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珈让我规划出十天左右的时间，说将有一次重要的旅行。细节不便多问，这在我们之间已成习惯。我为马上到来的节日而激越，绝不想错失这个机会。然而在我们这样的机关抽身十天有些难。我说出了休班的意思，女上司狐疑地看着。我吞吞吐吐说自己病了，想请几天假。“那要有病假条的。算了，你休息吧，回头补上。”她没再说什么，最后一瞥包含了一丝怜惜。这个女人真的不错。
原来洛珈要和我一起去一趟东部小城，那是她的老家。我对那里所知甚少，更不知道那儿有她的母亲和弟弟。母亲已经退休，如今和弟弟在一起。父亲早逝，弟弟与她同母异父。在多半天的行程后，我看到了一个留小胡子的、玩世不恭的大小伙子，手持一把宝剑站在一位慈祥的妇人身边。我第一眼就发现洛珈遗传了母亲，主要是那双眼睛。妇人清瘦的面庞，头发白了多半；一双闪烁着异族人神色的双眸，光洁的稍鼓一点的额头。我心头发热，真想叫一声“母亲”。那个男孩挑衅地看着姐姐，一点都不亲热。他对我好奇，很快与我热络起来，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姐姐想跟他叮嘱几句什么，他不耐烦，回头对我说：“我们一直不和。”“为什么？”他不答，却压低声音说：“你找她做老婆，这辈子赔大了。”说完做个鬼脸，抽拉一下宝剑。
可能要处理一些烦琐的事情，洛珈除了和母亲单独待在一起，还多次离开。这个家还算宽敞，但我们没有宿在这里，因为她坚持要住外边。她早就订好了两个单间，却不在同一个宾馆，二者竟然相差两公里，这让我有些吃惊。我们每天相约一起回到老人那里去，再一起离开。开始几天洛珈话不多，话题也没有固定于小城和家事。我觉得她走神的双眼美极了，有一种深邃的美，还有些忧郁。我想她遇到了不太顺心的事。我感激她在这种时刻把男人带在身边，自己就像一位资深秘书，又像家里的一个主心骨。她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宣示自己是已婚之人，向家人引荐一个从外表看不算寒酸的丈夫，还是着手处理一些家中难题？可能主要是后者。
她和母亲低声细语商量什么，我和那个半大男孩在一边玩。有一天他对我诡秘地眨眨眼，小声问想不想去一个地方玩？我问远吗？他摇头。他在母亲身边哼唧几声，就将那支宝剑往背上一甩，领我往门外走去了。我觉得洛珈的目光沉沉地落在后面，但没有阻止。下楼后我们一直往前，拐出陈旧的院门，又走进一个散乱的菜市场。肉摊，各种时新菜蔬，还有炒板栗。“你想吃什么就告诉我。”他说着，并未停步。来到一个青砖门洞时，他指了指上方的拱形，让我注意这个不起眼的小门已经年代久远。他兴奋起来，耸了耸肩唱道：“那时节怒恼将军，跨下了战马，身背宝剑，出了东门。”我听出是一段京剧。有趣的大男孩。
我们又乘了一段公交车，来到一片树木蓊郁的地方。绿色掩映着一道高墙，近了，看到墙内大大小小的楼房。有连体别墅，有独幢的，是很结实的旧时建筑。看门人是士兵，显然对他很熟，看一眼就放行了。我问这是哪里？他甩头：“我们家。咱回家去。”我忍住了惊讶。院内有一幢很大的红砖别墅，两层，外加地下室和阁楼。他快走几步开门，站在黑乎乎的廊上招呼着，打开灿亮的灯。我被引进一个大厅。一股皮革味儿。好像有人刚刚离去，碎花地毯上有微凹的脚印。墙上有两幅颜色浓暗的油画。头上是很大的枝形灯，四周的皮沙发很大也很旧。厚厚的窗帘拉开，第一眼看到的是雕花茶几上的一大束干花。
“这是我们原来的家。现在也属于我们。我爸去世第二年我们搬出来，回妈妈原来的小房子了。一楼和原来一样，二楼就是我的了。”他尽管忍住兴奋，还是让我看到了一双骄傲的眼睛。他不愿多说，径直往二楼走去。脚下的楼梯踏上去有声音，红漆脱了一半。老式护墙板很厚。让人瞩目的是二楼的走廊，多长啊，廊毯很厚。圆顶，壁灯，一股肃穆气。他站在长廊中间，随手拉开一道门：“请吧，哥们儿。”他好像一下沮丧起来。我觉得他好像故意做出这样的表情。
果然，他的第一次炫耀就镇住了我。这是一间六七十平方米的大厅，中间是一个大沙盘，上面插满了小旗和其他标志。墙上是一道拉合的深绿色布帘，哗一下拉开，一面作战地图。我正在疑惑，他就开口了：“全是我装备起来的。怎么样？”我点头。他两腿弹了一下，快步走出大厅，引我看另一些房间。鼻孔里全是铁锈味儿。我不喜欢这种味道。光线不够好，好像主人故意要营造某种气氛。我看到了各种逼真的武器模型，还有老式枪械、废弃的地雷手榴弹、染了棕色的粗麻布子弹袋和军帽。我吸了一口凉气。这起码算一座小型军事博物馆。
从一间间陈列室出来，有些压抑。停留时间较长的是那个刀具室：各式各样，从小小的匕首到日本军刀，应有尽有。那些古剑大概是出土文物了。我的鼻子有些塞，使劲吸着。我问这些都是真品？他显然被激怒了，鼻翼颤动：“假的一件别想混进来。”我发出轻轻一声“好”，他马上高兴了。我有点口渴，他领我去一间小屋，这才是他休息的地方：一张小行军床，一个小书架，架上放的全是中外军事书籍。他从床下拖出一捆饮料。我想喝白水，他说只喝饮料。他看着我喝，笑眯眯的。接下来该透露一点什么了，关于这些，洛珈什么都没有讲过。
这座小城曾是很重要的一个驻地，大院里住过一些大人物，他们闷声不响地在深深的庭院里生活，其中就有他的父亲。“他打的仗不少，腿上，这儿，”他指了指大腿内侧，“有伤。”他说父亲看起来十分严厉，其实在家里完全不是那样：“他很爱扯淡，把猫搂得哇哇叫。还私下造酒哩。他逼妈妈一块儿喝酒，结果差点进医院。”他拍着腿，很享受这种回忆。我知道，那人并不是洛珈的亲生父亲。他大概知道我在想什么，很快说：“我爸对我姐更好。她从小臭美，他就打扮她。结果出事了，城里有个男孩看上了她，死缠，我姐都没法上学了。我爸在十字路口遇到了那小子，拍拍腰上的枪。这是真的。”我笑了，我认为这种纠缠是自然而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姐姐有多美。正这样想，他就说了：“那是一个冷美人。”
我笑出声来。这句话由他说出来太有意思了。我不知道这种鉴定出自他自己，还是听来的。我十分赞同。也就是这种冷，才让火热的脸庞显出了强大的力量。冷是内心，是性格，而她的面容始终火热动人。如果有谁见了这张脸庞就想接近，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热情的外表里面有多么冰冷。我读过一本幽默的小说，那上面对这样的女人有过一句妙比：冷蜜不粘。可是我们最初的接触却并非如此，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看来真的是缘分天定。我的幸运难描难画，我的将来不可预测。我如履薄冰，也就是她内心里的“冰”，这使我倍感幸福。趁着年轻，好好享受这幸福吧。
我推算了一下，他的父亲与母亲结婚时至少五十多。他的母亲当年也不过三十多一点，不，快四十了。我仿佛看到一个美丽的妇人手牵一个女孩，走在这座城市街道上，吸引了一道道异样的目光。母女俩美名远扬，是全城最诱人的风景。一个女教师，一个清苦简朴的知识女子，像下午的阳光一样明亮温煦。那个位高权重的男人多么幸运，他丧偶不久，本来应该再坚持一段，可是小城街道上的那束光太亮了。他无法按捺自己，使用了许多办法。他这样的人办法很多。最终，她牵着自己的女儿走进了这座幽深的大宅。
“我说过她是冷美人嘛！我爸对她多好，可她一点都不领情！她对我妈也一般，很少来看她，也很少打电话。我爸给了她一切，她走到今天多亏我爸。”他觉得自己说多了，瞥我一眼，咬住了牙关。他好像下决心不再说了。我被深深地吸引。强烈的好奇心由于长期压制而近乎泯灭，这会儿却再次泛起。不要询问他人，这属于一种美德。这个观念的形成与洛珈有关。那是比外在的独立性更强也更重要的一种日常恪守。她认为有些人的最大恶习就是不停地打听他人，却从不深究自己的内心。她是对的。但对于夫妇之间，这种好奇心也是多余、是陋习吗？我克制着自己，看着内弟留起的小胡子，开始喜欢他了。这小伙子两腿长长的，相貌堂堂，两只眼角上挑，属于“吊睛”，使整个人看上去有些滑稽。他没有多少母亲的特征，可能主要遗传了父亲。我好像听人说过，那些更强大的人遗传基因也强，显而易见，他的军人父亲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从现实到心理特征都是如此。从他的简述中可以窥见，那个地位显赫的人生活松弛而任性，逗猫，酿酒，强迫家人饮酒。其中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我的妻子与这位军人继父情感疏离。
在我沉默时，他不安地看了看。我还是沉默。他问：“你们能待几天？”我心里一动，说：“一共十天，怎么？”他扳着手指：“没什么。如果待得久，我会领你去一些有趣的地方。来不及就下次吧。”说完站起。我以为他要离开，却并未移步，看着窗外的合欢树小声咕哝：“我妈不会答应的。”我脱口问了一句：“为什么？”他的双眼愤愤地转向我：“我们不会跟她走的。我们哪里也不去。妈妈有我，她也不会卖掉城里的房子。”我低低头，不愿迎接生硬逼人的目光。至少这会儿，他天真地以为我与姐姐是一伙的。他错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回到家里时，洛珈与母亲的谈话已经结束，两人的神色好像刚刚安定下来。她们不像争吵过，但肯定有过激烈的交谈。母亲微笑着对我说：“棋棋很不懂事。他太贪玩了。”“棋棋”是男孩的名字。我坐到老人身边。一种慈祥的过来人才有的温情暖意从她身上散发出来。我很享受这种感觉。她那双粗糙而瘦削的手动了动，像是要抚摸我一下。我握住了她的手。她把另一只手也搭过来，说：“今天一起吃饭吧，我们早些开始。”她的话刚落洛珈就说：“不了，我们已经在外面订餐，明天吧。”母亲面色有些僵，但很快就表示了谅解。
我们返回宾馆。她没有问弟弟与我去了哪里，好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她的住处到了，没有邀我一起进去。我只能回自己的地方，正要转身，她说：“我们一起用餐嘛，先待一会儿。那是全城最好的餐厅了。”她上楼，我跟在后面。我刚刚有些疲倦，这会儿好一些。我在她身后小声咕哝一句：“可惜没带一束花。”她回头一笑，欣赏我的幽默。其实我真的这样想过，这已经是一种习惯。进门后我被轻轻拥住。“尽管没有花。”她的面颊烫烫的。我在她耳旁悄声说着什么，语速很快。我这会儿提出了一些建议，只见她轻轻摇头。我要求今夜就宿在这儿，她指指那张单人床，我指指地板。她笑，摇头。
这是小城唯一一家西餐厅。每人一份牛排，配套的色拉和浓汤。很大的水晶杯，很小的一点红酒。我们都不善饮。碰杯的声音真好。若有若无的音乐声，洁白的餐巾。我喜欢这样的环境。这里安静，适合内心热烈的、成熟的人。最好男女一起，就像我们这样。我想因为这里作为驻地等原因，消费标准不低，像这样的场所在那座大城市也不多见。洛珈好像经历了这一天，整个人松弛下来。她饮尽杯子里的酒，又要了一瓶苏打水。“对不起，提前没有和你商量。我想接母亲和弟弟到家里一起住。她年纪大了。”“是啊，”我有不可遏制的兴奋，“我们住在一起多好啊。”她摇头：“不，我不会把他们接到那个四居室，那是我们两人的家。我要另选一个住处，离我宿舍近一点最好，比如在同一个院，照顾他们也方便。”
我有些失望。我倒希望这母子俩的到来能彻底改变眼下的局面。我想听到最终的结果。她叹息：“母亲很倔，不肯离开。她说不愿给我们添负担。我提议把她的小房子卖掉，再加一点钱另买一套，我那个宿舍院里就有。她拒绝了。”“如果保留这里的小房子呢？”“那不行，她会更多地守在这儿，和儿子一起。”她很失望。我从她的神色中，从她停顿的间隙里，感到了少有的沉重和难过。她爱母亲，一直牵挂，却从不对我提起。
我们今夜在一条有大树的路上长时间散步。天空星星很密。我想问一下她童年的经历，这里当年是怎样的，还没等开口她就说：“我们脚下过去还是郊区，我出生的地方离这儿还远。我出生在山上，信不信？我出生在一座破庙里。”我装出毫不吃惊的样子，说“是吗”。她不再开口，两手抄在裤兜里。破庙，它能孕育出不折不扣的绝色，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奇迹。我在重重树影下想象那个荒凉之所，有些讶异。“这是真的，以后再说吧。是今天勾起了我的回忆。亦衔，请原谅我。”她站住了。她又开始了书面语，说到我的名字，庄敬而冰冷。
我与之道别，往自己的住处走去。小城公交车稀疏，天已不早。我步行五站路，正好用来想一些事情。那面神秘的幕布今天裂开了一道缝隙，首先是快言快语的内弟扯开的。小伙子已经把我当成“哥们儿”，这样的关系可以无所不谈，可惜见面的机会以后也不会太多。显而易见，洛珈向家人隐瞒了我们的婚姻方式，这在预料之内。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世事本来就烦琐到可怕的地步，也就不必乱上加乱了。但这毕竟是对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她还会隐瞒多久？如果他们搬到同一座城市，她又将如何？
这一夜我失眠了。后来好不容易睡着，又梦见了一座阴森森的宫殿，里面坐了一个人，是沉沉的背影。还有孤零零的山巅庙宇，活动着几个衣衫褴褛的和尚。起床后满脸倦容，洗把脸下楼吃早餐，本来就简陋的餐厅里食物已所剩无几。回到房间想躺一会儿，电话响了。她说昨天分手匆促，忘记告诉我今天就要返程，现在咱们去家里告别吧。我立刻振作起来，放下电话开始整理东西。一辆深蓝色的轿车已经停在楼下，她对司机，一位长络腮胡子的小伙子介绍我：“这是我的老同学。”
一对老同学登上一栋陈旧的楼房，四楼。年迈的人住在这儿的确有些高了。老母亲已提前知道我们今天就要离开，长时间扯着女儿的手，又拉住我。我的眼睛有些潮湿，小声叫着：“妈妈。”她说：“孩子多来家里，你们就多跑些路吧。”棋棋在一旁抱着双臂，仿佛是一个事不关己的看客。过了一小会儿，他凑到跟前，原来要塞给我一件礼物：丝织面的小宝盒，里面装了一枚黑乎乎的奖章。我谢过了。就在我端详礼物的时候，洛珈拥抱了母亲。我看见花白和漆黑的头发紧紧贴在一起。我低下了头。
小城之行结束了。我和洛珈回到各自的住处，默默消化这突兀而复杂的行程。就像做梦一样，突然多出了两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亲人，还有几个稍远一点的、淡化在背景中的人物，比如那个身居高位的军人，那个不被提起却显著存在的亲生父亲。这些人的故事只有在未来的一天讲述。她守口如瓶的日子也许很长，也许很短。至于我自己，似乎有更多的故事等待倾吐，而且早已不可按捺。我不能永远对心爱者隐去自己的家世、自己的昨天，因为正是这一切合成了我的血肉。你既爱一个血肉之躯，就该拥有全部，不是吗？你为什么要以各种方式拒绝？这种相互尊重隐私的习惯似乎已经演变成某种特别的规则。我多次试图从已有的例证中找出几个相似者，比如提到著名的存在主义创始人，法国的萨特和波伏娃这一对活宝，她立刻反驳说：“不，他们强调的是独立和自由，而我们还不仅是、不只是这样。”我们还有其他更重大的一些考虑，比如突破人性中的“其兴也勃焉”。我们要保持某种不可思议的生命的神奇。“兴也勃焉”，确实如此。可怕的令人恐惧的激颤，《诗经》中的《硕人》写到的美人脖颈，被天才的古人形容为天牛幼虫般的白嫩，曾让我泪水潸潸。我们都是文学学士，都会背诵古代名篇，我的唇齿当年轻轻地、触电般地碰到了那只天牛的蠕动。洁白的异性不仅照彻黑夜，还有白昼。她是黎明、黄昏以及午夜，所有时段的光源。“兴也勃焉”，我们将为此多出一些破费，比如每次约会都要备下的鲜花。
从小城回来的第三天，我正走在上班的路上，一辆奔驰嚓一下停在身边。车窗落下，一个人伸出手，原来是余之锷。他让我上车，说正好同路。我第一次坐这么高级的车子。这是他新买的，可见真的发达了。我问起苏步慧，他说都好，还特别加一句：“她想你了，总是念叨。”下车后我开始想念她，后悔刚才没有让他捎个口信。真的想她了，一阵一阵。我想坐在他们家的小桌旁，吃她做的口味很重的烧茄子。进了办公室，第一眼就看到女上司笑盈盈的，她的情绪很好。她夸我的气色，说看看头发多么黑亮，年轻人肾气就是旺啊。“运动健将，打球了吗？”我注意到她涂得过重的口红，想到了“血盆大口”四个字。我说没有，很久没有了。她拍拍打打，又看我的头顶：“两个旋儿。这种人最倔。”她的这句玩笑和抱怨让我想起了其他，有点沮丧。
这天上午呆坐了一会儿，想着小城之行，又想起了童年和少年。我因为过早地离开双亲而变得沉默寡言，还因为一头乌黑的毛发和漆亮的大眼、一副特异的神气而招人注目。我在流浪之路上，在一些长时间滞留的地方，有许多艰难困苦甚至是不堪回首的经历。那种日子直到考入大学才算勉强结束。我渐渐更主动地爱和被爱，也不再像一只兔子那样窜逃和奔波。我在凄苦的人生之路上备受冷落，一度是最孤单的人。我对所有的爱护都心怀感激，并用加倍的爱去回报他们。单说异性，我如果见了突如其来的爱，特别是异性的爱，就会慌张不已，脸红到脖子，难以自持。我并不爱她们，一般不爱，可是我会因为感激而难以自持。她们当中的一些泼辣者，急于想看看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更让我害怕。
我至今记得一位小学老师。那时我正流落到一个小山村的作坊里打工，每天从学校走过，就从窗户往里看。女教师对我做个威吓的手势，我跑开了。大约过了三四天，作坊里的人说：学校叫你去一趟，有事啊。我那时谁的话都听。星期天校内没有其他人。女教师指指墙上停摆的钟说：“坏了，给我修好。”这命令的口气让我难以服从，因为从没干过这活儿。我说了理由，她马上撇嘴，说这么小的胆子，还大男人哩。我受不了这样的鼓励，不就是一个钟表嘛。她把螺丝刀之类递给我，我把钟表小心地抱到桌上。拆开罩子，复杂的内脏一下裸露出来。天哪，这是生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密挤的大小齿轮，还有颤颤的发条，令人眼花。我这儿动动那儿戳戳，拧几下发条，大小齿轮立刻转动起来，报时的小锤子当当敲起。“你看你看，还说不行！”她鼓掌，拧了一下我的耳朵。
作为酬谢，她给我一枚紫色的桃子。又甜又香。她坐在一旁看我吃桃子，说早就发现作坊里来了一个新小伙儿，“一看就是老实人，光知道吭哧吭哧干活儿。是吧？”我咂着光光的桃核。她说自己的亲叔叔管好几个小村，“你信不信？”“我信。”她眉开眼笑：“我这儿有书，好几本呢。”她笑的时候嘴巴歪了，我想到一只小狗獾的脸。我站起来看书。我期待的目光扬起，她就用高高的胸部挡住我，左右晃动，像做游戏。我听到有谁在窗外喊，就应一声跑出去，一口气跑回了作坊。
刚过去两天，又有人粗声粗气地对我说：“学校的钟表又坏了！”没有办法，这种事儿不敢耽搁。还是那只钟表，它提前放在了桌上。我像上次那样拆解，摆弄了一会儿，好好欣赏了一下它的精密齿轮，不再那么紧张了。我在心里惊叹，认为一个人只要见过钟表的内脏，再复杂的东西也不会害怕了。我拧发条，拨针，再拧，所有齿轮咔咔嚓嚓转动起来。无数裸露的小轮子一齐转着，那把小小的榔头好像在敲我的心弦。我激动得搓手，又搓裤子。女教师跳起来抱住了我，松软的胸部让我汗水横流。她滚烫的呼吸喷在我的脸上，睫毛都要烧焦了。我像个溺水者一样挣扎，只几下就挣脱了。回到作坊时人都离去了，我独自坐在石凳上喘息。我担心女教师会哭。我不愿让她哭。
一个星期之后学校的钟表“又坏了”。我无动于衷。几天之后，我离开作坊去了远处，一直到更深的山地，到东边岛城。几年之后我走进了大学校园，又来到今天的城市，遇到了第一个女上司，一个微胖的善良的人。我第一眼见到她时多高兴啊，有一种久违的感激：这么好的人来领导我。我有一种本能的敏感，知道她身上的温良和慈爱是天生的，会让身边每一个人受益。对一个初踏工作岗位的人来说，宽松的环境太重要了。我的判断没有错，她真是一个大好人，从不求全责备，特别对我这样一个“单身汉”，在生活上常常给予很多关照。记得她从家里带来一小盒红烧排骨，那是一只四方铝盒，还有保温棉套。“这是我们家阿姨做的，南方人，甜一些。”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同类佳肴，甜，还有一层薄薄的淀粉包裹。我真想留两块给洛珈。
女上司侍弄的花卉越来越多，身材也更胖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她的往事听了不少，有些并不让人愉快。人言可畏。谈到她年轻的时候，一个口无遮拦的老科长说：“那可是个大美人儿，个子又高，穿白皮鞋，在舞厅里最扎眼。不过没人敢惹，都知道她是首长的人。不久他们真的结婚了。两人年纪差了不少。”老科长资历不浅，难以进步，毛病就出在嘴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首长娶了她不到半年就害上寒咳，咳啊咳啊，老要喝水。找了多少医生都治不好，后来幸亏民间偏方。”他低头咬牙：“那是獾油蜂蜜丸。知道为什么呀？”他的食指戳着桌面：“獾这种动物是在墓穴里打洞的，阴气重；首长被阴所伤，就需要补阴，所以得救。”可我总觉得这道理是反着的。多么深奥的医学知识，多么凶险的人生。就在听到那个故事不久，我见到了首长。那一次是顺便路过，女上司领我去了那间办公室。一个大套间，有卫生间，老旧而洁净的地毯，案上有一盆茂盛的君子兰。首长握了握我的手，让我坐：“哦哦，啊啊，随便些。”他和蔼极了，稀疏的头发向后梳去，整个人一尘不染。
女上司带我出差到外地，有时间谈工作谈生活，偶尔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令人感慨。她也遇到一些坎坷、一些不愿善罢甘休的人。说到往事，只是一过性地冲动或兴起，说过也就说过了。她劝我还是早些结婚：长期独身既不利己也不利人。我百思不解的是后者：怎么就不利人了？她不再解释，转而议论机关人事，这让我知道了哪些人是伪君子，哪些人是怕老婆的人；有人一贯正确，却是淫棍；有人没一句正经话，却十分老实；有人将不久于人世，有人有严重的狐臭。“适合独身的人是有的，但不是你。”她最后这样结论。
我电话告诉洛珈：遇到余之锷了，他更发达了，开上了奔驰。那边“嗯嗯”着：“前几天见到我们老同学德雷令了，他也开了奔驰，还有一辆宾利。这人公司做得很大。”我第一次听到这家伙的消息，一下想起了那张大脸、大眼和浓重的胡茬。这人粗鲁生猛，在校时就气势夺人，让人害怕。毕业后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他是同学会的召集人，跟我有联系。他找我是金融方面的事，实在高估了我。”“是啊，你哪懂什么金融。”“那倒不是，他是想让我找找人。”洛珈笑着，“总缠着我。”我听着，想象那个开着名车大摇大摆的家伙，很不舒服。也许他求援只是借口，接近她才是目的。人有一点钱就想三想四，开始打一些坏主意了。她未必察觉。我约她尽早见一面，认为经历了东部的那场颠簸，她需要好好安抚。一个年迈的母亲和一个顽皮的弟弟让她放心不下，她其实很不容易。
我们常去不远的一家餐馆。这里十分安静。一个角落的小包间是我们喜欢的。我把一枝康乃馨插在杯子里。她去洗手间了，很长时间才回来。她盯着花，垂下眼睛，好像有什么心事。我想起了那个手持宝剑的小伙子：他赠我的礼物还在身上呢，我要将它放回我们家里。这是一枚发绿的铜质奖章。她接过去看看，嘴角有了笑意。“他是家里的一个麻烦。没有办法，妈妈把他宠坏了。”她端起苏打水，“童年的影响是致命的，他热衷于打打杀杀，战争，武器，凡是著名的战役都很熟悉。也许是遗传，他太像那个人了。”她在说继父。我喜欢那个双腿颀长的小伙子，这会儿又想起那幢摆满了旧物的大房子，问得有些突兀：“你在那儿住的时间长吗？”她摇摇头。
晚餐有一道奶油蒲菜汤，是用香蒲嫩叶做成的。她由此谈起一段往事，说因为在这里第一次吃到它，回到东部小城，有一天在溪旁看到一丛蒲苇，就动手采了许多嫩叶，想给母亲露一手。“谁知那里长的不是香蒲，失败了。”她笑着，起身从包里取了什么，在脸上蹭几下，“我们回家吧，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这个夜晚，一种稍稍陌生的静穆笼罩了所有的空间。我该把那枝花带回家里。这儿只有干花，她舍不得扔掉。我们许久没在一起了，那次小城之行一直分住不同的宾馆。还记得她的母亲慈爱地看着我们俩，目光里全是老一辈的祝福和期待。我们早就该从头打算一番了。可是我从她的神色中猜出不容争执的意思：那不成，那可不成。我今夜胸窝那儿灼热而又焦躁，从门厅里一直跟着她，先是走进卧室，然后又回到外间。她把我按在一张沙发上。“我们该好好说说话了，因为你都看到了，我想请你出出主意。”
这是一次特别的交谈。我一开始并不知道她要说什么。或许我真的“都看到了”，或者什么都没有看到。一个人如果正对着强烈的光线，可能根本就看不清什么。事实上我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站在炫目的强光对面。她的眼睛就是强光之源，其次是整个人。我不得不一再说到这双不可正视的眸子：深邃而迷离，令所有接近者精神恍惚。我一度觉得这神色和气质有些熟悉：曾在哪里见过？想不起来。有一天深夜我醒后再也睡不着，站在凉台上，在习习凉风中一阵战栗。我突然想起来了，想起以前见过的一幅油画，叫《看管得很好的奶牛》，是的，上面的女子就长了这样的一双眼睛。我那会儿咝咝吸气。那属于不同的族群，而我着迷的女子在东方，是在半岛地区土生土长的，这更要命。今夜她说起了遥远的事情，那是不得已的一次回述，因为不从那里说起，一切都无从谈起。
她说了很长时间，才让我想起那个小城之夜：她曾经提到自己的出生地，山巅的一座破庙。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还要从很早以前的那场战乱说起。那时还没有我们这一代人。一位绅士从东部海滨城市回山地探亲。他很少来到故土，因为这里已经没有近亲。可能因为上了年纪，他越来越想念儿时生活的地方。战事还没有平息，不同的武装在山地和平原展开拉锯战，一些城市和村庄白天属于正规军，夜晚就落入一些小股队伍手中。绅士就像被一只险恶的手牵引着，竟然在这样的险境中离开城里的居所，带着妻子和一对儿女回故乡来了。也许一切都是命数，是上苍的决定。他当时有六十多岁，身体健壮，面色红润，穿了山里人没有见过的白色洋装。妻子美丽端庄，以前只跟丈夫来过老家一次。两人极受山村尊敬和感激，这里的人都受过他们的恩赐。山里人叫绅士一家大善人。再看这一对儿女，简直是传说中的天使。女儿不足十岁，儿子已经是大小伙子了。他们像父母一样谈吐文雅，体面洁净，长得太漂亮太可爱了。
他们在村里有族宅，有不多的一点田产，都由远亲照看。这次本来只准备待两天，可是好客的山里人总是挽留。灾难在告别的前一天突然降临：一支流匪来到村子，他们进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家四口关进了村边碾屋。村里有人站出来保护绅士，匪兵就把那人的手砍掉了。绅士与头领谈判，对方提出：族宅全部没收，其他资产也要折合成银两交出。绅士完全同意，他一直想放弃这些族产，此行也是一次最后道别。队伍的头目见事情办得顺利，贪欲更大，让绅士交出随身所有钱物，连同那辆豪华的四轮马车。绅士为难，因为这辆车是从一位朋友那借的。头领根本不听分辩，当即命令车夫载上自己和几个护兵在村路上狂颠。他们玩到半夜，猜拳行令，直到喝得大醉。车上的呕吐物弄脏了花毯，车夫心疼不已，开口劝说却遭到一顿痛殴。他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在凌晨三点趁几个醉鬼酣睡，就把他们掀下了车子。厮打中他杀死一个护兵，然后驱车狂奔。
天黑时分那辆车子被押回村子。车夫被五花大绑，拴在碾屋旁的一根柱子上，绅士一家四口也被捆起来。全村的人都赶到这里，火把照得四周一片通明。匪兵头领坐在太师椅上，装模作样吸着水烟，手中的两只核桃磨得嚓嚓响，往桌上重重地拍打：“来也！”几个赤膊的人蹿过来，都是本村和附近的流氓地痞。他们手握藤条和皮带，不停地抽打浑身是伤的车夫，阵阵哭号咒骂惨不忍闻。绅士怒喝那些人，对头领说天大的事情自己一人承担，只求释放这个无辜的车夫。头领说：“不急，今夜就成全你们。”他做个手势，几个匪兵把车夫从柱子上解开，提拉到最高处，然后猛地松手。人跌得七窍流血，很快气绝。匪兵用枪刺吓唬涌动的人群，绅士一家喊叫，头领就让人把他们的嘴巴堵上。兵痞指着一家人骂出所有脏话。满场鸦雀无声，吓蒙了。有人跪下给绅士求情。头领挥手，赤膊的人和匪兵噼噼啪啪打起绅士。哭叫声淹没一切。
这就是那个血腥之夜。凌晨三点，有人向头领报告，说正有一支大队伍闻讯赶来。头领命令撤退，走前杀死了绅士夫妇。“留下这一对孩儿吧，求求长官了。”村里人跪着呼号。头领红了眼，盯着捆绑的兄妹俩。赤膊的人凑到头领跟前说：“那女娃留着吧；那男娃日后会报仇啊！”头领咬牙点头。匪兵把女孩拉走，把血迹斑斑的小伙子交给地痞。
黎明时分大队伍终于赶到。小山村一片狼藉，碾屋旁全是血迹。散兵流匪已经逃进了山里，那个唯一活下来的女孩也被拉走，头领有话：不许碰她。他们往山岭深处窜去，那里有大小洞穴，藏了粮食和弹药。两年后这些散匪才放弃洞穴。几年中那个女孩随着辗转，终于在一个大雨之夜逃出匪兵之手。她身上的污痕被雨水冲得干干净净，一口气跑出几十里，跑进一片矮山，变成一只皮毛干净的山兔。她跳跃奔窜，喝山溪吃青草，直到最后被一个猎人发现。
女孩住到了村子里。她穿上了村里人给的衣服，那是抿裆裤大襟衣，用一根布条束腰。所有队伍都撤走了，新来的是穿制服的一些男男女女，村里人叫他们“制服”。有一个相貌英俊的青年是所有人的头儿，人们叫他“区长”，不知是多大的官儿。“区长”很严肃，男女都听他的。他把村里人一一编成小组，上年纪的去田里做活，年轻一些的除了干活还要进“识字班”，如果是女的就缝补衣服鞋袜。“制服”其实也识不了太多的字，他们喜欢识字。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发现那个猎人救回的女孩识很多字。“区长”惊喜地找到她，交谈后大为震惊，因为他知道了女孩不仅识很多字，还会说几句洋文、认得乐谱。“这才是真正的宝物啊！”“区长”激动起来，让她当教员，然后又送到区里。女孩就这样从山村消失了。所有村里人回忆起她都啧啧称赞，说那个孩子啊，多么俊，多么聪明，可惜了的，被公家人给掳走了。
女孩进城了。她由“区长”介绍，也穿上了制服，扎了一对毛刷辫，走在街上，四周静悄悄。她走到哪里，哪里都静悄悄。“区长”和她交谈工作，有时也沉默一会儿，屋里静悄悄。这样过了半年多，准确点说是八个月之后的一个秋天，来了一位面色苍黑的中年人，他要找这个有名的女孩谈话。半天过去，天都黑了，女孩却不再放还，关在了窗户上有铁条的小房子里。“区长”大惊，问怎么回事？黑脸人说：“问题严重了。”“区长”气愤无比，说他了解这个女孩，那个山村更了解她。黑脸人说：“你当然了解，你了解得太多了。说说看。”“区长”就从那个血腥之夜说起。黑脸人说：“那支匪兵后来有人归顺了。被杀的一家是城里要员，不能叫‘绅士’。”“可是，”“区长”一只手按紧桌子上的一个皮夹，说，“‘土匪’烧杀抢掠十多年，桩桩件件都记下了，归顺的只是其中几个；另外，绅士曾得到首长表扬，这是事实。那位首长你也知道的。”黑脸把桌上的皮夹从对方手下抽走，这是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是吗？哪个首长？”“区长”说出了首长大名，又加一句：“四川人，口音很重。”黑脸哼一声：“再重也空口无凭。我们要以文书为准。”
“区长”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从这一天开始，他就为女孩写一份长长的申诉书。他为此再次返回了那个山村，将那个夜晚及绅士全家的情形一一写出。他特别清楚的是那支土匪在半岛上的种种恶行：打家劫舍、欺辱百姓、奸淫掳掠。这份申诉太长了，总之一句话：必须释放清白无辜的女子，她身负沉冤，她身遭不幸，她有功且有大用。申诉书发出后石沉大海；再写，仍悄无声息。刚过三十的“区长”白了双鬓，可总不甘心。不知是申诉的作用还是其他，女子终于结束了长长的隔离，从囚禁中走出。可是她从此不再被信任和重用，被勒令脱下制服，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区长”十分痛心，只好让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辅助工作。
几年过去，女子奇怪的名声传遍了全城。她的美色和难以说清的家世纠缠一起。“区长”的职级已经不低，他工作尽管忙到无以复加，还是坚持为女子申诉，为长长的文字添加更多的材料：半岛都市的陈年往事，那个四川口音的首长关于绅士的具体评价、地点以及口吻，特别是用以佐证的一些内容。申诉不止，其他也未停止，这期间发生了最可怕的事情：女子被禁止参与一切公家活动，并打发到一个营地去干粗活。“区长”愤怒了，上下奔走为之呼告，结果被降职：从重要的岗位上退下来，成为一名科长。这时候他已经三十多岁，马上就要进入中年。他对那个女子委婉地表达了婚姻的愿望，这让对方大为惊恐。她不信有人敢娶自己。其实她早就爱上了这个男子。她同意后，“区长”即向上级报告。一位严厉的领导告诉他：“你一旦与这位女子结合，将是一生前途的终结。”他说：“早就终结了。”“那就不仅是终结，而是背叛。”领导沉沉扔下一句。“区长”咬了咬牙关：“我没有背叛。但是我要结婚。”
他们走到了一起。事后那位领导将这次婚姻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四处宣讲，沉痛地说：“美人计，美色，害了我们多少同志。”是的，他们婚后无比幸福也无比悲凉，“区长”很快被逐出城区，到郊区当了一名中学老师。然而这世上最幸福的结合抵消了最大的悲伤，他像维护一只小雏一样，无微不至地守护她。他除了全力爱她、呵护她，再就是尽职尽责地教育那些孩子，他们都是山地和平原的劳苦子弟。除了这些，他一直没有放弃且干得愈加起劲的，就是继续写那份申诉材料。这些文字不断延长、丰实，已达一百多万字。他写啊写啊，深夜备课之余都在充实它们。他把能够想到的所有理由都写上了，无数细节都填充进去。他所要证明的只有一点：绅士一家是无辜的、有功的、善良的，而被那支土匪队伍残害的一家人、任何人，不仅无罪而且应该得到保护。这份新的申诉书在一个情节上做了有力的辩护，那就是关于绅士参加的一场宴会。事情的前后是这样：当时的最高政府首脑去岛城视察，中间有一场接待城内各界人士的晚宴，绅士是应邀者之一。这些都在报端详载，所以并不难查，于是就成为绅士的恶证之一。申诉书将当年所有参加晚宴的名单一一开列对比，指出这除了说明绅士在岛城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之外，丝毫说明不了其他。
申诉仍在进行，但依旧无声无息。这位在城郊，乃至更大范围内声名远扬的中年教师，还有他至美的妻子，都像一部半岛传奇。一位地位不低的官员巡视当地文化工作，特意接见了教师，并请他带上妻子。官员在与夫妇二人的会面中，两眼一直像回避强光一样躲闪教师身旁的女子，不敢直视，期期艾艾，频频端起杯子喝水，说：“这真是、这尤其是、这特别是，一言以蔽之。”教师听不明白，请他具体指示。官员摸着滚烫的额头：“我恐怕是中暑了。”这已经是秋凉天气，怎么会？一会儿工作人员和几个秘书赶来，把官员扶出门去。官员一条腿迈入轿车，对走近的教师说：“你有任何事情，都不妨提出。”就是受这句话的影响，第二天教师把一份申诉书封好，转交给官员。
照例没有回音。半年之后风声紧起来。中年教师被停课，多次受到隔离讯问，总是围绕那些不断寄出的申诉书：“你可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审查者隔着桌子，将头探过来，眼镜上方射出冷冷的目光。教师说：“这是辩护的性质。”“为谁辩护？”“为我妻子和她一家。”“啪！”对方拍响了桌子，“祸到临头还不清醒！”几次审讯后，他被押到离城郊更远的一个农场，每天随一队人出工，工余时间要做书面反省。他在这些日子里想起更多的事情，细细地记下来。这仍然是申诉的内容，是它的延伸。这段隔离时间大约两个月，他却在沉重的劳动之余完成了十多万字的申诉材料。“多么可怕，多么顽固，多么狂妄！”审查者看了这些文字愤愤然，力主开除公职交由地方管制。公布了处理决定，又问起那个女人的情况，回答是：和这个男人一样，她这一段也不停地为丈夫写申诉材料，奔走不停。“我倒要看看她长了怎样的三头六臂！”审查者让人将她送来，亲自过堂。就这样，一位穿了反复缝补过的陈旧而洁净的衣装，神气娴静的女子坐在了办公室，看了对面的长官一眼，目光转向一旁。窗外有一只猫咪。
长官翻弄一沓案卷，眼睛不时地瞥一眼女子。“问题严重了。”他说，像在自语。汗水顺着额头和印堂流下。“问题非常、非常严重。”他坐了半个多小时，像驱赶一只动物那样挥挥手：“走吧，等候处理，走吧。”女子站起，两手按在胸前问：“我？”“你。”女子迷惑不解地离开了。长官踱到窗前，那只猫咪还蹲在那儿。他认真地看着它胸前的花纹，丰厚的隆起，说了一句：“这分明是一只老虎啊！”
从秋天到冬天，雨天雪天，城郊的人都能看到教师和他的妻子在扫街或搬运垃圾。常有背枪的人呵斥他们。两人一直默默无声。人们说：这一对儿就像吞了哑药。夜间，男人还要在灯下写字，写那份永远不可能完成的申诉书。妻子哀求他：“停下吧，这事到头了。”男人摇摇头：“不，这事还没有完。”“什么时候才能完？”“我们不在人世的那一天。”冬天好不容易过去，杨柳飞絮的日子，街道的头儿突然找到男人说：“人手不够，你到学校代课吧。”男子眼睛一亮，疑惑地盯着那个人。头儿骂骂咧咧：“妈的，上级发飙了，盯上了那些打溜溜的孩子，要拿我是问。他们都在山上，我有什么办法？”事情总算弄明白了，原来城郊东南部新开了一座小煤矿，山上矿工的孩子没法上学，他们一共二十多个。男子马上答应下来，说这就去那儿的小学报到。头儿笑了：“哪有什么学校，你去山上转转，自己想办法吧，也许能对付下来。”
男子带着干粮背着挎包去了几十里外的山上。原来那是一座小到不能再小的煤窑，开窑的都是郊区农民。一些破烂的小窝棚就是他们的家，孩子漫山乱跑。他在窝棚间穿梭半天，找不到可以办学的地方。孩子们喊着：“去庙里了！”他跟上他们跑了一会儿，在山顶发现了一处塌掉的破庙，原有的围墙坍毁了，几间庙宇没有顶盖，只有半截屋壁和部分窗户。他站在断椽瓦砾间，心中生起一个念头：这里修整一下不是一座小学吗？他抬头仔细察看，这才发现有多么难：毁得太厉害了，即便添上屋盖垒上断墙，也是一项很大的工程。
他下山了。下山的路上他狠狠下了一个决心：掏出仅有的一点积蓄，再让那些心焦的矿工搭一把手，一定要把破庙修起来。他兴奋极了，回家跟妻子说了，两人眼里闪着泪花。不管如何，如果能给孩子们上课，那就不要犹豫，那就是往天堂里走啊。他们一天都没有耽搁，一起上山找矿工，一家一家说明计划，最后谈妥：一起修复那个破庙，加屋顶垒墙壁，除了需要砍一点山上的树木，这里有用不完的石头。课桌也用石头垒，其余的零碎他们负责掏钱买。说干就干，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几间破庙就有了顶盖和窗户，围起小院，安了门窗，屋内有了两排石头课桌和凳子，墙上有了黑板。院门那儿有个长长的木牌，上面是男子亲手写下的大美术字：山顶小学。
幸福的日子开始了。歌声和琅琅书声在山顶回荡，童稚之声美极了。矿工们穿着破袄从小学门前走过，笑眯眯地看。那个男教师从这间屋到那间屋，女的成为帮手，也是教师。矿工们望着她的背影说：“咱不敢看。这不是天仙是什么？”他们认为由天仙教出的孩子，远不是山下那些学校能比的。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矿工们常常从家里拿来一些薯面窝窝送给这对夫妇。一个没有成家的老光棍也拿了窝窝去学校，嚷着要亲手交给教师俩，遭到了矿工头儿的呵斥：“你把吃物撂在门口就中，你的狗眼能沾？”光棍汉硬是不听，直到女教师出来接下窝窝，这才“哎哎呀呀”退去。结果一如头儿所言，这个光棍自从见过女教师就病了，茶饭不思。
教师夫妇住在破庙一角，有人去看过，说那窝棚窄小而洁净，一床一桌一架，架上真的有好几本书。入夜后他们要备课和读书，一个读给另一个听。许多时间里男人都要在灯下奋笔疾书，仍旧写那份永远不可能完结的申诉书。妻子不再阻拦，因为她明白这件事真的要陪伴丈夫一生。山顶破庙的几年可能是他们二人最值得珍惜的时光。这些年里他们拥有一所小学、一些矿工朋友、二十多个破衣烂衫的娃娃。一年后他们自己也有了一个娃娃，当然，她是一个女孩，一个注定要惊世骇俗的女孩。如果这种山顶生活再持续几年就好了，可惜人世间一切不可多得的幸福都是短暂的。这是上苍奇妙而浑蛋的设计。
在小女孩出生后的第三年春天，她的父亲就被人叫下山去。母亲独自支撑学校，总以为丈夫不久就会回来。她等了十几天，终于不再等待，背着孩子下山了。丈夫关在一座带铁网的房子里，围墙很高。她每天候在门外，希望有一天能看到那个身影。不知过了多少天，有个人出来问了她的姓名，说进来一下吧。她背着孩子，孩子从背上挣下来，因为孩子一眼看到了一个佝偻的身影。天哪，爸爸变成了这样，头发白了三分之二，脸凹下去，整个人像麻秆一样，抬起的手在颤抖。她扑过去，用尽力气撑住他随时倾倒的身体。孩子什么都不知道，看着这个大口喘息的男人。妈妈说：“你爸爸。”孩子叫着：“我爸爸。”
一家三口想尽快返回山顶，可男人走不动了。他们不得不在山下找个地方歇息一会儿，等有了力气再上山。后来她觉得拖下去不是办法，就让女孩留下陪伴爸爸，她上山喊那些矿工下来帮忙。她固执地认为只要返回山顶的窝棚，一切就会好起来。几个矿工随她下山，还没等走近就听到了哭声：女孩伏在爸爸身上，爸爸没了呼吸。矿工问怎么办，她眼里没有泪，说了一句：“上山。”
她的丈夫埋在了山上，在小学旁边，那儿有一棵小小的黑松。她每天照例打开小学院门，给一群孩子上课，让自己的女儿坐在石头桌旁。从那一天起，她没有笑过。山上岁月本来会延续下去，可出乎预料的是山下来了几个人，他们在院内看了看，又在外面转了几圈，然后与她谈话。一个脸庞很大的人对她说：“你是有功的人。不过这所小学要正式收编，会有两个人，不，三个人来接替你。”她怯怯地问：“我怎么办？”“你有功，所以不能薄了你，你去山下做教工吧，那里条件更好。”她哀求：“让我在这里做教工吧。我的丈夫也在这里。”听的人愣住了，后来才明白这是指不远处的那个坟头。大脸庞说这个不行，“你三天内就得下山，收拾一下吧”。
她下山了。矿工们帮她们母女搬运东西：一个书架、一小捆书、一些杂物。她住在了城郊的一所小学旁边，这里有一间黑苍苍的小平房，工作是烧水和打扫卫生。女儿该上学了，她可以进这所小学。这是母亲最欣慰的事情。