那样的主义，她用过人的温柔、使男性迅速折服的面貌和气质，早就把那种主义连根拔除了。她以特殊的方式征服周边，究竟怎样去做，我无从概括和想象。我在内心深处是将她奉为“异人”的。据挚友余之锷说，他今生看到的真正的“高人”即“异人”，类似“访高图”上的那种人，至今只看到一个，那就是在河湾遇到的何典了。靠转述所知有限，不过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吸引挚友的地方时而在脑海里闪现。我发现自己自小养成的强烈好奇心，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淡弱。我随时想在生活中看到某种奇迹，而最大的奇迹当然是人。我常常对身边一些有个性有异禀的人产生兴趣，哪怕这个人是有害的甚至是极坏的，也仍然抱有探究的热忱。我有时真的会想念一些有怪癖的坏人，也许想看看他们在阴险恶劣的同时，会表现出怎样超人的能力。
比如，我因为那次谈话，对老科长的关注更进了一步，真的增加了不少好奇心。此人职微言轻，却有着相当广泛的人脉，还是超级富翁的舅舅，能够出入一些特别场所。关键是他能变戏法，我就亲眼见他在宴会上吞下一把金属刀叉。所以我不怀疑洛珈说的那个特技：他会缩腰术，一瞬间将系得好好的裤子抖擞掉。流氓有术，害必大焉，这个其貌不扬的人十分诡诈，他盯着人看时，那只沉重的鹰钩鼻子显得特别可怕。是的，我虽然对这个人无比厌恶，可内心里也还存有不少的谜团。如果不是因为日常的烦琐和其他顾虑，我会和他好好聊聊。我并不是为了听一些秘闻和小道消息，而是其他。他作为一个机关混子和老城区的痞子，大半生经历也蛮稀罕的，算是一些偏僻的知识吧。这种兴味可能与我自小流浪的经历有关：深入底层和民间的人，对生活褶缝里的某些东西有着天生的好奇和敏感。
除了老科长，我身边的女上司也很特异，也许离“异人”只有一步之遥。她身上的局限性和世俗气如果淡弱一些，就能迈入“异人”的境界了。现在还不行。她貌似一个资深机关人士、一个富有社会经验的世家女子，实际上就像一枚汁水丰富的多籽石榴一样瑰丽饱满。她甜着呢。她可不像一般公务员那样恪守规矩，尽管于二十年前就收敛了过人的风骚，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高兴时展眉一笑，高高的胸脯大肆抖动，那种巨大的感染力、那种人性的格局，还是比常人阔大出许多。她以真正的见过世面之人的疏阔和轻松，深深地影响了我。我从她的言传身教中所获良多，这绝非一点点机关经验，而是其他多得多的东西。在她面前，我常常觉得自己十分单薄和幼稚。我对她有诸多看不惯的地方，但每每对她所展示的知识范畴、特异无测的生活视角，感到极大的钦敬与讶异。
为了不至于遗漏事情，我常常翻看手机上来来回回的信息。我发现有两个人和我来往最多，用语却至为简单：洛珈和女上司。她们只三五字，最多一小行，如电报，颇有古文之风。而另两个女性稍稍特别，即圆圆和那个女体工队员。后者因为见面的余波，常有些礼节性的问候。那次相见她的话语不多，有一种体育人士的直爽和干练，但后来就让人多少改变了这种印象：发来的图片和文字都很细腻。她会抒情，说到夜晚：“看着星星，想起老家河边上和外婆在一起，我在她怀里睡着了。”说到月亮：“总想一个人走出去，躲在杉树下一声不吭地看它在天上。”为什么是杉树？杉树挺拔高大啊，就像她的身材，这算过度诠释。可怕的是圆圆，这一年来不知发来多少文字，凌乱不堪却色彩浓烈，偶尔有醉后粗话，甚至接近《红楼梦》里的薛蟠体。不过通篇看仍然会有纯洁无瑕的感觉，尽管极力做出“有瑕”的样子。我与她的通信竟然是最多的。我发现了自己的空虚和寂寞：需要一个人絮叨，而这人是女的，有婆婆妈妈和打情骂俏的劲儿。心头的空白有待填补，这当然事出有因。我独自待在又小又乱的单身宿舍，后果终于显现了。我有不少业余时间可以打发，比如早些动手写出那部家族史。可能因为心情过于郑重，只是没完没了地想，至今没有写下一行字。
我正翻看信息，女上司声音低低地说了一句：“狸金的事注意了吗？”“没有啊，什么事？”她的食指在我头顶的双毛旋那儿使劲按了一下：“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我急忙搜索，啊，原来狸金出事了：发生了大爆炸，并由此引出乱糟糟的一摊。要从头搞明白需要几天的时间，因为关于它的文字和图片太多，翻也翻不完。这事刚发生不过一个星期，可见网上发酵之速，因为涉及的目标过于庞大。我们一般不议论狸金。
我放下其他，用了两个小时研究这个突发事件，最后被一个叫耿杨的人吸引了。他是一个车间保洁员，于爆炸发生第二天说了一句话：“和进来的人打了个照面。”这话是群聊时留下的，结果被一些人大肆引用。耿杨哪里知道那个时段和那个人多么重要，哄传开来马上成为焦点。“电解槽”“鼓风口”“液压装置”，这些我一概不懂，只觉得一场大爆炸演化并牵出其他，背后有许多连带的复杂脉络，令人震惊，眼花缭乱。“迫于压力，工作组进去了，不是一个，而是六个。”女上司说。“从现在透露的情况看死了几个人，但重点不在这里。”她的食指戳着桌子。在我看来莫过于死人的事更大了，我问：“重点在哪里？”“在后面、后续，所以只能等待了。”她的目光落在案头：“智能手机，缺少智能的人使用，就会出事。”
她说得很对。这可以找出无数佐证。她说：“太复杂了，他根本玩不了。不要说他，就是我也从不群发东西，只用来看看消息。我们家那口子更绝，他到现在还用老式翻盖手机。”我同意。不过实在没有办法，信息刺激就像罂粟一样，一旦中毒就很难戒掉。圆圆讲过的一个情形让我害怕：她一天到晚不让手机离开半米，夜夜放在枕边。我与她相差无几，这是要害所在。是的，那个耿杨如果手里没有那个物件，就不会陷入时下的绝境。群殴，诅咒，骂到祖宗十八代。他毫无还手之力。从零零星星的词句中就可以知道这人有多么笨拙，连话都说不利索。然而这样的粗倔之人偶尔说出什么，却有意想不到的杀伤力：“我后悔不该当值，原本打算早起赶集再去小孩他姥姥家。”这反而进一步凿实前言，接着迎来又一轮铺天盖地的诅咒。有这样的必要？宰鸡焉用牛刀？我觉得保洁员就像一只可怜的小鸡。当我指出这一点时，女上司马上板起脸：“可不是这样简单。有别的事。”“什么事？”“自己想去。”
需要想的事情太多。这个世界过于烦琐了，其实这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可以省略，从一个事件再到其他，往往都是因为节外生枝的胡思乱想给搞坏了。活得简明扼要多好，可是办不到。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最后总被自己制造的烦丝给缠死。洛珈就有些复杂，这是她努力适应这个世界的结果。她说我：“你是一根筋的人。”透着忧虑的赞扬，说得太好了。我在很长的时段里只能做一件事情，比如从认识洛珈到现在，就是竭尽全力地去爱。我预计这事将一直做下去，这件事做完了，一生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可是她太忙了，腾不出身，这是症结之所在。也还有其他干扰，比如分散在日常的心烦，比如“你正走在副局长的路上”这一类诱惑。好在我明白一生主业为何，其他一切随时可以放弃。
我的“一根筋”遗传于不幸的父亲。血缘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每次从头回想谜一样的父亲，都让我深深地惊叹。在家族史中，父亲一章比外祖父要繁复一些。我不断地猜测和寻觅一个清晰的形象，又不断地迷惘。在几位亲人中，他与我相处的时间最短，却在最大程度上左右了我的命运。我因为他而逃离，也因为他而担惊受怕受尽屈辱，最后却要为他感到深深的自豪。我做不成他那样的人，从世俗的意义上看也比他幸运，尽管未来还不得而知。他一生最大的幸福是遇到了母亲，而最大的不幸是遇到了另一个人。那个人道貌岸然，俘获了他的心。
父亲的家族前溯三代还是阔绰门第。每到祭扫的日子，父亲这一族就要翻山越岭去一个神圣的地方。大家族因为避乱分成三支，其中一支逃入南部山地。父亲出生在一个不算富裕的家庭，因为长辈不善经营，剩下的房屋土地已经不多。我从未见过爷爷，母亲说那是一个奇怪的人：常年游手好闲，每年出门做一次生意，然后就在家里消磨时光。父亲却说爷爷这个人“了不起”：“下一手好棋。‘连环马’用得好，从无敌手。”母亲苦笑：“人也不能靠下棋活着啊。”她说爷爷实在是一个怪人，在全家艰难糊口的日子里，他一天到晚忙着下棋。这个家主要靠奶奶打理。
父亲十几岁时遇到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贵人，那是他的本家叔叔，当时正在一座海滨城市做大营生。他在许多方面都像洛珈的外公，仪表堂堂，周旋于各个场合，具有很高的资望。他在一次回乡探亲中见到了父亲，觉得这个身体单薄然而双目黑亮的男孩，一生就要耽搁了。他提出将父亲带回那座城市，一边读书一边做些杂事。奶奶一百个高兴，爷爷却哼哼着：“你能教会他‘连环马’？”这样问，最后还是一扬手打发了儿子。
这一去即改变了父亲的一生。不然他就是一个会下棋的山民。他在本家叔叔的商号做事，业余跟一位先生读书。本家叔叔将其视为己出，将一些重要的事情交由他做。我常常想象父亲当年的模样，因为没有留下照片之类，我把他视为一个装束时新、内向而热情的青年。母亲说到父亲与她走到一起时的样子：“多数时间穿制服，只在必要的时刻才穿浅灰色长衫。永远是皮鞋，一头短发浓黑。他独身走夜路，穿过野地或土匪横行的路段都不害怕。他在漆黑的夜里捋一下头发，噼噼啪啪爆出蓝色的火花。”最后一句让我惊讶，但又不能不信。后来我在大学时写过一首小诗，上面有一句“少年的闪电”，就来自母亲对父亲的描述。
可能就因为父亲具备独行的胆量，叔叔把一件天大的事情交给了他。这事重大而又危险，一生只可以做一次。可悲的是他不出所料地完成了重托，却又不幸地缠在了这件事情上，竟然一生未能解脱，直至死亡。那是抗战即将走到最后的困难时期，无论是异族军队还是官军和其他势力，都到了拼死冲决的阶段。一支土匪武装两次归顺官军，复又倒向敌军，再后来又与第三方合作。这个土匪司令先后收编了其他两支武装，被任命为半岛保安司令，称“半岛王”。这个嗜血魔王被传为身怀异术的不死之人，几次单枪匹马冲出火阵而毫发无损。就是这样一个强悍的匪首，在一场大战前夕，抗敌战区迎接的一位重要人物不幸落入他的手中。被俘者对于几派政治势力的博弈都太重要了，生死存亡牵动许多人的心。自其被捕先后经过了宪兵队和保安队的关押，不久将押解南京。这期间战区动用各种力量营救全都失败，从中周旋的人不仅未能如愿，还被“半岛王”杀掉。
本家叔叔于最后阶段参与援救，动用了半生积累的重要人脉。本城及南京的几位有分量的人物都伸出援手，这使他看到了几分希望。他与父亲彻夜长谈，让这个同样沉默淡定的年轻人看过了所有文书，嘱其藏好几封信札。“那是一个胸无点墨的狡猾之徒，喜怒无常，机灵善变，所以并非无懈可击。此行关系重大，务必抱定决心，如韩愈只身叛营，舌战群顽。”他特意谈到古代文武兼备的韩愈出使藩镇得胜而归的故事，用以激励父亲。
大战在即，“半岛王”总部设在莱山之南的一座危城，从东部城市去那里要突破三道封锁线。父亲星夜出发，一路历尽艰险，于第四天凌晨抵达城防要隘，在守兵押解下进入敌营。等待营救的那个重要人物被称作“仁公”，这是父亲记了一辈子的名字。出于特别的禁忌，那个人从来没有告诉真实的姓名。这是后话。父亲初入敌营，“半岛王”并没有给他“舌战群顽”的机会，而是没收了所有信札，将其关入黑暗潮湿的铁屋中。一连三天审问，父亲一直保持重要信使的庄严之貌，沉着应对，最后不忘提醒一句：面见“半岛王”和“仁公”。直至第五天，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终于现身。父亲事后对母亲说起那一刻的诧异：走进来的人干瘦，中等个子，额上有触目的青筋，两眼眯着，好像永远在笑。他说话声音很低，有些沙哑，一边说一边摘下帽子搔痒，剃了光头。父亲对要说的话不知揣摩过多少次，暗自预设过各种场景，唯独没有想到要面对这样一个孱弱不堪的家伙。他试着怎样说出“点穴”之言：危乱激变之局，狡兔何止三窟，时下良机唾手可得，何乐而不为？父亲相信类似言辞前番必定说过，重蹈覆辙未必奏效。他反向溯源，说此人几经危难皆能化险为夷，何也？究其实不过是人人得知背景，宁可放虎为患也不愿铸成大憾，说白了不过是故意送到贵司令口中，既除大患，又未结怨。这家伙把帽子戴上，哼一声：“你说的？”父亲说是自己叔父，“那个人与您虽未谋面，但早已惺惺相惜”。“半岛王”笑了。父亲这才看到他长了一对尖利的犬牙。这是唯一的一次惧怕。
“半岛王”与父亲简谈三次，时间很短，话语不多。最后是决定的时刻，“半岛王”眯着眼说：“我会放掉这人，不过你和他都跑不出防区，不会活着走开。”父亲不知道他的意思，听下去。“放走你们，我也不会活过半年。”父亲不动声色，问：“你的办法？”“那个嘛，我的卫兵会押送你们出城，在十里外开火。你俩或被乱枪打死，或逃过一劫。”父亲问：“你料定会是哪种结局？”“半岛王”又笑出了犬牙：“凭你这个机灵的小子，会被打死？”父亲谢过，他又说：“不过出城之前先要委屈你一下，你们要关在一起，至少三天。”父亲与之讨价还价，最后成交：关押两天。
父亲救人心切，恨不得立刻与那个人见面并一起出城。他被押到一个看守严密的囚房，铁门打开，扑面而来的是一股腥臊气。黑屋里铺了麦草，那上面蜷坐了一个稍胖的人。此人即大名鼎鼎的“仁公”。两人就此结识。两天两夜，交谈不可谓不多。这是父亲终生难忘的两个昼夜。他后来无数次说起见面的印象：四方大脸有些虚胖，很白，一对眉毛黑而短；很奇怪的口音，很乐观的性格；肩膀塌着，手很小。父亲说除了对方的一双小手让自己不适，其他方面都没有失望。“那对小手被我紧紧地箍在手心里。可我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样的一对小手，后来拨动了乾坤。”父亲没有夸张，后来，十几年后，如果父亲的眼神没有错的话，这位“仁公”确是极重要的一位人物。
他们促膝而谈。“仁公”见过的世面比谁都大，早在年轻时就出过国。他对父亲谈了许多，中外古今，天下大势，主要是特别的“义理”，父亲说他一生中的所有疑难都被这个人扫除了。他看到了真正的希望。他觉得人生太难太苦，他熟悉的这个半岛血流成河，人人伤绝惧怕。这位“仁公”谈吐质朴自然，有理有力一针见血，诚恳切近，绝无疏阔之风，给人以无畏从容之感。“这是我一生所见最用心用情的好人，长大见识。”父亲在年迈体衰遍体鳞伤时这样回忆。他从心里感激本家叔叔交与的至艰至险的任务，从未后悔。两天时间过得太快，有人在铁门外大喊“送你们上路”。天刚蒙蒙亮，他们被解开锁链，在一个小队的押送下穿过长廊，走入高墙围起的院落。在跨出院子的一刻，父亲停住，回身看这座铅灰色的建筑。在一扇小小的窗户上，他看到一个瘦长的光头闪了一下。
他们走在前边，一小队全副武装的士兵走在后面。出了营地继续往前，过了几道门卡，跨过铁轨，就是稀稀落落的房屋。前边是旷野，影影绰绰可以看到纵横的壕沟，看到堆起的沙袋之类。后边有人喊叫：“走快些走快些，再不就来不及了。”父亲和“仁公”加快脚步，突然听到有人拉着长音叫道：“准备！”父亲回头一看，只见这队士兵端起了枪。他毫不犹豫地将“仁公”按伏在地。与此同时枪声响了。硝烟散去，他们抬起头，士兵已不见踪影。他们爬起来就跑，不顾一切地跳蹿，钻入空荡荡的壕沟。
他们跑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才敢停步。在一个山坡村边，他们找到了一个玉米秸垛子，就钻了进去。太阳还没出来，他们重新上路。又跑了半天，实在太饿，小心地走进一个小村，发现几乎是空的，问了问才知道所有青壮都被抓走，只剩下老弱病残。这里已是防区边缘，往东北方向走二十余里就是各种杂牌军的地盘，那里紧挨抗敌武装。他们讨来一些地瓜面窝窝，又讨了一个装满水的大葫芦，匆匆赶路。他们不止一次躲过零散的土匪，穿过最后一段里程，总算抵达目的地。“仁公”在这里有无比的权威，他们受到了盛隆的接待。多年之后父亲回忆那一天还念念不忘，说自己亲眼见到了“仁公”何等受人爱戴，“在那些人眼里，这个人就是神灵啊。我是搭救他的人，所以那些人把我看成天下第一功臣。他们有发报机，‘仁公’得救的消息很快报给了更远的总部。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他们杀了一头猪来款待我们，还用当地老乡自酿的酒把我们灌醉。这一餐终生难忘”。
父亲在那个地方待了两天，不得不离开。本家叔叔不知道他的死活，更不知营救成功与否。“仁公”恋恋不舍地陪他走了一程，后面十几米远是一个护兵。“仁公”问他是否愿意和自己一起做点什么？这正是父亲的心愿，他紧握对方的那双又小又软的手：“我怎么找你？”“仁公”告诉父亲，两个月之后他将出现在东北的一座大城市里，“我会在那里等你”。父亲毫不怀疑这个约定，说：“那时我会把一切准备好、把叔叔那边的事情打理完。”“仁公”说：“一言为定。”他们紧紧握手。
父亲很幸福，回到城里马上把这幸福分给了叔叔。这位体面的绅士说：“孩子，这是你办下的一件大事。好好安下心来，不会再让你冒险了。”可父亲的心已不在商号和银庄上面了，一直想着那个约定。他暗暗做着告别的准备，想在一切料理得差不多、离开的前几天再告诉叔叔。但要瞒住这些太难了，叔叔问父亲到底想干什么？父亲流出了泪水，说自己永远不会忘记叔叔的再造之恩，但男人要走更远的路，总有一天会离开长辈。父亲说得泪水纵横，最后一抹眼睛，等待叔叔的裁决。叔叔看了他一会儿，说：“明白。不过孩子，这条路太远太难了，比你去见‘半岛王’还要凶险。你要想好。”“我想了太久，我全想好了。”叔叔不再作声，最后问他启程的日子，他说了。叔叔说：“我在关外和直隶一带都有生意要打理，你顺路把这些事务一起办理吧。忙不过来就另做打算，我再想办法。”
父亲全都答应下来。直到很久之后，他才明白叔叔的良苦用心：为其留下一条退路。因为叔叔深知这个倔强刚直的男儿一旦上路，是很难回头的。父亲带了叔叔送与的盘缠出门。这是一生悲凄的开篇。多么冷的冬天啊，关外的枯冷让他这个半岛人没有想到。幸亏叔叔为他备下了一件狐皮坎肩。他对母亲说：“我那时才得知关外的冬天多么冷！如果没有这件狐皮衣服，我踏上那边就得被活活冻死。”他一直挂记那位“仁公”，心想这么冷受得了吗？他甚至想买一件棉衣，见面时把这身火热的狐皮送给“仁公”。这样想着，找啊找啊，抵达了约定的地点。一栋三层楼，也是常见的浅灰色。他一踏入就觉得不对，因为里面的人怪模怪样，从穿戴到说话。那种古怪的鸟语让他诧异之极。后来他还看到了黄头发高鼻梁的异邦人。他一边嘀咕着“老毛子”三个字，一边小心地问着“仁公”。所有人都看他，摇头说：没听说有这样的“公”。他坐在大门台阶上，看着洋车、各色人等穿来走去。他初步的印象是，这座关外大城除了枯冷，还有怪异。
父亲一连三天去那个地方，结果相同。他失望而又不甘，好在叔叔这里有商号买卖，他就耐心住下来。一个月之内去那个地方多次，无不空手而归。他后来琢磨：“仁公”肯定是特殊之地才用的别名，真实的名字一定是个秘密；但他认为某些范围内应该是知道的，而且对方绝不会让自己扑空。他在后来的一天深夜惊醒，猛地坐了起来，好像看到了一个湿淋淋的背影。这背影出现在梦中，洇出了红色。他捶了一下自己的太阳穴：“‘仁公’牺牲了！”这个想法固执地缠住了他。是的，只有牺牲一个原因，才会让一位有约有信的人从人间蒸发。
他开始稍稍安心地在关外为叔叔做事。但他仍然忘不掉“仁公”，渴望出现神奇。他几乎很少回到叔叔的那座城市。这次出关成为他人生的分界线，他开始适应长途奔波和严寒了。也就在这段时间他来到与叔叔事务有些关联的半岛港城，结识了从新学回家的母亲。母亲在外祖父的诊所大院里，动物们纯稚的眼神安慰着她。一天下午，有人搀进一个瘦削的男子，他就是害着眼疾的父亲。因为焦虑的跋涉，他一到港城就病倒了，而外祖父是有名的眼科医生。这似乎是上苍最完美的一次安排。父亲眼疾很重，不得不住在大院诊所边厢，双眼蒙着厚厚的棉纱，由人引导走路。外祖母和母亲为他熬药，还要牵着他的手。七天之后，眼上的棉纱摘掉了。
他第一眼就看到了站在面前的母亲，就此知道一双温热柔软的手、轻轻的呵护者，原来是这样一位女子。他不愿离开这座小院、这里的医生，还有那些动物。他从来没有对一个地方产生过这种留恋，迟迟不愿上路。可他还要离去。行前他去街头买来一大束鲜花，放在了母亲的窗前。他离开，刚过十几天再次返回。这次不是眼睛，而是心，一颗心再也不能沉稳地跳动了。外祖父为他把脉，下药，由母女俩煎药，喂他喝下。这一次他有机会和外祖父谈许多话，从半岛的局势说起，说到关外。外祖父惊喜的不仅是小伙子清晰的谈吐，还有自己年轻时过往的一些城市对方也都去过。父亲小心地隐去“仁公”两个字，却说出了叔叔的名字，外祖父兴奋地拍腿：“我见过，那是个谦谦君子。”
这一年春天，白玉兰在大院里开得很盛。父亲和母亲举行了婚礼。外祖父和外祖母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成家，住在港城东边的隆华街上。小女儿的婚姻是他们牵挂的大事，所以这个春天是混乱不堪的岁月里的至大安慰。就在这一年深秋，外祖父遭到了伏击。这令父亲一生愧疚和悲痛：当时他正在奉天，没能与母亲和外祖母一起追赶那匹红马。就从这个秋天开始，半岛战事到了最后阶段。港城一带为兵家必争之地，不同的势力轮番角力，城区不断易手。说不清番号的武装分别占据码头和海关一带，郊区和更远的边缘又分属其他队伍。白天和夜晚归附不同的强人，恶性事件找不到确切的施暴者。外祖父的诊所大院遭到洗掠，那些令当地人着迷的动物前后失散。这座为人称道和自豪的宅邸成为危险的地方，主人利用一切机会搬出尽可能多的物品，寻找喘息和立足之处。外祖母携他们暂时搬到隆华街，住到了大女儿家。三个人挤进一幢平房小院，除了随身携带的大小包裹，还有那匹红马。
母亲后来说，你父亲在最艰难的时日，并没有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待在家人身边，“他本来会那样的，可是刚在姨母家住了七天，就急火火地出关了。他不知从哪儿看到一张报纸，上面有一张照片，立刻喊了一声‘仁公’！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母亲的眼睛盯着天空，仿佛往事正在那儿飘逝。“你父亲说这是他，原来他还活着。他过去一直认为那人牺牲了。他的脸涨红了，在院里急急走动，说再也不能停了，他马上要走，还说自己很快就会回来。就这样，他离开了。”母亲眼里没有泪水，她已经习惯了漫长的煎熬和等待。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它妥妥地为每个人安排下一生关节。
父亲匆匆而去，原说七八天归来，可拖了一个多月才转路回到港城。这其中原因颇多，除了曲折无比地寻找那个影子，辗转中一次又一次失望，再就是急转直下的战局了。直隶地区已经变天，港城也是同样。官军大败，那些服装齐整武器簇新的队伍开始溃退。所有大船都被征用，从奉天到港城的航路早已封闭，这是父亲未能按时回返的缘由。港上的中大型船只都用来运兵，它们开到东边那座城市会合待命，然后去更远的地方。外祖母和母亲栖身的姨母一家离城区稍远，可这里也混乱到极点，一度就要断炊。好在外祖父的一个姓郑的朋友为她们送来一些杂粮，这才让一家人勉强活下来。
又是一个春天。港城的运兵船全部开走，新的武装占领了城市。残留的官军逃兵以及散匪正被肃清，城区及四周乡村常有枪声响起。零散的枪声渐停，稀稀落落的花儿就开了。母亲还记得那天下午：她正在郊区沟畔剜菜，抬头看到一株荠菜和飘飘的蝴蝶，马上想到了生死未卜的父亲。她携着半篮野菜往家走，心里有些高兴，因为晚餐可以做一锅咸菜糊糊了。还没进门就听到了红马兴奋的嚏声，加快步子推开门，一眼看到了站在院里的男人：破衣烂衫的父亲。
喜极而泣的一家。母亲说饥困的父亲一口气喝了三大碗野菜糊糊。“他的眼凹了。顾不上细说这一路，只是吃东西，大口喘气。直到第二天他才讲出寻人不遇，逃窜，断航，讲坎坎坷坷。你父亲这一辈子就两个词可以概括：寻人，被困。他一直在跑路，跑过一站就被困住，然后再去下一站。”母亲说得没错，父亲一生就是如此。他已经奔跑了太久，从关外到关内，从直隶到港城，跑完了长路，就该被困住了。大约在父亲返回的第三天，几个穿制服的人带着士兵开始街区登记：所有居民都要上花名册。他们是港城军管会的。这些人在小院里逗留了一会儿，对那匹大红马特别感兴趣。
平静的日子是极短的。一些吓人的消息从街区传来：隐下的残匪和其他坏人被搜捕，他们有的企图逃走，被当场击毙。大量图谋不轨者、犯有前科者、身负恶名者，都被缉拿归案。郑叔叔有一天神色慌张来到小院，绷着脸：“街上正追查给官家当值的人，也就是‘区长’。”“找到了？”“没。军管会从留下的名册上找不到人。可‘区长’一定有的。”母亲问：“找到会怎样？”郑叔一抹脖子：“这样。”全家都不怀疑。“他们不该滥杀啊。”父亲说。郑叔叔摇头：“杀。”第二天一早，一个面色发青的人来了，身后是带枪的士兵。他们一进来就把小院的门关了，问父亲：“你为什么要逃走？”父亲不解，说要处理紧急业务，然后说出了叔叔的名字。穿制服的人在本子上记了，抬头说：“这个人知道。这个人半月前在大沙河刚被镇压。”父亲的脸唰一下白了：“镇压？”“就是枪毙。”
父亲被他们押走了。他一路上来不及问自己的事情，只不停地叫着叔叔。这怎么可能，这肯定是谣传。但是到了一个大院里他才明白，一切都是真的。他坐在桌旁，有人翻着纸夹，从中抽出一张照片，往桌上一拍。天哪，是叔叔。他伏在了桌上。所有的辩护都没用。他不断地嚷叫，诉说叔叔怎样营救“仁公”。他们不听，只问他出任“区长”一事。父亲站起：“区长？什么区长？”“伪隆华区区长。你因为惧怕才逃窜的，现在归案了。”父亲一下跌坐在凳子上，像问自己：“伪区长？他在哪儿？”审讯者拍拍他的肩头：“就是你，阁下。”
接下去的几天都在审讯。父亲彻底明白了：这是一场天大的误会。他认为没有比这件事再容易说清楚的了，因为他以前压根就没听说这个词儿。他内心深处极为震动和难过的，是本家叔叔的冤死。天哪，他欲哭无泪，只有伤绝。他甚至因为悲痛和怀念，无心为自己辩护。这样拖了几天，审问者冷冷地告诉他：一些敌伪人物和其他隐匿的敌人，都先后镇压了，你属于哪一批还说不准。父亲这才梦醒一般明白过来：自己正面临杀身之祸。他终于想到了为自己辩污是刻不容缓的大事。一经振作，头脑变得如同当年深入敌营时的清晰和强健。他从头说怎样找到“半岛王”，怎样突破三道防线；怎样周旋和营救；怎样抵达抗战区；怎样与“仁公”约定关外。说完了，静静等候。审讯者脸色肃穆，在屋里踱步。这时父亲突然浑身颤抖起来，说：“我的棉衣！我缝在棉衣里！”“什么东西？”“证据！”
父亲说的是那张指引他急急离去的报纸，那上面有一张半侧的照片，就是“仁公”。审问者立刻派人去小院，取来了那件棉衣，果真从里面拆出一张发黄的报纸。父亲伸出食指按住那个有些模糊的照片：“就是他，是他。找到他，你们什么都会明白的。”审讯者抬头看了他很久：“你没有搞错吧？再好好看看。”他将报纸对在眼上看啊看啊，点头：“十有八九就是。方脸，很白，两只眉毛又黑又短。口音怪，不南不北。”审讯者把报纸收起：“你等着吧，我们很快会搞清楚的。”
父亲满怀希望地等待。半月之后，审讯者再次将他叫到那间小屋，严厉地说：“你说的人是我们的首长！你认错了，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还有，我们从半岛战区查证，从来没有什么‘仁公’！你最好不要骗我们，这帮不了你！”父亲急了，双眼圆睁：“‘仁公’这个人也是假的？绝不可能！当年为了营救，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他不会无影无踪！”审讯者一直盯着父亲：“说下去！全说完！还有什么理由？”父亲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泪水洇出：
“最后的、最吓人的理由，就是‘仁公’真的牺牲了。”
父亲记得那是最长的一次申辩。除此而外没有更多申诉的机会。事情就此耽搁下来，既没有认定他是“伪区长”，也没有说他清白无辜，更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是一个功臣。但半年拖下来，他仍然没被关到监狱中，也没有接受严惩的迹象。罪大恶极的各色人等一批批受到审判。父亲继续关押。他从忧愤中努力解脱，告诉自己：“仁公”既是实实在在的人，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他在耐心等待中变得鬓发斑白。
一年后的一个深冬，父亲被叫去谈话。谈话者没有重复太多，只是说隆华街的案子查无实据，但也找不到相反的证据，这是最大的问题。父亲提出一个郑重的请求：请给我一些时间，我会千方百计找到证人。对方不予采纳，说：“查找一个人是有关部门的事，而不是嫌疑人自己的事。等待吧。”“可我实在等不得了。妻子和岳母为我操碎了心，我必须见她们一面了！”谈话者总算笑了笑：“你的案子告一段落，今天说的就是这个。你基本上自由了，不，你还要接受传唤。总之这对你是好事。”父亲没有听得明白，但“好事”两个字是清清楚楚的，于是就感谢起来。那人看看手表说：“你要随大队人马开赴水利工地，那是一个重大工程。开拔前你有三天假期，准备一下行李。回来一次不容易。”
父亲喜忧参半，发疯一样跑回小院。家里所有人都惊呆了，哭了。只有父亲一个人没哭。“终于放回了，你啊！”母亲说。父亲告诉：放回了，不过只能待三天，然后就随大队人马进山，去一个水利工地。全家沉默了。父亲走到那匹大红马跟前，把脸贴在它的额上。他发现大红马瘦了，问外祖母：“它怎么了？”“它想主人，一到黄昏就向西南扬着头，那是出事的地方。”在团聚的三天里，父亲不止一次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一个人总要做些事情，那个大型水利工程肯定是重要的。他不惧劳累，唯一让人惋惜的是没有时间去找“仁公”了。母亲问：“真有这个人？”父亲暴怒，青筋鼓起，后来才平息下来，摸着母亲的脸说：“再不要这样讲。如果连你都怀疑他的存在，那就真的没有指望了。”母亲答应他，不过最后还是说了一句：“‘仁公’不仁！你拼死拼活找他，差点丢了性命，他倒藏在暗处不吭一声。”父亲再次正色：“如果他已经牺牲了呢？”
父亲上路了。临别叮嘱母亲一件事：自己离开山地就很少回去，那里除了父母就是一个弟弟了，希望母亲能去看看他们。
我相信父亲走向那片死亡之谷的时候满怀欣悦。他什么都不知道。在集合的港城东郊小广场上，他发现队伍中都是神色沉郁的人。他不想多问，只想早些抵达山地。各种车辆塞满了物资，汽车和马车，还有小推车。队伍跟在车辆后面，一会儿罩在暴土中，一会儿又被后面的车辆超越。就这样走了一天，天黑就在原地宿营。这里实行军事化管理：吃饭睡觉都要吹号，做饭的炊事员就像以前在战区见过的那样，扎着围裙，在路边支上大锅，一会儿烧得烟气腾腾。睡醒了就走，走黑了就睡，饿了就埋锅造饭。这样行走四天才进入山地。父亲目测了一下，发现山势一再加高，队伍还要登坡向前。工地在大山深处。
一片片帐篷和简陋的窝棚就是宿营地。这个水利工程大到无边无际。不知有多少“小队”编成“大队”，究竟有多少“大队”也难以知晓。这里管束严格，从工地返回驻地，甚至连吃饭都要排队，由一个光头队长指挥。父亲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凿山，用钎子铁锤，两人一组。有专门的技术员指导他们放炸药，炸开碎石再运到远处。领头的给大家训话，告诉他们这是江北数一数二的大工程，要将大小水库用石洞明渠连接一体，还要修建更大的水库。这个工程一旦完成，大山里外的梯田和平原都将得到灌溉。父亲听得兴奋，觉得参加这样的工程是一辈子的大事。他想到了那个苦寻不见的人：那个人知道了也会高兴的。只有劳苦一天后躺在窝棚里，他才会想母亲和外祖母、山里的亲人。他不敢想本家叔叔，不信自己的恩人说没就没了。
工地上危机四伏。进山不到半年，父亲所在的大队就死了七个人。他们死于塌方、哑炮、激流和疾病。后来父亲知道，还有人是自尽的。父亲越来越强烈地思念家人，向队里提出探家的事，表示只需七天：用两天时间跑完三天的单程，日夜追赶，就能在家里待上三天。领导不允。他又央求：五天吧。领导再次拒绝，说每年只有一个假期，可选春节或中秋。
除了随时遭遇死伤之危，再就是糟糕的伙食。多么繁重的体力劳动，开饭时每人一个掺了粗糠的地瓜窝窝、一碗菜汤。人饿得直不起腰，半夜蜷着呻吟。所有人都瘦得皮包骨头，脸色发青。有人实在熬不住，去水库边捉小蟹小虾，结果跌落溺亡。还有人在山野吃一些不知名的果子中毒，险些丧命。一个小队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勉强能够出工，父亲就在其中。领头的让他们勒紧腰带干活：“这是国家最缺粮的时候，能吃上一口就不错了！”父亲听了立刻挂念起母亲她们，山外消息已经断绝。
终于盼来了中秋节。父亲一直瞄着这一天，好像就为了看到最大最圆的月亮，他才没有死去。他一想到与家人相聚就嗵嗵心跳。为了缩短路上的时间，他凌晨启程，然后就急急追赶。他用一根宽布带将腰扎紧，把鞋子绑牢，快一阵慢一阵地奔走，准备用两天时间赶完这条长路。往北大致是下坡，好像有一只大手在后面推拥，稍稍停脚就会一个跟头栽到地上。他背上有一块干粮，实在忍不住才啃上一口。走了一天，半下午时分觉得两腿发飘，试着伸出一只脚触到结实的地面，再抬起另一只脚。可是一阵黑雾从头顶罩下，他慌起来，突然明白：自己遇到了“黑煞”。半岛人都知道，一个赶路的人遇到它必死无疑。父亲倒在了路上。
关于这次历险，他生前讲得不多。母亲说你父亲命不该绝：一位过路的好心人搭救了他。“那是一个串乡药匠，他从布袋里摸出一个药瓶，又把人扶到路边一座空棚子里，喂下药和水。你父亲的干粮只剩下一口，那人就留下了一把救命的东西。”我一直记住了，它是那个年代海边才有的奇特之物：一束焦干的带鱼尾巴。平时这细细的鱼尾是要扔掉的，但饥馑之年都舍不得。它们晒干后系成一束，赶路人带在身上。父亲一路嚼着细丝似的带鱼尾巴，踉踉跄跄扑进港城。
他在天黑前摸到了隆华街的小院，这里已经半空。原来外祖母她们等不来人就搬走了，去了几十里外的海边丛林。父亲看一眼天上的月亮，反身跑出了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